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9期——“两岸”

文/梁成锦[香港]

1979年1月1日有两个历史镜头：一，中美建交；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两件标志性的大事，也就是当代意义的海峡两岸经贸往来的开端。迄今所有记录几乎都是从1987年11月写起，笔者认为补上前面八年的那一段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央政府对台经贸政策的背景和分量。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蒋介石集团被驱逐，世界上各大国陆续与台湾断交。1979年元旦华盛顿与北京同时宣布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明确表示尊重中国主权完整不容侵犯；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废除共同防御条约；撤除美国驻台湾的军队。其时，中国已经和绝大多数国家缔结邦交，全部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的一个中国。至此，我们已完成了所有国际社会惯常的法理程序，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然而，中国政府非常明白美国与中国修好只不过是冷战思维下的一种手段，属于阶段性的选

择，美国政府从其终极战略目的出发必然会威逼利诱台湾“去中国化”，与大陆渐行渐远，形成“实质独立”的局面。事实上这三十年间从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年代的领导人更换到政策走向，处处透出美国政府的图谋。中央政府必须对政治上风雨飘摇的台湾地区承担起责任，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应该由我们主导，对台湾当局和人民的工作还得我们自己做！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因此，在公布和美国建交的同一天，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明确倡议通过商谈结束台湾海峡军事对峙状态，实现通航、通邮、通商，开展经济文化交流。沿用新中国成立后行之有效的交往方式，采用贸易先行的步骤。1979年，对外贸易部正式成立对台贸易局。

对台贸易在非常严格的管理下，由各个部委各个行业配合有条不紊地展开。政策决定了贸易的性质和形态，一切都以台湾人民的福祉为依归，尽最大可能保障台湾工商界的利益。规定所有台湾原产地的商品豁免全部税项，所有交易经由在香港的第三方转口到大陆港口。对台贸易局精心挑选了一批在台湾有经济实力，在不同阶层有影响力而又热心为两岸统一奔走的客户。台湾经过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建设，化学纤维，造纸，轻工家电产品等行业已积累了一定产能，急需寻找新的市场。来自大陆的巨额采购，及时地扶助了台湾的企业。假如台湾的产品在品种、价格上和传统的进货渠道有冲突，我们肯定本着同等优先的原则向台湾下货单。短短的一年内，全国的纺织厂都不同程度在使用台湾的化纤，台湾产的电风扇、收录机出现在千家万户。海峡两岸的贸易人员也成了民间交往的先行者，分隔了几十年大家都很急切

从对方找出文化传统上的共同语言，工作之余谈得最多的是对回归的憧憬。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管对台事务的最高负责人杨尚昆经常到台湾客人下榻的旅店亲切交谈。在1987年 7月台湾还没有解除行使了38年 的“戒严令”和同年11月开放大陆探亲前，台湾朋友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来的。蒋经国对《告台湾同胞书》的回应是极其负面的“三不”。一旦发现某人有去大陆的嫌疑，特务就会从台湾一路盯梢。1982年台湾化纤公会的主席鲍先生到香港拜会华润公司，为保密起见从后门搭乘送货电梯，还是让特务给照了相，回到台湾后让情报治安部门纠缠了很长时间。有的朋友因为和大陆接触被列入黑名单投入监狱。对台贸易局长安民（后任商务部副部长）曾很动情地说过：“将来两岸统一了，要给他们立碑！”

人心和潮流是挡不住的！对台贸易从第一年的0.77亿美元到1981年增加至3.8亿，至1999年已增至213.2亿，平均年增率为25.1％。1981年开始，台湾开始从大陆进口（当时主要是棉花和煤炭，我们称之为一黑一白），首年0.8亿，到1999年增至45.2亿，增幅同为25.1％。贸易打开了市场，看到了商机带动了投资。在这一时段，已经完成了大陆单向采购——两岸双向进口——台商在大陆设厂——产品返台出口的全部过程。这二十年间投资出现了二次高潮和一次滑坡。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台湾的产品结构就开始变化，原有的出口优势减弱，而大陆的改革开放已初见成效，两岸的互补优势凸显，特别是中小企业，不来大陆设厂已无法生存，用他们的话来说“来大陆可以马上降低成本百分之三十”，只有“登陆”才能维持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既可以保住台湾的工厂（生产较高级的零件销往大陆），又有机会做大做强。出路是有了，可是台商还只能悄悄的、小规模的西进，因为只有到了1987年7月解除外汇管制，台商才可以间接投资大陆，请注意是间接。1988年6月中央政府及时公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1989年以王永庆为首的大企业家赴大陆考察大型投资，带起了一大片。当年台商投资项目共540个，协议金额5.5亿美元，相当于数年来的总和，形成了第一次高潮。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随后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目标。1993年海协——海基会在新加坡首次会谈，营造了两岸关系平稳的氛围，台商掀起了第二次投资高潮。1992年至1994年间共投资2.3万个项目，协议金额200多亿美元。

从1995年开始，李登辉不断挑衅两岸关系，显然是在配合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动。1996年喊出“戒急用忍”口号，进而制定新的投资规范，严格限制大企业、高科技业进入大陆。1997年亚洲遭遇金融危机。从1995年至1999年，台商投资呈下降趋势。

以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为起点，出现第三次台商投资高潮，谁也不愿错过这一重大机遇。进入二十一世纪，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越来越大，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逐年增加，同时也不断调整策略。早年的投资集中在纺织、塑胶、制鞋等传统产业，第二波多为小型家电、日用化工、运输工具、水泥建材、食品饮料，第三波则以电脑、电子信息、半导体、精密机械等资本技术密集行业为主导。除层次提高外领域也不断扩大，如房地产业、商业、金融、保险、证券、风险投资、旅游、医疗、教育、媒体都已全面进入。第一波的投资

每个项目平均不超过百万美元，现在亿美元以上的项目很寻常，目标瞄准上市公司和庞大的内需市场。区域格局也经历了从南往北，从东向西、从沿海往内地的过程。三十年的耕耘，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早已进入收获期，为数众多的企业在大量的赢利已超过在台湾的母公司，在岛内上市的大陆概念股已然成为台湾股市的柱石。大陆市场给台湾企业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中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思维与时俱进，三十年间上了三个台阶，越来越务实、越来越具有操作性。通读胡锦涛2005年4月与连战的两次谈话，2007年在“十七大”上的报告和2008年元旦前夕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30周年会上的讲话，理解了胡锦涛提出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的基础，目的和方法：一，坚持“九二共识”是基础；二，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根本归属；三，深化互利双赢的交流合作是有效途径；四，开展平等协商是必由之路。因此，三十年来从事两岸经贸的所有人，都“共同参与了和平发展过程，也就是和平统一的过程”。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8期——“亚文化”

图+文/Vincent（诺曼底-丽江）+ 黄志坚（广州-丽江）

远离城市的人们，没有便利的交通工具，没有豪华的房屋，他们有时候甚至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却依然明朗而愉快的生活。他们的生活状态，让我们不解，也让我们艳羡。来到云南怒江州，这种感觉更加强烈：这里生活着十几种少数民族，他们服装各异、话语不同，甚至信仰有别，却依然平和相待，没有纷争。他们似有一个自足的世界，并非我们这些城市过客的匆匆一瞥所能读懂。我们只是观看、记录，深深被打动，然后离开。这样的时刻，我们自惭形愧。我们甚至感到自己像外来入侵者，就如同现代化的利剑一般，强行要去瓦解他们的世界。究竟，当我们亟不可待地向现代化生活迈进的时候，与我们渐行渐远的前现代生活还能带给我们多少启示的光芒？

【一个小镇的多种信仰】

作为怒江州贡山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县城茨开镇，聚居着僳僳族、怒族、独龙族、白族、汉族、普米族、彝族、藏族等民族，而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和原始宗教四大宗教不可思议地在此融合。县城依山傍水，一条主公路从小城的中间穿过。天主教耶稣圣心堂位于山脚下怒江水边，而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座落于城镇的后山腰，每天下午6：45，散居在城里各个角落的两教教众们便各自顺着主公路走到分别通向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教堂的两条小路，或上山或下山，去参加每天7：00举行的弥撒。

【丙中洛的天主教复活节】

2007年4月8日，复活节，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乡。

这一天对于安妮（教名，藏名卓玛）一家是重要的一天，因为对于当地的天主教徒来说，复活节是非常重要的节日，而作为藏族人，安妮的家庭是当地的天主教领袖家庭——她的舅舅是天主教的神父，而她爸爸和舅舅都在教会里负责事务管理工作。安妮一家和教众们一起打理由法国传教士任安守(Annet GENESTIER)于1898年创建的重丁教堂。在丙中洛，信奉天主教的人分布于各个民族。复活节当天，他们各自穿戴着自己的民族节日服装集中到教堂，先是一起做弥撒，然后在教堂门前喝酒、吃酥油酒煮的鸡汤，继尔牵手载歌载舞。

【信仰不同，仍是一家】

阿江家所在的扎那桶村，位于丙中洛东面怒江边上，著名的怒江第一湾旁边。阿江今年18岁，怒族人，他的女朋友阿娜今年16岁，傈傈族人。在没有农活的时候，阿江会编织一些鱼篓，用来放到怒江第一湾水不太急的水域捕鱼。阿江说，他爸爸今天和村子里边的人一起去山上挂经幡，因为爸爸和姑妈信仰藏传佛教，而他和女朋友就信仰天主教。他说，一家人信仰着不同的宗教，但家里人和睦相处，只是在不同的日子或者时间段会各自到自己所信仰的教堂或寺庙里做仪式。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8期——“亚文化中国”

文/于建嵘（北京）

长期以来，政治被视为精英们的事情，因为它从来都是与权力、统治和管理这些公共领域的上层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底层无政治——这种精英主义政治观一直在影响着人们对当今世界政治领域的分析和判断，也主宰着政治学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视角。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正在向这种主流的“政治观”提出挑战。

十多年来，我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底层社会。为此，我写了《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和《底层政治——对话与演讲》这些著作。我想表达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底层社会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底层社会有自己的政治逻辑，国家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底层社会。

长期以来，政治被视为精英们的事情，因为它从来都是与权力、统治和管理这些公共领域的上层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底层无政治——这种精英主义政治观一直在影响着人们对当今世界政治领域的分析和判断，也主宰着政治学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视角。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正在向这种主流的“政治观”提出挑战。这其中印度的庶民学派所提供的研究成果正在颠覆传统政治学的观点。在以帕萨·查特杰为主的印度庶民学派看来，以欧美历史经验为主所延伸出来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分析框架并不足以描绘与解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真实状况。现代国家在治理的过程中，发展出了针对不同“人口”群的治理机制，这个治理机制提供了弱势人口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中创造非主流政治的民主空间。这些人口不是国家的也不是公民社会的主体，他们的存在甚至被认为是非法的，或是要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清除的，也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正轨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最多不过成为社会精英动员的对象，在权力分配完成后，继续被统治。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不断地与国家和公民社会周旋。在这个周旋过程中，他们的目的不在夺取国家机器，也不在于取得公民社会的领导权，因而开启了一个介于两者之间极为不稳定的暂时空间，称为政治社会。这些来自下层人口的抗争其实是后殖民时期主要的政治活动，只是国家精英不以“政治”来对待他们。实际上，底层民众的抗争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民主的进程。

我对底层政治的关注始于对农民维权抗争的研究。十年前，我在湖南农村调查，了解了许多由“减负代表”或“上访代表”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让我感到十分的惊讶甚至是震憾。因为，它们与主流媒体和学界所宣称的农村形势相差甚远。已有的学术训练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促使我开始关注这些事件，并感到下列问题需要回答：这些“减负代表”、“上访代表”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领导农民与基层干部进行抗争？他们是如何组织起来又是如何运作的？基层干部为什么要打击迫害他们？村民们为什么宁愿冒着风险不惜采取集体行动冲击会场营救他们？他们被打击后是否还会继续从事减负上访活动？前面这些问题是有关事实方面的。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我想进一步回答的理论问题是，当代中国出现的这些农民抗争活动的根源、动态过程和结果是什么？有组织的农民争取权利斗争对农村的治理和政治稳定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可能的影响又是什么？为了防止中国农村踏上通向深刻政治危机的道路乃至引发不可控制的动乱必须引进哪些制度变革？于是，我对这些农民维权代表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调查。正是这些调查，我提出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依据的是底层社会的政治逻辑，因此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在我看来，底层民众并不是一群愚昧得不能分辨得失的群体，现代社会应该容许有底层政治的存在空间。

这之后，我还调查了安源煤矿工人。我的这项工作主要是文献研究和观察性访谈。文献工作主要是收集和分析有关安源工人历史过程和现实状况的文本，此外，为了能够将安源工人这样一个群体置于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社会背景之上，我还研究了与主题相关的全国性的历史资料和学术文献。观察性访谈实际上是研究者直接记录的口述史。安源工人的坦率和见多识广使这些访谈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这些表述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中国普通劳动者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理解及对未来的希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验证中国民间言论。我的研究发现，由于中国工业化独特的道路，中国产业工人自产生起就因受到帮会组织的控制而欠缺自组织经历和阶级意识认同。因此，当他们成为革命党人反抗旧 体制所依靠和动员的对象后，他们的阶级意识就被赋予了许多超越其阶级本来意义的政治理想，其组织化程度也因受到政治动员的制约成为了高度政治化的革命工具。在革命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工人阶级又成为了主流政治话语中的“统治阶级”被政权逐渐组织结构化。中国工人阶级正是在被赋予了无比的神圣性的同时，最终成为了一个因革命动员和政治斗争而迷失自我的阶级。

我一直认为，对底层社会与政治的研究不仅仅是学理方面的。实际上，底层政治与现实政策密切相关。近年来，执政者逐渐认识到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并提出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目标。但是，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在我看来，当前最主要的就是要改变执政理念，树立全新的底层立场。在制定和实施政策规则时首先要考虑底层民众的意愿和需要，从底层民众的处境去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多关注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对此，我不妨以城管和小商贩的关系为例对底层社会和政治进行简要的分析和说明。

这几年，城管和小商贩的恶性暴力冲突事件时有发生，比如前几个月发生在某农业大省的果农手推车被城管暴力踢翻、100斤草莓成果酱的事件；某沿海特区发生的街道综合执法队与街头小贩“同归于尽”式的冲突，等等。这些事件的发生固然与某些城管的素质低劣有关，但从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们制定和实施政策规则时的理念存在一些问题。从制度方面来说，城管队或综合执法队之类的组织，对违反城市容貌、环境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绿化、风景区、市政设施、爱国卫生、犬类管理、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是现代城市管理之需要。这些执法者也不全是恶人，而且在他们看来，其行为不仅有法规依据而且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可从这些小商贩的角度来看，他们在街头、路面摆摊贩卖，也多为无奈之举。一般来说，假若他们有能力开大超市，也就不会去练地摊；假若能开大饭店，就不会在街头摆小店；假若有能力住宾馆，也就不会呆桥洞了。这些在街头讨生活的人，不是失地失业的农民工，就是城市里下岗失业者，或是临时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对他们来说，所做的一切，不是有意与体面人的生活环境过意不去，也不是有意破坏政府制定的各种规则，而仅仅是为了生存。

在我看来，城市的环境整洁是需要的，认真执行各种规则也很正当，而让底层民众能活下去则更为重要。特别是在目前没有为农民工等社会群体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我们就没有理由为了追求某些人的高尚舒适的生活、某些城市似画的优美风景，而把这些底层民众自助性的非正规就业视为非法，也不能以有碍市容为由把他们赶出城市。目前各地之所以产生了这些问题，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城市主义和精英主义在主导社会秩序和规则肯定是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各级政府能否在城市管理、社会公共利益和穷人的基本生存权之间找到基本的平衡点，不仅是一个执政能力问题，更是一个执政理念问题。

而这些，正是底层社会的政治逻辑。它表明，政治精英常常视主导国家政治为其政治权力，知识精英则视社会权利为其主要的政治诉求，而社会底层群体最为现实的诉求目标则是具体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决定了底层政治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场域，它一方面受国家政治和公民社会政治的掣肘，另一方面它又具备自身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底层政治的直接目标既不是为了夺取统治精英所把持的国家政权，也不是试图主导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社会底层群体所进行的政治抗争表现为在国家政权主导下，利用公民社会的力量，试图谋求某些具体的利益。关注真实的民生是底层政治真正的意义。但我并不是说以民生为首意的底层政治不会上升到公民政治，甚或国家政治的层面。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是很可能发生的，正如我调查发现的中国农民和工人的抗争那样，当具体的经济利益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会从公民权利甚至政治权利的角度寻找答案。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7期——“水危机”

文 / Harry den Hartog

翻译 / 袁菁

城市若想常青，绿地就绝不可少。但是中国高速的城市化扩张，导致了目前城市化发展中遍存着绿地数量与质量与需求的不对等现状。这一问题也普适于全球各城市的绿地发展。是时候让绿地为城市发展的“欢乐欠奉”负些责任了。在全球困于绿地之惑时，彼此互享绿地经验，或许能让城市在绿意中再度开颜。

作为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空间创造才能。公园空间在他们的手中富于了多样性的功用：融放风筝、打太极，闲坐长凳、草坪，游戏，聊天于一炉。在中国特有的语境中，公园生活极具社会性内涵。我们不妨来参看一下鲁迅公园这个优秀范例。热情高涨的民众会参与园内的各种活动。此外人们乐于在园内聚首见面。最具蛊惑力的一幕出现在园内民众自发为音乐造势并流连于此的景象。有人摆弄着自带的乐器；也有自行组建乐队，让人民大众在户外爵士曲中翩然起舞。

目前众多新建的商业中心同样也有绿地的身影。即使“绿洲”的公共利用问题仍然莫衷一是，无从定论，但它们的存在还是为“水泥森林”的城市视效扳回一城。

西欧众多的城市公园反而不及中国公园，具有如此之高的使用率和人口密集度。各种文化活动一般只选择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公园内举办。在我的故乡鹿特丹，大公园常被作晴日户外野餐与烧烤场地之用。地中海人特别喜欢公园的户外活动，常是边准备餐点，边席地享受温煦日光。

一年几次的大型剧团演出、音乐会在公园上演。除却大型活动外，公园可用于读书、打盹，全因个人喜好自便。孩子们常来公园踢球，打乒乓。不过每年４月３０日是个例外。该日，荷兰许多公园的开放只为女王庆生之用（女王节）。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Vondel公园，成为开放性的集市，且吸引当地居民来此自发组织活动。孩子们制作着手工艺品，将他们售予路人。园内会开展诸如互掷注水气球的游戏，当然也有颁发小奖品的竞赛举行。女王节当日，市民们在自家居所前的街径上设摊，兜售着自家的旧书籍和老家具。整个城市流动着街边互售的气氛，往往演变为全城义卖。

不过自从荷兰几乎家家户户有了花园开始，这种情形就有所变化。大部分城市公园逐渐人丁荒疏。

当然，还是有市民们愿意牵着宠物狗来草坪上欢跑一阵，或者踢场足球。但相比中国公园，大部分荷兰公园仍显得落寂、空阔。正因如此，沉静、整饬的公园氛围内更易寻得安谧、沉思的空间。

城市与乡村：唇齿相依的“二重奏”美国不少大都市，譬如纽约、芝加哥、华盛顿皆凭借其出色的绿色建筑、林荫大道、地方公园而蜚声扬名。可但凡虑及美国国内仍存在着的公共公园、花园匮乏问题，建设原始化景观的梦想一下子就远如海角天涯。

William Cronon曾在其饱受称誉的“自然都市：芝加哥和大西部”（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and the Great West，1991）一书中写到城市与乡村的那种唇齿相依的“二重奏”关系：“自认能在山乡绿湖或橘色云朵中择其一的想法，不啻是自欺欺人。他们皆为风景，城乡都是我们的责职所在。”Cronon在书中描述着城市与乡村的共生关系。

作者已然意识到，广袤腹地在城市发展中所承当的基建角色。这种理论同样适用于城市和乡村间的关系：两者并非简单对立，而是共生共济的平等个体。假如没有广袤的腹地，芝加哥就不可能跃升为如此重要的国际大都会；反之，腹地缺少芝加哥所提供的以买卖、配给为基础的消费品交易，自然也无法得以繁荣发展。互为表里的城乡关系本是一条荣损相扣的发展链。

城乡的密切关系在市场层面就可见一斑。谷物、肉类和木材是芝加哥贸易市场的重要支柱。然而市场内部充满着荒谬吊诡以及不和谐因素，影响着这三大支柱产业。随着市场重要性的与日俱增，市场流通与贸易源头的沟壑也在不断扩大。

Cronon书中所描述到，一个世纪之后的今人早已对“能致动物于死地的遥远距离”这类概念十分隔膜。伴随农业、工业革命而生的科技、金融架构之下，标准化的谷物、木材和肉类贸易高速流通。但也正是在这一演进中，食物生产失去了曾经的透明度：生产、加工、分配、消费的工序环节彼此分离，毫无瓜葛可言。西部超级市场中贩售的肉类，常常裹在塑料袋里，有时甚至在屠宰许多周后才得以出售。肉类被冷冻，也常被注射添加剂。塑料袋的包装过程，离间了动植物在起源上的关系。

就像芝加哥这类城市，虽然已成为全球经济系统的一部分，但却在自己的物理尺幅内丧失了与内陆（大西部）的密切关联。

【重拾城市】

据Cronon所言，“第一自然”满足着人类不加餍足的消耗需求。而现在，愈来愈多的城市居民也投身于植绿行动以夺回城市“失地”，这种行动正复苏、续接着城市与乡村间业已断裂的纽带。

在上世纪70年代前期，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市的当地管理基层组织重申了土地应征用于建造社区花园。在此背景之下，大部分的城市地方议会默许城市居民的自发植绿行为，并报以鼓励态度。

二战后迅速崛起的美国催生了一批暴富人群：他们配有了私人小轿车，驾离了穷乡僻壤，也抛下那些日益凋敝的旧区，以及生活其中的衰败人群。1960年代末期爆发的那场种族骚乱，终于成为了该地区居民奋起改善居住环境的转捩点。1973年的纽约下东区，本地居民LizChristy创立了“绿色突击队”：这个非营利性组织意在鼓励邻里发出“废置土地用作社区花园建设”的宣传倡议。

这片曾栖息着流浪狗、瘾君子的地块，终于被当地志愿者们洒扫至焕然一新。“绿色突击队”散发的小册子内，则讲授着如何将充有种子、水、化肥的气球或圣诞装饰物的“种子手榴”，用抛掷的方式丢入无法涉足的地域。

“种子手榴”会在底土和一定尺幅的地基上生根发芽。但要先领会一些抛掷的诀窍：高抛“气球”，低手抛掷“圣诞饰品”。归功“种子手榴”的“翻墙越岭”，城市围墙中野花恣肆怒放。

Liz在身后被推奉为花园之母，Liz Christy花园则成为了一种纪念。这座由有机薄质表土围合而成的社区花园就坐落于休斯顿大街地铁站边。它是高冠曼哈顿之最的水杉树家园。内有一池鱼塘，有位养蜂人在里头工作。第一批小型花园的成功运作带出了好头：美国迅速掀起了花园建设的风潮。

土地的真正持有者——纽约住房和养护部门容囿着这些花园的存在和蔓延。除了象征性收取每年一美元的养护费用外，绿地的使用者还要听询每月发布的相关使用公告。那些价值稍逊一筹的地块则可以签订5至10年的租约。花园可按使用者的意愿绘制设计草图，以便成为日后邻里餐膳、孩童聚会、讨论研究的公共空间。自然，其样式也是从平淡无奇到颇具独创不等。

除了蔬果园地的花园设计外，广场方案的设计草图中，会规划有民间艺术的嘉奖台、体育场，甚或花卉环抱的911纪念坛。公共花园的利用通常颇为审慎。不过，更多的公共地块被定位为果蔬园。可花园持有者为避免损坏等诸多不便，常在花园周边添设围栏、篱笆。想来游园的民众却因并不常驻此地的志愿看守者而吃够“闭门羹”的苦头。

监管、养护，以及为花园筹集款项的职责落在了当地居民的头上。许多树木、作物、种子和肥料就这样，以“以货代款”的捐赠方式送达到了居民的手中。值得一提的是，Liz Christy花园的水塘边还有个关乎“慷慨”的布告，提醒人们不要在池塘投生、放养鱼类或乌龟。

在贫瘠地块上，人们往往通过种植庄稼作物以糊口谋生。这类情况普遍存在于芝加哥，发展中国家亦是如此。果蔬园因而成为花园建设的可操作途径之一种。

也有迪士尼这类商业裁团，为招徕公众注意，博取名声，在下东区大规模地投钱建造花园。1994年，新当选的Rudolph Giuliani曾决议在纽约大规模兴建花园，但后来却推诿城市发展亟需筹措资金之名，转而大量兴建居住住房。

是时，当地的居民再次投身夺回“绿色失地”的活动。他们以现有法律为依据，并且成功上诉：住宅区域内，每千名住户最低需配置2.5英亩尺幅的公共花园。得益于他们卓有成效的努力，当前该城已享有超过850座社区花园。

可移动的城市农场（Mobile City Farm）是基于社区公园概念的一次趣味转型，也是芝加哥资源中心的自发性非盈利组织（ResourceCenter Chicago）。这类种植果蔬的农场，常择址于尚未发展定型的地块。这种颇具反荒圮、反个人独占取向的公共花园模式，不仅能阻止土地因失管而流于荒芜，同时也增强了土地财富价值的风险抵御力。

这些美好的果蔬花园，给陷于绝境的失业者以园艺学习的机会。邻里集群间因蔬果共享而构建出良好的人际关系，熏陶出慷慨慈爱的风俗。此外，培育出的大量农作物可以在市场中销售；芝加哥的一些顶级餐厅也会成为他们的常客。

关于自发、谨慎的探索土地利用之风气被秉承至今。更可喜的是，这种良好的风气在美国郊区不断蔓延扩展。建筑师Fritz Haeg在几年前实施了一个叫做“可食用庄园”的项目（’Edible Estates’）。在他的经管下，美国郊区特有的典型有序的草坪被“改制”为种植可食蔬果的花园。

在“可食用庄园”中，郊区居住者有机会亲身感触季节更替和有机种植的乐趣。不过此前，他对居民的系列调研结果则颇令人震惊。这些郊区居住者不愿种植花卉、蔬菜，而中意更具保值性的大面积草坪的前三位理由是：害怕土地财富值的下降，害怕虫害，害怕邻居会偷窃瓜果。如此看来，“可食用庄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毕竟，这个自发活动已结出了蔬果花园之实，也培植出了牧场草稞这类土生土长的作物。

此外，坐落在城市远郊的社区支持型农场（Communi ty Suppor ted Agr icul tureFarm）乃是城市花园的“辅助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百多家社区支持型农场纷纷起建于美国都会的周边区域。这个席卷北美，超过10，0000家庭参与的活动，共谋着乡村互尊互助的社会经济学范型。在此范型中，公民不仅管养农场，也流通互换食物。

这股社区支持型农业运动（Commu n i t y Supported Agriculture movement）之风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农人、公民、科学家共同联手创办了日本有机农业协会（Japanese OrganicAgriculture Association）。创建该协，部分得因于对农业种植过程中化学药物滥用的不满。另一方面，协会也意图探寻、解决城郊居住区域的扩容之策——《城市字典》（Urban Dictionary）诗意地将这此形容为“大道，是曾于此处倒下的树种之墓志铭”（”where the people who cut down treesand name streets after them….”）

不过协会更主要的意图是创建具有多样选择性的食物配给系统。在这个谓之“Teikei”的系统（可直译为：将农夫头像印制在产品或包装上）中，生产者、消费者构成伙伴关系。同时它也为农场自产作物与其流通置换产品搭建渠道和平台。在这种平台模式之上，农人确保有足够的收入，并对自己土地投入再生产，而民众则确保享用到新鲜蔬果，以及农场庄园所带来的清新户外环境。运作良好的协会，关注着食物链的透明性、质量、口味、食品安全性，也保护了小规模的农场的营运和绩效。

它已集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于一体：这类小规模农场，在社区区域中形成了配给网络，供给近距住户以各类花色品种的食物，免除了人们对基因变异、添加剂的担忧。与此同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得到控制。

在当地农场的良好收成之下，市场供给给附近村镇的果蔬产品绰绰有余。农人亦可自行去集市销售果实——对我们而言则有机会熟识那些为我们提供食物的人。这一良好的运作体系，重新续接了生产、分配、消费和循环之链。

除了公民们的自发植绿行为，有关鼓励花园建设的政策也在不断地被制定和推行中。无论公民和政府，都意在共建更绿的城市前景。目前，芝加哥的当地政府正积极地在当地居民中推行屋顶花园的策略。其中，最富象征性的市政厅屋顶花园建设，已在筹措和施行中。屋顶蔬果与地面景观，以及大面积铺设的本地牧草植株，共同为城市的巨构系统增添了绿色的肌理。目前，在芝加哥，由绿色屋顶连缀而成的地域已达100公顷之多。新千禧公园部分建筑顶上，编上号的小院内种植着蔬菜，遥遥比对着地面原始无垠的草原景观——这些原始植株是“已经消失的第一自然”的挽歌与“塑像”。

在中国的城市同样不缺此种案例，比如成都的屋顶花园建设。屋顶花园的理想化策略为城市高密区域提供了某种解决案例，也为接续“第一自然”时期的景观风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对于高速增长中的城市住宅来说，屋顶花园不啻是对拥挤稠密的城市建筑的一次“垂直逃离”，基于此道，公民大众再度寻获了洁净蓝天和新鲜空气。

不过，垂直公园的建造理念多少已经过时。新近夺得南韩首尔附近Gwanggyo Power中心的荷兰MVRDV建筑师们的竞赛方案，就与上述的垂直花园理念相仿。这个方案由一系列草木繁茂且状似岗峦的多主题建筑群所组成，意在冲击城市更高密度的标杆，而覆盖的山林状景观即是建筑群的屋顶立面。

作为社会和文化事件的绿化当下，公民和政府正在施行的绿化举措即为Cronon书中所言的“第二自然中的社会构成”（”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secondnature”）。城市和自然看似矛盾对立之处，就是彼此的胶合之点——城乡已密不可分。

同样地，对食品安全以及与“第一自然”重新建立新型关系的渴求也在不断增强。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城市，贩售新鲜物品的商店和农场型市场已获得了公民的好评和首肯。连总统奥巴马都在白宫前的自家花园内开种农产品。

这股劲头也波及到了欧亚的诸多城市，城市农业和园艺浪潮悄然兴盛。在荷兰本土，对时鲜本土产品的供求量正在扩大，专职培训农人以及耕育土地的实验性活动也在展开。多方的共同努力，让荷兰的城市绿化已有小成：从农场型市场、街道农夫，再到社区花园。随着农业景观向视觉型消费的转型，公民社会和商业体系通过建立区域型景观基金，成为了保育文化景观，重缀城市乡村纽带的共同推手。

绿化、花园的营建，带有着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双重色彩。而这条绿化产业价值链，关乎人与自然关系模式的重整，也为人际关系的融洽拂来清风。毫无疑问的是，社区花园将会成为“教堂”、“酒吧”的双关语词，既供人以心灵自省，也让人眼观大千世界。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7期——“水危机”

【驻颜和平饭店】

当前，疾速的城市化演进已构筑出全球城市间的镜像之效。正值此际，上海又逢国际重大事件的2010世界博览会，在各国各城的眼光的环聚下，梳理、构建出城市主体文脉，是申城避免让自己成为一杯面目暧昧的“鸡尾酒”的法门。这甚至是一次事关“城格”、“国格”的考验。另一方面，又及消费品同质化与经济危机之语境，情感作为策略突围，将更有效地撬动消费者越捂越紧的钱包。和平饭店来归来，生而逢时。

但和平饭店点的复归之路也曾遭遇窘境。直到因面临年代久远所导致的饭店建筑资料不全问题为AAI/Allied Architects International妥善解决：在尊重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建筑的前提下，面对作为上世纪20年代囊括购物中心、银行、办公室、公馆等在内的复杂综合体，AAI重新测绘、估定了关涉到其五星级酒店机能修复问题的精巧建筑结构，以使其修毕后仍具持续的使用价值。目前，和平饭店修复工程已近倒计时阶段，负责设计咨询的HBA/Hirsch Bedner Associates酒店设计顾问公司，将提前带领我们“温故知新”：曾驻底楼的豪华拱廊商场，将恢复为古典十字形楼面设计，可通过和平饭店四面的旋转门进入。

接着，抬头向上望去，那片久未见天日的绚烂八边形玻璃天窗和整个夹层，将面纱轻撩，艳光四射——阳光将照亮、辉映着饰有石子马赛克图案的地板，通透那些装饰艺术风格的瓷砖。再搭乘电梯，逡巡比对记忆中的和平旧影，如今的256间豪华客房、套房，精心设置的五个餐厅、酒吧，包括底楼蜚声的爵士酒吧、咖啡厅和大堂吧，位于夹层的寿司吧、美酒雪茄吧，以及八楼的经典中餐厅和著名的和平扒房，观者又将啧啧间作何感想？

在建筑架构焕然之外，“淡黄泛蓝灰”的色彩方案是一则柔和的青春制剂，注入到了褪色的和平饭店的上楣柱、天花板；磨光、抛光、镀镍的轻巧手法，将推除留在铜制扶手和轻盈栏杆上的旧痕，更增其优雅的韵味；镶拼着灰色纹理大理石、瑰丽法国圣劳芝深黑大理石，并辅之以核桃木纹饰的装潢，考验着重兴1930年代装饰艺术盛行时的繁盛东方巴黎的难度……

在新和平饭店躯体的暗部，新的设施预知了客人入住时的感受：早年无从更好实现地通风、抽水、暖气设备在内的一整套机械和电力系统将抬升至目前的五星酒店之需，重新改造但深掩不露。

2010年的和平饭店将在费尔蒙(Fairmont) 酒店集团的管理下重扬豪华酒店之帆。届时，来自各国的游者，将在这座上海新地标之下观驻片刻，用以串联起上个世纪的记忆来重登这艘新世纪航船。

【“ 人民”与“资本”的双重空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黄金宝地”上的和平饭店们与上海向外扩张或是内部建设着的工地，其天壤之别在于，它们早已天然地免疫于地块切割、空间均质化和虚无化的命运。大剂量的异国情调的散射，独属建筑文化的精神范式最终造就、抬升了这块土地的资本价值。它给该地域咫尺之外，或一江之隔的后国际化摩天大厦，提前著述了“国际化”前史。和平饭店、汇丰银行在20世纪初是舶来之物，随时光演进至21世纪，已经成为上海老城厢之外的另一部分“传统”。

不过同样潜存的是，近现代的殖民语境其实并没有真正消散：与外滩大规模重整相对应的是，上海老城区的遗产保护仍然面临着僭越的权力所导致的拆迁问题；北京也曾厚此薄彼于建国初拆除城墙，于新世纪拆毁老城区，复又引入CCTV庞然怪兽，种植下国家大“巨蛋”。

另外，在和平饭店修缮后的空间利用问题上，公共文化资源和特权阶层话语仍然流露无法弥合的裂痕。历史建筑遗产若是被叵测地用于盗取“人民之爱”或是更大程度地用于利益博弈，而无法融入城市公民的生活世界，不予构成城市历史的对话，那么活在尖锥上的准备颐养下一个天年的历史遗产们，其庞大显豁的外在标志与“深闺人未识”的内在空间文化结构，是将鼓励助长人民对它的神秘感渴盼，还是最终被淡忘？现代语境下的斯沃琪艺术中心，堂皇地入住和平饭店南楼，巧妙地用艺术手法涂掩金融资本的内部操营，但却明明涌动着上世纪的文化殖民语系。若果如此，公民社会与被“严密”包裹的历史建筑之间，是否会出现共在历史，却彼此生疏隔膜的心理空间？

浦江涛水常东去，但城市与人民的心声不会。和平饭店的爱与和平，若写在心坎上，会比写在任何地方都更历久弥新。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6期——“土地”

文/陈侗（广州）

上世纪90年代，大多数连环画家选择放弃连环画，贺友直却巧妙地用连环画进行了自传性创作，这就是我们后来见到的《我自民间来》和《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这两件作品除了表明传统的连环画创作已经被时代抛弃，电视的普及使人们的兴趣从“形象”（figure）转到了“图像”（image），还向我们暗示生于1922年的贺友直已经到了追忆的年龄。

并不是每一个画家的“艺术人生”都像贺友直一样完整而且可圈可点，即便有，作为画家也不一定具有贺友直的自我观照能力。

事实上，从1952年成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创作员开始，贺友直一直没有中断过连环画创作，这就保证了他与时代的同步。他所创作的那些作品，无论影响力大小，从出版它们的角度来说，无一不是当时的“革命形势”所需要的（也许《朝阳沟》是一个例外），而贺友直本人也始终处在这种“革命形势”所营造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里。所以，我们说，他和他的作品在时间上的一致性为他的自传性创作提供了便利；反过来，从他作品的内容和创作时间上，我们也能够很清晰地找到一条国家意识形态变化的线索。

通过《我自民间来》，贺友直试图让我们分享他成长的快乐。然而，假如我们认为快乐的生活是有一定的精神和物质标准的话，贺友直的经历就未必够得上让我们分享。贺友直“追忆”的全部快乐就在于“讲述”，或者说最快乐的莫过于用他刻画画中人物的方式来讲述（因此，我们看到的《我自民间来》中的贺友直根本不像他本人，而像他所习惯的那种脸谱）。贺友直那总是倾向于幽默、喜剧的人物造型和细节处理使得一切过去的东西都值得讲述，当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那些既不属于他，也不是由他第一个讲述的故事中的生活。今天，人们已不再有兴趣读像《山乡巨变》、《李双双》以及《朝阳沟》这样的反映农村改革的故事原著，很显然是因为这样的改革早已经被超越、被视为过时、对今天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然而，人们依然有兴趣谈论贺友直和他的《山乡巨变》，究其原因，就是贺友直在《山乡巨变》中置入了自传成分。这个判断要让人明白必须先从外的两个方面加以解释：

1）连环画《山乡巨变》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准确地阐释了小说原著的精神，而是因为画家将其自我化了，这个自我化包括形式上的处理（从与第一稿的对比中可以得知）和人物的漫画化（假如“夸张”一词会引向“装饰”或其他方面的话）；

2）由于贺友直以按图索骥的方式对湖南益阳农村进行了两次“生活体验”，连环画《山乡巨变》便成为了最准确、最全面的中地区农村社会生活——尤其是居住形式——唯一的视觉档案，而贺友直本人就从事了这份档案的采写、录入、校对和分类的工其意义相当于顾闳中画《韩熙载夜宴图》。以上的解释本意不是将连环画《山乡巨变》置于周立波的原著之上，但由于人们对觉的敏感以及文学在直觉描写上的局限，没有制订作品主题和人物性格的贺友直显然不用替代周立波担负主题是否过时的责任，倒可以利用一切条件来宣扬他的艺术趣味。

贺友直不同于其他人的一点是这些趣味一直伴随着他的生活。

贺友直的自传性作品和作品中的自传性是交织在一起的两个不同概念，将它们同时提出来，便于我们去分析他作品中的真实性，尤其是他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农村的表现。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山乡巨变》第一集的第3页（左上）和《我自民间来》的第66（左下），也就是最后一页，两幅画面除了人物不一样——一个是小说人物邓秀梅，一个是贺友直自己，构图、场景中的诸多细节均极为相似。可以肯定：贺友直是根据《乡巨变》中邓秀梅进村的第一个画面重画了自己下乡体验生活的情景。这个重画表明的就是自传的事实：贺友直很清楚地记得自己曾经两次在湖南益阳农村体验生活的经历，他或许认为邓秀梅只是比他早一些时候走在同一条山路上的另一个人；而且，按照现实主义小说的一般手法，邓秀梅一定是有现实原型的，所以周立波的写作谈不上是虚构，必要的话，贺友直完全可以见到邓秀梅的生活原型。其次，贺友直在三十年后有意重复这一画面，似乎也正像法国作家福楼拜所表明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一样，说“邓秀梅就是我”。为什么不呢？邓秀梅作为一名被县里派下乡的女干部，去农村只是短期行为，正如贺友直带着出版社的任务下乡收集素材，她在那里要熟悉的人和事，也正好是贺友直为了创作连环画要熟悉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周立波完全可以将邓秀梅作为叙述者，即以第一人称单数“我”来写这部小说，他没有这么做，很可能是因为他作为益阳人比邓秀梅更熟悉当地农村的生活，因而会缺少一个陌生者的观察角度。从这一点来说，贺友直的作者身份就变得很有意思了：这个重复的画面表明贺友直把自己当成是邓秀梅式的外乡人而不是连环画的作者。

我们一再强调贺友直作品中的自传成分，并不仅仅是为了表明一个画家的创作作风与态度，更是为了证明，在这样的作风和态度之下，画家笔下的事物将和生活现实处在一种平行、对应的关系里。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上海这个受西方影响最大的中国都市的画家来说，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是遥远的，同时又是富有新鲜感的。然而，如果没有对艺术形式的要求，没有领悟政策——文艺政策和国家发展政策——的水平，他就可能真的陷入闭门造车的困境。让我们回过头再说一说《我自民间来》最后的画面：脚本文字是“学习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国家出版社工作。从此，生活和事业走上了一条康庄的大道”，根据这段文字，贺友直也可以将自己画在出版社办公室或者是走在上海的大街上，为什么他要选取下乡收集素材、体验生活这个画面？在2003年发表在《美术之友》的文章《津津乐道》中，贺友直写道：“那时每个创作人员都要订立每个工作日的定额，一个作品完成，新的任务紧接着跟上，并根据内容下到生活中去，体验生活、收集素材，这样做，不单纯是为了出版任务，其实也是在培养提高创作能力和生活积累。我如今还有点老本可吃，应感谢得益于此。”这段感言告诉我们，贺友直的创作秘诀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接受任务并以此为依据积累自己的生活观察和体验。如果说整个社会主义美术有什么真正的遗产，今天我们可以断言，不是“红光亮”，不是“三突出”，而是一种将创作与生活平行对待的一整套制度，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统领下，这个制度具有无比的合法性。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人的流动性远远不及现在，除了文革时期的大串联，其他时候，只有国家公务人员和企业购销人员才可能经常因公前往外地，其余多数人都是从画报、照片和电影中了解并向往自己不熟悉的远方。例如八部样板戏就将中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从南到北展示了一遍，如《智取威虎山》中东北的林海雪原，《沙家浜》中的江南水乡；《红色娘子军》中的热带丛林和《海港》中的码头及对外贸易。童年有着浙江农村生活记忆的贺友直一读到《山乡巨变》就觉得喜欢，在感情上他把湖南农村与浙江农村进行了重叠，尽管他承认“小说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及地埋环境同我小时候所生活的很不相同”。

连环画《山乡巨变》的成功一般都被认为是在人物性格塑造和古典线描形式的采用上，人们忽略了“地理环境”，或者只是将对“地理环境”的描绘从山水画的角度进行评价，如顾炳鑫在《谈连环画〈山乡巨变〉绘画的成就》一文中就写道：“比如在山石的表现上，作者采用了明、清版画中的皴法；对各种树木的描绘，一方面借鉴了传统的各种枝干和夹叶的勾描，又考虑到连环画篇幅多、在表现上既要概括又要写实的特点，而有所舍取⋯⋯如第一、二幅介绍水市风光，樯桅林立，繁荣昌盛；山区一大片水田，景色优美，肥沃富饶。” 顾炳鑫所表彰的正是当年刚刚接触传统绘画不久的贺友直在技术上所追求的某种新意。然而，我们今天从地理的角度所认识的新意却是这部作品真正向我们展示了湖南农村的特殊图景。

正如顾炳鑫所说，《山乡巨变》的直接参照物是明清版画，这是贺友直真正摆脱洋画法的一次创新。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创新其实是复古。所谓 “新”，指的是贺友直从此为作品建立了一套“基调”的理论，即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匹配，而不是单纯跟随当时的绘画风气。为什么明刊《名山图》（右上）会成为贺友直刻画《山乡巨变》场景的范本？答案很简单，就是湘中地区的丘陵地形以及散落而不是聚集的居住形式很接近《名山图》。换句话说，那些不构成建筑群的房屋为山势的展开留出了大量的空间和表现的自由度。这一方面说明丘陵地貌很适合用山水画中的“披麻皴”来表现，同时房屋的分散也说明湖南的资本主义或工商业的程度普遍不高，远低于近代以来江浙或广东的水平。

“镜头”就源自贺友直对这种散居形式的观察：亭面糊从龚子元家出来，醉醺醺的，一不小心跌落在老墈底下的白水田里。（左图）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珠三角、山西平遥江苏乌镇的人来说，这种从一家到另一家必须走一大段山路的情况是不可思议的；而从另一个侧面，即国家政策的宏观角度，也说明了毛泽东作为从韶山冲这个同样的散居形式中走出来的领导人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心：“要把中国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经济，为农业现代化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其困难可想而知。” 有趣的是，在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湖南农村实行的“平田化运动”正是对大寨开垦梯田的活学活用，它的目标是为了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机械化），而像《山乡巨变》中的弯弯曲曲的水田显然是不适应机械工作的。所以，这一次未能取得卓著成效的“土地造型改革”仅仅具有美学上的意义，它似乎表明的只是不愿意继续让湖南成为《名山图》那样的田园胜景的决心。

《山乡巨变》所讲述的正是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然而，小说并没有真正对毛ProductionTeam)]泽东的合作化意图作出注解，它没有注意到合作化“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这段引自1951年《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句子中，“机器耕种和收割”几个字是毛泽东加上去的），它只是反映了“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激烈的斗争，使经济基础、社会习俗、家庭生活、爱情观念，以及人和人的关系都起了变化，整个山乡出现了新的面貌”（连环画《山乡巨变》内容提要）。对于同一种政策要求下所出现的“巨变”的差异，我们可以解释成一种是关于生产力的，即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乌托邦，它显然是来自于对苏联的农村改革经验的吸收、改进和毛泽东对传统农业模式的痛恨；另一种，即周立波从文学角度出发所强调的人的精神面貌的巨变。应该说，除了小说中为了营造冲突效果而强化了“阶级斗争”，周立波对合作化的理解是贴近现实的，这也导致了贺友直因为小说《山乡巨变》“所描写的农村景色那么真实，描写的人物那么细腻深刻，所用的语言又是那么生动朴素”而一读到它就觉得喜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贺友直似乎就更加偏离了毛泽东的真正目的，因为他对《山乡巨变》的兴趣与喜爱甚至带有一些怀旧的意味：“我对于风趣幽默的人物和情节，对于上了年纪的人物的思想感觉，以及他们身上某些旧的残余，很容易理解，也特别感兴趣。”可以说，这种创作动机也正是贺友直的自传作品《我自民间来》的主题，他的叙事角度和分寸似乎表明，对于一个画家来说，生产力的转变只有在能够为叙述提供动力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

然而，历史也给贺友直开了一个玩笑。1975年，一本叫做《江畔朝阳》的连环画出版了，它的作者是“《江畔朝阳》连环画创作组”，而从绘画的造型、线条和构图的风格上看，它分明就是贺友直一人所作。以集体合作的名义隐匿真正的作者（执笔者）是那个年代的出版风气（甚至在法国，戈达尔和杜拉斯当年也曾提倡过取消个人署名），它或许表明一件作品中真的具有一些合作的成份，例如为执笔者提供素材和创作方便。这个以1963年为背景的故事发生在黑龙江的国营农场，除了“阶级斗争”依然是故事的冲突焦点，画面上出现最多的是麦收的“机械装备”。（右上）贺友直所描绘的这些装备准确而细致，显然是源自从各个角度拍的照片，与此同时，农场的建筑环境也都整齐划一如同军营一般。（右下）这部作品中所描绘的农村因其视野开阔而不具有中国农村的代表性，更像是俄罗斯的风景画。它不存在于贺友直的童年记忆里，也同样不为毛泽东所熟悉（毛泽东几次为合作化问题南下都是前往杭州、南京等地，当然他也就近视察过河北农村，例如那张著名的戴草帽的照片就是他站在玉米地里）。在1951年12月17日回复王震的电文中，毛泽东针对派军队帮助新疆农民组织集体农庄一事指出：“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房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是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 从现实即地理环境的的角度来说，中国北方虽然被费正清描绘为荒芜之地，但它也正是机械化的用武之地。于是，在贺友直的这部匿名作品中，黑龙江的自然景观通过大量的直线、仰视的构图和对于云团的描绘而得已展现。（右上）贺友直本人也完全放弃了他在《山乡巨变》中恋恋不舍的人文情结，而是尽其所能地贴近了出版它的政治意图。

1964年出版的《李双双》是贺友直在《山乡巨变》之后紧接着完成的以河北农村为背景的作品，技法更成熟，也更富喜剧性。河北农村的建筑和居住形态完全不同于湖南农村，它是聚居而非散居，所以村子里的人物看起来都像是在一个小镇里活动，政治、经济和文化完全集中在一起（上图）。今天看来，这可能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雏形，这样的地方被改制为“街道”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第60幅中，俯视构图让我们看到了乡间马路、新修的桥梁、限速标志和货车，而干涸的河滩又交待了这一带的自然条件并不及南方。（右下）虽然《李双双》的故事时间与《山乡巨变》相隔不到10年，而且其间还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但是《李双双》里的河北农村明显比《山乡巨变》里的湖南农村要有活力，更具现代气息。也许湿润的南方农村缺少现代化只能归结为它的地貌，过多的转折和起伏在使用机械方面不如平原地区方便。《山乡巨变》中清溪乡所发生的巨变仅仅只是在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方面，基本上属于非物质的，因此画面中没有出现任何机械装置，甚至连自行车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现代工业物质的缺失正是贺友直建立《山乡巨变》“基调”的基础，这个基调就是重新将中国农村摆回到传统文人画所陶醉的田园状态中，而决定这样做的这个作者却一直生活在上海这个繁华都市。

197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贺友直的《朝阳沟》，这部作品根据同名豫剧改编，讲的是大跃进年代知识青年下乡的故事，而发生地则估计是河南林县太行山一带。在贺友直之前，即豫剧《朝阳沟》上演不久，刘继卣已经创作并出版了连环画《朝阳沟》。对比前后不同作者的同题作品，我们轻易就能发现，贺友直比刘继卣更懂得将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当地特有的地理和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因而使这个作品更具有浪漫气质。以第一幅为例，刘继卣的画面以人物为主体，而且刻画得相当具体，但给人的感觉是作为第一幅显得有些突兀，像是前面少了几页。（左上）贺友直农村作品的第一幅总是山光水色，类似电影的片头。《朝阳沟》的第一幅与《李双双》极为相似，除了人物以序列形式排列，并安置在大树底下，还点出了具有太行山特征的远山。（右上、右下）从这一幅开始，贺友直的基调就确立起来了，换句话说，银环这个即将嫁到山沟里的城市姑娘即便不习惯干农活，她也应当被高山峻岭所吸引，这种自然景观是城市不能给予她的。（左下一）刘继卣的画面中虽然也出现了山，但是高度不及贺友直的山，而且山形也不够明显，像是南方丘陵与太行山的折中。（左下二）两个作品的差异固然有创作年代不同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两个画家在艺术趣味上的区别。刘继卣从未发表过自己的创作理念，而贺友直却不断地被自己的理念改造着，以至于每部作品都表现出不同的意趣。

表现农村和阐释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显然也是不同的，如果说刘继卣的《朝阳沟》在表现农村方面并没有什么不真实的地方，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完美气象却是由贺友直的《朝阳沟》阐释出来的。问题是，这种阐释是否背离了当年创作《山乡巨变》时的人文心态？对这一点的思考将直接把我们引向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思考。从贺友直《朝阳沟》的创作时间（1978至1979年间）来看，这不是一部应时的作品，这在贺友直的创作生涯中是一个例外。在我们的记忆中，不光《山乡巨变》、《李双双》，即便像《投降派宋江》（与人合作）也是配合当年的“评水浒”运动，《十五贯》则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关。当然，这样的应时是由不得画家的，它是出版社配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结果。重绘《朝阳沟》不可能是为了赞扬大跃进和知识青年下乡，也就是说，它的出版不具有任何政治目的。那么，它是不是像刘继卣的版本（重版）前言中所说的，是因为同名豫剧曾经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而江青却“横加扼杀”，以至于在江青倒台后要让它重见天日，作为文艺解放的标志呢？刘继卣的版本是1977年再版的，贺友直的版本比它晚了两年，作为对豫剧《朝阳沟》复出的助兴显然也已经太迟。最后似乎只剩下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贺友直希望借此再次施展他安排细节的本领，同时，他也需要再一次（应当是最后一次）满足他自《山乡巨变》开始的对山地农村的表现热情。

在《朝阳沟》中，贺友直致力于刻画的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景，从秩序良好、物质丰厚的县城到和睦团结的山区，集体化带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富足感。在贺友直的《朝阳沟》比刘继卣的《朝阳沟》更接近理想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点上，脚本的改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贺版中的文字有虚有实，诗意化处理痕迹很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贺友直提供了“做戏”的空间。如第81、82幅是银环不辞而别时的心理活动，这个心理活动由叙述者的劝慰传达出来：“你看到了为你跑前跑后的巧真妹妹？那不是她么？

在红薯地里，倚锄拭泪，一阵阵地抽泣（右上）”，“你看到那真挚的栓保了吧？你就没想起这些天来，他的那些批评、那些鼓励？（右下）”巧真此时正和其余四个姐妹在红薯地里劳作，这是集体化生产的一个标准图示。同样，栓保和其余四名男子在山上采石头，更是集体化生产方式和“人定胜天”意识的集中展观。采集这些石头当然不是为了给自家建造房屋，而是为了兴修水利，就像是著名的“红旗渠”故事的前版本。贺友直一边借助这些情景带出山地农村的自然风光，一边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价值观作出了自己的理解。我们无须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质疑这一切的真实性，每一个经历过中国农村改革的人都能回忆起当年战天斗地的激情。然而，人们一心向往着共产主义，而在毛泽东的策略里，农村改革的目标却是相对具体和务实的；“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 ，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这个目标中的关键词包括“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很像当前“拉动内需”的另一种说法，只不过合作化道路已经被今天的一系列农村优惠政策所取代。

贺友直笔下的中国农村虽然反映出了时代的变化，但未能传递出中央政策的真正理念，它是贺友直自传意识的浮现和起伏，它更多地体现了小农经济顽强的生命力。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在以读图形式回顾历史时才感到了意味无穷。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6期——“土地”

去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小岗村。这一举动迅速被国内外媒体解读为中国将继续深化土改的信号。三十年前，正是发生在安徽凤阳这个普通村庄里的一个“私分公产”的秘密事件，一举成为邓小平时代土地新政的合法样板，在一个习惯于上行下效的国家中被大力推广，从而以土地改革撬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继而通过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启动了80年代的改革开放。然而三十年后，小岗村“脱贫而不致富”的单干模式早已难以为继，中国的三农问题则成为其高速稳定发展的现代化光环背后的最大隐忧。不断拉大的城乡差距和日益累积的社会矛盾，反映了中国建国后实行的城乡二元政策在80年代之后事实上的延续；而破解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无疑将再次回到土地制度。重回小岗，事实上是重回当年违法分地成为制度创新这一“穷则思变”的传统；围绕着土地这一国家核心资源的制度创新，将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体制改革走向内在的关键。

【地力：资源与资产】

土地滋养万物。阳光、大气、水源、植被、地质和矿藏等一系列自然资源的组合，则为这种滋养提供了条件，万物对资源的依赖和资源自身的有限产生了物竞天择。人类作为在这一进化中胜出的物种，依然将对土地的争夺作为其生存竞赛的本能原则：在天地间移山填海、开荒辟地，相互间南征北伐、扩疆拓土。在人类文明的进化中，土地不仅作为基本生产资料被视为国之根本，其涵盖的主权与国力等属性则使之成为与国家利益休戚相关的战略资源，而对这种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更令土地制度成为国家制度演变的核心。

在中国，土地资源的重要性还反映在高度紧张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上：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不得不生活在仅占全球7%的耕地和6%的水资源之上。耕地的稀缺，使这个在历史上曾经屡受大饥荒之痛的农耕大国将粮食安全置于维系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首位，划定18亿亩耕地红线以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并将耕地审批权高度集中于地方政府之上。同时，作为生态资源的土地具有与耕地同样的稀缺性和脆弱性，部分具有生态调节功能的森林、草场以自然保护区的形态被纳入国家战略储备。土地在中国国家战略、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中的多重作用，注定了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只有集约化才能可持续化。

城市化往往被设想成为资源能够得以集约利用的一种方式，而“资源集约度”在城市中的空间形成，被同时反映为其资产价格的变化。土地资产的升值既可能是因土地集约利用而产生的真实收益，也可能是在朝令夕改的规划、非理性的区位竞争或市场流动性泛滥中浮现的虚假泡沫。作为资源与资产的复合体，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包含了资源集约和资产升值的双重涵义。中国三十年渐进式改革的成果之一，便是逐渐形成了土地所有权公有化和土地使用权市场化的产权制度，这一方面沿袭了计划经济的调控功能，国土资源部成为宏观管理部门，土地供给的杠杆效应成为其控制投资规模、强化资源集约度的宏观调控手段；另一方面则通过将土地的有偿使用权推入市场，将土地资产的非实物价值最大化。

然而，三十年改革中出现的大量问题，事实上也正是发生在两种配置模式的配合与衔接中：土地产权的模糊导致政府失效或市场失灵，城市存量土地作为计划经济遗产在市场中供应失控，政府垄断一级土地市场导致收益分配不公⋯ .资源资产化的制度设计成败，将直接决定城市化是缓解了资源瓶颈，还是导致资源浪费和资产流失。

与城市土地的集约化相平行的是农村土地的集约化。前者着重于提供优化的产业布局和区位结构以实现工商业集约，后者则着重于整合和改良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下被碎片化和抛荒化的土地以实现农业集约。在这一双向运动中，城市必须渐进地从农村转移人口，并有效地将城市化所需的土地控制在农村离地人口所释放土地的一定比例之内，才能真正缓解人地矛盾。城乡两地的土地资源优化和资产收益最大化，意味着大部分农民将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土地，踏上进城的风险道路；而实现城乡统筹、集约用地的最大挑战则在于：如何在实现土地收益最大化和保障农民权益的两极之间找到平衡。

【地产：农业与非农】

中国的人地矛盾是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在大一统政治和儒家文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选择了一种以自然力为中心、将土地生产与人口生产相挂钩的农耕模式，从而周而复始地形成一个经济发展的怪圈：经济的景气始终会带动家族的兴旺，而家族人口的繁衍和有限土地上的劳动力追加导致边际劳动生产率的递减，这使得中国的传统农业始终维持着一种以人力投入为主、从而也排斥了机械化技术和大规模生产的小农经济模式；同时也解释了中国尽管很早就有了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却未能产生工业革命的原因。由于这种自然经济需要在越来越少的人均耕地上实现越来越多的人的自给自足，农业输送的剩余劳动力如果不能在城市工商业等非农行业中得以就业，便成为无事可做的流民，一场天灾或一次官民间的摩擦，便能将这些隐蔽在土地背后的失业者点燃为社会危机的燎原之火。这种自然经济的传统为今天中国遗留下来的现实，是在占全球7%的耕地面积上，生活着占全球40%的农民。中国的城市化，势必是一个从农村大量吸纳剩余的过程。如何在这一生产要素长期大规模外流的过程中确保农村不迅速衰败，并逐步发展起适度规模的农业，成为今天城乡统筹与土地制度改革的首要难题。

自19世纪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姗姗来迟的工业革命便肩负着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得以优先发展。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数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全面转型的标志，而这一“自给自足”意味着中国必须在一个全球封锁的经济环境下实现其工业化。被户籍制度锁定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工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使得农业更多成为了国家发展工业的支持手段，人民公社则成为国家资本控制农村土地收益的基层财政单位。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原始积累过程，建立在一系列牺牲“三农”的歧视性政策基础之上，其中大部分政策在80年代的城乡关系中得以延续，但更多地由计划转向市场。始于沿海几个经济特区的城市化实验，正是这一时期内地、沿海和境外三大生产要素激烈碰撞的结果：从农村新政中解放出来、几乎无限量供应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自国家划拨但有偿转让的廉价土地，以及蜂拥而至的外来投资。全球产业面向中国的大转移，看中的正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这一结果。那些在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里血汗劳作的农民工，所得的报酬仅仅相当于他们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维持生计的标准，而工会传统的缺乏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廉价劳动力的全球竞争力，从而最终造就了风靡世界的“中国制造”。

在外向型产业的驱动下，中国的海岸线迅速由单一的工业带、产业集群演化成多元的沿海城市组团，城市化所需的土地逐渐由城市国有土地向农村集体土地蔓延，从而导致城郊农村的“非农化”：农业向工商业转产，农地由集体变国有、由农用地变建设用地，而农民则成为工业村的工人或城中村的食租者。讽刺的是，中国住房市场化运动中最早的廉租房并非来自于政府的保障政策，而是由沿海的农民们在他们的宅基地上为内地的另一群农民们提供的出租屋，相对于内地农民的“被动离地”，他们更多是“主动失地”，通过征地补偿和城中村的租金收益获取“农转非”的资本。

如同城市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出让存量土地获取改制资金，“主动失地”的农民们多少也可以在区位价值的水涨船高中获得“非农化”的入场券；而对于内地农民，他们的“非农化”则不具备这样的“地利”：家乡的土地不可能帮助他们实现进入城市所需的原始积累，而更多是聊以糊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城市化的渐进性注定了大量农民不可能在短期内真正融入城市，而城市自身也需要时间消化农村人口，这使得内地农民将不得不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拉锯式地往返于沿海与内地、务工与务农之间，成为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候鸟”。他们之所以还有选择，正是因为家乡还有地；他们进城是为了寻求最大机会，而返乡则是为了获得最低保障；很难想象如果这张底牌也被抽去，他们一旦面临失业和失地的双重失落、成为城市贫民窟中的流民后会是什么结果。

内地农民的“非农化”不可能完全依赖沿海大城市。二、三线的城市化和农村的城镇化同样能够吸纳农村过剩人口。这在外向型经济遭遇瓶颈、千万农民工失业返乡的今天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返乡待业的剩余劳动力和用于刺激内需的四万亿财政方案无疑将加剧内地的用地矛盾，如何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实现集约用地，将直接影响到提高内需和消化过剩产能的效果。提高内需的过程，同时也是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非农化”和农业适度规模化的过程，而“非农化”的前提在于农民在财富与知识方面的双向积累；财富与知识正是农民在近半个世纪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倾斜的城乡二元结构中被牺牲掉的，如今则在东部产能过剩、西部需求不足的不均衡格局中，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姿态回归。在新近出台的一系列国家惠农政策中，免除赋税和增加补贴事实上只是通过保障耕作者利益，保障了国家得以生存的农业基础，而拨款兴办职业学校，提高农民的专业素质、就业与抗风险能力，才是真正有助于农民自主“非农化”、实现转业的政策之本。

【地权：集权与分权】

大寨与小岗是新中国历史上真正进入国家话语的两个明星村，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两场农村土地改革中权利重新配置的样本，即集权合作与分权单干。二者所代表的农村经济模式也恰如其名：一大一小。前者是大公经济，后者是小农经济；前者大公无私，后者小公有私。大寨的人民公社模式主张以政社合一的大一统制度团结人心，集约发展；小岗的分田到户则是对数千年小农经济的本能回归，分散经营。人民公社的集权模式在农田基础水利等集体合作建设上成效斐然，却因合作产出与私人责任的不对等而丧失了对个体的激励作用，因大失小；分田到户的分权模式固然因责任到户的利益关系短期调动了农民劳动积极性，却最终无法突破散户细碎经营的瓶颈，因小失大。

然而，大寨与小岗并非表面上的对立关系。小岗经济产生于大寨时期就已确立的土地制度之中，即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被小岗农民们私分了的只是土地经营承包权而不是使用权，政府依然可以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控制。在推行“一大二公”的大寨时代，集体共有的公社地之外是社员们零星闲散的自留地，就在人民公社运动没能如愿实现“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生产效率之余，人们发现这些私田里长出了比公田更好的庄稼。小岗农民们只是本能地放大了这一现象。事实上，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共有和私营的隐性双轨早在改革之前便一直存在，从单位大院中的违章经营到人民公社的自留地，而包产单干的实验也曾隐蔽地贯穿于合作化时代，80年代的改革只是顺势确认了其合法性，将土地资源配置的国家无偿划拨部分转化为地方有偿转让，从而把经营权从所有权中分解出来推入市场。以双轨并进的方式实现新旧体制的转轨和并轨，是中国改革得以稳定而有效地渐进发展的重要原因；尽管小岗模式被诟病为对中国传统小农经济自私意识的腐朽复辟，但始于小岗的中国土地产权改革却无意对旧中国的私有制作简单回归，而是试图通过在既有的计划集权体制中引进市场分权机制，以建立一种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土地进入市场，就意味着计划经济时期被笼统集合起来的土地产权，必须被重新析分为不同的权级、权能、权效与权属。在中国，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化是集权国家上层建筑的基础，也是通过市场实现“分权”的前提；而包括承包、收益权和处置权在内的使用权主体则在市场化进程中多元化。国家通过所有权实施对土地的宏观调控，而市场则通过使用权进行其微观管理。因此，所有权只有在国土部门制定与国家利益相关的产业布局和用地规划方面才体现出其宏观意志；而在具体的微观层面，使用权则更具有决定意义。然而，这一被西方称为“计划市场经济”或“调控资本主义”的模型，在实际操作中却因产权制度的缺陷而问题重重：作为旧体制的遗留，城市单位的国家划拨土地和农村的集体用地在产权的权能、权效与权属都不明确，从而易于在市场化过程中滋生猫腻与纠纷；同时，土地市场的不完善也使得非市场导向的政府行为在土地流转中被大大强化，因此抵消了市场配置的有效性；土地市场的相关法治建设的不完善，则使在土地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的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土地流转的市场化，以及农民集体用地与城市国有土地的不对等，使得重建一种能够代表农民利益的新型集体组织成为当务之急。新中国在土地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乡村关系主要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村级组织作为乡镇政权的延，对乡村社会进行自上而下的管理，从而将国家权力嵌入基层终端。在面对同样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和城市工商业资本时，村级组织的利益本位决定了它难以作为农民的代表，起到降低交易风险和维护农民利益的作用。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有着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自治传统，在今天的集权框架下重建一种自下而上的合作组织，就是将结社权重新赋予给农民。“社”的本义，是对土地的祭祀，以及因这一公共活动而成长起来的基层团体；相对于村级组织的行政服务作用，“社”不仅通过农户参与的方式进行技术推广和经济合作，而且能够作为一种集体经济组织提高与资本谈判的能力。通过民主自治的方式赋予农民公民权、知情权与选择权，这比在尚不健全的市场制度下便“一刀切”地将农民地权绝对化要重要得多。

【地利：计划与市场】

90年代中期，以分税制为标志的财政分权制度开始实行，中央与地方的权责与利益关系从此得以确立。与小岗分田的激励机制类似，财政管理上的大包干为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掌握着国有土地批租权的地方政府提供了“经营城市”的动力；以土地出让金、建筑税和房地产税为重心的“以地生财”之道，令土地成为“地方财政之母”。早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划拨土地的国有资产配置权，就曾经令相关部门门庭若市，并且在各级单位之间制造过争先恐后的圈地热；土地出让的有偿化和土地收益的地方化，就更使得围绕着土地一级市场展开的“地方集权”有动力将城市扩张及其产业效应作为其实现地方经济原始积累的城市引擎，从而也引发了90年代圈地运动的野蛮化和用地格局的粗放化。计划划拨的行政权力在市场竞争中的“双轨制”延续，不仅使得炙手可热的新兴土地市场成为官商利益共同体的寻租乐园，也使得公司化的地方政府和利益化的相关部门在公共服务意识上日渐淡漠，而这种缺位也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的制度性掠夺中引发的社会矛盾，国有土地和资源环境在大量目光短浅的规划和虚假繁荣的项目中被破坏和浪费。

在一个缺乏现代产权制度作为基础的法理环境中，土地流转的市场化势必面临日益棘手难解的利益格局。一方面，土地价值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提升，以及市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释放土地价值的流转需求呼之欲出；而另一方面，在土地资源的配置中，以降低成本为原则的计划划拨体系和提升价值为原则的市场流转体系的双轨并存，不仅对价格体系的形成以及级差地租的公平分配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且也在两种体系的价差之中预留了乱象丛生的寻租空间；国家垄断公共资源的制度设计原本是为了综合利用资源、维护公共利益，而在不饱和的市场化机制中却导致了巧取豪夺与浪费流失。市场供需的活性与市场垄断者在规则设计上的滞后，构成了中国土地流转市场化进程中的矛盾焦点。

胡锦涛在视察小岗村时指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实上，农村集体土地以包括土地股份制在内“多种形式”流转，在沿海发达地区早已约定俗成，宅基地和非农用地的流转是主要流转源。由于法律规定农村集体用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农民只有被动征收的义务而无主动流转的权利，收益上的巨大落差驱使他们瞒天过海、以“多种形式”将集体土地私相授受，从而不可遏制地在农村滋生出一个隐性市场。出于对耕地资源流失的顾虑，中央对农村土地流转的表态尽管尚未成文，但至少可以看出下一步改革仍将坚持“变堵为疏”的渐进原则，从小岗村“违法-创新”的辩证法中汲取营养。

有关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的另一个民间顾虑，在于资本渗透农村之后，农民在资本运作中的破产失地风险。耕地对于国家而言是粮食安全，对于资本而言是生产要素，对于农民而言则是基本保障。合理有序的土地流转，就是要在三个利益主体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依存而相互制衡的三角关系。国家对于农民，不仅需要优惠政策的反哺输血，扶植农民建立现代集体组织，还需要建立与城市对等、与土地对应的社会保障，以及相应的农村集体企业破产保护制度；国家对于资本，则需要根据农民“非农化”的规模和速度，对资本进入农村的规模与速度加以适度限制，同时确保农用土地在资本引进之后的三农本位；而资本对于农民，更多地应该用于引进新型生产要素，以实现农业结构的调整。由于三农问题涉及弱势行业、弱势区域和弱势阶层，政府的公平角色和计划经济的反哺配置在此比市场的间接调控更为重要。

而对于发达地区，市场在土地资源流转中的配置作用将继续深化，制约这种作用的“计划之手”将在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中逐步隐退，而政府则将更多地专注于土地市场的法制建设与行政监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的历史，是一个逐步引入市场机制、突破计划壁垒，并渐进地形成“计划市场经济”之中国特色的过程。它始于农村土地制度，历经国有企业、价格体系和宏观调控等经济体制的各层面，最终仍将回到土地本身。

【地政：革命与改革】

如果说革命是危机积重难返之后的爆发，改革则是对危机的审于未形而防于未然。

在80年代之前，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革命与改革。每一次革命，都无异于上层建筑的地震，通过对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的暴力摧毁，重新建立新秩序。革命对于社会有着推动和破坏的双重作用，它的能量也是它的代价。革命与改革的实质都是权利再分配，二者最大的障碍都来自于既得利益者；但后者不同于前者的原则在于：它尊重原有体制下形成的利益格局，在权利再分配的过程中，对既得利益者予以一定补偿。因此，改革通常是执政者的自我修正，强调发展，但更强调稳定。

有关土地的权利再分配贯穿于一个多世纪的革命与改革之中。孙中山将“平均地权”写入三民主义，主张土地国有和地租归公；毛泽东先靠“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摧毁旧有的佃农关系，以土地农民所有制实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继而以合作化运动结束小农经济，实现土地权利的集体所有；邓小平则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模式，将地权分解为刚性的所有权与弹性的使用权，在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植入市场经济的活力。纵观现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变迁，我们不难在不同时期的土地理想之间发现革命者们之间的承继关系；然而，在不同时势下他们对既有利益格局的态度以及对相应土改方式的选择，又令他们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孙中山早期试图和平协调既有生产关系、实现地主农民双赢的社会理想在大陆未能实现，在他逝世的多年之后却通过蒋介石在台湾的土改中变成了成功的现实；毛泽东的土改曾以排山倒海之势打败了他的这个对手，却在战后演变成为空想社会主义。历史一再证明，社会制度在设计上的微妙差别，对身居其中的人们都会产生无可估量的推动力或破坏力。对这种力量的认识，以及对制度设计的审慎，事实上就是中国今天正在经历着的渐进式改革的核心精神。

如果说小岗村的冒险是一个自发的试点，深圳特区的设立则是一个自觉的实验。二者分别在农村和城市开启了土地改革的大幕。今天，有关土地制度的实验已经随着特区的多元化而逐渐深化：成渝新特区力在通过城乡统筹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上海浦东新特区则着重于政府职能转变，树立政府在土地市场中的公正角色；天津滨海新特区着重于土地的集约利用和集体建设用地的合理流转；武长新特区则将探索土地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之道。土地改革事实上已经由外而内地渗透到价格体系、产权制度、金融体系、行政管理、社会管理等上层建筑内核，在改革开放的而立之年走向内在。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5期——“花好四万亿”

文 / 蔡影茜

如果没有艺术品和奢侈品，有钱人都不知道钱往哪花。从提高国民素质的角度讲，花钱要花足三代，才能培养出懂得将革命的“de”和贵族的“de”结合起来的后代。

有个英文前缀在学术上所向披靡， 这个前缀是“d e”，中文有时翻译为“ 解”，例如“d e t e r r i t o r i a l i z a t i o n（解域化）”和“d e c o n s t r u c t i o n（解构）”。这个小小的拉丁词根，放在任何一个词前面，马上就革后者的命，因而很多大师在反对一些事情的时候都喜欢用它，往往翻译为“去”，比如说“demy thologi z at ion (去神话化)”和

“decentralization（去中心化）”。不过，革命早就退潮了，如果你碰到一个法国人，他名字里有个“de”，千万不要以为他跟大师是一路的，因为名字里有“de”的法国人，多数是贵族，尽管今时今日的法国，贵族头衔也如商品一样可以买卖，这位仁兄有可能只是个暴发户，“专门收集些当代艺术品”。

为什么只有暴发户才收集当代艺术品这个事，据说全世界皆同。去年年底结束的迈阿密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虽然作品的整体价格和成交量有所下降，但美国的藏家们并没有停止出手。一个艺术家朋友所在的画廊，也开在迈阿密，画廊老板正是来自在中国大街上越开越多的Subway（赛百味）家族。我这位朋友是女性行为艺术家，众所周知，行为艺术是难以收藏的，茱蒂丝•贝瑞（Judith Barry）在一次大学讲演中也公开承认，自己后期更多采用影像手段主要是因为“靠行为难以为生”。在近几十年甚至十年内富起来的新贵们，在支持和收藏该类比较观念的艺术作品时，往往也是抱着自己当年夺得第一桶金时的勇气，一般要比名字里真正有“de”的贵族们出手更狠，更大胆。在这层意义上，他们的解放作用连艺术史也不敢低估。

圣诞的时候见一位好友，好不容易从耶鲁读完MBA回来，进了间投资银行，却遇上金融风暴。我笑说他现在服务的那些以房地产起家的暴发户都是靠不住的，要想保住饭碗，早该去学艺术史。因为美国的艺术史博士当中，精英者也有可能被招去做高级投资顾问，直接服务真正的贵族客户。投资成交时，这些贵族在意的都不是数目字，而是你能不能和他聊聊墙上挂的那幅现代主义或之前的艺术作品，而艺术史博士对这一时期的作品总是了然于心的。

不过身处中国，想买个“de”来将自己的贵族身份迅速合法化是不可能的了，只是我们尚有红红火火的当代艺术市场。虽然红火的程度在这个冬天多少降了温，但在风暴的尾巴直接打在脸上之前，京城还是办了件热闹的大事，各路自称艺术家的名人和已经成为名人的艺术家都出席了。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过在金光灿灿的物质跟前，群众的眼睛还是被闪花了。在惊叹“Dior真是有钱砸”“UCCA这次竟然不收门票”之后，都忍不住深为自豪地在自己的博客上传大量照片，并对艺术家的创造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博客的文字读起来永远比现场拿到的公关稿有趣，但公关是有偿劳动，博客是免费喝彩，喝彩令资本变得更有文化了。群众可能不知道，在成熟的流水作业里，创造力纯粹是一个财力和技术问题，时尚与艺术的联姻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将一切变得性感而神秘。

神话化只能进行到底，要不然大家的博客写什么好呢？没有那么多图像、图片和做工精细的作品，我们的手机和相机闲着也是闲着。更进一步说，如果没有艺术品和奢侈品，有钱人都不知道钱往哪花。从提高国民素质的角度讲，花钱要花足三代，才能培养出懂得将革命的“de”和贵族的“de”结合起来的后代。这些写博客的90后，很快就变成有消费力的目标群了。

要不要揭开以上这层层令人晕头转向的面纱，纯粹是个人选择，于是莎士比亚的名句成了：“To De or Not To De”。这不是一个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仅仅是一个“去”还是不“去”的问题。要是不想“去”但非得要去，就喷上香水边看展览边派对吧。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5期——“花好四万亿”

“ 城市是通过商业的关系将人们聚集在了一起，这就好比一个战场，每个人都要在其中竞争，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一个好的城市在给人机遇与挑战的同时，也需要给人一个休息、充电的场所。因为即使上了战场，你也要有喘息的时候，所以说一个好的城市，应该有一些庇护的场所，心灵的避风港。”——侯梁

1、  最爱的城市是，为什么？

这很难说，每个城市都有它可爱的地方，但又还没有一个城市能同时包容所有我喜爱的品质。我喜欢的城市很多，而且喜欢的感觉不一样。有的城市是一见钟情，像纽约、米兰就很有艺术气息，同时又是一个商业城市，而这些商业又引领着最新的时尚。而有些城市则是要居住下来才能去体会它的魅力，就像我真正能够住下来的城市还是上海、布鲁塞尔。

2、最怕去的城市是，为什么？

广州，广州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沉淀的城市，但由于八十年代的过度发展，使得这个城市失去了原有的魅力。我曾经在广州读过书，也曾工作过一段时间，觉得这个城市很可惜，环境被污染了，城市空间支离破碎，非常可惜。

3、最喜欢参与的公共活动是？

慈善义演，没有太大的功利性，大家都在做好事，还有表演、有沟通、有交流。

4、目前主要生活在那个城市？

上海

5、它的可爱处在于？

上海有很多三十年代留下来的建筑，融进了现代的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外滩，有很多旧建筑改造出来的特色的饭店，和一些新锐的艺术画廊。

6、它的难以忍受处在于？如果让你重新改造，你会怎样设想？

上海的住宅，特别是一些高层住宅，已经将这个城市中的人与人分裂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儿童的生活。记得我小时候，上海还有很多不同的里弄，不同的院落，有很多公共的绿地、花园，儿时的记忆里上海还是一个可探索的空间，每天放学我们都会到处蹿。那时的上海还是非常的广大，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一座高楼老远就能看到，大家住的都是一梯几室的房间，这种非常经济的空间已经让人们的生活彻底改变，人们找不到一点缓冲的空间，对孩子来说是特别悲哀的。

对于上海，不是一两个设计师就可以改造的，首先是要改变人们的思想，从城市决策者到使用者，都要清楚的明白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城市。而目前我们要面对城市遭到破坏的现实，去想办法创造性地将这种破坏变成一种优势，当然这个要求就很高了。

7、请列出你认为这城市最有趣的一空间（建筑、街道、广场、博物馆、店铺……）、人和食物。

泰康路，那儿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商业空间，所以不会让人觉得那么矫揉造作。它保留了各个年代的历史痕迹，像弄堂口老式的垃圾筒和厕所，它没有因为商业空间的形成而赶走里面的住户，这就保留了这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让各种人都可以生存。而且里面的很多艺术精品小店都是私人经营，更新的频率也不同，所以说每次去都不会有厌烦的感觉，因为总是有变化在里面，让我看到了一些时空的蒙太奇。在泰康路，你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这儿有功能的优化重组，也有时空的复杂性，又保留了周围的里弄，我觉得这种模式是值得推广的。

8、从个人角度来看，你认为一个怎样的城市才能为你提供好生活？

城市是通过商业的关系将人们聚集在了一起，这就好比一个战场，每个人都要在其中竞争，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一个好的城市在给人机遇与挑战的同时，也需要给人一个休息、充电的场所。因为即使上了战场，你也要有喘息的时候，所以说一个好的城市，应该有一些庇护的场所，心灵的避风港。

9、本月你最关心的一件城市事件和一项生活内容。

本月我正好在罗浮紫艺术画廊举办一场个人建筑艺术作品展，名为“侯梁建筑•中国”，本次展览是我第二次在上海公开展示自己的建筑设计。

我的建筑是用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和国内的教育是不兼容的。我想要改变人们对建筑的看法，建筑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更是文化艺术的一部分，建筑拥有的不仅仅是一个外表，它也要有精神内涵。这次很多媒体都很关心，为什么我的建筑没有一个物质化的东西，没有建成的作品？但我想这就是一个误区，我们认为的建筑都是一个物质化的过程，但这只是建筑的一小部分，而建筑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它的理念、设计与构想。这也是中国建筑界目前碰到的问题，很多建筑设计师只能跟随别人的脚步而没有自己的创新，很多大型的建筑设计院都只是为国际大师画施工图。从这种现状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并没能参与到建筑艺术的研发过程，而我要做的是，就是要在中国培养出一批有研发精神的建筑师。

10 +1、你本月的出行计划。

本月计划去看看中国的小城镇，因为我觉得中国未来发展最重要的还是在农村，中国的农村占的面积太大，六千多中小城镇是中国的命脉和未来，不能再被破坏了。最近我有一个课题，去走访一些小城镇做调查，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希望找到一个试点，能够把我们花园城市的概念介绍进来。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4期——“中国人居”

《尉缭子》中借姜太公之口说：“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过冬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暖和，但是御寒需要的不是猛药，根本在于强健的身体。面对金融危机的整体性挑战，面对日益分化的社会阶层，着实以民生为大计，以藏富于民为指归，才能迎来在春暖时勃发的又一派生机。

2008年的冬天，因为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而显得特别寒冷。在进出口萎缩的形势下，扩大内需成为了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措施。位列国务院出台的十项扩大内需措施之首的，即“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在国务院投入的4万亿“过冬”资金中，将有9千亿元投入保障性住房建设。建设部官员的说法是：中国计划在3年时间内增加200多万套廉租住房、400万套经济使用房。另外，还将对220多万套林业、农垦和矿区的棚户区进行改造。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我国保障性住房的发展和现状，再来探讨这一政策的利弊。

中国的保障性住房始于1995年开始推出的安居工程。由于该项建设资金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故而一直未能顺利推行。至1998年住房改革全面推进后，安居工程逐步被经济适用房取代。经济适用房指已经列入国家计划，由城市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建房单位建造，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房。在历经了酝酿（1991年）、启动（1998年）、高速发展（1999－2004年）、全面质疑（2005年－2006年）等不同时期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就发展到了既不经济又不适用的地步：高房价、高档次、大面积使得中低收入阶层望而却步，而高收入阶层则可突破资格限制、购买囤积。2006年8月，建设部称：“经济适用房将一改以往出售的形式，面向低收入人群出租。租赁型经济适用房将是未来发展方向，廉租房、租赁型经济适用房及限价商品房三者将共同组成实物型的住宅保障。”这实际上已经宣告了经济适用房这一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在中国的失败。经济适用房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制度设计的失误，即没有对社会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进行区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过后，住宅商品化改革和住宅产业被作为拉动内需的重大举措提出，这使得经济适用房建设并不全是为了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它还承载着拉动经济增长的市场任务，其结果就是在政策房和商品房之间摇摆振荡。权力与市场的不同运作机制，政策房与商品房的价差，资格审核制度的不严密，使得经济适用房的真正需要者们最终只能以彻夜排队拿号的方式逐步远离这一保障其居住条件的举措。而面对中国中低收入家庭占人口70%-80%的现实，建设部要求各地70－80％的住宅建设用于经济适用房的规定，最终以10％不到的市场占有量，在住宅商品化的市场中化作了一纸空文。

随着经济适用房的普遍失效，姗姗来迟的廉租房在2007年起成为了“居者有其屋”的又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廉租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廉租房唯一的功能是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着力解决的是“有房住”而不是“有房产”的问题。1999年5月，中国开始实行“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其目的在于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解决城乡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各国政府在廉租房的推行中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由政府发放租金补贴给住房困难户，由他们租赁社会房屋居住；二是由政府出资建好后，低租金给住房困难户。美、法采用的是前一种方式，意在减少政府的行为环节。中国目前主要是后一种方式，并且由地方政府负责具体制度和实施，而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廉租住房保障办法》正式实施的2007年12月，全国只有80.2万户家庭获得了廉租住房保障，而其需求量至少为1000万户。面对只占住房开发总量0.5%的事实，廉租房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以及执行过程的监管。因为廉租房的保障资金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付的单一来源，而发展廉租住房既要承担解决“房源”所需的资金，又要长期不断地负担房屋维修和住房租金补贴，此外廉租房供给每增加5％，就会迫使房价下降3％—4％，这样一来就必然地影响到当地的土地出让金收益和GDP增长速度，加之没有明确的问责机制，地方政府建设廉租房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我们再次审视2008年金融危机的寒冬之中,国家的保障性住房举措：政府注资4万亿过冬并将其中的9000亿投入保障性住房，从表面上看这是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情：既拉动了内需，又解决民生问题，还对建材、钢铁、建筑、装修和家电等上下游产业起到了拉动作用，并且能够解决相当数量的就业。然而在房地产严重滑坡，存房量严重滞销的情况下，这一举措必将改变商品房市场的供需关系。在商品住宅本来就供大于求的形势下，将更为整体地影响到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另一方面，在没有保障性住房的政策与执行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这些住房哪怕修建起来了，也仅仅是救了那些参与其中的生产机构，而对于整体民生依旧是隔靴搔痒。对比时隔11年的两次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在住房问题上的对策，我们不难发现“病急下猛药”的特征。这样的猛药以治标不治本为主要疗效，让你得以暂时御寒却依旧体质不佳，时常还要担心顾头不顾腚而加重病情。在面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实际困难时，如果各级政府仅以政绩作为驱动力，在“应保尽保”的大口号下拨着GDP和既得利益的小算盘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如果社会阶层的金字塔底层难以稳固，那么在丧失社会普遍认同的同时，整体社会生产结构必将在资本和利益的自由冲击之下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