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9期——“中国热”

摄影/耐德夫·坎徳（伦敦）

文/马芝安（北京）

拍摄长江这样雄伟壮阔又频繁出现在公众视线的对象，困难就在于如何脱离窠臼，规避重复观光摄影或记录片式的俗套，而这正是拍摄名胜容易出现的问题。对耐德夫·坎德这样睿智而缜密的艺术家来说，早已深知存在的挑战：“如何拍摄长江才能将其处理为既具有普遍性又带有个体性的主题，从而使之独具鲜明的个人特征？”艺术家的成功正在于能从众所周知的形象中创造出具有个体特性的东西。

成名于伦敦尔后蜚声国际的摄影师耐德夫·坎德最新的摄影作品“扬子江，绵长之流”（2006－2007），兼顾到了这许多方面。坎德拍摄的长江沿岸生活的画面令人难以忘怀，从源头到入海口，该项目跨越了数千公里，耗费数百小时，它将成为纪录河畔生活变革的经典的当代摄影作品。

坎德在世界各地进行拍摄，早前曾以商业摄影师的身份来中国为阿迪达斯和其他产品拍照，当时就因各种原因而尤为受到长江的吸引。对坎德来说，长江以及沿岸的风景浓缩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通过将长江和三峡大坝带来的变迁当成中国迅速奔向“现代化”的肖像象征，坎德的长江组照描绘出了一种忧伤的张力，它的产生源自以发展城市化经济之名而对传统农耕生活的破坏。

坎德从未自我标榜为中国问题或长江历史与改造问题专家，而是将长江当成一种视觉隐喻，借以表现社会转型和万物衡变的普遍规律。坎德指出，当中国人民的生活变迁已被公认为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快更全面，这一系列疾速发生在长江沿岸的震撼性变革——从农耕到城市，从贫民到中产阶级，从地方性到国际化，从自行车到汽车文化，从公用水井到饮用水——展示的却是给所有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的相似的问题。

对于坎德自己来说，沿长江而行的旅程是一次关于中国社会变革和社会历史的教育。他将自己沿江的经历比喻成重返童年乡之旅。比如在英国，某人的家宅通常是不动迁的，但对于那些住在长江沿岸的人们来说，却几乎不可能重访童年的家园。深深震撼了坎德的是，数百万沿河而居的中国人都遭遇了童年家园的消失，而今天，这一切却是因经济开发之名而不是由于战争或内乱。对他来说，中国变化的速度是尤为惊人的，迥异于他见证过的任何地方。坎德指出，他这些关于长江沿岸日常生活变迁的风景照，很可能永远无法再拍到了。

坎德和像他一样的艺术家，通过生动而富有诗意的视觉记录，记载了这些变革在心理与社会层面带来的影响，这是在为后世历史学家或其他专家提供宝贵的经验。

在引言中坎德提醒我们，住在长江沿岸的人比美国总人口还要多。沿岸人民的生活仰仗于长江的喜怒无常，对于那些讨论中国改善沿河人民生活的种种尝试、自诩为批评家的人们来说，坎德的提醒无疑是发人深省的。若没有他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出中国在长江沿岸实现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发展规模。

坎德作为一名摄影师的特殊天分，有几分类似于优秀的风景画家，特别是亚洲的水墨山水画画家。他的镜头对向的是空旷的空间，长江风景中辽阔的水面与天际，和忧郁的情怀以及对往昔岁月的乡愁。过去的时光虽然没有具象体现在他的河畔风景中，但的确又已经得以展现。坎德倾向于静谧、阴郁的单色调；这些色彩非常适合这怪异的现实——三峡工程之后，这些场所成为了过去，不再有什么关联。

坎德的长江风景照往往没有人物，但却流溢着人性的情感。酷似中国古代山水画大师，纵无具象人物的身影，视觉语言依然间接、细腻而熟稔于情绪。与缺席和渴望相关的情绪，已经渗透到他每一个取景框中之中。如果纳入了人物，也是刻意将其最小化处理，将其描绘为微小的存在，与浩大的风景并置。

坎德的长江意象是情绪化、梦幻、缥缈甚至是浪漫的。如果拥有一个性别，那坎德的长江必然是位“女性”，如一位静卧着怀抱孩子的母亲，是给予绵绵抚慰的亘古源泉，一路伴随着她的孩子们经历生命中所有的动荡、伤痛、未实现的希望和种种变革，她的孩子，就是中华民族。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8期——“环渤海”

汶川地震，国之大殇。逝者安息，生者前行。灾难当前，举国纾难。作为一本关注城市建设规划的杂志，《城市中国》对灾后重建、推进城市防灾建设的调研和报道责无旁贷。我们希望利用自身的社会公共资源，利用媒体的公共平台，以同济大学的专业优势为依托，切实地为灾区震后重建规划和重建家园贡献自己更大的力量。《城市中国》杂志汇聚了国内外城市、建筑领域的重要专家和机构，作为第一家进入灾区的专业类媒体，我们对灾后重建过渡安置规划进行了全程跟踪，并组织《重建家园最前线》系列专题报道。目前，我们在成都设立了震区工作站进行持续的跟踪报道，持续考察和收集地震灾区的最新信息。

灾后居民安置成为目前的大事，而灾后重建则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抗震救灾不仅仅是短期义举，更是需要长期的默默奉献。为此，《城市中国》已经和灾后发起相关城市重建再生的建筑师和相关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且进行了切实的沟通，他们包括：刘家琨发起的“汶川震后再生”；张永和发起的“好、快、省”建房指南计划；深圳规划局黄伟文、都市实践、悦行者行动等发起的“土木再生家园重建行动”；雷励青年计划（中国）汶川系列项目；多背一公斤发起的灾区学校重建……我们将以“重建家园最前线”为持续计划，通过政府的对口支援，通过对灾区最前线需求的了解和分析，将各方力量组织合力，以切实的行动纲领与大家一起参与到灾后重建的智力和实际行动贡献中去。

《城市中国》编委会

2008年5月28日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8期——“环渤海”

文/谢思全+焦保松（天津）

【“龙头”：历史赋予天津的重要使命】

如果从19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的兴起开始算起，中国的工业化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如果根据每平方公里拥有的GDP量绘制中国的经济地形图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经济地形图恰好与其地理地形图相反。与地理地形图的西高东低不同，经济地形图恰恰是西低东高。中国一百多年工业化过程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而且存在着两个最高峰：南部的上海和北部的天津。上海和天津分别是带动中国南部和北部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19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的兴起，使天津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1900年以前，在天津，包括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在内的所有工厂，没有一家能赶上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的规模。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等官办军工业对天津乃至整个北方近代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造就了北方最大的近代工业中心；第二，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第三，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铁路运输枢纽；第四，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把加快工业发展放在了主导地位。由于原有的工业基础较好，加之国家计划的支持，天津市发展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形成了综合性工业基地，为新中国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借鉴苏联工业“成组布局”、以铁路专用线作为主要对外运输方式的工业布局理论，天津先后在市区边缘的京山铁路、津浦铁路及陈塘庄支线沿线规划建设了土城、陈塘庄、白庙、东南角等四个大型工业区。又在当时的中心城区外围建设了新开河、铁东、程林庄、西营门外、北仓、西站西、天拖等工业区，并将杨柳青、军粮城、咸水沽等地确定为近郊的工业卫星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天津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进一步向中心城区外围扩展，在加快杨柳青、军粮城、咸水沽等近郊工业卫星城建设的同时，又先后建设了永红（大南河）、大港等一些新的工业区。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天津经济又再度兴盛。1993年到2005年天津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12.9%。“十五”期间，天津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更是高达13.9%，这都远远超过同一时期中国GDP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天津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显著上升。工业结构明显优化，形成了一批国内领先的行业，制造业综合地位处于全国前列。天津工业培育发展了电子信息、汽车、化工、冶金、医药、新能源及环保六大支柱产业，形成了以优势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目前，高科技、能源、原材料等产业已成为推动天津工业增长的主导产业。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天津经济作为带动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龙头”，是历史赋予天津的使命。

对这一历史趋势的科学把握，是制定天津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石。

【“引擎”：时代赋予滨海新区的重要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圈的形成。2006年环渤海地区五省市地区生产总值之和达到54775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6.16%。同期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生产总值之和为60984亿元，占全国比重为29.12%。三大经济圈的进一步壮大和竞争优势的发挥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

但是如果从人均生产总值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其他两大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是滞后的，这里面的原因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从经营环境看，环渤海经济圈的行政干预力量过强，区域一体化不足；二是从企业结构看，环渤海经济圈的大型国有企业比重偏高，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严重不足；三是环渤海经济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个真正的增长极。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十一五”规划把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试图通过增长极的打造推动环渤海地区快速发展，带动中国北方经济的全面提升，可以说，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是时代赋予天津的一个重要责任。

2006年7月27日，国务院于当日批复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将开发天津滨海新区列入“十一五”国家的战略布局之中，通过开发滨海新区带动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发展，进而改变我国经济“南快北慢”的不平衡局面。国家批复指出：天津市的发展建设，要按照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滨海新区的发展为重点，不断增强城市功能，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将天津市逐步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科教发达、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自2005年天津滨海新区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开始，中央政府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和具体政策的推动实施。

1、滨海新区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

2005年6月24日至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天津考察时指出，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环渤海区域及全国发展战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走好这步棋，不仅对天津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施全国总体发展战略部署、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宏伟目标，都具有重大意义。

2005年10月1日和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专程到天津滨海新区考察。胡锦涛指出，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统筹区域发展。要推动全国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加快发展，以带动区域发展。滨海新区要牢牢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坚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开发建设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把滨海新区建设成为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的现代化新区。

2、开发开放纳入“十一五”规划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200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国家从最高决策层面，正式做出了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这一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的重大决策，将滨海新区的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确立滨海新区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

3、批准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2006年4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意见，决定批准滨海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会议指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于提升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先行先试，任重道远】

从中央政府积极推动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各种政策举措来看，滨海新区肩负着带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责任。同时，作为一个先行先试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滨海新区也肩负着新时期国家战略中的多重发展目标。

1、探索中国改革的新方向

当前，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目标基本实现，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不断出现。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度，人均GDP已经超过1700美元，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世界制造工厂、消费大国、外贸大国的地位已基本确立。在这样一个全新的背景下，中国改革的未来方向何在？应该如何推进？都是需要探索的重大问题。滨海新区发展战略应运而生。通过发挥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窗口作用，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探索新的思路和发展模式，可以为全国提供有益的经验。

2、探索对外开发开放的新路径

随着入世（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将在更大程度上融入国际经济，并受到WTO规则更加严格的约束。原来特区和开发区等实施的一些优惠政策将逐步淡出，中国需要超越以往单纯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以劳动力和资源低廉优势换取出口的旧模式。在新形势下探索中国经济对外开发开放的新路径。在这一背景下推进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要坚持高起点和国际视野，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特点，用新的思路和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区域创新发展的新路径。

3、推进综合配套改革的实验

作为新时期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方案早在2007年9月就已上报国务院，历经十几个部门的沟通讨论，经过几百处修改调整，这一方案终于在今年3月份获得批准和公布。滨海新区综改方案包括十个方面重点内容，即企业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社会公共服务改革、农村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循环经济等。

4、寻求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

在先行先试的综合配套改革体系中，滨海新区还要承担中国发展资源节约型、循环型经济的引领作用。滨海新区将重点建设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整个新区的建设也要运用循环经济理念设计新区整体规划和布局，并逐步扩大到整个滨海新区的循环经济建设当中。由中国和新加坡共同合作的亚洲首个生态实验区——天津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将于2008年7月正式开工。生态城的基本原则是建立一个生态环境良好、资源循环利用、社会和谐友好、新型的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可以预见，滨海新区在循环经济政策制度方面的试验，会对全国建立循环经济政策体系产生积极的示范意义。

5、寻求改革试验区质的飞跃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探索之路上，有三个里程碑式的试验区，即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它们代表着中国改革试验区的发展历程。深圳特区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改革开放的拓荒者，在某种程度上其历史意义已大于现实意义；浦东新区是上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改革开放的攻坚者，在当时背景下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而滨海新区则是新时期综合改革的推进者，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的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政策创新，在下一轮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实现试验区的再次创业和质的飞跃。

【滨海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

滨海新区所取得的成绩令人骄傲，未来发展的潜力和趋势也令人鼓舞。但是向未来展望，滨海新区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面临着诸多挑战。

1、如何保持发展优势

首先，在资源禀赋方面，天津市拥有的多为“比较优势”，而非竞争优势。这些优势在环渤海其他省市并不鲜见，在战略机遇期内，比较优势会充分体现，但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国际市场的波动，比较优势大多会弱化乃至消失。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一度出现的产业结构老化、腹地萎缩、商务成本增加等问题，务必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创新发展中引以为戒。

其次，滨海新区的现有优势多为资源类硬优势，而非可持续利用的软优势。“硬优势”如土地、海岸线、油气资源等，基本上是刚性约束。“软优势”则靠制度环境的营造，如市场准入、人才集聚、科技扶持、风险防范、民企成长和金融生态环境。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滨海新区能否在战略机遇期内尽快将约束性的“硬优势”转换为可持续的“软优势”，是天津市面临的重大课题。

2、如何发挥服务功能

滨海新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过港口辐射、产业传递、人员流动等方式，促进了区域的发展，但与服务京津冀、辐射环渤海、面向东北亚的目标定位相比，还存在诸多不能回避的问题。

首先，滨海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还难以适应未来新区发展的要求。目前天津市和滨海新区在管理职能定位、提高管理效率、改善区域环境等方面，还未形成有力的服务、管理体系以及畅通无阻的协调能力。这也是阻碍滨海新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机制原因。

其次，滨海新区的服务业发展不够快，人口聚集的能力不够强。从产业结构来看，滨海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大大高于全国各大城市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30%，明显偏低。

第三，滨海新区与环渤海地区通达能力还不够强。如滨海新区通往中西部的铁路、高速公路等陆路通道尚不畅通，港口集疏能力不强，潜力未被充分发挥。这使得滨海新区的发展效益不能及时溢出到外围地区，同时也增加了外围地区要素进出滨海新区的流动成本。

3、如何应对内部竞争

以环渤海地区的港口竞争为例，可以充分说明滨海新区所面临的区内竞争。

滨海新区最大的发展优势之一是港口。天津及滨海新区要建设中国北方经济中心，具体可概括为一个基地（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三个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和北方金融中心），而这些一直以来也都是环渤海及东部沿海地区诸港口城市梦想达到的目标。

滨海新区被纳入国家战略之后，各港口城市的反应大部分不是认同，而是不服。特别是在港口航运方面，竞争反而加剧。在环渤海三大港口中，青岛港的地理位置最佳，离国际主航线最近，加上水深条件好、腹地货源足，因而集装箱运输发展很快。大连港的地理位置介于青岛港和天津港之间，又是东北地区的出海门户，其自然条件也优于天津港。正在开发建设中的河北省曹妃甸港，依托天然深水良港的优势，定位于我国北方沿海地区国际性能源、原材料集疏大港、世界级重化工业基地、国家商业性能源储备和调配中心、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是我国“十一五”期间最大的项目群和河北省“一号工程”。一旦曹妃甸港建成投产，环渤海区域内港口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4、如何实现区域合作

目前，国际上已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区域贸易协议（RTA）已有179个，多数WTO成员至少都参加了一个以上的区域贸易协议。东北亚地区中日韩之间的贸易总额在本世纪前5年中已翻了一番，但由于中日韩都有争当地区盟主的野心且各不相让，且东北亚地缘文化和经济一体化的优势不断被地区政治、军事冲突所削弱，因此在该区域一直缺乏像东南亚地区东盟（ASEAN）这样的区域性贸易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尚停留在较低层次。

与广西在中国参与东盟合作中的龙头地位不同，黄、渤海沿岸各城市似乎都在争做中国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龙头。尽管天津外向型经济对日韩的依存度极高，但由于距离日韩俄相对较远，与大连、青岛等市相比缺乏区位优势。因此，滨海新区的海外战略目前只能做出“面向东北亚”的模糊定位，尚缺乏实质性举措。

【提升滨海新区“引擎”功能的几点思考】

“十一五”期间，天津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纵观全局，全国各地竞相加快发展，国际国内竞争日趋激烈。天津市面对的形势是前有标兵、后有追兵、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的情况下，滨海新区如何发挥“引擎”和“带动”功能，如何承担起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的第三增长极的引领重任，是天津市急需思考的重要问题。我们提出了几点突破性的思考，以呼应天津市正在开展的“解放思想、干事创业、科学发展”的大讨论活动，并希望在区域内外、全国上下引发更深入的思考和更广泛的讨论。

1、是集聚中心，还是共享平台？

按照区域发展的理论，一个区域之所以能够成为核心（或称龙头），在于该地区通过市场机制对于周边地区的要素资源形成一种集聚效应。但是在现实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地区之间实力相当，难分上下；“中心”之争，“龙头”之争屡见不鲜。事实上，区域核心或龙头地位的产生并非单纯依赖市场竞争，也可以通过协调战略，依靠重新配置资源（重新洗牌）来实现。其中包括，联合其他地区共同把区域市场的“蛋糕做大”；将本地具有优势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政策资源）与其他地区分享；通过整合与盘活存量使可利用资源增大，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滨海新区“核心”、“龙头”或“引擎”地位的获得，与其说要在“群雄争霸”的竞争中拔得头筹，毋宁于通过建立一个共享平台来实现。

2、是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

通过港口的案例可以得知，环渤海区域各省市之间、各城市之间，以及各港口之间竞争大于合作。各个地区都想在区域中充当“老大”，争当“龙头”，过度竞争导致区域大量资源处于耗散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滨海新区如何能够鏖战群雄，真正发挥出区域发展的“引擎”地位？显然，继续采取砸项目、堆资源、占空间的单纯竞争策略已经收益递减，而一种新的“竞合”策略的选择就成为必要。所谓“竞合”策略，首先就是要化对立为友善，变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我们认为，滨海新区要真正获得区域长期发展的动力，必须依托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河北、山东和辽宁等省市的资源、要素和市场，特别是京津两市的科技资源，与区域内其他省市形成分工合作，完善分享和补偿机制，惟其如此，滨海新区的发展才能够形成后劲，“引擎”地位才能逐步突显。

3、是单兵突击，还是“集团”作战？

面对全国各地竞相加快发展，国际国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一个地区单枪匹马地参与竞争已显势单力薄，集中区域的群体优势打“集团”战已成为趋势。欧盟最终形成了一体化，为区域协同合作做出了一个经典的示范。在国内，珠三角的区域联盟越来越泛化，长江中下游各省市纷纷要求加入长三角，其中的原因不是规避内部竞争，而是形成群体优势。假如其他区域联盟已经形成，那么没有形成联盟的地区就处于竞争的下风。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重新思考滨海新区的“引领”和“带动”功能。不能再靠单兵突击实现“引领”，而要将整个区域“带动”成一个群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滨海新区任重道远。

4、是你争我夺，还是和谐共生？

透过环渤海港口竞争的案例已知，环渤海各个地区都处在强势上升阶段，无论是通过竞争机制，或是通过政策手段，短时期内都不可能出现实力悬殊的局面，即某一地区占据了绝对优势，而另一地区处于绝对劣势，导致所谓的“优胜劣汰”。当一个区域内部各地区之间不可能“你争我夺”，那么和谐共生必然是有效的策略选择。实现和谐共生的原则有三：一是协作分工，形成优势互补；二是协同行动，争取合作收益；三是合理分配，使各个成员都能够合理地分享合作收益。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7期——“文化遗产”

文/冯原（广州）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祠堂竞赛所遗留下来的标本，已经变成现代社会极为宝贵的建筑遗产。当权力和利益的角逐纷纷退场之后，没有人会在意它们的原初功能，从过去社会中族群重新划分、争夺权力和利益的筹码转变成怀旧的乡土建筑的典范，祠堂的历史真相怕也要如过眼烟云一般消失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之中了。

虽然生命的生死是个最古老、也是最“客观”的事实，但是生物学意义的死亡定义则是很晚近才出现的观念，追溯到久远的文明之初，如何体认和祭祀死亡可能是最具有多样性的文化观念之一。对于生者而言，祭祀再造了死亡的社会性，正是从社会整合的意义来看，死亡必须被仪礼化和空间化。《礼记》有言：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由此可以得知，借助祭祀的仪式能够建构出等级分明的社会。除宗庙之外，处置死者的场所还有坟墓，两者都源自于久远的祖先崇拜观念。事实上，宗庙和坟墓的出现与演进使得中国人在处理死亡问题上的方式迥异于世界上其它地域的种族文化，其物质和精神形式也构成了中华文化中的基底部分。

如果说宗庙祭祀是建立权力正统性的来源，并为帝王所垄断，那么从墓葬的经验中衍生出来的堪舆术适时填补了万民的生死观，并把单向的死亡再造成某种在代际间传递的能量循环圈，把逝去的个体重新拉回到生者的社会世界里。堪舆术有三个要素：分别是死者的肉身、自然之气和死者后代的福利。这样，在它的解释系统中，丧葬的主要学问在于如何在山川地理中发现藏风聚气之处，这些地方被拟人化地想象成穴位——深藏在地下的自然经络的“点”，由于优良的“点”总是稀缺的，所以，堪舆术指导下的丧葬便成为一种投资，把死者的肉身准确地葬入某个穴位，便取得了穴位中蕴藏的自然之气的代理权，最后，投资总是要追求回报的，由死者占有的“气”最终会返回或作用到拥有死者直系血脉的子孙身上，从葬入穴位到“气”的返回，达成了一个阴阳两界的能量循环。撇开“气”这个神秘主义的核心概念不谈，堪舆术的解释体系仍然有一个显见的弱点，与命相学宣称“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的观念形成互补，堪舆术宣称的穴位天然存在于自然界，无论命的贵贱谁都可以去占有穴位，也正因为如此，发现穴位的“素质”与穴位的争夺战实质上必定会变成由堪舆术引导下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斗争。

与坟墓这种祖先的肉身居所相比，祖先的灵牌居所——祠堂——更值得我们去探讨它的意义。而祠堂之繁盛，以广东为最。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的“祖祠”一条里说：“岭南之著姓右族，于广州为盛。广之世，于乡为盛。其土沃而人繁，或一乡一姓，或一乡二三姓，自唐宋以来，蝉连而居，安其土，乐其谣俗，鲜有迁徙他邦者。其大小宗祖祢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其曰大宗祠者，始祖之庙也。”这一段被广泛引用的短文揭示了不少有意义的信息。并间接指出制约宗祠建设的社会条件。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地肥沃，生齿日繁，更因为优越的地理条件强化了安土重迁的心理。从聚落的形态上，珠三角的村落基本上保持着聚族而居的传统。因此，以姓氏聚居的乡村即具有血缘上的认同，也具有空间上的边界，这个空间的焦点便是村里的祠堂。透过屈大均的观察，珠三角一带的祠堂数量是如此的密集，似乎超出了祖先崇拜的“正常”的需要，由此我们应该想一想，宗族无论大小都在祠堂上花费巨资、大兴土木，其结果无异于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祠堂竞赛。那么，我们自然有理由往下追问：明清时期发生在广东的这场祠堂竞赛，其用意何在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在坟墓与祠堂之间作一个简单的比较，与墓葬所制造的能量循环圈相比，祠堂起码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祠堂要比墓葬风水具有更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受堪舆术指导的墓葬追逐的是自然界稀缺的穴位，这个密码只掌握在风水师的手中，堪舆术安排的祖先坟墓虽然有着穴位选择上的机遇，但由于血缘上的排他性，再好的穴位也只惠顾以家为单位的直系子孙，这种“祖先期货”的投资即使很成功也并不能增进以宗族为单位的家族联合，这也就间接导致了社会整合的不足。当某些区域发生了更为剧烈的社会竞争时，以姓氏为单位的宗族比起以直系子孙为单位的家族而言，无疑会产生更大的规模和效益。如果相关的条件能够集中出现，正如在明清两朝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联合体的建构、维系和扩大就会成为极为现实的需要。只有获得了政治经济的支撑点，相关的象征空间才会被建构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祠堂是由宗族扩张的内在诉求形塑出来的空间形式和表征体系。

与堪舆术控制的坟墓相比，祠堂的另一项功能是祖先整合的灵活性。在穴位-肉身不能被虚构的前提下，祠堂祭祀则以祖先牌位的形式取代了祖先肉身；以更为显炫的建筑样式取代了神秘的“龙穴”，这种精神与形式的象征性更类似近现代用于整合民族国家精神的纪念堂。为什么是祠堂、而不是坟墓能够演化为宗族社会的核心？很显然，牌位祖先要比肉身祖先更能适时地应合需要。这种情况构成了祠堂竞赛的一个起点。当祖先并不取决于肉身，而是取决于修族谱造祠堂的行为时，通过对祠堂的扩大或是虚构祖先，祠堂祭祀能够整合更大的族群力量，并使得宗族权力制度化；此外，作为权力表征的祠堂与公田、族田等经济产业形成某种政治—经济的联合体，在后世更是演化成书院等，这种由象征空间转化出来的政治经济利益，实际上为族群角逐财富和功名提供了现实支持。

在前述的条件下，祠堂竞赛的结果自然是祠堂越多，其宗族越大，由宗族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利益也相应增加。清代以来，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豪门大族多数都拥有数量庞大的祠堂，以番禺的沙湾为例子来看，五大姓氏共建有100多座宗族祠堂。而最为显赫的何氏家族，就拥有祠堂87座。“沙湾何”当然也是珠三角（包括省港澳）一地声名显赫的旺族。透过这个现象，我们便可发现一个相互对应的多重结构：在客观的一面，强势的家族控制着最大规模的田产和收益；在象征的一面，大家族利用财力大兴土木建造宗祠。祠堂显然是物质财富堆砌出来的符号工具，同时又反身成为维护社会统治的象征力量。当“祖先的力量”成为弥漫于整个乡村社会的意识形态时，它一方面控制着弱小“杂姓”和“蛋民”们的屈从意识，又依靠客观性统治来限制他们兴建宗祠的权力。事实上的确如此，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居民既无本姓氏的祠堂，又无权参与祭祀活动。

祠堂竞赛所折射出的是珠三角特有的乡村统治模式：宗族想象维护着客观层面的现实利害关系。把岭南乡村中的等级秩序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以宗族区隔为中心的阶级对立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祠堂便是显炫宗族力量的空间符号。这样，在祠堂与宗族财力高度相关的前提下，兴建祠堂势必也会发展成一场谋求象征权力的争夺战。大量的金钱被投入到建筑行业，佛山石湾一带发达的陶瓷建材业多少都与岭南宗族社会的炫耀性竞赛有关。到了清代末期，延绵数百年的祠堂竞赛达到了顶峰，兴建于二十世纪初的广州陈氏家祠成为了广东祠堂的巅峰之作。广东全省陈姓共同集资的结果造成了这座集岭南装饰艺术之大成的建筑精品。然而，毕竟是由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控制着形而下的建筑工艺，陈家祠之所以被建造成一座象牙雕刻式的建筑，其根本的动因，还是因为精湛的工艺表征了所有者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展开这个道理，越是昂贵而华丽无比的宗祠应当越是会带来更多的现实收益；财富愈多就愈是需要兴建祠堂以增加象征权力。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一直延续到农业型社会瓦解的那个时刻，那也正是祠堂竞赛嘎然中止之时。

作为地下和地上的“祖先空间”，皇家宗庙、坟墓与祠堂建立了一个与生者世界完全对称的死后世界，并通过祭祀仪式把死者的力量反射到现实社会的斗争之中。在这个由祖先崇拜所操控的精神共同体中，死者从来没有真正的死去，借助于一系列精巧而肃穆的仪式，死者演变成生者扩张权益的玩偶。如果说坟墓界定了死者通往阴间的入口，也同时接通了庇护子孙的“气”；而祠堂却是社会权力的界碑，它的作用是借祖先之名来界定或扩张生者的权界，在祠堂的舞台上演的是象征与现实的双重游戏，进而去获取更大的真金白银的利益。与坟墓相比，祠堂更具有显炫的表象，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大的社会效用，因此，在某些社会条件集中出现的历史时期，如同在明清两代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社会中的祠堂竞赛很可能也会超过坟墓竞赛。在祖先的名义下，乡土社会中的祠堂成为一座座愈来愈华美的空间界碑。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祠堂竞赛所遗留下来的标本，已经变成现代社会极为宝贵的建筑遗产。当权力和利益的角逐纷纷退场之后，没有人会在意它们的原初功能，从过去社会中族群重新划分、争夺权力和利益的筹码转变成怀旧的乡土建筑的典范，祠堂的历史真相怕也要如过眼云烟一般消失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之中了。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7期——“文化遗产”

文/罗媛（广州）

故宫始建于公元1406年，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也是明清24位皇帝临朝为政和日常生活的地方，是人类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但伴随在故宫600多年历史中的，是不胜枚举的各种自然火灾、外敌攻陷、人为破坏、创业艰辛、国宝颠沛流离等风云变幻。

1925年10月，故宫完成了从皇宫到博物院的历史转变，成为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由此，皇室的威严让位于如织的游客；珍奇的文物被玻璃罩割断了历史；天灾和人祸造成的断壁残垣成为故宫昔日繁荣的一个悲凉注脚。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在现实的映衬下苍白无力，直到它通过一种特殊的影像再现术，再次回归“真实”。2005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了百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故宫》，借用3D动画模拟的特殊语法：梦幻飞行、向心旋转、超级缩放、时间切换、变速、轴向生长、反崩塌、大爆炸等再现了故宫建筑的原貌、文物的历史渊源以及人物的命运纠葛。就像纪录片开头两颗流星穿越历史隧道滑落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历史隐喻那样，通过一种特殊的影像再现术，故宫呈现了一种超越真实的真实。这种真实或许将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最后的命运。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6期——“平行世界”

编写：谭健宁 摄影：林舒

上海延安东路高架外滩下匝道，一度是上海新老天际线美景——外滩与浦东陆家嘴沿岸一览无遗的最佳视点，故被大众誉为“亚洲第一弯”。无论当地人还是游客，以一睹“亚洲第一弯”风光为荣的都曾络绎不绝。2008年2月23日零时，“亚洲第一弯”因“外滩改造”计划而被拆除，计划将建设贯通苏州河两岸的外滩通道工程，建成后部分车流将被引导至地下通道通行。外滩地下通道一旦建成，延安高架路的部分车流将被引导至地下通道通行，“第一弯”已经没有存在必要，同时，外滩地下通道的建设施工地点也正好位于该匝道区域，周边施工场地狭窄，只有将匝道拆除才能进行施工。外滩通道项目负责人透露，外滩下匝道的拆除范围从延安东路河南路口开始，往东段的延安高架路将全部拆除，长度达四百多米，这是本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项高架拆除施工项目。这段高架路拆除后，拆除处将向外滩方向继建一条140多米长度的车行引桥，引桥内设置两条车道，一条车道连接外滩地下通道，另一车道通往外滩地面。城市的记忆由各人在特定的历史空间中组织，“外滩第一弯”的功能连同上这个城市人们的视线而成为牢固的记忆，几许风光无限，几许嗟叹惋惜，上海市民眼中，“第一弯”确曾见证过这个城市最急剧最迅猛的发展轨迹。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6期——“平行世界”

文/丹尼尔·罗森伯格（纽约）

胡佛大坝是一个用语言难以描述的奇迹。晨光里，它宛若自科罗拉多河中升起，在抵达天际之时舒展开自己的身体；夜晚，又像光幕般徐徐降下，沉默、平静、庞然屹立。

不过，直到结束，大坝也不为种种期望所动。这儿充满了符号和文字。这里有雕像、浅浮雕、铭牌与标识；数十行关于天文学和光谱学的记载以黄铜字母镌刻在黑色闪长岩广场上；还有为“后人”保存的历史纪年表，纪录了金字塔建造的年代，当然还有这座大坝为年表贡献的光荣“瞬间”。

技术本身是一种永恒而普世通行的语言，大坝的设计者深受这种想法的蛊惑，大坝的设计便通过百种途径表达了这项雄心。在回应对自身工作的质疑时，有一位建筑师将自己比喻为美国现代主义诗人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他解释说，建造大坝不是修建而是启示。结构以其具体特性表述了观点。大坝就是大坝，或许斯泰因会这样说。若有大坝如是，必是胡佛大坝无疑。

大坝非常雄美：很早以前就有许多游客涌往黑峡谷（Black Canyon）俯瞰观察工地现场。仅1934至1935年间，就有75万旅客前来看它。有的专程坐火车来；有的则驱车在“狭窄的泥路上跑了数个钟头，穿越了一片荒凉的内华达州”，只是为了一睹真容。不过，据一位游客说，大坝的确是一道奇观，“就是要开几周的车也值得”。

他们看到的是许多“之最”的集合：落成的时候，胡佛大坝是当时世上最高和最重的大坝；在以危险与不可预知著称的科罗拉多河上，它创造了米德湖，世界上最大的水库，以及一个全世界发电量最高的水力发电厂。如果没有大坝，就没有水源供给洛杉矶，也无法调节拉斯维加斯的气候；没有大坝，就不会有好莱坞，不会有电影，不会有纪念碑谷。

但不要被混凝土的宁静给欺骗了。即使是现在，依然有无数说辞在大坝上盘旋，溢过水闸，拐过涡轮，从水渠中喷涌而出。大坝所释放的语言流同样磅礴浩大，仿佛来自身后的巨大水库。导游们深知这点。他们知道来这儿的游客脑子里都装满了关于大坝的故事。人们对于大坝有各种说法，最多的一种是，这儿埋了人。

人们普遍将大坝视作美国曾经征服并将永远征服自然的地方，也正因为此，美国人视大坝为一座坟墓。显然，真相并非如此。但传说却此起彼伏地涌现，仿佛拥有了生命。导游们发现，质疑，从建造它的那一刻开始，大坝就是舆论的热点。当水流穿过大坝的涡轮发出电流之时，也释放出各种各样的疑团。关于混凝土浇灌的质量问题，曾经因为一条裂缝而甚嚣尘上，后来又因为严格的质量审查而落幕。最大的疑团还是来自对于生态和环境的担忧，这也可能是所有与自然挑战的行为与生俱来的问题。这座足以改变地球重力的巨大水库会给中国乃至全球生态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未来？从自然生态上，那些回游的鱼类和珍稀植物将会受到何种影响？从社会生态上，重庆等城市会给水库制造出什么样的污染源？起码水利专家们相信，亿万年间流淌不息的泥沙和石块会突然沉寂下来，大量锐减的泥沙会不会造成下长江下游上海附近的长江口遭受海水回流的浸蚀？人类建造大坝过度攫取自然资源的恶性案例并不鲜见，已故的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的忠告仍然像警钟一样萦绕在人们的耳旁……

很显然，大坝带来了喜忧参半的结果，也把中国人分成了电力的乐观派和生态的悲观派两大阵营。我们不知道真相会是怎样，但种种预言却像拥有了生命一样不胫而走。也许今天的游客们在游览大坝和水库时，导游们一定会向他们介绍这个人工奇迹和它的光明的未来，不过这一定难以免除某些人心中的忧郁情绪。不过，他们所忧患的情景眼下是看不到的，日渐上涨的水平面正在把电力派的梦想变成现实。也使得舆论越来越采取肯定句的方式，看上去，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能源、经济、发展等词汇煽动起来的狂热想象力，没有人能看到沉淀在水底的泥沙和卵石；而人们更不能像鱼一样敏锐地体会到水质的变化，也许人们只会看到水面上飘浮着塑料袋等垃圾，但最后这些垃圾很快就会变成某种日常景象，谁没见过水面上的塑料袋呢？那仅仅只是些塑料薄膜而已。

要说大坝会给中国的未来造成难以企及的影响，那么它首先所影响的是世代生活在三峡地区的人们。他们的祖辈曾经见证过许多悲苦的迁徙，或许这些原住民本身就是“湖广填四川”的大迁移的产物。三百多年前，张献忠对四川一地大屠戮的结果，是大批的原籍湖广的居民变成了四川的原住民。成家族的、而不是单个人的迁移使得故土变成一个既真切又模糊的概念。经过若干个百年以后，当他们已经牢牢地扎根在这片险峻贫瘠的山地时，又不得不为了全体人民的福利安排再次踏上被安置的道路。这是一条与祖先西来完全相反的道路，成村的原住居民被安置在远离三峡大坝的地区，他们不仅要为大坝的预期水线“腾空”了自己的家园和土地，还要重新为子孙后代塑造一个新的故乡。可是，三峡水库没有为原住民留出多少空间，大坝本身也同样没有。虽然大坝所淹没的坡地和悬崖早已空无一人，却没有留下任何值得纪念的东西。他们的历史和无数的历史遗址一道沉没在百多米深的水库湖底，静静地等待着若干个百年后考古学家的挖掘和发现。

事实上，三峡大坝的工地早已变成一个人声鼎沸的城镇，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汇集了所有现代工业文明的手段，它所唤起的感叹既含义深远又自相矛盾。机械臂和推土机所要消灭的是世界上最壮观的自然景色之一，它曾经是许多传世诗篇的灵感来源；而混凝土大坝所传递的是新中国的国力，甚至也是人类在这颗星球上的力量的极致。最终，我们是要想驯服这条我行我素的雄浑大江，再把它转换成日渐增长的国力来源。在很多年以后，当大坝拦截的水流源源不断地产出的电力金子足以偿还整个大坝的总投入之时，就像“长江之水天上来”一样，大坝终于一跃为天赐之物，三峡水库也如同一个天湖，从泥盆纪到白垩纪，地质时代的鬼斧神工全部加在一起，也抵不过这个人工建造、却如同天赐一样的造物。

壮美绝伦的三峡将永远铭刻在李白的伟大诗句之中，“两岸一到大坝他们就得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他们便选择了用否定句开始介绍：没有人被葬在胡佛大坝下面。他们提供各种证据，解释混凝土是如何浇灌。不可能会有人掉下去。要是有人掉下去了，马上会被拉上来。即使没被拉起来，也会有人事后捞回来。虽然曾经在混凝土里发现过靴子，但最后却成了一个玩笑：那仅仅只是一支靴子而已。

不过大坝也确实曾让人陨命，过程却不尽相同。有的工人从悬崖坠下，有的从坝上落下。许多人被掉下来的工具或管道砸中。有些则遇到气枪走火或其他爆炸等意外。还有一些被卡车或晃动的电缆撞到。少数人触电而亡。在第一个夏季工期，有14人死于脱水。至1935年，已有114位工人在这儿丧命。但没有一个葬在大坝之下。

从一开始，人们就尝试了一切办法封存消息，但水坝如此庞大，种种话语、象征意义依然泄露了出来。大坝首要设计主题，是从比马印第安人编织篮子的方式抽象而出的模式。一部分是在向为西部历史书写了重要篇章的美国原住民致敬。但构思胡佛大坝设计方案的艺术家却另有想法。在他眼中，这些篮纹格式与大坝的工程图表间有强烈的相似性。他模仿美国土著设计风格的作品，本意是想表达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象形书写，原型与技术的融合。

大坝外部的浅浮雕上有美国土著的形象，与之并置的还有各种占尽技术优势、得以“重垦”资源者的形象。在这个混凝土群像中，“原始印第安人”形象的本意是凸显这个民族的价值，然而却没有为当代的美国土著留出多少空间。大坝本身也同样没有。虽然没有土著人葬身胡佛大坝之下，但大坝却淹没了数百英里属于派尤特族（Paiute）的领地，并让无数史前器物沉没在米德水库湖底，使得来自洛杉矶西南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在此奋战挖掘这些古代器物。

事实上，也有一些土著被雇用参与大坝工程。他们大多是阿帕契族的攀高者（Apache highscalers），在纽约或芝加哥的摩天楼建造工程中闯出了名声。就像在摩天大楼上一样，在大坝上，他们的胆识和技巧都极具传奇色彩。他们的受雇是个特例，却也反证了那条规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对黑峡谷工程现场的雇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这些阿帕契人是该项工程中直接雇用的唯一有色人种。

禁止使用黑人的规则虽然不成文，但却严重影响了雇用行为，与此同时，一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对外国劳工的禁令却被明确写进法规。同样又是在这里，话语穿过现代主义表面的裂隙，倾泻而出：1931年，这项工程启动的第一个夏天，每隔一天就有一名工人死亡，几乎都因炎热和脱水而致命。这促成了在沙漠中为工人建一座可居住的新城的决议。在联邦政府的规划与资助下，计划将博尔德城（Boulder City）建设为一个工业乌托邦和一剂拯救拉斯维加斯的良方。这里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最重要的是，这儿配备有温度调节设备，政府希望这一点可以满足美国白人，且不会有辱“劳动者卓绝持久的尊严”。

事实上，博尔德城变成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地方，超出所有人的想象。过去作为工人营地的“拉格镇”（”Ragtown”）——一张愤怒谣言的温床——在罢工中被毁掉，博尔德城取代了它，成为另一个传递美国社会怪异张力的地方，那奇异的张力竟神奇地播散到了内华达州沙漠的中央。

近年来，这些复杂故事因一场论争而无意重现世间，纷争起于30年代建坝老工人们镶在坝上的一块铭牌。上面有一条黑色的狗和单词“Nig”（黑鬼）。铭牌纪念的是一只陪伴建坝工人多年的狗，这个福神是许多言之凿凿的故事与梦幻里的主角。据老一辈人说，在30年代初，这条狗在施工现场到处巡游。他乘坐着运输车，“检查”人们干的活儿，完全无视人们需要遵守的规则。似乎在工程现场到处都能看到这只狗的身影，就好像他能穿越钢筋混凝土墙一般。甚至有些工人猜测，他可能是某种幽灵，也许是“转世的建筑僵尸”。

令许多老工人吃惊的是，1979年垦务局（Bureau of Reclamation）将狗的名字从铭牌上消去，以回应之前关于其名字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抗议声音，只保留了狗的照片和一块标记石头。对老大坝工人来说，这完全没有意义。他们表示，这只狗是所有工程参予者的朋友，不论黑人或白人。因此，当垦务局的工人在1979重新灌注新混凝土时，老一辈人又将名字重新划刻了上去，数年之后划痕依旧。但要辨识究竟刻了什么就很难了：特殊的回忆，备受争议的陈述，题字，涂鸦。

作为一个“转世的建筑僵尸”和话题的主角，坝上的那条狗和埋在坝下的工人何其相似。它暗中连通了不同的世界。没有工人被葬在坝下，但是却有无数故事埋在那里，镌刻在平静表面之下。

（全文见丹尼尔·罗森伯格《无人埋于胡佛坝下》一文，收入《现代主义：身体、记忆与资本》，纽约大学出版社，2001）（翻译/朱菲）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5期——“乌托邦”

文/曾翰+杨长虹（广州） 图/曾翰（广州）

拍摄这个系列，是从一些梦境出发的，那时我们在讨论的，是我们怎样通过摄影在一些源于历史的梦境中寻找自身的血脉根源。于是我们便找到了贵州的山庄里的地戏，我们希望通过用地戏这样一种被称为“中国戏剧活化石”的古老剧种，来重现不同朝代的古代战争场景，以及扮演者通过手中的面具与历史人物相通灵，让摄影成为一种时间机器，游弋于不同的历史节点。

但随着拍摄的深入，以及拍摄所得影像的慢慢浮现，我们的摄影已经不是某种简单的再现梦境或历史的时间机器，我们越来越发现摄影正像它刚被发明的时代，被当时的人们所认为的，是一种偷窃灵魂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可以控制灵魂的装置。在地戏扮演者手持面具的肖像中，脱下戏服就是普通农民的扮演者，在手持他所扮演的历史人物的面具面对照相机镜头的那一刻，他的眼神和表情竟然与面具所刻绘的完全相同，也就是说通过摄影的几十分之一秒的行为，不仅时间交融了，那些远古的灵魂更是在此刻穿透各种界限，与真实的人一起停驻在照相胶片中；而在将不同戏队同置于一个真实的当下的自然环境中，演绎不同朝代的战争故事的大场景拍摄中，那些远古的魂灵更是前所未有地从不同时间的节点出发汇集到一起。

地戏组照拍摄完成后，我们这个系列的摄影走向一个更有趣更开阔的方向。通过摄影，对历史和未来进行时间向度上的探询，对社会、文化、环境、政治之于人的影响控制探讨作为实体的人与灵魂之间的互为关系。于是，我们继续用同样的方式拍摄了COSPLAY（动漫角色扮演）组照，这次我们将镜头对准一群中国当代都市中的十几岁的年轻人，拍摄背景选择了与这些年轻人一样年轻的城市深圳。这些大部分都是在校中学生的中国小孩，自己缝制或定造服饰，自己化妆，扮演成外国漫画（绝大部分是日本漫画）角色，通过COSPLAY行为，自己就可以从一个普通人摇身一变为无所不能的漫画英雄（或恶魔），在某种强烈的心理和文化暗示下，超脱出日常生活环境的束缚进入一个可以任意想象为所欲为的虚拟世界。而这一行为的目的，似乎在他们面对照相机的那一刻已经得以实现。在一个近似虚拟的城市上空，将各个虚拟的漫画场景一起并置其中，形成了一个以现实的人与环境组合而成的超现实画面，在对现实与虚拟，当下与未来等各层面上关系的探讨和挖掘，展现了摄影这一艺术媒介的无限可能性。

在这一系列的影像实验中，摄影就像是“叫魂”，而它召唤的远远不止是一个小孩的灵魂，更多的泛指了历史、文化及人性等等。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最重要的代表作就是叫《叫魂》(Soul Stealers)，他描述了一场发生于1768年乾隆盛世下的席卷全国的妖术大恐慌，以“叫魂”事件揭示了所谓盛世下的危机，同时也揭示了传统中国走向近现代悲剧性命运的内在根源。当下的中国，似乎正在重新迎来一个盛世，但其下的危机同样不容忽视，就像在这两组照片中，地戏所处的农村越来越空心化，年轻人都涌向大城市，只剩下老人苦苦支撑传统，所谓传承几乎难以为续；而在城市，年轻的一代只关心全球化带来的潮流，对自身的历史传统一无所知并且不关心，那只所谓潮流偶像文化的巨掌掌握着他们的灵魂。

“叫魂”系列在完成了当下最迫切的历史与文化的反思后，将会更加延伸至人类自身根源乃至超人类的第三维空间，我们也将更加坚定选择摄影这一媒介进行探索，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摄影会被认为是吸纳灵魂的装置。

本文摘自《城市中国》第25期——乌托邦

文/伍时雄（深圳）

资本的涌入粉碎了798和圆明园的乌托邦梦想，而怀抱理想主义的年青人始终生生不息。独立、开放、多元的价值导向；自行决定生活与工作方式；由创意工作达到自我的认同……为了承载这一切而生的东村艺术基地，是否可以成为创意工作者们理想中的精神家园？

正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艺术家逃离纽约荷区的命运一样，本世纪初中国艺术家也纷纷逃离北京的“798”区。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欲望，再一次粉碎了艺术家乌托邦的梦想。

上世纪末，当代著名艺术家隋建国第一个进驻798厂区后，在十年间全国现代艺术家持续不断地“扎堆”建立独立的工作室，使原来一大片早被人遗忘的苏联援华建设的包豪斯式的旧厂房建筑，被注入了新时代的文化气息，渐渐变成了中国当代艺术与艺术品发源的热土。这十年，798凭着自然形成的文化因素让世界瞩目，是件了不起的事情。然而现在，资本的涌入导致地皮租金高涨几乎已成定局，798的业主完全把厂区变成纯粹的市场租赁之日，便是艺术家逃离之时。这种质变与颠覆，仅发生在十年之间，不能说长，令人感到始料不及的神速！

人们不禁在追问：现代艺术和创意产业曾经的萌发地为何将彻底演变成一个高级消费的大卖场？我们心里或许会再一次领教到人类物欲横流导致资本肆虐，艺术在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逐鹿中遭受强势的压迫；而在形而上的层面，却始终为文化精神与理想被无情地劫持却心有不甘，所以才会追问，反省与抗衡。

今天社会的基本经济生产要素，已不再是自然资源、劳力和资本，而是知识。知识的力量之表现形式就是创意！归纳起来，世界历史创意较多的时代与地点都有四大特点：专心致志的活动；智识清明的感受力；多样化的人种或人群；社会政治上的宽容与开放。在国际化与多元化的新世纪，现代乌托邦不一定维系于一种共同的宗教或信仰，但他们却具有独立性、价值性、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共同价值观。尊崇个性，独立自主，不对权威言听计从，抗拒旧制规范的这种取向令他们集多重创意于一身。他们是行动派，狂热地工作，具有将创意付诸现实的崇高目标和理想。在生活形态上他们总喜欢自己安排时间，穿着休闲服装在充满激情的环境中生活。抵制被强迫工作却永不放弃工作，甘愿牺牲条件保障去换取自由自主，除自身工作所需的技术之外，他们努力追求持续的学习与成长，自行决定自己的生活与工作方式，由创意工作达到自我的认同。曾几何时，圆明园和早期798都存在过这种高昂的精神特征，时过境迁，这种令人神往的理想似乎已成了残存的记忆。

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如何面对新生代乌托邦的理想诉求，让年青人的理想主义重获尊重与认同，便成了东村艺术基地开发理念上值得关心与思考的价值观问题。东村决意打造一个中国未来创意产业的优质孵化器，建立一个阳光创意的王国。

东村目前已开发出二万三千平米的库房，写字楼及招待所，待规划建设用地还有两百亩，将来整个区的用地将有二十万平米的范围，是一个完整的可封闭式的艺术社区。这种规模有利于对区内业态进行板块式划分与布局。东村艺术基地主要从四方面确定自身的开发模式：业态规划——艺术家创意工作室，划定比例为65%，约12万平米。会展中心、画廊占30%，约6万平米；国际交流中心占5%，约1万平米。为了区内进驻艺术家和创意产业的长期发展，工作室的比例将不会受其他业态的发展的影响而受到挤压，以确保东村作为艺术创意产业基地的主要特质不会改变。

入驻者定位——从事现代创意的艺术家、设计家和现代艺术推广、代理机构都可以成为东村基地的一份子，其多元性与现代性正是东村所关心的组合成份，与此无关的需求者，在东村不可能有立足之地。

高品质服务低成本回收政策——东村力求建立一个高效和高品质的服务中心，为创意产业入驻者在资源、信息、交通、物业、安防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做好贴身服务。区内已安装24小时电子监控系统。除了定点设置出租车呼叫服务站外，当社区形成一定规模时，将安排班车定时定点来往于市中心之间，设施故障确保五分钟内到场处理的紧急机制。信息中心将随时向每位入驻者发布艺术活动和展览信息，随时向东村造访者提供入驻者发布的艺术咨询或档案资料。区内将设有餐饮及小型超市服务区，专人负责保育绿化和环境保洁工作，工程部为入驻者提供室内设计及施工的纯成本服务。东村意识到：艺术创意者需要低成本投入，高效率产出的诉求，是个十分明智的抉择，为此在京城艺术区的性价比中，东村只会做到服务最好，而费用标准仅处在中等水平，相信只有这样才能达至与同业者持续共识，共赢与共享的运营局面。

整合资源，主导运营——“整合资源，主导运营”是东村有别于其他艺术区的运作主动脉，东村艺术基地服务中心将成为整个基地的中转服务平台，在为创意产业和个体艺术家提供低成本生产条件的同时，针对多元的创意产业特性，除区内设有推广中心和画廊之外，中心将通过资源整合，努力疏导国内外市场渠道，将入驻者个人的创意转化为社会的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东村将通过多个重点项目去开创主导运营的局面：创意驻留计划——基于创办东村的宗旨和理念，为扶持新一代创意产业发展，东村已建造了音像、摄影、金属加工、动漫造型、丝网印专业工作室，以及创意作品展示厅，通过专业手段将艺术家的创造力有效地转化为创意作品，进而向国际市场方向疏导，为“中国创造”的蓝海战略发挥作用。

一年一度的“0”突破观察计划——每年将从全国艺术院校毕业生中选择几十名入围者进驻东村基地，每人都有独立工作室。经一年的观察计划后，东村为观察艺术家举办作品公开展，出版作品集，组织艺评家、收藏家及代理机构进行观摩、评论和推广活动。其中优异者有机会升级为东村驻留计划艺术家。该计划将为有才华的年青艺术家打造一条时光隧道，创造条件让他们快速成长。

国际艺术交换计划——利用东村基地为平台，每年与国际著名艺术机构举办学者或艺术家交换计划，以等量条件，促成国际间文化艺术的深度交流和展览交换计划。为入驻者提供多元化、国际化专业平台，实现艺术创意国际化的目标和理想。东村艺术基地已于2007年底落户京城东五环豆各庄，期间接受了各政府有关部门和国内外艺术界精英的到访，他们对东村着力关注和扶持中国艺术新锐和创意产业发展的开发模式与自身定位，表现出莫大的赞许与期待，新建议之合作项目正在论证和策划阶段。东村艺术基地将加盟更大的文化机构，成为一体化运作机制中的产业环节，是一个势在必行的趋势。但她作为艺术创意的始发站和产业基地的独特品格是不会改变的，她将永远坚持奔跑在文化创意产业的马拉松之路上。可以肯定地说：东村不会是798！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3期——唐人街

文/冯原（广州）

在远离帝国朝廷的管辖和作为一个半自治社区的条件下，唐人街衍生出一种“堂口政治”的局面。当这种政治生态与某种价值观的表达高度结合起来时，便能在遥远的海外形成对发生在“中央之国”轰轰烈烈的革命的助推力。然而，一个由“海外中国”所推进的国家革命最终还是被发自于大陆内部的革命所取代，待到新中国重新书写海外华人和爱国侨胞的定义之时，唐人街越来越远离那个国家之梦。

广东新会，民国二年的某日，数十匪徒包围了邑城最繁华的南隅大街，开始逐店逐家地劫掠。是时警察沓无踪影，商家一片恐慌。有数贼涌入裕丰隆商号，“劫该店现银两斗箩，并摸店东金镖”，本是金山客的店东李杰勃然大怒，上楼取出他的十三响扑向贼群，在大街上连续放倒两名匪徒。不幸被一假装购物的小匪从旁偷袭，身中九枪而性命垂危……

事隔近百年，人们再来读这则地方小报上的旧闻，不仅对民国初年广东民情的混乱以及重建社会秩序之艰难有所体会，它还让人们看到一位金山客异于常人的行动，在所有商家恐慌躲藏的时候，这位金山客敢于孤身反抗数十匪徒，除了他拥有的洋枪之外，他的行为总让人联想到善于在漂泊中闯荡的勇气。今天可能已经弄不清楚“摸金镖”激怒店东的心理关系，不过，人们仍然有理由相信金山客更易动怒和自人卫护的深层原因。显然，漂泊在异国它乡以求生存要比留在故土的人冒更大的风险。如果把李杰的身世还原为一个普通华侨的系谱，那么人们大约可以猜测，第一个抵达金山的应该是他的祖父。在1860到1880年间，一个原籍四邑的农民即便不是奴隶般的“猪仔”，而是一个自愿的契约华工并幸运地踏上了去美国而不是去秘鲁的帆船，那么，从他踏上“征程”的那一刻起，海难、疾病、欺骗和事故也都将是他命运的组成部分，恐怕他做梦也不敢想象他的儿孙会变成邑城中的店东家。从基因繁衍的角度来说，那些侥幸生存下来的人，不仅有躲避灾祸的运气，还可能拥有比别人更机灵、或更有勇气的基因，才能积蓄财产、娶妻生子。累积财富和拼着命来保卫财富的基因可能共存在李杰的身上。从李杰的行为人们似乎可以看到他在加州修建西部铁路的祖父和在三蕃市的唐人街上参与堂斗的父亲的影子。当然，反过来看看那些匪盗们，他们身上的匪气难道是与生俱来的吗？或者它不过代表了另一种冒险犯难的求富之路吧。从十九世纪末叶一直到民国初年，随着金山客的陆续返乡，广东四邑一带早已沦落为盗贼和土匪们的乐园却是事实。同一年《新会醒报》的“四邑要闻”里充满了各种打家劫舍的消息，例如十一月的“金山客惹匪”一则：“井桁系九堡南朗近关之新村也，屋宇具属旅洋者所建造，栋宇辉煌，群居约有二十余家，昨有金山客同里，贼匪因此垂涎，于二十七号夜十二点钟时候，被贼搜劫一空，枪伤男妇各一，损失财物甚巨。”

所有这一切均起自于大洋对岸的那个地方以及针对此地的移民，它与家乡构成了一个地理圈，并随之派生出另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态圈：漂洋过海的农民及其后人回乡变成了金山伯，留守在家乡的忠厚农民却转行为匪，滋扰乡里、以抢劫金山客为生。这两则旧闻活脱脱地构成了吴思所描述的那个官、匪、民相变故事的四邑版本。广东乡下的农民像是蛰伏的蚂蚁社会中的卵，无以计数的卵将来要变成“工蚁”还是“兵蚁”，并不是生来注定的，而是要取决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巢穴和整个族群的生存状态。

孙隆基曾经为肇始于公元一千年的全球性变局描绘出一个大历史框架。其中一项变化是“中国政权的东北亚化和热带中国的诞生”，他说：“宋代以来的千年， 中国历史尤其生长出一个以闽粤民作先锋的‘热带中国’，十世纪，一位阿拉伯的世界旅行家马苏迪已记录中国逃避黄巢之乱的难民抵达三佛齐，中国之有海外华侨当不自此始，但公元第一个千年里纵有华侨，亦不具世界史的意义……发轫于北温带的古中国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开发了亚热带，在第二个千年里则进抵热带。这是世界史上最‘慢镜头’的帝国扩张，但也最稳打稳扎。”而这一时期也是东南亚国家相继崛起和南洋的岛屿国家回教化的过程。

中国龙向热带的缓慢进军虽然被孙隆基总结为一种帝国扩张，不过来自闽粤的移民族群似乎并不代表帝国势力或宗教渗透，这使得中国式的移民与印度人和回教徒有很大的区别，替代王权和宗教的纽带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其缓慢的过程也反映了以族群为单位的移民之艰苦卓绝。在此种情况下，人们尤其需要看重的是何种力量促成了这种持续而艰难的大迁移。就这方面而言，致力于研究海外华人史的孔飞力提供了一种视野，他把中国的海外移民史看成是整个移民进程的一个特例， 因此要“理解海外移民史，必须将漫长的国内移民史作为基本的背景”。这使人们看到，向海外的拓殖基本上属于大陆中国的“内爆”而衍生出的“溢出效应”，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迫漂移的农民在海外复制出一个又一个的定居点，它们与蜂巢一样都具有很强的结构特征——既有利于向内的凝聚力；也同时是极度排外和拒绝同化的。在这两种相互抵抗的拉力之间，排斥力与凝聚力的大小则要取决于特定区域中的竞争状态。例如，移民的社会单位总是从极内向而逐步走向融合的。以宗族和口音为表征的认同首先是生产出它的层级和结构，然后驱动着这一群落与另一群落发生争斗，乃至流血，千百年以来在华南地区上演的宗族竞争随着移民的漂移被扩展至所有移民地，在这方面，南洋的新加坡是个极佳的例子。

只有到了近世，人们才可以看到分属闽南、潮汕、广府和客家的蜂巢如何打破血缘和地缘的壁垒联接成较大的单位，其中，每一次融合都是因为外在的压力，最后终于压制出一个民族的观念来。如果要进一步来分析，面对外敌的流血冲突还不能算是主要的诱因，华人在马尼拉和荷属东印度大量被屠杀的历史并没有造就出一个统一的民族观念，这种观念的出现仍然是现代性的产物。

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萌生于海外的中国观念的出现既使并不早于清帝国的灭亡太多；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帝国的解体和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而在全球华人所踏足的范围内，孕育民族与国家观念的培养皿只有两个：南洋的华人区和北美的唐人街。

【堂口政治与民族革命】

与英帝国的海峡殖民地相比较，主要由广东的苦力和猪仔构成的美洲唐人街在族群结构和语音上要简单得多。这可能也是以洪门为代表的秘密会社在唐人街超过了各种宗亲会或同乡会，成为主要的组织形式的原因之一。堂口，陈国霖将之称为“第三种组织，不论成员的姓氏或籍贯， 均一律欢迎。”比起南洋的华人社区，唐人街更像是孤悬在白人主流社会之中的岛屿，因此，秘密会社作为华人在传统上的自人组织实际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在总体上降低了华人社会的交易成本、促进了交易总量，按照杨国桢的说法，这些秘密会社“继承了天地会的团结互助反抗强暴的斗争精神，介绍新到移民的工作，赈济贫困，赡抚孤寡，帮内和衷共济，排难解纷，劫富济贫。”另一方面，唐人街也被陈国霖称为是“组织涣散的社区”，因为它“不能履行及表达其居民的价值，由于区内缺乏文化及结构上的控制，因而导致犯罪次文化的涌现，当这种文化涌现后，它继续成为一个半自动的系统，有其独特的文化及紧密的结构。”把这两种看法结合起来大约可以勾勒出唐人街政治生态的双重性，其要点则在于价值的表达及其途径。所以，仅仅把唐人街看成是华人的栖居地显然是不够的，在远离帝国朝廷的管辖和作为一个半自治社区的条件下， 唐人街衍生出一种“堂口政治”的局面。当这种政治生态与某种价值观的表达高度结合起来时，这种情形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推行的近代革命，孙先生把华侨称之为“革命之母”，是基于海外的洪门组织对革命的大力资助和推动。同样，如果缺乏统一的价值观，堂口政治便会滑向以帮会为形式寻求经济利益的次文化。

中国步入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行列，美洲和南洋的华侨居功至伟。一些重要人物的出现可能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在香港出现了首位华人政要伍庭芳， 在新加坡出现了林文庆，在北美洲则出现了司徒美堂。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能完成建立民族国家的大业，与他巧妙地穿行和建构组织的才能密切相关，从洪门里的“红棍”到同盟会中的总理，他竭尽所能地获取各种支持力量。而民族主义的大业是否是每一个底层华侨所能体认的观念呢？对于那些目不识丁的小贩、洗衣店主和手艺人来说，把微薄的血汗钱捐出来，无论是用于实现一个民族国家的梦想，还是仅止于效忠洪门三十六誓，其行动和结果确实超越了他们习惯于“窝里斗”的祖辈。虽然没有人能够预言历史发展的轨迹，一个由“海外中国”所推进的国家革命最终还是被发自于大陆内部的革命所取代，待到新中国重新书写海外华人和爱国侨胞的人之时，唐人街越来越远离那个国家之梦。当好勇斗狠的青年华人在街头争霸， 那个陈国霖所言的“半自动的次文化系统”的影响竟然越出了华人区，通过大众传媒和渲染，“亚裔有组织犯罪”的指控与老华埠的夕阳景色混合在一起，为唐人街的百年历史划下了一个句号。

【海外中国与家乡中国】

无论如何，十九世纪末期的致公堂是令人钦佩的，十多万在唐人街谋生度日的华侨为孙总理的建国事业慷慨解囊，孙总理的每一次筹款行动都化解了革命的燃眉之急；而广东华侨为未来的国家梦想捐助了多少资财，就意味着广东四邑的乡间少建了多少栋宇辉煌的洋碉楼。不管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梦是否变成了现实，绝大部分的底层华人还是要节衣缩食地积蓄财产，以终老故里。

到了民国初年，走出帝国阴影的家乡看上去是越来越繁荣了，金山客依旧把积赚的“西纸”转变成江门堤中路和赤坎堤东路的骑楼商铺。金山客看重的商机也刺激了赌棍、骗子和强徒们的发财欲望。结果是唐人街的华侨以两种互不相干的方式对祖国和家乡都产生了影响，他们透过对堂口政治的效忠支持了新国家的立国，加入现代国家行列的社会秩序正是他们所期待的；然而他们又通过对家乡的投资再造了广东侨乡的社会生态，财富的涌动似乎正好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

这种情形把裕丰隆的店东家李杰和最贫苦的挑夫拉到了一起。同是民国二年的《新会醒报》有一则消息：“古井龙田有金山客赵根，由外洋回乡其夹马行李，亦随江门渡而回，担夫利外洋客工金之厚，莫不争先恐后，霞路赵某，意欲以担竿，提其行李，该船渡主由帐房而出，强施老拳，适中要害，登时晕眩倒地，负伤过重，未知有无性命虞否。”在李杰拼死卫护自家的财产之时，担夫赵某无非只是想多赚些资费，可是，当担夫的处境显然不及打家劫舍的匪帮。另一新闻则更令人叹息不已，也是出自民国二年十一月八号的《新会醒报》，称为“金山婆死得可怜”：“长乐乡有吴氏女，年方花信，貌极苗条，前年许字金山客黄某为室，过门后伉俪甚笃，黄去年六月往美洲，至今年余之久，吴氏在家，情思过步，因染神经病，日昨奔出村外，赤条条一线不挂，沿途唱歌，手舞足蹈，引动无赖蜂拥其后，更有不知羞妇女，走出观看，掩口而笑，后有一老媪寻至，强索该氏而归。氏复染寒疾，卧床数日不起，人请医调治，均谓此症难愈，除非其夫在家，可占勿药，昨闻吴氏已逝世矣，可怜哉。”

情形到底会怎样呢？侥幸逃过一死的李杰是否变卖资产重回美洲的唐人街？担夫赵某伤愈后是否也加入了匪群，在城镇的骑楼和乡间的碉楼间呼啸而过？人们不得而知，不过丧妻的黄某若是他日发了财自金山返乡，长乐乡只是又多了一幢栋宇辉煌的洋碉楼而已。在财东、匪徒、担夫和出洋者的轮回更替之中，那些位于北美的唐人街显得既近在咫尺；又无比的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