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4期——深圳再生

文字：邹波

海口火车站比海口机场更远，可能是世界上离城市最远的火车站，在更深远的郊区，但一直沿着海岸线，火车站就是一个荒凉的海港，在它与城市之间，有一段良莠不齐的海滩，其中只有一小段开辟为旅游度假区，更像避难所，如果你谈恋爱的时候，跨出这个区域，就会有椰林中的“兽人”出现。我才醒悟，朋友提醒过的那段危险的海岸，是在城市与火车站之间，不是在万绿园文明的海岸。火车站与城市之间据说有一个长流镇，吸毒者来打劫的多，深夜有怪诞的歌声，在椰子林中。半吊子黎话。

在空空的候车室，警察查所有人的身份证，因沿海跋涉来这荒地的坏蛋，必于所有人之中抢劫所有人，厕所却是个大漏洞，小蛮仔长得跟赵传一样，有一个高大的新疆人走来走去，其实他很容易被人记住，但被查了好几回，深夜的海风寒冷，人们拥做一团，对面的候车室更空旷，轮船比火车的汽笛更频繁，有9个业余选手在排练健美操，大腿粗壮的西北女子，是什么系统又在海岛搞活动，后来没了踪影，我又敲打了一下空旷的B候车室，没有回音，那趟去西北的车，已经先过海了。A大厅里有一个旅行团在玩杀人游戏，都是一些老年人，迟迟不能进入状态，像每次会议的开端，有人闭着眼睛当平民，却就那么睡着了，没有来得及睁开眼睛指证，导游小姐主持了几回，累了，老头们的劲头却又刚刚上来，她在一旁看手机，像有心事，却有一个老头提着裤子从厕所出来：“靓女，你起来呀，我们继续玩。”羊脂球。

看到列车过海的注意事项，停电，没有光，没有广播，没有空调，阅读灯这支蜡烛可以开到微光，不能下车，什么都不能做，这还真让人有点紧张。果然是这样，铁路在船的甲板上，来回进退了两次，第一次没有成功登船，又退回到海边的荒野里，直到另一列去上海的火车停在我们右舷，它的硬座车厢里，似乎有一个光着上身的小胖囡囡在过道里吹海螺。看不清，听不见。船上的铁轨要和中国的铁路线吻合，所以会有班次几列不同的火车并排过海，却不能使同一列火车折叠起来，排成三列纵队。木甲板同岛屿隆隆地撕裂开。

看不见大海，舷窗遥远而黑暗，但看见车外水手和船舱的内部。没有颠簸，今夜连海床也非常稳定，列车员下车，点烟，和水手交谈，自己也变成了水手的姿势，叉着腰，卷着裤腿，潮湿的裤腿，我记得上火车的时候，车票在车外就提前换成了小牌牌，列车员说：“要过海了，要过海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忙。”但现在他悠闲得像个捕鲸者。大海的标志——一只小玛瑙一样的海苍蝇，飞进车厢。通体晶莹。

船上，火车的上铺，最闷热的窒息时刻开始了，我开始在想，我上一次这样窒息是什么时候，什么样子，更无形的上一次，象征的心情，多少年前，失恋、前途暗淡还是思维阻塞……这次是实在地发生了。猪笼。杀人游戏竟然又开始了，老人们却更加兴奋了，杀这个，杀那个，把铺位敲得咚咚响，磕瓜子，这个旅行团的铺位包围了我们，而那个女子就在我的下铺，疲倦的女导游更疲倦了，手机映出蓝色面孔，趁着老人们更加忘乎所以地玩耍，在黑暗中，她独自睡去。半个小时以后，又有人开始喊：“靓女，靓女，起来，起来……”她已不省人事。

过海的过程据说只有一个小时，我的印象却是一直到我睡着，这闷热和窒息、老人的聒噪，嗑瓜子的声音就是那样渐渐消失的，第二天醒来已是肇庆，广东的青山和香火，村落老远就能看见旗帜一样的宗庙，鱼塘和水田，塘底的矿，有人从水中捞煤，沥青中的水鬼，生锈的楼房，农妇半人在田里，戴眼镜的黑皮妇人，背上孩子从稻田中露出一个脑袋，“中国最好的季节啊，南国也是秋天……”，窗外的货车车皮上用粉笔写着端庄的楷书：“剑外忽传收蓟北……”，标语：“不准在铁路上行走，卧轨，喧哗”——针对诗人；标语：“火从心头起，灾靠小心防”——心之火。车厢尽头有广东话在交谈，男人接着开始念一个广告：“修身，致美，求……真”（“真”的发音如“增”，很庄重，如“锃锃”的钟的余音），一个黑龙江采购员有着丰富的历史政治知识，谈到清朝末年满人效法英国的贵族制度，改造自己的纨绔子弟，还谈到民进党的乡土政策和他们真正的人数，是壮大还是在萎缩……列车始终有许多货郎来回穿梭，包括过海时黑暗闷热的几个小时，他们打着手电，卖越南三宝，穿着铁路制服，这趟漫长的南北列车，似乎被一个伪善的生意人完全接管了。我讨厌一个列车员对着一个婴儿兜售彩珠笔的场面，刺花了她的眼睛。由此我觉得车上将没有人主持正义。一个小说构思的缺口。在过道里充电，继续读着《克里希那穆提自传》，他一生无所事事，只想和人性的弱点交谈，但有一天面临森林中的老虎，他也很镇定。我想起西川写过：面对高原神圣的黑暗与寂寥，那少年“放开胆子但屏住呼吸”。

我的中铺是一个中年人，从床上下来，整个人好像都浮肿了，昨天我看他孤独一人，穿着知青的衬衣，皱纹，清瘦而有神采，背着迷彩的双肩包，穿过检票口，现在是一个臃肿的人，是什么使他一夜之间变老了，他起来的第一件事是买了一大包瓜子。

“买瓜子，你是想报复使你失眠的人？”我冒失又过敏地问。

“ 使不得， 可不能这么说， 小兄弟， 阿弥陀佛。”一夜浮肿的中年人机警地双手合了一下什。窗外正经过了一条广东与湖南交界的绿色大河，松林边是芦苇，山有偶尔的丹霞地貌，云气低垂，也许是武水。韩愈流放时经过这里。我们开始大声地嗑起来。后来纵声大笑。他是个复员军人，现在却容易为脆弱的东西击倒，后来他重新是一个爽朗的中年人。大笑直到中午，中午的光阴是湖南的树影出现在那些老人的被子上，隐约的婴啼，是上午从肇庆上车的孩子，喂奶之后是静谧，每过一次隧道就更静谧。连续大量的隧道又形成了夜晚的常态。

嗑了一夜瓜子的老头老太们继续做着白日梦，鼾声穿过隧道的时候发出回声，有时他们的手自然地垂落在被子外，令你忍不住想去把一把脉，又是什么使他们昨夜如此亢奋，是过海这件事吗？年老而放肆的人，无论有什么罪错，为他们的生命力而高兴。导游小姐悠闲地在窗边看着《青年文摘》。Eco说：“人生充满了空闲。”到了晚上，他们的空闲——9点以后，过了汉口，在餐车里，吃了饭还不走的乘客被善意地劝走，本来一个人趴着喝酒的列车长也开始带着化装的货郎、警察、女招待、厨子，玩起了他们的杀人游戏，他年轻，肥胖，但是干部队伍中的精干者。我离开餐车时，突然觉得我也能驾御这国营的火车，穿过岛屿、海洋和陆地，可以轻易取代这醉酒的列车长，我什么身份也没有，我视我的国家为粗浅的宇宙。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4期——深圳再生

文/袁奇峰+刘云刚（广州）

深圳还是国家的“经济特区”吗？因为均一税制，有人说“特区”已经不“特”了！那么，深圳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吗？地理上最接近她的东莞人说“深圳只是通道”！深圳究竟是什么？

“深圳经济特区”传奇

深圳是20世纪典型的中国式奇迹，从1979年以来短短28年的时间从一个边境小镇发展成为一个拥有800多万人口的特大型边界城市，这在世界城市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深圳确实是一个年轻的城市，目前深圳全市人口平均年龄不足29岁。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深圳人口从166.7万人猛增到700.8万人，十年增长534.1万人，增幅高达320%。但是增长的主体是非户籍人口，占了增长部分的90%。深圳经济特区一直是中国改革事业的实验区和“排头兵”，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对外交流的风尚之城。深圳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包括第一次提出土地所用权与经营权分离，第一次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第一次进行土地拍卖；第一次发行股票；第一次成立证券市场；第一次引入法定图则等等。

深圳不大，只有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发展很快，经济增长速度年均27.3%。2006年全市本地生产总值达到5684.39亿元；上缴中央财政收入达1180.34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500.88亿元；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6306.38亿元，跻身全国首位；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374.11亿美元，连续十四年居全国首位，约占广东省的45%和全国的14%；本外币存款余额（含外资）达10616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是中国两大资本市场之一。

1990年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金融业产值已经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而利润占全国四分之一，是城市的支柱产业。

“深圳市”面临的区域格局

普遍繁荣

[Pervasive Prosperity]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广州一枝独秀，其周边地区似乎是另一个发展体系，形成城－乡、工－农的二元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特征明显。而仅仅20多年，这一格局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深圳和珠海从两个边陲村镇(县)一跃变成新兴现代化城市，其中，深圳更是凭其金融业和高

新技术产业在全国的地位迅速提升，成为中国最发达的现代化国际性城市之一。

东部的东莞80年代主动承接香港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90年代后又成为台商IT产业转移之地，发展成为了一个国际性加工制造业基地；惠州也承接了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发展了电子产业，同时也经受了房地产和熊猫汽车城项目泡沫经济的重大挫折。

西部的佛山依托专业镇，培育出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区域品牌，形成了南海纺织、有色金属、禅城陶瓷、顺德家电等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中山一方面主动接受香港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原有较好的国有工业基础务实发展国有和乡镇、个体经济，并谋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江门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相对较低，但在家电、化工、纺织等方面也有了相当规模。

从珠三角各城市的经济总量来看，一种明显的多极化格局已经形成。另外，各城市的发展各有特色，显示珠三角已经了普遍繁荣的发展阶段。

分散决策

[Dispersive Decision-Making]

珠三角的发展最初是以港资为龙头，珠三角在与香港企业的合作过程中“干中学”，利用港资的技术、管理、营销、信息等条件“借船出海”，发展外向型经济。在这一过程中，“三来一补”的加工业得到大量发展，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济模式，但这种经济都是各城市和港资的单线联系，凭借的是各城市自身的亲缘、血缘或地缘联系，珠三角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相互之间在发展上也缺乏协调。

而另一方面，传统的区域中心城市广州由于历史原因，经济凝聚力和辐射力弱，对珠三角各城市发展的影响能力低，在产业上珠三角其他城市都基本以香港为核心，而广州则自成体系；在空间上，各城市均根据自身需要向沿海拓展，“开港出海”，广州也变成其中一员。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相互之间的衔接程度也很低。

多点博弈

[Multipole Game]

当城市或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距甚远时，示范帮助与学习的“单线模式”是它们联系交流的主要方式；当经济发展水平接近时，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与在同一市场的相互竞争将构造出复杂、多重的区域格局。九十年代以来，珠三角各城市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变化也体现于此。

[区域竞合]

最典型的变化是深港关系。之前的20多年，深圳在国家政策的引导支持下广泛吸收香港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及国际资本，在本土进行大胆试验，再把成功的经验推向全国，从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开放和发展。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香港是深圳经济发展的参照地。香港和深圳利用各自的发展优势，逐渐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使两地间形成互动互利的产业链条，双方都取得了极大经济效益。但是，随着深港经济水平差距的缩小，深港关系在逐渐的趋于复杂化。深圳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发展高端服务业，而这些也都是香港的发展重点，两地的目标市场都是包括珠三角在内的中国内地，因而引发深港关系 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惠州市明确表示要积极地承接来自深圳（而不是香港）的产业转移，这说明深圳正在悄然对其周边地区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还有近年广州的崛起。自1990年以来，广州历年GDP增长率平均高达20％，经济增长速度居全国十大城市之首。近年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城市景观建设明显提速，2000年花都和番禺撤市建区，同年广州提出了“东进、西联、南拓、北优”发__展方针，强化其中心服务功能。同时，在加快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广州也在为金融保险、商贸旅游、信息咨询、交通物流等服务行业的发展积极创造条件。广州的这种四面出击的动作，无疑对于周边地区已经趋于稳定的区域发展格局产生影响。

[设施竞建]

突出表现在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

目前珠三角有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香港、澳门7个机场，除佛山、惠州机场属于军民两用机场外，其余的5个都是国际机场。由于各机场的设计规模都以整个珠三角客货源为基础，近年已经出现了竞争的格局。其中，香港、广州、深圳是最有实力也是相互之间竞争最激烈的三间机场。深圳机场兴建抢占了广州机场的部分市场份额，业务增长量远远超过广州。香港和广州先后兴建世界级的大型国际机场，香港国际机场设计容量是客运是8,700万人次/年，货运为900万吨/年，目前是使用量只到设计容量的1/3，而广州新机场2004年投入使用后，每年可处理2,500万人次及80万吨货物;预计到2030年每年客、货量处理能力将达到8,000万人次和250万吨，它们的共同的市场对象主要是“大珠三角”，为此，将面临新的市场份额之争。目前，香港新机场优势是国际客运线多且价格较便宜，而广州机场在国内客货运上占据绝对优势。但随着国家三大国际航空港之一的广州新机场国际航线的增加，服务质量和效率提高，它的经营成本将可能降低，这对香港现有国际货运和客运优势将会构成较大的压力。

在港口建设方面，现在珠三角主要的港口有广州港、深圳港、东莞港、珠海港、惠州港、江门港和中山港等，其中广州港2002年吞吐量位居世界第8位，深圳港2003年集装箱吞吐量为为全球第4位，其它港口发展也较快。香港港的发展得益于珠三角外向经济发展，珠三角港口的业务有6-7%经香港中转，2003年香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全球排名第一。由于港口发展对当地外向型经济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所以，珠三角有条件的城市都建设大港口。这样的无序竞争日趋激烈，必将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影响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

[行业竞争]

目前最突出的比如物流业、会展业、金融业等等。在物流业方面，珠三角制造业高速发展，急需物流业支持，为此，珠三角各城市都规划发展物流业。

深圳提出把现代物流业作为深圳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成为华南乃至全国的物流中心；广州计划大力发展物流业，打造全国物流中心；东莞出台现代物流规划，建设珠三角制造业物料供应中心等。这些城市兴建的物流园区的规划货源与市场有很多重合，这就不可以避免地造成城市物流园区之间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无序竞争。

在会展业方面也是同样，广州的广交会，深圳的高交会，东莞的家具、电子和服装博览会，顺德家电、家具博览会，佛山陶瓷博览会，此外香港还有大大小小的众多展览。由于竞相建设大型展览场馆和积极举办各类相同相近的展览会，造成了展馆闲置和客商无所适从的趋势已经出现。

在金融业方面，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深圳是中国两大证券交易市场之一，而广州目前也在积极地兴建金融CBD，提升其在国内资本市场中的影响力。为此，珠三角金融业的竞争也会日益升级。

“深圳”的周遭关系

深港“双子城”

[SZ-HK Twin City]

深圳虽然地处珠三角的一翼，从地理上讲是一个珠三角城市。

但是深圳城市的辉煌并非得益于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而是来自于两股巨大的动力，一是国家特殊政策的直接倾斜；二是以香港为代表的海外投资和产业的进入。

在特殊的政治体制框架下，深圳实现了许多“全国第一”，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实践城市，但这些成就都和它邻近香港的特殊区位有关。深圳是香港进入内地的一道门槛，大量的境外资本通过香港进入深圳，使深圳在地理位置上获得先发优势。深圳虽然在地理上隶属于珠三角，但是在经济上主要发生联系的是香港。比较1980年与2004年珠三角城市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深圳在改革开发后的发展历程与珠三角其它城市存在着很大差异，其它城市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都是较为均匀的，GDP总量和人均值的相对变化不强烈，而深圳表现出强烈的非常规发展的特征。

深圳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香港经济转型的带动，这一点已有定论。在长期的发展中，深圳和香港已经形成了合作互补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至今仍左右着深圳的发展格局。但是，深圳的发展速度要远高于香港，这使近年的深港关系在出现变化。深圳目前已进入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发展转型期，而香港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也痛定思痛，为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而掀起了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高潮。在一些服务行业，深圳与香港的同构化发展的倾向也在日趋明显，二者由单纯的主从关系向学习-竞争的复合关系模式转变，使深港关系也面临更多不确定的因素。

但不管怎么讲，深圳和香港的关系要远重要于深圳和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关系，这一点毋庸置疑。

深广错位竞合

[SZ-GZ Staggered Competition-Cooperation]

广深两城同处珠三角地区，拥有不同的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

广州一直以来是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而深圳则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城市。广州的工业结构比较均衡，以汽车、石化、电子产品为支柱，重型化特征明显；而深圳工业结构较为单一，通讯与电子设备制造业首位度高，在现代服务业方面则发展水平超过广州。

在珠三角地区，广州是唯一能与深圳平等对话的城市，深圳也是对广州影响最大的珠三角城市。面对同样的国际资本和同一市场区，广深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具体产业市场的争夺上，但二者发展模式不同。

总体来看，两城的经济各有侧重，功能互为补充。广州对内的辐射范围更广，而深圳作为特区具有更高的创新示范效应。在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下，广深两城的功能互补，协调发展是主流。

惠州是腹地

[Huizhou is the Hinterland]

深圳和惠州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带来了城市功能的互补，而空间上的接近使得互补的作用得到发挥。惠州目前的发展需要来自深圳的产业转移，以及深圳在人才、研发等方面的生产服务；另一方面，深圳的产业空间拓展和资源瓶颈的缓解也需要惠州的支持，经济上保持密切的上下合作关系有利于两个城市的共同发展。惠州对于深圳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惠州是深圳向粤东北扩展区域腹地的重要门户。

西岸是争夺焦点

[The West-Shore is the Next Focus]

目前西岸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加上有珠江口相隔，陆路联系不畅，深圳与西岸各城市的联系目前也并不密切。但是，从发展的趋势看，西岸腹地的争夺将成为今后珠三角区域竞合的重点和热点。

广州目前在积极地加强同珠海、中山等地的陆路交通联系，香港则在加强同珠海在机场、港口方面的合作并在积极地推动港珠澳大桥的兴建，深圳也欲通过深中通道的建设加快进军西部的步伐。西岸是今后珠三角的潜力区域，因此，深圳与珠三角各城市的关系，也直接受到今后西岸发展趋势的影响。

珠海与深圳同为国家首批经济特区，其发展路径具有相似性。

近几年来，随着珠海重化工业的崛起以及省政府的支持，珠海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产业上，珠海提出工业要重点发展“一高一重”（即高科技产业和临港重化工业）、服务业要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物流业，这些除了重化工业以外都与深圳一致。在对外发展上，珠海加强与香港的合作，加快珠澳一体化发展，这些都将影响到深圳与珠海以及西岸的关系。可以说，未来深圳在珠三角的格局变动最大的变数就是西岸。

如果只以GDP论输赢，深圳在全国处于4、5之位，已经是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与苏州不分伯仲的国家经济重镇。但是深圳同苏州、无锡、宁波一样，虽然GDP很高，却不是国家省级行政中心城市系列，在行政上只能够是辖区的中心城市。如果只强调经济能力，深圳就只能同苏州、无锡、宁波、大连、青岛一样成为一个省级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果然，2003年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提出了“两个主中心（广州、深圳）加一个副中心（珠海）”的设想。果真如此，特区可能就不特了！

2007年5月广东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中心城市要逐步形成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强化集聚和辐射功能。广州要建成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都市；深圳要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化城市。”

所谓“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化城市”与广东省的关系究竟怎样？如果从国家体制改革的实验性基地回归区域，深圳能够成为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吗？旁边的香港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北边的广州则是华南的门户、珠三角的枢纽。位于香港和广州之间的深圳，迫切需要准确定位自己！

漂移的目标

[Drifting Goal]

自从1979年开始设立特区，深圳经济特区28年来几乎抓住了国家每一个发展的机会，先是通过贸易启动；然后是引进加工工业，轻工、服装、手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三来一补”工业；再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1990年代，深圳又一次抓住了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抢在教育和科研水平更高的北京和上海之前，率先瞄准世界市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国高新技术生产的重要基地。近年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金融业和文化产业优势地位不断巩固。

区域中心城市是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行政、经济、文化、商业和服务中心。可见中心城市不仅通过资源的聚集和经济的扩散、辐射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体和导向作用，而且在区域均衡和区域公共产品提供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

国家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是要进行改革实验，开辟窗口和试验田，而不是要在某个地区建立区域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和特区都是国家社会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但两者有着明显不同的功能和内涵要求，区域中心城市更多地承担国家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城市化人口转化的重要责任和义务，而特区则需要为国家探索改革开放，经济与体制改革起到开路先锋作用。

如果把特区更多地建成地区中心城市，首先特区势必失去改革特色，其次，面积较小的特区环境承载力也无法承担如此巨大重任。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与建设特区城市有着不同的模式。

深圳目前提出要加强“深港合作”、要做“先锋城市”、要做珠三角的“中心城市”，均是从自身愿望出发的“一厢情愿”。深圳的定位究竟应该是什么？

位于珠三角的“业务城市”

[An "Operation City" in the PRD]

深圳定位应该是一个业务城市！

业务城市的概念来源于日本1988年第4次首都圈基本计划。当时，东京周边有一些城市，比如横滨、川崎，它们发展速度很快，在某些功能（业务）上还要强于东京，但总体上却缺乏东京那样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中心功能，所以将其称为“业务中心城市”（简称业务城市），意指其偏重于某些功能（特色业务），但同时也是具有强大功能的中心城市。

与“业务中心城市”近似的是“副中心城市”，但后者主要强调城镇体系的等级结构。因为深圳并不是一个二级中心，所以“副中心”对深圳并不贴切。

深圳是中国的业务城市！

深圳突出的特色在于高新技术产业、金融、物流，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强大，周边地区对其有强烈的需求。2006年，深圳的港口和机场已经是全球第四大集装箱枢纽港和全国第四大航空港。“业务城市”应该是深圳的发展方向。

深圳是港深都市区的业务城市！

深圳是“因（香）港而生”的，深圳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香港经济转型的带动，这一点已有定论。在长期的发展中，深圳和香港已经形成了合作互补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至今仍左右着深圳的发展格局。

在新一轮总规修编草案中，深圳的城市性质是“创新型综合经济特区，华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大都会。”深圳市第一次在城市性质中提出“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大都会”，冀望搭上香港在全球城市发展序列中定位自己。

深圳还是珠江三角洲的业务城市！

随着珠三角内部产业升级和转型，制造业将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深圳应利用自身优势，加强对周边地区的生产性服务，提升自身的地位。特别是在物流方面，围绕环伶仃洋湾区的建设，稳固自身区域物流中心的强势地位。

深圳的区域战略应当基于联系港澳、拓展惠州、西岸，成为区域业务先锋。基于此，深圳的区域战略应有三个层次：一是强化深港关系，二是拓展深惠、深圳与西岸的合作关系；三是发展深广、深莞关系。

深港关系目前已经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母子”关系转变为“双子”关系，深圳正在努力摆脱对香港的依赖，而香港也正在寻求新的合作区域，这就要求深圳在与香港合作的方式上要转变观念。发展深港关系始终是深圳区域战略的首要战略，与香港携手构建服务华南和东南亚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或许是最佳选择之一。

西岸是深圳潜在的腹地资源，与之协作发展是深圳对内战略的首选。但是，深圳与珠三角西岸地区之间的联系一直受制于交通不畅，而即将准备建设的港珠澳大桥又排除了连接深圳的可能，因此开辟深圳与西岸地区的直接通道就显得非常迫切。目前提出建设的深中大桥是深圳一个最佳的选择，尽管这一大桥的建设尚未得到上级政府的明确支持，但深圳应当积极争取、加快推进深中大桥的建设。

惠州是深圳的经济腹地，可采取“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发展对惠州石化产业的相关配套服务；在港口领域，则发挥深圳集装箱物流优势，为惠州提供最大的物流支持。

广州、东莞与深圳的互补性较差，在这方面，深圳主要是以发挥其优势“业务”功能来推动与之关系。

深圳就是“深圳”

[Shenzhen is "Shenzhen"]

深圳有三个用得最多的名字，渔村时代叫“深圳”，1979年以后是“深圳经济特区”，1990年代以后是“深圳市”。在国家行政系列中，深圳市理应位于省会城市之后；但是作为国家的“深圳经济特区”，她又引领着改革开发的潮流；在铅华尽洗的今天，她开始在港深大都市区、在珠江三角洲、在全国重新定位自己。在区域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以自己对区域的贡献和功能来定位自己，深圳就应该回归“深圳”，一个功能性的城市——业务城市。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3期——唐人街

文/黎全恩（域多利）

昔日华人往北美洲淘金处处受到当地白人的压迫和欺凌，为了言语沟通和互相照顾的方便，华人聚居在一两条街道，在当地称为“唐人街”。其后人口增多、住宅与商业不断发展，但区内只有华人居民做生意，成立自己的团体和组织，好像是一个黄色孤岛漂浮在茫茫蓝海中，因此“华埠”在北美城市中，形成独特的外貌和文化形态。加拿大著名华裔学者黎全恩教授以加拿大卑斯省（British Columbia）首府域多利市（Victoria）的华埠为例，深入分析其社会组织及权力结构。

1858年，加拿大卑斯省发现金矿，三藩市（San Francisco）数位华人富商带领一班工人，于六月底首先到达域多利，聚居于海旁的一条街道，称为莫伦街（Cormorant Street），成为了加拿大第一条“唐人街”。工人安顿后，准备行装、粮食，便赴往内陆的菲沙河（Fraser River）金矿区淘金。1858至1860年间，数百华人，先后由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三邑（南海、番禺、顺德）、花县、中山等地，经香港乘船抵达域多利，再前往各地金矿区。

1860年代中期，矿产采掘锐减，淘金业逐渐没落，很多华人矿工返回域多利，转往乃磨市（Nanaimo)、坎伯兰（Cumberland) 等地的煤矿场挖煤，或前往制鱼厂、伐木场、木板厂工作，如找不到工作，唯有返回域多利华埠居住。

1870年代，全加拿大华人人口约3000人，差不多全部聚居于加拿大西岸的卑斯省，大约千余人居于域多利华埠，故此昔日华侨称之为“大埠”，新西敏（New Westminster）的华埠，华人人口约500左右，为第二大埠，故称为“二埠”。

【房口和善堂】

昔日域多利华埠，经济由数间大商户掌控，如广利的李祥、卢卓凡，泰選的董基、黄朝瑞，泰源的李奕德，广安隆的李祐芹，永祥号的徐礼，泰昌号的马秀等为当地侨领，埠内大部份是穷苦工人，差不多全部是单身汉，来加拿大工作只是暂居性质。为了节省费用及互相照顾，很多同姓同乡者，众人合租一间房共同生活。另外为便利与家乡书信来往，都会给自己房口起个名称，如“合 房”，“和福房”等，并选择一间商号代为接收书信。家乡来信，先写域多利的一间商号，后写房口。政府的邮局会将所有信件交给华埠各个商号。当地居民，便往自己商号查 房口的信件。当这些房口日渐扩大，便成为日后的宗亲或邑县侨团，如“合 房”多由姓李合居，渐渐变成“李陇西堂”，如“和福堂”，大部份合居者来自中山县，其后发展为“中山福善堂”。

昔日华侨，虽然离乡别井，去外谋生，死于异乡，但还保存“落叶归根”的思想，希望骸骨能运回家乡安葬。因此，同邑县的华侨便成立“善堂”，筹集经费，每隔七年，将同邑的先友骸骨运送回香港东华医院的义庄，然后通知家乡，来港领取骨灰返回家乡下葬。早期的“善堂”，唯一任务是运送骸骨返国，并没有完备的组织，亦无固 地址，只借埠中同邑商店为聚集地方。1870年代，域多利已有台山馀庆堂、开平广福堂、恩平同福堂、新会福庆堂、番禺昌后堂、南海福荫堂、顺德行安堂、增城仁安堂、中山福善堂、客家人和堂十大善堂。

【洪门组织】

清初，一些民间组织以反清复明为目的相继成立。抗清失败后，秘密结社继续进行反清活动。在福建省内，一些抗清英雄成立“天地会”，又称三合会，又称“洪门”，意是“漢”字除去“中土”，即是“汉无中土”便是“洪”，洪门兄弟，设五大部落，遍布中国，在广东、广西的“洪门”部落称为“洪顺堂”。昔日往美国及加拿大的淘金者，多来自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很多已是“洪顺堂”成员。抵三藩市后，“洪顺堂”又分裂为各堂所，如“秉公堂”、“协胜堂”、“致公堂”等等，其原本宗旨为“反清复明”，但其后会员良莠不齐，一般劳工多加入“洪门”以求庇护，亦有益于谋生。这些秘密结社渐渐变成黑社会，依靠赌场、妓院、鸦片烟厂为最主要收入，在华侨社会内争夺地盘，扩张势力，例如三藩市内，各堂所因争夺赌场及其它纠纷常引起堂斗，使华埠内治安不稳。加拿大域多利华埠，1870年代有“致公堂”和“协胜堂”两大洪门组织， 但因“致公堂”财雄势大，将“协胜堂”消灭，成为唯一存在的洪门机构。

华人全部集居华埠，市政府通常不会理会埠内的纠纷。因此，埠内好像没有政府管治。埠中数大商家担任代表华人与政府交涉压迫华人的条约，但没有权力平息内部的争执、打斗，而警察局如不发生命案也不理会。而警察局如不发生人命纠纷也不会理会华埠内的纠纷。

【中华会馆】

1881年，加拿大政府开始在卑斯省兴建横跨全国太平洋铁路的西段，当地铁路承建商由美国、香港等地招聘华工，1882年4月至6月，6500华工由香港乘船抵达域多利， 然后前往内陆修筑铁路。铁路在1884年将近完成，大批铁路华工被解雇，有些留在内陆工作，大部份工人生活无所依靠，艰苦徒步返回域多利。当地商人在1884年3月初呈禀三藩市总领事黄遵宪，讲述域多利华人情况，“迩年人数众多，习染日恶，其狡黠无赖者，结党横行，往往串通番人，鱼肉乡里，其老弱失业者，饥寒贫病，往往转死沟壑，周恤无人，加以娼赌日多，包庇攻击， 日滋祸患，此内忧日迫之大端也”。同时， 市政府及省政府施行排华条案，省政府于1875年通过法案取消华人选举权利（之后医学会、律师会等订立法例：如没有投票资格的人不准担任医生、律师等职，因此禁止华人从事行医及其它某些行业），同年，域多利市政府通过法案，市政府内的一切工程， 不得聘请华工，省政府于1878年也通过法案，省内工程，不准聘用华人。同年立案， 在卑斯省内华人居民，年满12岁以上，每三个月必须缴交人头税10元。域多利商民呈禀黄总领事，“种种苛虐案议，省政府欲次第施行，此外患日迫之大端也，愚拙无能，夙夜彷徨，罔知所措，屡集中再三筹议，咸谓祛外患，必先驳除苛案；消内忧，必行禁绝华娼；欲求忧患永无，则又必设中华会馆， 以联络众情，又必请设领事，驻签以办理交涉。凡此四端，似皆目前之急务。”

 

黄遵宪总领事立即派主事黄锡铨及通事戴永祥前往域多利，指导当地商人于三月底成立“临时中华会馆董事局”，授权管理华埠及加拿大内的华人，并批准“中华会馆” 于4月10日发出告示，要求各地华人至少捐助二元，作为会馆成立经费，如不捐助， 中华会馆将不会登记其姓名，不会提供帮助；他日要返回中国，如没有捐款收条，不准上船，必须缴交10元，才准乘船返国。中华会馆于7月28日颁布会馆章程， 并于8月18日在卑斯省注册为慈善团体， 英文名称为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中华会馆权力很大。

首先，当时加拿大没有清政府的领事馆，中华会馆由黄遵宪总领事授命成立，无形中代替清政府在加拿大的领事工作。其次，中华会馆代政府约束侨民，调解纠纷，并与加拿大联邦、省和市三级政府交涉对华人不公平的条案，并且禀呈驻英国钦差大臣郭嵩焘及三藩市黄遵宪总领事协助交涉。中华会馆的值理董事，皆是富商及店主，安排招募及雇用全省的华侨移民，并代为安排出返中国的船票及手续（因为昔日华侨不懂英语）。因此，中华会馆之董事拥有“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管治加拿大华侨。当地西人政府对华人不关心并有歧视，所以，不知道也不理会华埠一切的行政。案如中华会馆成立不久，立即自建一所“太平房”收容贫病临终的华侨，成为旅加华人自办医院的滥觞，一切费用由中华会馆自筹自给。所以，决定抽收侨胞捐药银2元，这张捐款收条及中华会馆捐款收条差不多是“出口票”，如没有这出口票便不准上船返回中国。每次当轮船启程时，中华会馆会派人在码头验查“出口票”，或收取10元的离境费。当地西人政府及船公司不会理会，只以为是中国人自己收欠债或其它债务而已。

【侨社经济和政治蜕变】

为“台山宁阳总会馆”，一部分中山人另立“铁城崇义会”，南海、番禺、花县人仕合组“南花顺三邑同乡会”，人和堂扩展为“人和会馆”。宗亲之“房口”，也发展为宗亲会，“李陇西堂”改为“李氏公所”， 雷、邝、方三姓人氏合组“溯源堂”，刘、关、张、赵四姓人氏，将“名义堂”扩大为“龙关公所”。这些邑县和宗亲侨团渐渐成为侨社的骨干，其主席理事开始加入“中华会馆”的董事局。因此，十九世纪末，会馆行政再不是由一小撮富商控制。

中国的政治分歧永远会影响华侨社会的团结。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再赴加拿大号召华侨助皇。于1899年在域多利创立保皇党，并在温哥华、多伦多各地创立会所联络华侨，又于1905年在温哥华创立《日新报》，鼓吹立宪政治，加拿大会员达6000人之众。孙中山先生于1897年，由英国乘船到加拿大，再乘火车转至温哥华及域多利，考察当地政治人情，此为孙中山在加拿大宣传革命的开始。1907年域多利若干知识青年组织“击楫社”，

以革命反清为宗旨。1908年年底，中华会馆接获美国砵崙（Portland）领事梅伯显来电，下旗哀悼光绪及西太后逝世，（当时加拿大并无领事馆设立），“击楫社”极力反对，在哀礼中与一些保皇党及守旧派发生冲突。1909年，清庭开始在渥太华设领事馆，此后域多利中华会馆再没有代表清政府在加拿大的领事工作。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后改组洪门致公堂，使其由秘密会社变为公开革命政党，与当时革命党合作。1910年孙中山再次来域多利、温哥华等华埠，筹募革命经费。民国政府于1912年成立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内有洪门致公党党员。国民党在加拿大各华埠建立支部扩张势力，引致与洪门致公党不和。1915年洪门实行清党运动，建立达权社，为洪门中坚分子的组织，凡洪门致公党党员，如有参加其他党成为党员，便不能为达权社社员。1910至1920年代，国民党与致公党对立。

【会馆权力减弱】

二十世纪初，邑县和宗亲氏族团体日渐扩大，职业性侨团也开始建立。域多利商人先后创立昭一公所和公一公所，其后两公所合并为“域多利侨商总会”。华埠内工人也组织“买菜工会”、“华人农业合作社”、“洗熨工会”、“华人板业工会” 等。此外，业余性的团体也先后成立，如“闲园”、“乐园”等俱乐部（主要是打麻将玩乐）、“民声阅报书社”、“扬扬音乐社”、“声韵

社”等。“华人美以美教会”、“华人长老会”、“华人圣公会”等社会组织先后成立。1923年加拿大实行禁止华人入境后，华埠人口日渐减少。而第二代及第三代华裔，在加拿大成长，与西人同学交往，建立“同源会”，争取土生华侨在加拿大的权利，后又成立“华生体育会”参加埠内及埠外的球赛。这些侨团需要会员捐助，因此中华会馆的捐助收入日益减少。中华会馆更没有权力平息国民党与致公党的斗争，这反映了此时中华会馆再也没有能力调解华埠内部的纠纷了。

以往中华会馆董事及理事由埠上有名望的商人委任或担任，但参加的理事人数日少，中华会馆理事于1916年要求每个邑县团体选派两位代表出任理事，自此开始，中华会馆理事会由埠内各邑县侨团代表担任，再不由商人负责。其后，中华会馆欠交会馆楼宇和坟场地税，面临破产危机。“维持中华会馆委员会”于1920年议决任何侨社或政党每捐款100元可派一位代表为理事，国民党捐200元可占两席位，其他侨社如致公党、台山会馆等只能捐100元故只有一席位。1921年中华会馆由12位理事负责，代表埠内11个侨团，因工作人数太少，于1922年各代表侨团多派一代表， 理事会便增至24人。代表中有许多是厨师或板厂工人等。因此，中华会馆内的理事再不是由富人独占。1940年代，会馆理事会由62人组成，代表埠内31个团体。

【抗日及战后新社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会馆召开全侨会议组织“抗日救国会”，团结同胞，齐心抗日。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扩大捐款救国工作，如演戏筹款，义卖筹款，游艺会筹款等，鼓励义捐。八年抗战，域多利“救国会”经手筹募约75万元加币汇回祖国。抗战期间，中华会馆领导全侨，但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拿大各地中华会馆，皆受国民党影响，对反共比当地工作更关注，引起一些同胞不满，认为中华会馆不能代表全侨。

1967年，加拿大政府实行不分种族的移民政策，以学历、工作经验、语言等为批准移民的资格。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到香港，引起1966年暴动，再加上中英谈判香港回归条件，很多香港人，恐怕香港他日不能保存原有的自由，大批财团、投资家、医生、律师、教师等申请移民往加拿大、美国、澳洲等地。这批新移民知识水平比昔日旧华工移民高，要求也不同。他们抵加后， 多居住大城市的郊区，发展华人商场，建立新唐人街。因此很多战前的唐人街人口逐渐稀少，经济也不景气。

1970年10月13日，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域多利一班工人成立“华侨联谊会”，高挂五星红旗，洪门致公党改称为洪门民治党，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政府，也挂五星红旗。但域多利中华会馆因有左右派之分，议决不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和五星红旗，保持中立。因此，每年祖国国庆及领事或中国领导人到访，皆由“华侨联谊会”洪门达权社和洪门民治党举办迎接及晚宴节目，中华会馆只是嘉宾而已。其他地区，如温哥华，有承认台湾的“全加中华会馆”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温哥华中华会馆”，爱民顿的“中华会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温尼辟及多伦多的“中华会馆”则保持与台湾的联络。

1990年代，大部分中国移民来自中国大陆，来自香港及台湾等地的日渐减少。大陆华侨多居住在多伦多市及温哥华市，创立自己的侨团，如“山东同乡会”、“湖南同乡会”、“中国专业人士协会”，这些说普通话的新侨社，与讲广东话的邑县和宗亲公所甚少来往。此外，更有越南华侨的“越棉寮华人协会”，台湾华侨的“文化交流协会” 等等，数之不尽。

【结论】

十九世纪时，华侨社会皆由域多利中华会馆管理，1909年满清设领事后中华会馆不再替清庭管理华侨工作。四年后，民国政府成立，但北京政府由军阀控制，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南方政府，因此，华侨对当时的领事馆，无所适从。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全国总算统一，国民党员在各地中华会馆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华侨社会分为左右两派，加上由香港、台湾、大陆、东南亚、南美等各地移民的华裔，文化教育背景各不相同，华侨社会也如联合国一般，同是华裔，但思想、兴趣、生活习惯皆异，埠内台湾人民，也有主张台独及反对台独，也有统一两岸的组织。在各地华埠，没有一个真真正正统领全埠华侨的组织。在大城市如温哥华华埠，每年的新年庆会及游行，由中华会馆、中华文化中心、中侨互助社、华埠发展委员会、华侨商会等共同筹办。在小城市，如域多利市，中华会馆名义 上代表全侨，但很多决定需要洪门组织、台山会馆、龙岡公所、中山福善堂等数大侨团的协助。号称代表全加拿大华侨之组织有二，全加华人协进会（俗称平权会，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和全加华人联合会（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 Canadians）。但很多华侨，也不认同他们之领导地位。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2期-“中国教育”

文/潘天舒（上海）

萨拜因曾说“良好的出身、良好的教育、良好的社交关系、悠闲的生活等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和财富连在一起”，社会的分层在某种意义上说与人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文化资本成为一种势能，根植于家庭教育当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就是人们对于文化优势的自然地追逐。

儒家理想中的家庭教育可以说是实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人生终极目标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告诉我们，如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目的简单地理解成将后代培养成能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所谓“外圣而内王”的经世之才，未免失之偏妥。其实在中国家庭教育过程中，穷九经三史诸子百家的内在动力并不只源于道德教化和塑造人格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以通过科举考试（中国传统社会中少有的平等竞争机制）的成功，来达到光宗耀祖即维系传统中国家族垂直一体化这一实实在在的考虑。

在近现代中国，家庭教育在实践中逐步成了一种对学校教育中所积累的文化资本的制度化的充实方式。在这里“文化资本”是指将来自良好家庭的文化优势通过教育传导给后代，从而维持不同阶级差异的过程。“文化资本”的这一社会学概念，将统治阶层拥有的经济力量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文化资质加以区分，从而使我们对传统和现代中国语境中家庭教育作为生产、控制和传承文化资本的必要手段，有更为明晰的认识和理解。在社会学家眼中，阶级差异不仅在经济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而且还在物质和文化消费领域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文化资本似乎带有某些“遗传”特征，如人们的对于琴棋书画的精通程度和古典音乐的品味，通常被视为家庭教育质量的一个衡量标准。

那种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积累文化资本所形成的“惯习”(Habitus)，在不经意间成为自身生活实践的有机部分，甚至于变成一种身体语言。除了穿着打扮和举手投足之外，我们在各种场合说话时的遣词造句也在显示自身的社会地位，可以说是一种微妙的运用文化资本的方式。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英国，这种文化资本表现为一种“贵族气”的口音，腔调和优雅的谈吐，能够显示说话人的教养和教育程度（即文化资本的拥有量）。同样，在九十年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居住在上海棚户区苏北移民的后代，都以学会说一口带有宁波口音的沪语，来显示自己拥有与上海人（浙北和苏南后代）同样文化资本和社会地位。

我们在中文语境中常常使用的“没有文化”或者“没有家教”的说法，用社会家的话来说，无非就是由于阶级出身而导致的“文化资本”匮乏。作为古代中国家教经典而传颂的“孟母三迁”，其实完全可以被视作父母竭尽全力为后代获取文化资本而创造最佳就学环境的社会学来解读。据本人观察，在北美，来自大中华地区的华裔移民之中，就有不少类似“孟母三迁”的逸事。为了使在美国出生的下一代免受其苦，这些华裔们自己含辛茹苦，生活简朴，而在添置房产时特别注意选择上好学区。所谓好学区其实就是房价居高不下的中上收入阶层的居住区（上海人所说的“上只角”）。

在当今中国类似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家长们为了家庭教育之所以付出昂贵的经济代价，不仅是由于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价值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是在为后代争夺文化资本的一种奋斗手段。然而经济资本的多寡往往限制了其积累文化资本的能力。因而将家庭教育作为积累文化资本的“风险投资”，与延续父辈理想、洗刷劣根性、家庭暴力、代沟之间，必然会存在一种矛盾的关系。而强制性的文化基因输入，必然使家庭教育的模式更趋单调呆板（如由钢琴课、英语课、电脑课等组成的“家教”产业化菜单），与兴趣引导和因材施教等为古今中外有识士共同推崇的家教理念南辕北辙。

当我们以一种马克思式的目光来审视家庭教育与所谓“文化资本”的积累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意见。我们不难发现， 在当代中国，文化也被分成不同等级，与社会分层相互适应。那些担当精英文化代言人的文化大师们（恕不点名），通过媒体引经数典，对“文化遗产”发表高谈阔论。在表面上看，是在显示自身家教和学养的丰富， 而实质上不过是在将自己的文化资本不断转化为经济资本。另一方面，为弥补缺少“家教”、文凭或学术职称的不足，国内一些企业老总购买网上文凭、通过捐资担任知名大学的名誉博士，又何尝不是一种将经济资本转化成为文化资本的捷径呢？

选自《城市中国》第22期——“中国教育”

文/秦军校（深圳）

图/秦军校（深圳）+杜殿文（北京）

说起私塾，人们马上会联想到懵懂的小孩、老气的先生，还有“啪啪”打手板的声音。2004年，当湖南最后一个私塾——岳阳市平江县五峰私塾84岁的老先生宣布“封馆弃教”以后，中国最后一批私塾永远地消失了。

2004年12月6日，我驱车1000多公里从深圳到湖南平江县五角村和高坪村，去看望并拍摄了80岁的朱执中老先生和83岁的彭熊滨老先生(现已去世)。这两位老先生是我国目前仅存的教私塾的前辈，彭老先生因耳聋且年事已高已彻底闭塾（不再教私塾），而朱执中老先生也将在2004年年底闭塾。此组照片拍摄的是朱老先生和他最后的弟子。

平江私塾复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最鼎盛时一个自然村平均有一二所，多的有五六所。近些年，随着“教老书的”先生相继辞世，平江私塾的数量开始下降。

在平江，私塾教育被称为“教老书”。在过去的年代是个很平常的事情，四乡几乎都有教老书的，越是偏僻的山区，教老书的就越多。私塾的课本大致有《三字经》、《论语》、《孟子》甚至《左传》，以四书五经居多。很有意思的是，在朱执中老先生的课本中有他自己编的东西，如天文、望雨、岁时、朝廷、文臣、武职、祖孙父子、兄弟、夫妇、叔侄、师生、朋友宾主、婚姻、女子、老幼寿诞、身体、衣服、人事、珍宝等条目，分别解说，有的条目配有问答题。

朱执中老先生办的私塾，其实是同村里一幢低矮的旧农舍——三间用土砖砌成的老房子，前两间住着先生和家人，后一间就是先生教书、学生读书的课堂。从外面看，私塾先生的家与普通农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显简陋，这也说明私塾先生并非是农村中的富裕一族。据村民介绍，朱执中先生的私塾收费不高：每月30元，加一斤米；后来一斤米不收了。“有些家庭富有的，往往多给一些。也有一些读了书缴不起学费的，那也就算了。乡里乡亲的，给不给钱都无所谓。”

上私塾的学生年龄有二、三十岁的，也有十三、四岁的不等。主要是那些失去了进一步深造机会，进入社会，年龄又较小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生，也有个别小学生或高中生。小学生主要是假期来作短期学习的。大家念起书来摇头晃脑，七嘴八舌，朗朗书声交织一片。

进入二十一世纪，假如有人告诉你，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还能找到旧式的私塾，你可能不信，但这是真的。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1期——气候对策

1929年美国科学家赫斯博士指出：佝偻病是气候变化引起的一种疾病。

1962年 蕾切尔 · 卡逊在美国出版《寂静的春天》。引发关于DDT及其它化学物质污染的大争论。

1968年4月罗马俱乐部成立。俱乐部是一个由知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小团体，宗旨是促进和传播对人类困境的理解，同时激励那些能纠正现有问题的新态度、新政策和新制度。

1970年4月22日，美国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环保运动。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世界“地球日”。

1972年3月，米都斯领导的一个17人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一篇研究报告，

题为《增长的极限》。他们选择了5个对人类命运具有决定意向的参数：人口、工业发展、粮食、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污染。报告认为：“如果目前的人口和资本的快速增长模式继续下去，世界就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而避免这种前景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它又被称为“零增长”理论。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次地球峰会——“人类环境会议”。 经过 12天的交流、讨论，会议制定纲领性文件《人类环境宣言》（Declaration of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nment）也叫《斯德哥尔摩宣言》。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研究保护人类环境的会议。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 113个国家的130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1972年10月，27届联大根据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建议，决定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并正式将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1974年8月世界人口会议召开，通过《世界人口行动计划》

1976年联合国人类居住会议（HABITAT）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

1979年为减轻酸沉降的危害，欧洲和北美的许多国家联合签定了“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规定了减少硫排放与跨国流动的问题。

1981年四川发生特大洪水。导致土地裂陷，山体滑坡，泥石流横冲直撞达4 万余处，遍及80 余县，冲毁房屋38000 余间，被毁农田4 万亩，10 万人无家可归。

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任主席，以“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制定“全球的变革过程”。

1984年英国科学家在南极上空发现臭氧层空洞。

1985年3月 签订“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个定义鲜明地表述了这样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类要发展，尤其是贫困人口的发展；二是发展要有限度，并且以不危害后代人的持续发展为基本标准。

1987年9月 签订“蒙特利尔保护臭氧层议定书”。

1988年6月美国气象学家詹姆士·韩森于在参众两院的听证会上提出全球变暧的概念。当时他预测未来10年内全球温度会上升0.35℃，但是实际却只上升0.11℃。

198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警惕全球变暖”作为“世界环境日”的主题。

1989年在荷兰召开的首届政府间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通过《海牙宣言》要求各国重视温室效应气体增加引起的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问题，控制二氧化碳等排放量。

1990年2月，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负责协调、制定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和措施。

1991年6月中国政府在北京发起并主办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有41个国家的部长出席了会议，会议协调了气候变化公约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原则立场，通过并发表了中国起草的《北京宣言》全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利益，其观点几乎被后来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全部采纳。

1991年国家科委将气候变化问题列为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1992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建立在成本效益比较和审慎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的发展和环境政策，加强环境保护。”这个定义强调了建立环境政策，加强环境保护，从而导致福利的增加和可持续水平提高的基本思想。

1992年6月3日联合国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第二次地球峰会——“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即“人类享有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权力，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力必须实现。”要求发达国家应该采取行动使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通过了五个地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分约，即《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行动议程》《森林公约》，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公约上签字。

1992年7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决定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于1994年3月25日送国务院16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议程》（全称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个定义鲜明地表述了这样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类要发展，尤其是贫困人口的发展；二是发展要有限度，并且以不危害后代人的持续发展为基本标准。

1987年9月 签订“蒙特利尔保护臭氧层议定书”。

1988年6月美国气象学家詹姆士·韩森于在参众两院的听证会上提出全球变暧的概念。当时他预测未来10年内全球温度会上升0.35℃，但是实际却只上升0.11℃。

198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警惕全球变暖”作为“世界环境日”的主题。

1989年在荷兰召开的首届政府间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通过《海牙宣言》要求各国重视温室效应气体增加引起的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问题，控制二氧化碳等排放量。

1990年2月，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负责协调、制定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和措施。

1991年6月中国政府在北京发起并主办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有41个国家的部长出席了会议，会议协调了气候变化公约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原则立场，通过并发表了中国起草的《北京宣言》全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利益，其观点几乎被后来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全部采纳。

1991年国家科委将气候变化问题列为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1992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建立在成本效益比较和审慎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的发展和环境政策，加强环境保护。”这个定义强调了建立环境政策，加强环境保护，从而导致福利的增加和可持续水平提高的基本思想。

1992年6月3日联合国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第二次地球峰会——“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即“人类享有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权力，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力必须实现。”要求发达国家应该采取行动使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通过了五个地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分约，即《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行动议程》《森林公约》，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公约上签字。

1992年7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决定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于1994年3月25日送国务院16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议程》（全称

为《中国21世纪议程 – 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则成为我国政府为贯彻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精神，在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这是第一部国家级的”21世纪议程”。

1994年国务院批准中国气象局组建国家气候中心，以加强气候预测、气候变化研究的能力。

1996年3月，全国人大第八届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一次以最高法律形式把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并列为国家战略。

1997年,正式通过《京都议定书》。

1998年中国政府批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1998年 中国政府将原先设立在国家气象局的气候变化政策与协调办公室调整到到国家发改委。

2000年7月4日在柏林举行的“21世纪城市未来”国际会议发表的《21世纪世界城市发展报告》

2001年中国政府批准实施《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

2001年3月，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十五”计划纲要。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置于重要地位，完成了从确立到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历史性进程。

2002年8月26日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第三次地球峰会——“可持续发展峰会”。有100多位政府元首和领导人出席会议，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

2003年7月31日，地球观测高峰会议在美举行 计划建立全球观测系统。

2005年1月1日，欧洲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计划（The Emissions TradingScheme）”开始生效。该交易计划有助于欧洲达到《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目标。

2007年6月4日，国务院发改委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2007年6月１２日，国务院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由温家宝总理任组长。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社会的参与与抉择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1期——“气候对策”

文/赵行姝[中国社科院]

2007年5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指出，2004年，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比1970年增加了70％（以“全球增温潜力”计算）； 同期，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长了80％；如果温室气体排放继续按目前的速度增长，预计2030年，由能源利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0年增长45％～110％。未来海平面升高引发的洪水可能使1亿人被迫离开家园，冰川消融可能导致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口缺水。气候变化给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将会威胁全球未来的共同繁荣，因而成为全球所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

一、“相互依赖”：共同挑战的根源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气候变化之所以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种“相互依赖”的现实。既来源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地球环境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正是因为地球的整体性以及其间各子系统的相互依存性，才使得任何一国因使用化石燃料而排放的温室气体，都会提高全球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强大气的温室效应，最终导致全球变暖。当前的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于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的无约束增长，而如果发展中国家依旧采取传统的增长模式复制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那么，气候变化必将持续恶化，这并不是我们期待的未来。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气候变化的危害性更加突出。因为它对一国社会经济所造成的损害，可以从发源地迅速向其他国家扩散、传导，从而也给其他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各种生产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各国经济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依赖。《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达到9160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9％。《2006年世界贸易报告》显示，2005 年全球贸易额约增长6.5％，高于过去10年全球贸易额的平均增幅（不到6%）。

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增长，推动了世界的共同繁荣；但另一方面，“相互依赖”使得一国社会经济问题跨越国界成为可能，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途径影响其他国家的社会经济，从而引发世界性的经济波动甚至导致世界经济危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在给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居民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 引发国际石油价格不断攀升，最终通过相互依赖、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活动波及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二、国家利益：永恒的政策准则！

国家利益永远都是一国政策、目标的最高准则，这在气候变化领域也不例外。气候变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具有不平衡性。正如并非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平等的享受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繁荣一样，也不是所有国家都平等的接受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每个国家都是在衡量其行动的成本和收益之后，才决定是否参与国际气候协议。换句话说，一国在考虑是否参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之前，通常要仔细衡量本国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采取减缓行动的成本。

在一般情况下，一国的脆弱性越大，执行规则的成本越低，就越愿意参与国际合作，从而成为国际气候协定的坚定“推动者”。相反，如果一国对于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较低、而实施减排行动的成本较高，那么，它就会常常扮演“拖后腿”的角色。当然，如果脆弱性问题并不突出，参与减缓行动的成本也不高，这类国家常常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成为“旁观者”。而有些国家，虽然容易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且后果严重，但由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所限，其参与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成本极高，因此，这类国家常常成为谈判中的“中间力量”，随机应变。

正是因为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家利益存在差别，因此，他们的立场难以完全一致，国际气候行动的效果与人们的预期相距甚远。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始终坚持气候政策的灵活性；发展中国家还远远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因而强调气候行动的速度和范围取决于本国的发展目标；虽然欧盟积极推进通过京都机制减缓气候变化，但是，没有排放大国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质性参与，总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将大打折扣。事实上，迄今为止，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仍然在持续增加。

需要指出，气候变化并不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唯一的全球性挑战，更不是单个国家所关注的唯一的紧迫问题。因此，各国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所做出的政策选择，决不仅仅是单纯的减排行动的成本，而是要考虑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综合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三、越来越多的国际摩擦？

尽管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但同时，它也涉及到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因此，国家之间将围绕气候问题产生新的冲突与合作。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共同挑战，不仅不会自动消弭现有的矛盾与摩擦，相反，还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摩擦点。

摩擦之一：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摩擦加剧。

IPCC评估报告显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在未来几十年内继续增长，且未来排放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预计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量的2/3～3/4来自发展中国家。上述结论为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减排、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提供了科学依据。但是，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历史责任和人均排放等方面的差异，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能源需求将持续增长的事实，在现阶段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强制性减排要求很难被发展中国家接受。

摩擦之二：

世界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在能源相关领域的摩擦增多。当前，各国能源外交活跃，围绕能源资源、能源通道等领域的竞争进一步加剧，由此引发的矛盾与摩擦日益增多。预计未来20年，油气资源仍将在全球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油气资源事关各国核心利益，油气供给大国越来越趋向于以资源为工具，对其他国家施以政治影响从而提升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而全球的油气需求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印度等能源消费大国中，这些能源需求大国在中东、非洲和美洲等传统的油气产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同时这场争夺的战火还蔓延到俄罗斯、中亚和里海等新兴的油气产区。比如俄乌天然气之争、伊朗重炼浓缩铀等，都揭示出因能源问题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日趋复杂化。

摩擦之三：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之间的摩擦升级。未来究竟是“分工与合作”的世界还是“对立与冲突”的世界？国际贸易/投资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其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甚至冲突之处，这为部分国家利用环境壁垒实施保护主义提供了籍口。特别是伴随国际分工的扩大和加深，国际贸易/投资所涉及的环境敏感产品逐渐增加，对环境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以能源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因排放温室气体而导致的气候变化，客观上将对以共赢为目的、以分工与交易为模式的经济全球化产生深刻的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大量消耗能源并排放温室气体，由于中国制造品的出口价格并没有反映相关的环境成本，与其生产相伴而生的环境损害不得不由中国独自承担；而进口国在享受着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的同时，却不必对中国的资源压力和环境破坏做出任何补偿，并且对中国导致的环境破坏大加指责。

摩擦之四：

国内独立政策与国际统一政策之间协调的难度增加。

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国际合作常常比单边行动更为有效。一个政府的单独行动难以同时实现多重政策目标，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尤为如此，单个国家的利益只能通过集体行动来保障。但是，这种“相互依赖”显然限制了一国国内政策的独立程度，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对于气候，没有一个国家能要求主权。” 世界是一个整体，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正在全面加深，因此，人们必须学会用全球的眼光处理气候相关事务。其次，国际社会又是一个多元社会，由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价值取向的国家组成，国际社会对环境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尚有一定差别，因此，人们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彼此对话，共存共荣。上述事实给一国国内能源和发展政策与国际政策之间的协调增加了难度。

摩擦之五：

国际机构之间的协调成本与效率问题。

气候变化问题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贸易、投资、技术、生产、消费等各个领域。但是，由于与之匹配的综合性国际治理机制尚不存在，而现有的各种环境组织、气候组织在协调国际气候制度与贸易、投资等制度的过程中又难以发挥更大作用，所以，气候变化问题始终难以得到有效推进。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全球性或区域性组织、机构比如欧盟（EU）、八国首脑会议（G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亚太经济组织（APEC）等，都把气候变化问题列为当前国际议程的优先领域，拓展自身在气候相关领域的管理或协调职能。这种情况的一个可能结果就是，各种机构围绕气候问题的讨论甚至机构重组可能会占用过多的时间和资源，造成机构之间的重叠，增加协调工作的成本，降低决策管理的效率。

四、国际合作：通向未来之路

气候变化对世界的影响是双重的：它既加剧了世界各国的摩擦，同时又促进了全球环境合作。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而且“相互依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这种更高程度的“相互依赖”则进一步增大了协同行动的必要性。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如何在国家利益与全球责任之间寻求平衡，如何让全人类共同分担责任、分享成果，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国际合作因为其以往的成功经验和良好效果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只有合作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从而更有利于实现各国的国家利益。

当前，气候问题已超越了传统范畴，不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国际气候合作，也由纯环境合作逐步走向更广范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以促进全球环境与发展的“双赢”。中国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参与减缓气候变化行动与本国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在发展中解决气候问题。这不仅有助于履行中国作为国际社会成员之一的“责任”，而且还有助于推动本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中国在参与国际气候合作中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敦促发达国家率先减排。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仅仅依据于发达国家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历史责任，而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早行动、成本低、效果好”的结论无疑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谈判中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的谈判能力。如果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市场制度等方面具有优势的发达国家没有实现其减排目标，要求既无经济实力、又缺乏技术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是不切实际的。

第二，立足国内做好节能减排工作，促进发达国家转让先进技术。发达国家应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切实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承诺，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通过国际技术合作与转让，使全球共享技术发展所产生的惠益。具体来说，发达国家应消除技术合作中存在的政策、体制、程序、资金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障碍，建立国际技术合作基金，确保广大发展中国家买得起、用得上先进的环境友好型技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第三，进一步加强支持力度，积极鼓励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问题研究。目前，包括IPCC在内的国际研究多是围绕减缓气候变化的“市场效率”进行，对减缓气候变化中的“公平”问题关注不足。同时，IPCC报告以“全球”为研究对象，其结论未必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因此，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是一项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面前的艰巨任务。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0期——“重庆直辖”

文/张琪（重庆）

2007年3月20日，一场名为“从西南出发——西南当代艺术1985－2007”的展览在广东美术馆开展。这次展览展出了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20多年西南地区的重要艺术作品和文献；参展艺术家跨越了三个年龄代，他们都出自西南，而很多艺术家都已经驰名中外。这次展览从规模到展出内容上的时间跨度以及参展艺术家的数量几乎是对整个西南当代艺术的历史书写。

【从西南出发】

西南艺术以其反思历史，直面伤痕，表现乡土的突出走向，体现了作为人文艺术所应具有的独特的艺术品质和精神特征。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真正开端，’85美术新思潮的出现与西南艺术对现实历史富于直面和挑战的精神有着衔接关系。此后，西南的当代艺术表现为强调人文，关怀生命，以一种深切而敏感的内心体验和内在精神，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现实和生命境况。1980年在重庆沙坪坝的“野草”画展是一次民间自发性质的展览，却和同一时期北京“星星画展”一同被看作南北呼应的重要展事。参加那次展览的艺术家包括罗中立、罗群、张仁强等。他们的作品，和以及后来毛旭辉、张晓刚、叶永青为代表的“新具象”西南艺术群体，共同奠定了“生命流”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

西南地区有着独特的气质：既远离中原文化，又远离东部沿海地区的商业价值观，所以西南地区的艺术总是具有原生的力量，关注人本身和人的生命状态后来成为了四川美术学院一贯的主题。“从西南出发”意味着关注最具生命的力量，关注本土艺术的价值，这是我们之所以创办锦瑟画廊的文化基础，也是我们在创办锦瑟画廊至今最关心的东西。

【四川美院与重庆】

重庆直辖之初，有不少社会人士考虑到四川美术学院在直辖市重庆而提议将原“四川美术学院”更名为“重庆美术学院”，但后来川美仍沿用了以前的名称。

不久以前，许多媒体还称重庆为文化沙漠。排除夸张与不公正的判断，我们能够看到的现象是位于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培养出了大批的艺术家，但这些艺术家除了少数留在川美任教外，大都流向了其他地方。除了出国或去东部沿海地区的外，留在西南的艺术家，更多地去了成都、昆明、贵阳等城市。我们在成都有很多艺术圈的朋友，他们几乎都是在重庆接受的艺术教育。

究其原因，一方面成都有更休闲的城市气质，这种放松的生活状态是艺术创作的良好土壤，能够给艺术家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创作。而重庆快速的建设和相对快节奏的生活，不具备能够停下来思考的条件，往往表现出一种原始的生猛。生猛的力量塑造了艺术家原始的气质，但却给不了他们发展的土壤。另一方面，除了四川美院之外，重庆没有其他艺术机构为这个城市的艺术家搭建表达自己的平台。这个城市培养了艺术家，但却没有更好的途径使得社会去了解他们。我和姐姐张莉都毕业于川美，工作之后深深的感受到了这种境况的尴尬。我想这也可能是我们最初想创办锦瑟画廊的原因吧。

【锦瑟之初】

1998年我们创立了锦瑟画廊，那个时候重庆还没有画廊，甚至没有画廊这个概念。整个城市当时正处于经济建设的快速上升期，当代艺术对于大众来说是和生活毫不相干的异类的事情。普通市民们所关心的大多是怎么通过装饰使得自己的家变得漂亮一点。这样的背景促成了我们办画廊最初的想法：希望与城市家居布置结合在一块。

我们的第一家画廊选址在中天装饰城，它是重庆第一家超大规模的装饰城，当时进入的时候只有我们唯一一家画廊。按照最初的意愿，我们开始实践自己的艺术理想。画廊所展示的都是完全原创的陶艺及油画，我们为的就是让大众知道在自己的家里面也能摆上原创的艺术品，是独一无二的，而非批量生产的复制品。现今的消费更加趋向心理和体验的方式，而在当时这样的做法必定因其超前而充满了困难。

刚开始做画廊时，我们体会最深的就是重庆在当时完全是一片文化沙漠。这一方面说明这个城市还处在文化生产方式的初级形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她对文化和艺术潜在的需求。这部分需求马上被类似“大芬村油画”生产方式所填补。当时重庆还有两个大芬村油画生产企业的连锁店，一些名家的作品被粗糙地迅速复制，以远远低于作品真正价值的价格投放到市场之中。这类事情给刚起步的锦瑟画廊以巨大冲击，我们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适应当时的市场去批量复制艺术品赚钱，还是坚持走原创艺术的道路？无疑后者将更为艰难。最终，我们决定把画廊当作公益事业来做。

2002年我们开始在临江门的现代书城做自己的第一个原创画廊。在装饰城售卖装饰画赚的钱被用来支持这间原创画廊，并大量地参与到重庆市的艺术活动当中。其中包括起步时期的“重庆青年油画展”、“人民的艺术——吴冠中作品展”以及后来陆续进行的各种展览。这些原创展览在市民中的反响很好，在频率上也比重庆美术馆的高。虽然一直亏损，最多的时候我们用五家装饰画廊的收入填补锦瑟的费用，但画廊慢慢地和重庆艺术市场形成了越来越好的互动关系，并且收藏了很多画家的原创画作。

【人·人·人】

2005年春节我们搬到了位于重庆朝天门的市规划展览馆，结束了所有在装饰城开的画廊。搬来后，锦瑟画廊调整了新的思路，开始筹办一些更扎实、更专业、更高端的展览。2005年，锦瑟画廊和重庆的地产开发商“融侨半岛”合作举办了一次展览。我们邀请了一批在重庆也是很有名的画家，比如版画界泰斗康宁。这种和房地产商联合办展的方式具有更广泛的公众影响。因为在当下的城市中，地产商实际上是整个城市建设的实际执行者，他们对于城市的影响会直接地反映到文化和艺术上。与商业资本合作的方式，对于推动整个城市的文化建设而言是有效的。

到了2006年，我们自己也策划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展览，展览主题正是“人·人·人”。作为重庆的本土画廊，我们真正开始去发现立足本土和西南地区艺术的传统和力量。“人·人·人”的参展者大多是四川美院的资深艺术家，他们在艺术上各有追求，但不管是从装饰性的唯美倾向到粗砺化的表现主义，从宗教般的母体崇拜到世俗化的茶馆生活，从特征鲜明的农民形象到清色轻薄的青春女性，从异乎寻常的乡村景像到极度夸张的市井人物，每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总和这个时代、这个地域的“人”发生关系。这是四川美术学院的优良传统：关怀人文、注重深度。

锦瑟画廊就是把艺术家的作品介绍给城市、介绍给大众，连接艺术家和公众之间的一座桥梁。从2005年之后，画廊得到了从政府领导到普通市民各阶层人的关注。重庆从来不缺少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四川美术学院有中国最好的油画系之一，但在以前整个城市对他们作品的了解甚至比国外对他们的了解还少。因此，川美不少教授的作品都直接销往国外。但现在画廊能为他们组织展览，市民也能更多的了解我们自己城市的艺术。在关注本土艺术家的同时，我们也开始关注那些年轻的、还没有什么名气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非常原生、发自内心，本身就是对“人”很好的解读。到今年画廊已经签约了几个年轻艺术家，画廊就是他们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

【十年与未来】

画廊从1998年开始创建，到现在差不多快十年的时间，和重庆直辖的时间基本一致。在这段时间里，重庆城市的文化氛围越来越好，我们也面临更多的机会与更多需要努力去做的事情，也许这正是画廊和这座城市建立起的一种良好互动的关系。

今年6月，在川美外面一条长1.25公里，拥有4万多平方米涂鸦面积的街道，在经过300多工人、学生、艺术家近一年的日夜努力后，成为著名的“涂鸦一条街”。从政府到学院，从艺术家到市民都似乎加入到了各种官方的民间的文化活动当中来，希望这种活力不是一种短期行为，而是具备长期效应的、真正融入到全国乃至全球语境中的艺术。

2007年6月18日，由意大利新文艺复兴基金会、首届中国重庆文化艺术节办公室主办，锦瑟画廊协办的 “意大利珍宝画展”在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开展，同日另一场名为“水”的画展也在锦瑟画廊开展。晚上烟花在朝天门盛开，重庆直辖十周年庆典开幕。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0期——“重庆直辖”

文/贾樟柯（北京）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三峡工程由来已久，从民国孙中山时期开始提议到1992年最终通过决议修建，它一直是中国人关注的焦点，甚至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国际性事件。它牵动了一百多万人口的移民，也牵动了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长江沿岸历史城市的拆迁，牵涉到那么多的文物和古迹，在人类历史上这都是空前的。但这个空前的事件在一开始对我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我出生在山西，又长期居住在北方，在中国南方修建一个水电站，感觉和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对这个事件本身的理解也是抽象的，正如所有的媒介报道，都从宏观层面对它进行读解。“100万的人口移民”在一个国家里、一段历史中都只不过是一组抽象数字的书写。如果我们只是通过数字和媒体报道而不是通过普通人真实的生活展开的叙述，就很难去体会到这个巨大的变革给个体所带来的影响。而现在所存在的个体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描述的，因为恰恰是这些数量巨大却被抽象概括的现实生命才离我们的生活最近。

【三峡】

在2005年我第一次去了三峡，亲眼看到了三峡沿岸城市的移民和拆迁。那次采风带给我的一个巨大改变就是摆脱了这些数字下的麻木。当我看到上万人聚集在鹅卵石河滩上等待移民出航的轮船，向亲人挥手告别的身影，握手、拥抱、哭泣、微笑……这些画面蕴藏的力量直接刺激了我的神经。在拆迁现场，用当地的领导的话来说就是“两千六百年的城市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拆掉了”，这句话里提示了一种速度，这个速度既是中国当下城市建设、更新和发展的速度，同时也意味着无数的普通人的生活在瞬间发生改变——我们——所有普通的人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中。这正是现代启蒙中的“民生”问题。在一个社会反差较大的国度，存在着多种现实，让另外一群人了解另外一种现实，记录和描述普通民众真实可感的记忆，构成了拍摄《三峡好人》这部电影的动力。

2006年的时候，画家刘小东开始策划以三峡库区移民和拆迁为背景创作一组组画《三峡温床》。电影《东》就是拍摄这件事情的记录片。《东》以画家创作作品为线索，拍摄记录了拆迁工人的生活。但是仅仅有纪录片是不够的。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发现被记录的人物角色在面对摄像机镜头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人际关系并不是那么的真实，它会有所回避或有所夸张，于是《三峡好人》这部电影以故事片的方式同时进入拍摄。通过重新建立故事的叙述来把这些隐性的东西重新展现出来。这两部电影，一个纪录片和一个故事片，是通往叙述现实的两个方向。

【奉节】

在拍摄之前，剧组对三峡库区各个城市都进行了考察，而最终选择了在奉节县拍摄。一个原因是当时奉节县还剩一半以上的旧城未拆迁完，这是有利的电影主题环境同时也是整个三峡库区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奉节有着其特殊的文化表征。从古诗中“朝辞白帝彩云间”到现在第五套人民币10元纸币背后的蘷门关，整个文化、历史、自然地理甚至经济在这样一个江边小城都有所提及——这是电影值得展现的文本。在拆迁的废墟中，当人们在忙碌他们的生活时，这些文化可能被屏蔽在能够注视的范围之外，但是它们一直都在被使用。长江游轮上解说员对三峡风景的介绍以李白的古诗为开头，韩三明和工友们交换欣赏人民币背后的风景。影片中这些片断联接了宏观文化和微观生活的缝隙，将这一时刻的现实放置在了整个连续的历史中：当站在奉节看蘷门的时候会想到刘备一定也看过，李白一定也看过，我们跟古人还在分享同样的东西。

【烟、酒、茶、糖的电影】

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有一种传统，即只记忆那些宏大的事物、重要的时刻、庞大的数字，重大的事件。这种传统使得整个民族的历史从不描写最朴素的生活，也从来没有涉及到最微小的物品。

“烟”“酒”“茶”“糖”是剧组在三峡库区拍摄时常常见到的四样物品。常常见到并不表示这些东西的丰富，相反正是因为物质的匮乏使得这些物品成为当地人交往中重要的沟通。剧组到一个民工家里去采访拍摄时，屋子里面家徒四壁，四根板凳围着一个煤炉烤火，他用啤酒来招待我们，但每瓶三块钱的啤酒对他来说是生活的奢侈品。朋友一见面，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先递根烟，烟是男性之间打交道的重要方式。茶和糖也同样在沟通着人际关系，有人生病送糖，朋友之间送茶叶……对于缺乏物质的民众来说，烟酒茶糖比细腻的语言显得更有力量，也更能表达情感。

同时“烟”“酒”“茶”“糖”这四种东西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国家重点调控的物品，而三峡工程本身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有计划的修建、有计划的移民，有计划的拆迁。作为一个国家的宏观计划，烟酒茶糖从一方面对应了一种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结构，也从另一方面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勾勒来自民间最朴实的感受。如果说三峡工程修建将百万移民的命运共同联系在了一起，那么“烟”“酒”“茶”“糖”则成为在这场漂浮命运变迁中联系所有人们感情的微小事物。它们成为《三峡好人》隐性章节的线索安排。

【飞来、飞去——神话、现实与未来】

生的被动移民，还有数量巨大的移民是自觉外出打工的移民。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外出打工不仅是解决个体经济问题的途径，也被当地人看作是体验和融入外界文化的主要方式。在对当地一家人采访时，女主人长久地注视着墙壁上的NOKIA海报，并骄傲地告诉我们她的女儿在这家公司上班。这个细节后来成为电影中常常出现的镜头。面对现实时的无所适从，使得他们将注视的目光放在未知的外界。长久的注视一张广告海报，或站在窗口向远处眺望，这种眺望和注视构成了他们对未来生活和远处生活的理解—— 一种符号性图景的描述。然而未来是未知的，对于那些在现实中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人们，未来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暗示和现实的同构，未知的漂浮的不能自我主宰的命运；另一方面暗示新的可能的希望，对未知的憧憬，仿佛应该有某种超越现实的神话在他们眺望或注视的远方。

三峡地区的文化中有很多神话故事。神女峰的眺望，巫山云雨的神话，天气变幻无常的种种奇幻的景象，这些故事从古流传至今。甚至当前的现实——在一年之内，百万人口将从这一地区消失不见——这一事件也带着超现实的色彩。这些故事赋予了这个地区很多神话的情绪，它们丰富了简单化的现实。

《三峡好人》这部电影中，主演韩三明和赵涛站在山头眺望远处飞来又飞去的飞碟——巫山云雨中的奇幻事物；移民纪念碑神秘的飞走——“一夜不见”的百万人口，这些镜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三峡地区神话气质的现实表达。神话不仅是古代遗留的文化，同时它们在对应实实在在的现实时还指向了未来——那个无数普通的人们眺望远处的未来。

【电影之后】

《三峡好人》拍摄完成在上海放映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当时移民到崇明岛的移民来观看这部片子。在放映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当电影播放到人们等待移民的场景，画面出现一个人紧紧抱住一棵橙子树，要把这棵树连同这些泥土带到崇明岛去时，一名观众泪流满面。这名观众后来告诉我们他的经历跟电影里面那个人一模一样，也是怀抱了一颗树苗，而当他把这棵树带到崇明岛栽到自家院子里的时候，一年之后这棵树没有活，死去了。他说：“我们所有东西都可以搬运，但是我们的天气，气候，土壤，我们的风水都是搬不了的。”这些细节都是非常可感的，来自民生的反应。

以三峡建设为背景来看这部电影，它是中国当代快速发展的一种集中表现。面对这个题材的时候，去考察在这件大事背后每个人的生活，对他们的生活保持敬意，记录在这个发展和变迁过程里面所有人民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我想这就是我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的态度。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9期——“中国家庭”

文-图/朱晔（广州）

聪明和弱智是小学同学，

机灵和傻B是姐妹俩。

聪明在一家工厂干活靠卖体力挣钱，

弱智是个市场部经理专卖脑力赚钱。

机灵给聪明生了个儿子也叫弱智，她平时开个小杂货店也顺便带带弱智，

傻B是弱智的老婆是个人事干部，

弱智太忙她就负责接送儿子聪明上幼儿园。

后来，弱智经常帮机灵进货就和机灵好上了，

聪明和机灵离了，干脆就和傻B好上了。

过了一年，

机灵给弱智生了个女儿，叫傻B；

傻B和聪明也生了个女儿，叫机灵。

再后来，也不知是怎么的，

聪明和机灵原先生的弱智和聪明和傻B后来生的机灵好上了；

弱智和傻B原先生的聪明和弱智和机灵后来生的傻B好上了。

故事到这儿就完了。

再后来的事，除了

聪明、傻B、机灵、弱智；

傻B、机灵、弱智、聪明，

就没人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