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国际版主编、城市规划师苏运升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谈城市下水道问题。

经济观察报 2011年8月6日 文/李黎

北京，仲夏。6月底的一场暴雨，让北京所有从写字楼下班回家的人全部变成了“北漂”。人们重拾几年前这个城市也曾因大雨变为“汪洋大海”的记忆。那一天，好几个地铁口水流汹涌壮阔有如瀑布，无数人6点下班后寸步难行，直至深夜才辗转艰难地回到家中。那一天，北京的地铁几乎变成了如下场景：“前方到站：积水潭；再前方到站：‘积水潭’；再再前方到站：依然是‘积水潭’。”

有人甚至打趣说，北京但逢大暴雨，便可以看见幻境般的“新燕京七景”：陶然碧波，安华逐浪，白石水帘，莲花洞庭，大望垂钓，二环看海，机场观澜。

而在这个城市生活过40多年以上的人们却依然记得，1963年8月，曾有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袭击京城，中心雨量达到24小时420毫米，几乎相当于现在北京一年的降雨量。北京城外一片汪洋，但是，城内却安然无恙。为什么？前三门护城河（西便门至东便门）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而后来，前三门护城河因城市建设消失后，城市的水域大大减少。“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岸坡下有幼童在芦苇中像青蛙一样玩耍，水面上浮游着群群白鸭，溅着水花……”这是瑞典人奥斯伍尔德的中国游记中描述的前三门护城河旧景。如今，这样的旧景勾起老北京人的怀念不仅仅是因为那一条消失的河流，还有暴雨后不会被雨水淹没的地下铁和低洼地带。

雨果在100多年前曾说过：下水道代表着一个城市的良心。巴黎的下水道已经用了一个半世纪，甚至罗马沿用的是2500年前的。为何北京的“良心”总在仲夏的暴雨后，变成一片阴暗的地下水牢，而居住在城市中需要下班回家的人们，在汪洋中无船可渡？

同济大学的城市规划师苏运升说：“问题的症结，并不是我们不学西方国家的下水道建设，而是我们彻底抛开了自家老祖宗的传统一味模仿西方的城市规划却不得要领。打个比方，我们拼命模仿舶来的拳击时屡屡被人打倒，却忘记了自己本身拥有四两拨千斤的太极拳本领。”

苏运升口中理想的城市下水道规划，没有生硬的术语，却只反复强调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他说，无论多么复杂的城市规划，说到底首先一个理念正确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念里，一切都力求达到自然和谐的循环。比如挖一条护城河时，挖出来的土便很自然地做了城墙被利用，护城河和自然河道相通在建设初期运送建筑建造的木材，同时又作为泄洪滞洪的河道。那时候中国人想问题的方式讲究循环通达，和真正的自然和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大规模城市化之时，为了发展工业化，河流被填掉，无数的柏油路面被建起……为了在河岸两边建筑，河面无限缩窄，河岸从前可透水的自然土壤变成硬梆梆的水泥。放弃了和谐的结果，就是必然要受到‘人定胜天’思维模式的惩罚。现在城市的绿带远远不够，建筑物都缺乏滞洪能力，屋顶绿化，墙面绿化等等跟自然缓冲的部分都拿掉了。你发现这个城市没有灰色的过渡空间，而变得非黑即白似的极端。”

苏运升说，改变这样的局面，并不需要人们想象中的翻地彻改大工程：“你想，如果每个北京的社区大院里都有小型人工湖或滞洪透水湿地的设计，而不是一味抬高地面基础高度来避洪，城市的内涝就不会产生。每个院子的滞洪时间但凡长一点，外面的街道就不会成为暴雨后的河道。同时结合道路两侧的绿带系统，尽可能采用绿化的明沟排水，将城市的绿网水网连接成网络系统，也是新城建设时必须考虑到的。城市规划的科学和中式的自然和谐，其实是一体的。”

不要怪总会有恋旧的人。翻开上世纪鸳鸯蝴蝶派小说，北平城的滂沱大雨转成微雨后，总会有梳妹妹头的女学生打着伞去护城河的桥上看雨。闲庭信步在雨间，并不是如张恨水笔下虚妄的旧时世界。

旧北平并不是完美的理想之城，但的确有过清浚疏通的下水道。那时候，这个城中哪一条河流和小巷，都不会因为暴雨而崩溃失控。

财新网 文/财新记者 张新名 2011年06月24日

据《新京报》报道，6月23日下午，北京遭遇强降雨，导致多条环路及主干道积水拥堵，部分环路断路，地铁1号线、13号线、亦庄线等线路部分区段停运。

另据《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市防汛办主任、总工王毅称，北京市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是一到三年一遇，能够适应每小时36到45毫米的降雨，但是昨天降雨强度达到128毫米，远超设计标准。北京市的排水管网只有天安门等重点地区排水能力较高，其他地区的排水能力较低，近年来已是频繁发生积水。

王毅称，6月22日上午，防汛办即已通知各部门做好准备，“抢险队必须提前上岗，排水抢险，同时启动蓝色暴雨预警”。据介绍，暴雨信号分四级，从低到高依次为蓝、黄、橙、红。其中，蓝色预警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

新京报援引北京市气象局分析称，“此次降雨是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出现的典型蒙古东移低涡天气过程，在北压下抵达北京，加之冷空气配合，因此强度较大。不过，出现这种强降雨并非异常，往年均有这样强度的降雨发生。”

近年来，国内城市内涝问题频发。前不久，武汉、杭州、南昌和上海等地都因为暴雨在瞬间变成“水城”，居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应当如何治理这一城市建设中的沉疴痼疾？

城市规划师、《城市中国》杂志总监制杨偲认为，城市内涝不仅是技术性问题，更是投资管理问题，解决之道在于加大地下设施的投资，建立多层监管体系。

目前，国内很多城市建设都存在“重地上，轻地下”的现象，重面子工程，忽略地下设施。然而，地上设施越多，地下设施的建设成本越高，所以投入越晚，财政越紧张，如此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他建议，有条件的发达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应当尽快加大地下投资。投资到位，设计标准才能相应提高，不会像现在这样往往只是设定在一到三年的标准。

很多城市内涝频发，而官员承诺改善之后并无明显效果。杨偲强调，对此需要建立多层监管体系。一是设计行业需依照规范做事，规范必须严谨且有前瞻性，“有远虑则无近忧”；二是加强市场监管，既要保障投资走向和可持续性，又要确定保险公司的责任；三是制定配套法律和有约束力的城市规划，落实财政投入，设定建设和改善的时间表，如此可以依法依规划行政问责，取得实效。

本文转载自陆铭的博客

兼顾增长与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就应该转向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对于当前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还是在用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解决。这导致的一种后果可能是：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政府可能做得越多，错得也越多。

文/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发表于《瞭望东方周刊》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口号喊了许多年，已经喊到近乎麻木。实际上转变了没？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着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投资推动加出口推动，而这背后，在根本上，其实还是因为政府推动。你看，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政府出手及时，化危机于无形之中，博了个满堂彩，政府的自信也大增一截。冷静想想，如果投资推动、出口推动加政府推动的确是中国经济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现在是减轻了，还是加重了？
我丝毫不怀疑，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是真地看到了问题所在，从而也真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当官方文件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里的“增长”二字换成“发展”之后，显然，政府还想表达对于收入差距、环境破坏和百姓民生的关注。但是，对于当前发展方式的中存在的问题，政府还是在用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解决，丝毫没有意识到，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政府可能做得越多，错得也越多。

地理有多重要？

我猜，如果发起一场有关如何促进欠发达地区增长，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投票，99%的人都会赞成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可是，却很少有人会认真地考虑“地理有多重要”这样的问题。
在新一轮的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争论中，“地理有多重要”是个核心问题。忽视地理的观点推向极致，会认为可以将倾向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政策作为一种反作用力，抵消欠发达地区的地理劣势，从而获得区域间的平衡发展。而这种政府的倾向性政策最后无非是转化为规模日益增长的政府支出，以及在政府支出中越来越多的转移支付。科学的经济政策应该遵循经济规律，——这大概是对“科学发展观”最为经济学的诠释，——既然如此，对地理和政策两个方面的因素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需要科学地评估一下。
城市并不是孤岛，它们是一个个相互依存的生命。要讲清楚地理的作用，就先要看清楚中国的城市体系。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城市体系是多层次的。在整个国家层面上，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是三大经济中心，这三大中心的核心城市上海、香港和天津又分别是国内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和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主要出海口，因此，到上海、香港和天津的距离就反映了在国家层面的城市体系中每个城市与核心城市和国际市场互动的成本。请注意，中国的国土只有一面临海，并且有大港口。在国际贸易的主要市场是欧、美、日，而且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时，港口是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的必备优势。在区域层面上，中国还有很多大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中心，到这些大城市的距离可以度量区域性的城市体系中每个城市与核心城市互动的成本。即使对于一个远离港口的城市来说，参与国际贸易并无优势，它也至少不能远离区域性的中心大城市。
我们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地理和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的作用，而且比较了它们对1年的短期增长、5年的中期增长和的长期增长（1990至2006年间）的影响有何差异。我们发现，从短期到长期，到中心大城市距离和到最近大港口的距离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都非常显著。相比短期来讲，在长期，到大港口的距离更显著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换句话说，在长期内，国际市场和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对城市经济增长更为重要。
具体来说，在6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距离香港和上海这样的大港口越近，城市更靠近国际市场，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在控制了其他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之后，到大港口的距离为600公里的地方，年均经济增长率要比大港口周围低约4个百分点。而距离大港口远到一定程度之后，即在600-1500公里的范围内，国际市场的重要性有小幅度的下降，距大港口远更可能发展国内和区域贸易，增加本地市场需求，从而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于是在距离大港口大约1500公里的地方，形成了城市体系的次中心，但这个次中心的增长率还是赶不上大港口附近。如果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继续增大到1500公里以外，到达国内外市场的运输成本均较高，不利于经济增长。
同样道理，我们也发现，到区域性的大城市距离也显著地影响城市的经济增长。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向大城市集聚可以带来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促使中心城市吸收周边城市的经济资源，同时周边城市也能较多地分享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带来的好处，因此，一个城市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远，经济增长越慢。
读者看出这项研究对于城市发展战略的含义了吗？当前，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大城市发展已经过头了，而中小城镇的发展才是下一轮发展的方向，甚至硬是将英文里的urbanization区分为“城市化”和“城镇化”，以所谓“城镇化战略”作为对城市化的替代。发展中小城镇并不错，但“城镇化战略”错在将中小城镇发展与大城市发展机械地割裂开，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说明，大城市的发展可以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带动力。试图通过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来为中小城镇的发展腾出空间，这种政策主张不说是南辕北辙，也至少是事倍功半。

地理和政策：谁更重要？

我们的实证研究还比较了其他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在不同时期内的变化。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而言，最为重要的两个政策手段就是投资推动和政府推动。我们的研究表明，在短期，投资和政府支出的确有利于城市增长，但从长期来看，这两者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是不显著的，甚至是负的。
具体来说，投资占GDP比重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但长期内显著性下降且影响为负。这一结果隐含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警告，虽然在短期内提升投资水平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但投资水平较高的地区在长期内并不存在经济增长的优势，甚至可能产生过度投资的低效率。
同样有警示意义的是，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短期内也是显著为正，但长期内不显著，短期内的促进增长作用可能是因为政府支出促进了当地的投资和消费，但过高的政府支出水平也将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在长期内可能抵消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
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地理都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且在长期更重要。相比之下，投资和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短期为正，但到长期却不显著，甚至为负。这种反差非常强烈。
地理对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还可以从模型的解释力上看出来。从对中国城市短期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来看，我们的模型可以解释城市间经济增长差异的34.6%，其中，到大港口的距离和到大城市的距离可以解释短期经济增长的0.2%。相比之下，在长期经济增长模型中，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要大得多，全部解释变量可以解释经济增长差异的40.4%，而仅到大港口的距离和到大城市的距离两个地理因素可以解释城市间长期经济增长差异的6.9%，占到模型解释力的大约六分之一。这说明，地理在决定城市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作用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对增长的解释力来说，地理的长期影响相对于短期还要更为重要。
经济增长主要是个长期的问题，既然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地理如此重要，那么，其他经济政策可控制的变量是否可以缓解地理的劣势呢？我们的研究发现，教育投资变量（以师生比来度量）可以被政策所改变，并且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但这种正面影响仅仅在长期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也比短期和中期的系数更大。教育资源对城市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根据我们的估计，如果每100个中小学生的老师数量增加1人，在长期内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上升1.07个百分点。
我们的研究说明，如果的确可能找到一些政策在长期内缓解一个地方的地理劣势，那么，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这样的政策不是投资，也不是增加一般性的政府支出，而只能是教育。换句话说，即使要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正确的方式也应该是投资于“人”，而不是直接投资于生产。

为什么转变发展方式那么难？

这下明白了吧？地方政府热衷于用争取投资和政府转移方式的方式来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和广大社会公众也迷信投资和政府干预是有利于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增长的，在短期内，这的确不错。但是，错的是，经济增长的效果是个长期问题。而当前，地方政府官员任期不过几年，而且还经常被委派到异地任职，而其晋升考核又主要基于GDP增长和招商引资，在这样的机制下，地方政府追求的恰恰是短期的经济增长。当然，长期比短期更重要，但是长期发展没人知道，它只是个传说，或者就只是个口号。教育重要，但没人愿意为后人做嫁衣。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孩子长大了，打工却去了较发达地区，谁还愿意投资于教育？
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各界对于地理在决定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缺乏科学的认识，各级地方政府都片面追求短期GDP增长，并陷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如此，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是，认为是经济资源向拥有地理优势的东部集聚导致了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于是，在经济政策上形成的一个相应的误区是，认为要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就要动用政府政策来抵消地理的作用，这进一步加强了地区经济对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依赖，而这些在长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显著的作用。
地理对城市经济增长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位置不同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将越来越大。恰恰相反，中国出现的这种“地理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策限制了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加剧了地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迄今为止，由于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市场分割，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仍然受到制约。特别是劳动力，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体系在地区间的分割，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仍然是不自由的。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之间的GDP规模差距在持续快速提升，而人口规模差距却几乎没有变化，在那些拥有地理优势的城市GDP总量增长更快，但这些城市并没有同步地吸纳外来人口，那么，城市之间人均GDP增长速度出现差异，人均GDP差距越来越大就是自然的结果。在理论上可以推断，如果要素——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实现了，将有助于缓解地理对于人均GDP增长的重要性。
无独有偶，2011年3月12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地区差距：差距经济学”一文提出，对于英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关键不是要补贴，而是要实施两项政策措施：使人口自由流动，加上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中国不会是个例外。如果我们相信科学，那么，兼顾增长与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就应该转向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不是唐吉诃德式地用政府政策去扭曲市场机制。

别让土地财政的欲火烧毁海岸线

文/马光远

本文选自2011年06月28日的331期思想库报告

毫无疑问，中国房地产的疯狂正在从陆地向海洋蔓延：海南、广东、山东拥有海岸线的一些沿海城市，以发展海洋经济之名，明确提出“向海洋要土地”的口号，兴起了新一轮的围填海热潮。据媒体调查，广东不少沿海城市正谋划推进填海造城项目。其中，东莞拟在长安镇珠江口海域投资86亿元造地近2.9万亩，汕头市拟在港湾外围海域造地65.1平方公里，等等。而填海新增的土地，除少数用于发展工业之外，绝大部分用于写字楼和高档住宅的开发。

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填海造房的诱因其实非常简单，在耕地的18亿亩红线不可触动，拆迁难度和成本越来越大，陆地的土地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填海造地就成了沿海一些城市开发商和当地政府“一致行动的逻辑”。填海造地成本低，每亩只有二三十万元，且不需支付巨额的拆迁安置成本和其他费用，在填海造地的土地性质不明确的情况下，甚至连耕地的开垦费用都无需承担。而地方政府在填海造地之后，转手就可以千万的价格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再将这些“海景房”以每平方米几万甚至十几万的价格卖给购房者。以海景房最为有名的海南为例，长达300多公里的海南岛东海岸，在开发国际岛的重大利好之下，已经基本被全国数百家开发商划定了势力范围，一字排开的都是海景楼盘，料想不出数年，海南岛的海岸线，将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房线”。

很显然，填海造地的最大动力绝非开发海洋和合理利用海洋，而完全是中国房地产的逐利冲动，甚至其盈利模式都如出一辙：先是地方政府以廉价的成本造地，并转手高价卖出，而接棒的开发商则以高价的海景房完成第二轮暴利——在整个填海造房的流程中，最大的获利方除了地方政府就是开发商。至于填海之后对海洋生态的影响和未来的重大隐患，则显然不在他们的重点考虑之列。他们主要的动力是在土地资源日渐枯竭，土地财政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将“土地财政”的模式从陆上向海岸线进行拷贝而已。

从海洋开发利用和海洋生态的专业保护而论，填海造地作为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活动，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必须在充分调查评价的基础上，采用数学模型研究或物理模型试验等科学手段，对工程附近海域水动力要素变化及周边环境影响等进行科学、综合的论证，而填海造地的规划如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并与海洋环境保护规划、防护林规划、湿地保护规划等相衔接，会对海洋生态造成永久性破坏。

以海南东海岸为例，其填海建房热，使得作为台风天然屏障的海防林遭到灾难性破坏，长此以往，后果的确不堪设想。而各地在填海造地的过程中，有很多项目规避国家海洋局填海造地的总量控制规划，而且大多违背审批程序，一边施工一边等审批，或者超审批围填海，甚至干脆在完全无证状态下开工。对这些违法行为，除了罚款之外，似乎没有更多的办法，而这些区区的罚款相对于填海的暴利，毫无惩处的意义。

笔者倒是认为，通过填海造房，地方政府延续了“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开发商获得暴利，从而规避了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这都是小事，大不了让房价再疯狂几年而已，但开发商扎堆占据海岸线，对海洋生态的永久性破坏却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过度依赖房地产的模式已经摧毁了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的活力，摧毁了很多中产的梦想，如果再听任填海造地的邪风唱歪了海洋经济的经，我们将何以面对未来，何以面对子孙？看看全球的海岸线，有多少像如今的中国这样已经被密密麻麻的房子弄得支离破碎？是该下决心整治的时候了，如果不就此收手，一旦演化成“小产权房”一样的蔓延，为时晚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管理与政府政策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