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0期——“重庆直辖”

文/贾樟柯（北京）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三峡工程由来已久，从民国孙中山时期开始提议到1992年最终通过决议修建，它一直是中国人关注的焦点，甚至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国际性事件。它牵动了一百多万人口的移民，也牵动了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长江沿岸历史城市的拆迁，牵涉到那么多的文物和古迹，在人类历史上这都是空前的。但这个空前的事件在一开始对我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我出生在山西，又长期居住在北方，在中国南方修建一个水电站，感觉和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对这个事件本身的理解也是抽象的，正如所有的媒介报道，都从宏观层面对它进行读解。“100万的人口移民”在一个国家里、一段历史中都只不过是一组抽象数字的书写。如果我们只是通过数字和媒体报道而不是通过普通人真实的生活展开的叙述，就很难去体会到这个巨大的变革给个体所带来的影响。而现在所存在的个体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描述的，因为恰恰是这些数量巨大却被抽象概括的现实生命才离我们的生活最近。

【三峡】

在2005年我第一次去了三峡，亲眼看到了三峡沿岸城市的移民和拆迁。那次采风带给我的一个巨大改变就是摆脱了这些数字下的麻木。当我看到上万人聚集在鹅卵石河滩上等待移民出航的轮船，向亲人挥手告别的身影，握手、拥抱、哭泣、微笑……这些画面蕴藏的力量直接刺激了我的神经。在拆迁现场，用当地的领导的话来说就是“两千六百年的城市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拆掉了”，这句话里提示了一种速度，这个速度既是中国当下城市建设、更新和发展的速度，同时也意味着无数的普通人的生活在瞬间发生改变——我们——所有普通的人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中。这正是现代启蒙中的“民生”问题。在一个社会反差较大的国度，存在着多种现实，让另外一群人了解另外一种现实，记录和描述普通民众真实可感的记忆，构成了拍摄《三峡好人》这部电影的动力。

2006年的时候，画家刘小东开始策划以三峡库区移民和拆迁为背景创作一组组画《三峡温床》。电影《东》就是拍摄这件事情的记录片。《东》以画家创作作品为线索，拍摄记录了拆迁工人的生活。但是仅仅有纪录片是不够的。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发现被记录的人物角色在面对摄像机镜头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人际关系并不是那么的真实，它会有所回避或有所夸张，于是《三峡好人》这部电影以故事片的方式同时进入拍摄。通过重新建立故事的叙述来把这些隐性的东西重新展现出来。这两部电影，一个纪录片和一个故事片，是通往叙述现实的两个方向。

【奉节】

在拍摄之前，剧组对三峡库区各个城市都进行了考察，而最终选择了在奉节县拍摄。一个原因是当时奉节县还剩一半以上的旧城未拆迁完，这是有利的电影主题环境同时也是整个三峡库区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奉节有着其特殊的文化表征。从古诗中“朝辞白帝彩云间”到现在第五套人民币10元纸币背后的蘷门关，整个文化、历史、自然地理甚至经济在这样一个江边小城都有所提及——这是电影值得展现的文本。在拆迁的废墟中，当人们在忙碌他们的生活时，这些文化可能被屏蔽在能够注视的范围之外，但是它们一直都在被使用。长江游轮上解说员对三峡风景的介绍以李白的古诗为开头，韩三明和工友们交换欣赏人民币背后的风景。影片中这些片断联接了宏观文化和微观生活的缝隙，将这一时刻的现实放置在了整个连续的历史中：当站在奉节看蘷门的时候会想到刘备一定也看过，李白一定也看过，我们跟古人还在分享同样的东西。

【烟、酒、茶、糖的电影】

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有一种传统，即只记忆那些宏大的事物、重要的时刻、庞大的数字，重大的事件。这种传统使得整个民族的历史从不描写最朴素的生活，也从来没有涉及到最微小的物品。

“烟”“酒”“茶”“糖”是剧组在三峡库区拍摄时常常见到的四样物品。常常见到并不表示这些东西的丰富，相反正是因为物质的匮乏使得这些物品成为当地人交往中重要的沟通。剧组到一个民工家里去采访拍摄时，屋子里面家徒四壁，四根板凳围着一个煤炉烤火，他用啤酒来招待我们，但每瓶三块钱的啤酒对他来说是生活的奢侈品。朋友一见面，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先递根烟，烟是男性之间打交道的重要方式。茶和糖也同样在沟通着人际关系，有人生病送糖，朋友之间送茶叶……对于缺乏物质的民众来说，烟酒茶糖比细腻的语言显得更有力量，也更能表达情感。

同时“烟”“酒”“茶”“糖”这四种东西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国家重点调控的物品，而三峡工程本身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有计划的修建、有计划的移民，有计划的拆迁。作为一个国家的宏观计划，烟酒茶糖从一方面对应了一种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结构，也从另一方面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勾勒来自民间最朴实的感受。如果说三峡工程修建将百万移民的命运共同联系在了一起，那么“烟”“酒”“茶”“糖”则成为在这场漂浮命运变迁中联系所有人们感情的微小事物。它们成为《三峡好人》隐性章节的线索安排。

【飞来、飞去——神话、现实与未来】

生的被动移民，还有数量巨大的移民是自觉外出打工的移民。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外出打工不仅是解决个体经济问题的途径，也被当地人看作是体验和融入外界文化的主要方式。在对当地一家人采访时，女主人长久地注视着墙壁上的NOKIA海报，并骄傲地告诉我们她的女儿在这家公司上班。这个细节后来成为电影中常常出现的镜头。面对现实时的无所适从，使得他们将注视的目光放在未知的外界。长久的注视一张广告海报，或站在窗口向远处眺望，这种眺望和注视构成了他们对未来生活和远处生活的理解—— 一种符号性图景的描述。然而未来是未知的，对于那些在现实中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人们，未来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暗示和现实的同构，未知的漂浮的不能自我主宰的命运；另一方面暗示新的可能的希望，对未知的憧憬，仿佛应该有某种超越现实的神话在他们眺望或注视的远方。

三峡地区的文化中有很多神话故事。神女峰的眺望，巫山云雨的神话，天气变幻无常的种种奇幻的景象，这些故事从古流传至今。甚至当前的现实——在一年之内，百万人口将从这一地区消失不见——这一事件也带着超现实的色彩。这些故事赋予了这个地区很多神话的情绪，它们丰富了简单化的现实。

《三峡好人》这部电影中，主演韩三明和赵涛站在山头眺望远处飞来又飞去的飞碟——巫山云雨中的奇幻事物；移民纪念碑神秘的飞走——“一夜不见”的百万人口，这些镜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三峡地区神话气质的现实表达。神话不仅是古代遗留的文化，同时它们在对应实实在在的现实时还指向了未来——那个无数普通的人们眺望远处的未来。

【电影之后】

《三峡好人》拍摄完成在上海放映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当时移民到崇明岛的移民来观看这部片子。在放映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当电影播放到人们等待移民的场景，画面出现一个人紧紧抱住一棵橙子树，要把这棵树连同这些泥土带到崇明岛去时，一名观众泪流满面。这名观众后来告诉我们他的经历跟电影里面那个人一模一样，也是怀抱了一颗树苗，而当他把这棵树带到崇明岛栽到自家院子里的时候，一年之后这棵树没有活，死去了。他说：“我们所有东西都可以搬运，但是我们的天气，气候，土壤，我们的风水都是搬不了的。”这些细节都是非常可感的，来自民生的反应。

以三峡建设为背景来看这部电影，它是中国当代快速发展的一种集中表现。面对这个题材的时候，去考察在这件大事背后每个人的生活，对他们的生活保持敬意，记录在这个发展和变迁过程里面所有人民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我想这就是我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的态度。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9期——“中国家庭”

文-图/朱晔（广州）

聪明和弱智是小学同学，

机灵和傻B是姐妹俩。

聪明在一家工厂干活靠卖体力挣钱，

弱智是个市场部经理专卖脑力赚钱。

机灵给聪明生了个儿子也叫弱智，她平时开个小杂货店也顺便带带弱智，

傻B是弱智的老婆是个人事干部，

弱智太忙她就负责接送儿子聪明上幼儿园。

后来，弱智经常帮机灵进货就和机灵好上了，

聪明和机灵离了，干脆就和傻B好上了。

过了一年，

机灵给弱智生了个女儿，叫傻B；

傻B和聪明也生了个女儿，叫机灵。

再后来，也不知是怎么的，

聪明和机灵原先生的弱智和聪明和傻B后来生的机灵好上了；

弱智和傻B原先生的聪明和弱智和机灵后来生的傻B好上了。

故事到这儿就完了。

再后来的事，除了

聪明、傻B、机灵、弱智；

傻B、机灵、弱智、聪明，

就没人知道了。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9期——“中国家庭”

文-摄影/王子（北京）

这些照片是我2004年初至2005年在北京的前门地区拍摄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曾在SOHO（房地产公司）工作，过着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下班去健身房游泳或练习腹肌，之后在茶餐厅慢慢吃最后一顿饭。一周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星期五喝得醉醺醺地去DESTINATION找乐子，就像一只寄生在资本家私秘部位的阴虱，开心快活又渺小卑微。在打工期间，我只能利用周六和周日拍摄照片，周一至周五在办公室里正好将周末拍摄的照片拼接起来，这样我最后形成的作品可以和真实的物体等同大小或很多图片组合形成巨大的画面。

前门地区是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解放前这里是繁华的商业区，这里拥有中国北方最体面的院落和商铺，现在的前门却已经沦为贫民窟，曾经繁荣兴盛、寸土寸金的地段今天已经凋敝不堪，成为城市贫困人口的聚居地，如同繁华中的孤岛。破败平房、困窘生活与周围豪华高楼、繁华的都市形成鲜明对比。

前门紧邻天安门广场，在前门的各个角落，遍布着各种形式的文字与符号。这些文字与符号随着城市的新陈代谢不断变化。其中既有毛泽东执政时代的政治标语，80年代后期政府提倡经济建设的口号，还包含了小广告、“拆”、“办证”、奥运等内容。这些文字与符号本身并没有价值，甚至已经被书写者遗忘，它们的含义是含混模糊的，它们的实体存在是错误与错误的累积和运算。

胡同和四合院处在北京城的中心地带，居住在此的人有两类，权倾朝野的显贵、社会最底层贫民。我住在崇文门晓顺胡同2号院，这个小院曾经是北京地道的四合院，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居住的小院和很多民居的处境一样，年久失修和私搭乱建已经使它成了面临拆迁的“危房”，只剩下院中残存的一段回廊和我屋里两扇雕花隔扇。

贫民居住的四合院一个院子有很多户居民。大家公用院中露天的一个水龙头，水龙头下面就是一个石头砌成的污水池子，全院居民的各种液体废物和小便都会倒在这里。到了夏天还会有一些小虫子在这里安家，看来是不太卫生，但也正是这种不卫生拉近了居民之间的距离，水龙头边是一个院子重要的社交场所。居民们在这里洗菜、洗衣服，还会有路过的人来这里喝水，不过这种场景现在已经不常见了。

院内居民要步行几分钟去胡同里的公共厕所方便，在早上的“高峰”时期，公共厕所门口还会有人排队等候。院子内没有条件铺设完善的排污管道，所以无法修建厕所。如果要洗个澡，要去几公里外的公共浴室，北京市中心的胡同、四合院都是这样；现在有一些居民安装简易的淋浴设备，但由于多数居民的房屋面积都很小，人均不足5平方米，有些居民没法装淋浴设备，很多时候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就是最简单的洗澡的办法。

和我一起在胡同中长大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靠小生意维持生计，或在快餐店、超市打工。我们几个皮肤黝黑的男孩，赤裸着上半身，在胡同里踢球，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多少个无聊的下午，大家聚在一起抽烟、看毛片；早恋的男女手挽着手、哼着歌从身边经过；打群架受了伤的男孩在我家里一边喝“小二儿”一边上“红药水”…… 还没来得及准备好，我们都已经度过了那个疯狂的年代。

我自幼一直住在胡同深处的平房院落里，听着北京车站的《东方红》钟声，每天16次的钟声至今没有变化。我曾经无数次，半夜起来步行5分钟去上厕所：夏天的夜，胡同很静，一团路灯的光，一只花猫一闪而过，抽一支烟，一片灰蒙蒙。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8期——“同济圈”

文/苏运升 设计/尤捷（上海）

在《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托马斯•弗(ThomasL. Friedman)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水平世界的未来。相对于等级化社的“垂直”，“水平世界”就是以往所说的“公平竞争环境”：科技、政治和经济革命的壁垒已经消除，跨域合作与共赢成为共同的选择。弗里德曼给我们列举了起到推动作用“十大碾平机”：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个人电脑的崛起、Netscape浏览器的出现、工作程软件、开放源代码软件、外包、离岸业务、沃尔玛式“供应链”、内包(利用外部组织提供内部服务)、信息服务(Google革命)，以随身的个人无线技术。尽管作者的乐观大于深刻，但是谁也不会承认：一个交流成本趋向于零、数十亿人正试图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去的世界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由此而造就的新的城市空间成长机制，正使得城市内的各区域空处于不断的变化和重构之中。

我们可以列举以下关于城市未来成长模式的构想：

1、全球城市（Global City）

通过全球信息密集活动中心的辐射作用，全球城市得以成形成，决定它的不是人口规模，而更多地偏向政治和经济。萨（Sassen）于1991年提出了全球城市假说，并认为这类城市存在以下特征：世界经济组织总部高度集中；金融和专业服务公司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主导部门；产业创新的发源地；新产品和新市场的聚集地。

2、区域城市（Regional City）

由贸易自由化、无管制的远程通信所带来的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区域城市一方面是跨城市之间的区域合作，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大都市的郊区化。

3、国际金融中心（World Finacial Center）

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得金融活动的关键落实到其物理空间上，即由各大金融机构的落地促成金融中心的形成，进而往全球城市演化。

4、信息城市（Information City）

全球化的另一个特征即在于信息的全球流动。信息城市是信息经济的集散地，弹性的生产机制使得资本生产得以重构并转型，咨询和信息业的流动特征使得城市与区域发生结构姓的重组。

5、网络城市（Network City）

随着快速交通与通讯的迅速发展，城市成为网络态路径上的联络节点，它们共同形成区域化的弹性交流环境，并通过相互之间的渗透，进行重组、优化、垄断或分化。

6、电子农庄（Cyber-Farm）

因为互联网的作用，使得信息可以跨域地渗透，由此，在远离城市的郊区边缘，电子化的农庄以封闭的空间参与到虚拟世界的开放之中。

以上六种模式，可以供我们设想不太久远的未来，这样的未来，世界依旧“垂直”。因为真正的“水平”只有抽离政治、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地域等条件才能达成。而正如列宁所说“垄断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最终形态”，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资本的不断合并和垄断并作用于城市，使得城市空间在不断的更新中得以重构，这才是我们将要面对的未来。然而，世界是整体的还是割裂的，是一次性的还是可持续的，环境是资源还是整体的生命体，生态与技术能否为我们书写可预期选择的未来？按照协同学的观点，自然结构与社会事物之间有着相互协调的结构方式。不可否认的是：意识形态、资本、技术、城市空间、城市生态、人的行为将捆绑在一起整体协同进化，而等到世界真正平坦的那天，人类社会和他们的城市文明所面临的可能是比“平坦”更为不可预言的非流动性的世界——热寂的世界。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7期——“人民城市”

李雪凇(北京)

Li Xuesong(Beijing)

北京红鹤沟通机构董事长

President of Flamingo Communication

致《城市中国》：

——什么是人民？

人民这两个几乎算得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汉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意是不尽相同的。近代的中国是个在国力积弱的国家，在国际上饱受欺辱，遭遇瓜分乃至濒临亡国。绝大多数国民生穷困潦倒，精神萎靡愚昧，无法获得作为“人”存在的基本尊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获得了全社大多数人的支持认同，得以代言群体、领导革命、执政并建立了新的国家政体。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定义的“民”主要指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等“敌人”的各阶级和社会团体。到建国时，毛主席将“人民清晰的定义为进入统一战线的四个社会阶级成员：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包括许多通过削而积累了大量财富的资产阶级。解放初期，党指引“人民”在“敌我”矛盾中与“敌人”，尤其是“反革命分子”划界线，并将其肃清。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剥削阶级被消灭，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产生——主要是官主义阶级的出现，这部分人也从团结一致的“人民”中分化出来。而另一部分没有被准确定义入“人民”的人，比如知分子，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下，得以“走向人民”——一个具有乌托邦理想的社会实践事实上致使“人民”内部趋于平等(甚至平齐)，但是极端意识形态化的狂热的集体政治运动在扭曲“人民”人性和人格的同时，也逐渐使“人民这一曾经代表着大多数底层国民利益诉求和群体理想的词语彻底政治化空洞化。改革开放后出版的汉语词典中所定义“人民”: 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这个定义下的“人民”已经将绝大多数中国“国民”涵盖了进去。在与时进的今天，全球化互赢互融的浪潮中，“人民”的意涵进一步得以扩大，它应该指: 地球上的全人类——享有平等自由求生活幸福等基本权利，维护世界和平，维护自然生态物种和社会文化多样性，互助互爱，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公民”。

——什么是为人民服务的城市规划？

本着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政府职能部门对城市空间的研究和实施划(有时表现为充满智慧的“不规划”——因为懂得利用城市“自然生长的魅力”)。在现代社会，政府不仅要有能提供优质的城市空间，协调好各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还要为未来而设想——如何让城市更具魅力，尽可能缩小绝大数人之间的工作居住生活水平差距，努力保障个人自由建立社会公平机制包括相对均等的发展机会。为人民服务的城规划是“民本位”的，而非“官本位”的;是为了让“人民”栖居，而不是为了管控;是平衡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而以一切以经济利益为先的短视发展的规划。

——什么是你心目中的人民城市？

“我们城”(请允许我为她命名)有着美丽的城市天际线，茂密的树包围在城市四周，并伴随有鱼虾的小河流深入城市腹地……这个城市的功能并非是像你们所居住的城市那么整齐一，切分完整(我专门去过你们昌迪加尔)，而是混杂多样，充满生命的奇妙。我们保留了来自历史传统的建筑物和人文遗拥有与其它城市不同的地方特色(北京筒子河和皇城根/澳门的老街区)。旧的建筑和新的建筑小心翼翼地长在一起，内在的尺度关系设计连接，让人惊喜和感动(在欧洲随处可见)……“我们的小广场”(记住不是可供全市人民站在上面的广场)是城市居民的聚集地，也是城市的中心， 广场四周有可供居民宗教信仰的教址、取自历史典故创作的城市雕塑、政局、电影院或戏院、艺廊、书店、博物馆、游客中心等公共设施和场所(歙县宏村/苏州同里/改造后的上海新天地)，勤车站也位于广场小湖边的一侧(台湾日据时期的火车站)，市政府办公楼低调朴实倒也不失体面(不像你们公仆的大高楼—豪华中心)，几条可供步行和小流量车行的商业街、集中式商场和写字楼，位于底部的各种特色餐馆，高中密度夹杂、旧混合的住宅区围绕在四周。按照学生活动路径设计的校园和球场(我们的孩子不用天天做团体操，所以没有设操场)则于住宅区的背后——没有看到愁眉苦脸的孩子，有的是童年的快乐、少年的青春血性和青年的踌躇满志……在“我们城城市并没有那么干净，甚至有一点儿脏和乱(我并不是说这里垃圾成堆，我只是告诉你秀水街和张大力的涂鸦我们是会傻到去清理她的)，尊重艺术和不同人的个性发展是让城市有创造力的条件(所以我们更不会傻到去“拆那”798、圆园村和树村)……商业街的宽度总是小于两侧建筑物的高度，可以聚集人流(丽江大研镇/北京后海烟袋斜街/香港港岛)。住宅区的街道则宽一些，可以在路边停下小汽车，两旁种上大树冠的行道树(北京丽都饭店周边/日坛路使馆区)。而到了污染产业发展区、外围环城和城际通勤才是大马路应该出现的地方。整个城市路网密，街廓小，四通八达，易于疏散，几不堵车(“我们人”每天平均比你们北京多活两个小时有效生命)…… 我们通过法律程序与政府、本地和各地的专家、里们一起商讨如何建设我们的城市家园，整体上的、局部的、长期的从历史角度出发的、短期的流行因素的……在这里没有大广场和政府大豪楼，没留下政府“内鬼”和丧失社会责任的商人勾结的空间，看不到“拱容积率”的攫掠意识和满语病、谎言的房地产广告，历史街区和艺术角落不会被拆除，老人可以不被垂直的机器空间冷落，孩子离开网络游戏补习班奔向小树林。感人的城市景观角落随处可见，每个人都可拥有属于自己的“地方芭蕾”，城市空间尺度的友善潜默化使人们间普遍更加友善和谐……

“我们城” 就是这样—— 一座真正属于“人民”的城市.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7期——“人民城市”

文/匡晓明（上海）

“以民为本”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也是立国之本，更是民主之道。

伴随着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市民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民主的进程也将随之前行，“社会建设”也在“物质建设”之后摆在城市面前。城市管理与城市规划已不简单是为城市建设服务，更主要的是要将社会建设的内容纳入体系中统筹考虑。从帝王造城到匠人营国是进步的表现，从官商合谋到官学共治更是迈进一大步。而今，我们的城市已经告别政治主导型政府，而当下经济主导型政府也已暴露出种种弊端，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城市治理模式，即建立一种所谓“共建型”模式，建立一个以民为本的人民城市。更现实一些，可能是一种由专业学术人员引导下，以学为媒、以民为本、官民共建的城市治理体系；更理想一些，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治型”模式。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同样反映在城市发展中，即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城市的管理体系有相应的变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发展了，GDP提高了，城市就更大了，环境就更美了，而面对这些千辛万苦干出来的政绩，许多市民的意见却越来越大。

在城市中可以通过市长与市民的两个方面的简单划分来反映这种矛盾的冲突。一方面，市民头上有“三高”：高房价、高消费、高学费，新的三座大山压得人难以喘气，而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贫富分化、食品安全、违法拆迁、违章征地等一系列问题在城市建设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下扑面而来。

另一方面，市长们也似乎忙得上气不接下气。通过以地生财、招商引资、筑巢引凤的城市经营系列运作，城市更大了、马路更宽了、建筑更高了、绿化更多了，GDP搞上去了，城市形象美化了，看上去成绩巨大，政绩显著，亦可谓苦心经营。

从表面上看，“市长意志”似乎是代表“市民意志”的，但细究其源，基本上是“市长意志”代替了“市民意志”，而且“市长意志”偏离了“市民意志”。在席卷天下的“政绩”政治下，大跃进式的发展不受市场规律与城市发展规律的制约，不考虑投入产出比，潜在的投资损耗极大。这就造就了GDP提高了而幸福感降低了、马路拓宽了而交通更拥挤了、街头绿化了而小商贩被赶走了、土地调控了而房价攀高了……种种扭曲的现象。在光鲜的另一面隐藏着不安定与不和谐的现象。

市长们似乎也没有错，作为世界上最忙碌的群体之一，他们早起晚归，费尽心力。但在GDP与政绩压倒一切的思维指导与决策惯性下，市长们的决策却过于集权或自我。从摊大求洋到比宽争阔，从拆旧建新到新城拔地，经济主导型城市在某些地方已经演变成为对自然资源和公共资源乃至部分市民的“掠夺”。曾几何时，市长们要亲自来确定城市的规模——一定要大，来制定城市的道路——一定要宽，来划定城市的广场——一定要阔，来设定城市建筑——一定要高，来指定城市的景观——一定要绿。城市规模自有其发展规律和国家标准；城市交通本身有科学的道路网密度，一路独大的结果就是把道路变为“停车场”；条条道路美化透绿，更是对城市多样性的扼杀。这种妄顾专业意见的城市独裁使城市建设的目标脱离了民生民本的基本思想，壮观优美的表象却无法承载真实人民生活的要求。试想城市建筑效果图如果都由市长亲自拍板，他们岂不是天生的艺术家？

从事城市规划设计工作的专家与设计师们在这种氛围中，一方面要在“求大”的规划思想下冒违反规定与规范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培养出揣测领导喜好的恶习。许多规划师在市长意见与相关规定、领导意志与公众利益之间左右为难，如果要左右逢源，就会成为打擦边球的冒险者或市长的绘图员。

一个城市空间或建筑单体本是为人民使用的，其好坏自然是人民或其代表说了算，但为什么市长们偏要于百忙之中对其情有独钟呢？关键还是这些事情能出政绩，不然怎么会众口一调地要求“一年要开工，三年见成效，五年建新城”的高效计划呢？苦了城市的计委忙立项、规划局催图纸、土地局搞指标，而设计师熬夜加班，施工队挑灯夜战。

城市的事情是谁说了算？回答这个问题要看城市属于谁，城市是属于人民的，当然人民说了算。也可以说城市规划的本质是为市民，而 。

一个城市的和谐发展有赖于政治、经济与社会三者的有机统一，而又相对独立。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小政府与大社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城市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已被提到日程上来。一个好的市长应该是一个服务者和仲裁者的角色，而不是竞争者和独裁者的角色，更不能以市民利益的名__义来侵犯市民的合法权益。不然，市长就会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形成的助推者和保护者，更使其中部分成为权钱交易的腐败者。当下，城市政府虽然可能在决策中采用了专业论证和公众参与等制度，但事实上，通常仍是市长动意在先，市民参与在后。政府仍是公共政策的直接制订者，而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在很多城市决策或城市规划中沦为民主的装饰品。

城市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最重要的承载空间，城市强盛则国家强盛，城市民主则国家民主。

中国城市是行政权力自上而下进行统治的节点，市长就是城市的权利中心，而美国自下而上的自治体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美国市镇是由自由人共同参与的自治，其整体治理体系即由市镇自治为基本单位，自下而上建构起来的。虽然不能说美国市镇的模式完全适合中国，但其公众参与、听取民意的方式是值得借鉴的。公众参与是美国近50年来城市规划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众参与通常包括3个要素，即：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和通过独立审查程序保证公平的权利。当然，公众参与费时费钱，但他们能得到合理与公正的回馈，得到的是市民的主人地位和幸福感。

表面上看，公众参与方式会带来慢速，而独断专行的决策尽管快速，但其长期损耗的危害性更大。更重要的是，随着市民权利的分化，使其不可能都认可政府的决策，更多的市民会保护他们集体的利益。比如，政府让市民搬到郊区去住，而市民不愿意；政府要拆迁市民的房屋，而市民要讨价还价；政府要禁止后半夜卡拉OK，而市民偏要唱；政府要禁止电动自行车，而骑电动车的市民坚决反对；政府要美化街道，而小商贩却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

对于这些扑面而来的问题，明智政府的选择应该是主动改变其治理体系。即当市民成为自由人的时候，政府的治理模式也必然为自由人而设。在这种模式下，唯一的方式是市长把城市交给市民，即每个相关利益群体都有机会与权利参与城市决策与城市规划，表达其利益诉求。而政府就是利益平衡的仲裁方，一方面，确定有利于多数市民的折中方案，另一方面，对于少数追求个人利益并损害公众利益的所谓“刁民”进行制止。

在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下，任何一蹴而就的改革都是不理性的，现实的模式是率先建立一种“共建型”体系，即在多数市民尚不完全具备公共意识与公众道德的时期，形成一种由专业学术人员引导，以学为媒、以民为本、官民共建的城市治理体系。而未来更理想的体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治型”模式。

城市是人民的，市长要为市民服务，这已经是我们的共识。但自上而下城市治理形式的转变还需要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目前，在城市治理中有三个角色：政府、专业和公众。其中专业的角色非常重要，他们广泛地存在于城市的各个领域中，比如城市规划工作者。他们中的一部分可以率先成为有识之士，并对城市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影响力，他们是城市发展方向的编制者与研究者，他们具有专业与领先的城市发展思想，他们也有能力决策或影响决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公众代表。在转型时期，专业人员应承担城市中“官民共建”媒介的角色，而不是市长的附庸或共谋者。

在大学里，老教授对我们说，城市规划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建设一个美好的城市。我们做规划要先听听市民的想法，如果市民要沿街开店、沿街设摊，我们为什么要担心上海滩成为“上海摊”？我们为什么要为街道的不整而“负罪”？我们为什么要为市长们带有病态的审美而扼杀多样性的城市活力？

城市是多样性的，是彩色的拼贴画，她是属于人民的。简 · 雅各布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城市多样性，这有点像温柔的谋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简单是口号，而是行动和机制。

人民城市就是人民做主。

人民城市就是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