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6期——“移民中国”

[文/王暐（广州）]

从湖广地区迁移人口来“填”四川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前后共有两次，分别发生在元末明初和公元1 6 7 1 年（ 清康熙十年） 至公元1 7 7 6 年（乾隆四十一年）的100年间，后一次清政府共向四川盆地移入623万人。

成都洛带，三国蜀汉时建镇，有着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之美称，也是保存最完好的古镇之一。镇上客家人占了全镇人口总数的91%。古镇建成区面积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中了一批晚清与民国风格的建筑群落，这些就是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的古会馆群。目前洛带现存的建筑精美、独具特色的几大会馆有广东会馆、湖广会馆等。其中湖广会馆的殿廊彩绘观音故事壁画技艺精湛，为人称道的是会馆内无下水管道，但再大的

雨天也不会淌水漫延，是该馆一大奇迹。广东会馆是由梅县填四川的客家人集资兴建，又名南华宫，是洛带镇的标志性建筑。它座北向南，主体建筑面积3310平方米。馆内石刻楹联条幅保存完好，联文取意及书法镌刻堪称上乘。其中“云水苍茫，异地久栖巴子国；乡关迢递，归舟欲上粤王台”一联最能反映客家先民拓荒异乡的创业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不但为广东籍的客家人提供一个空间的上凝聚，也在情感上、精神上巩固了客家人原乡文化。在这里，完整地保留着客家民居、方言和生活方式，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温习着过去。会馆也是乡土情结浓重的客家人的社交场所，他们在这里饮茶，访友，用客家话沟通，交流情感；同时还可以看到原乡的戏剧表演，参加对故乡神灵的祭祀活动，使得原籍文化香火不断，繁衍至今，这是属于他们各自的圈子。而在危难关头，会馆则将“壮我乡威”的职责担当起来，各地会馆内部互相帮扶、共御外辱。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6期——“移民中国”

文/朱大可（上海）

1841年仲春，英国气动铁甲舰“复仇女神”号领军的英国皇家舰队，击沉70多艘中国海军战船，摧毁沿岸的所有建筑，并剪去中国战俘头上的辫子，以此羞辱傲慢自大的帝国。这就是“鸦片战争”令人不安的结局，它提供了异族干预本土历史进程的范例。官方历史学家宣称，它就是古代史的终结和近代史的开端。一次外部的扰动，惊动了自闭而脆弱的帝国体系，令它露出严重衰老的病容。大英帝国的火炮，不仅捍卫了银本位的殖民经济体系，也击碎了辫子帝国的强盛旧梦，把它变成一堆可笑的亚细亚瓦砾。

这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次推动。广东爆发的军事冲突，并未在帝国北部引发强烈地震，却古怪地惊醒了一个蛰伏于南方的民系——客家人。这个在历史空间上曾经剧烈移动的民系， 从北方（ 中原） 出发，行走了一千多年，在中世纪晚期抵达亚细亚大陆的东南端，被太平洋的海水所阻拦，沿着海岸线定居下来，仿佛沉睡了一般。但英国人的战舰惊扰了它，使它再度变得狂乱起来。

1836年，在“移动的民系”内部，一个叫做洪秀全的底层知识分子，在寻求科举仕途受挫之后，从美国牧师手中获得了思想反叛的资源。1843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洪开始仔细阅读一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基督教中文手册，听到了关于末世灾难的伟大预言。他从鸦片战争爆发的现场附近——广东花县，走向广西紫荆山脉，组织起一支名叫“拜上帝会”的庞大军团，而后开始了近现代史的第一次客家北伐，并在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它的乌托邦“天国”的版图，甚至扩展到了整个长江沿岸地带。这个集团的主要首脑，从洪秀全、冯云山、洪仁轩、萧朝贵、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到捻军首领赖文光等，都属于“移动的民系”客家。历史之手还设计了一个更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它任命另一位客家人曾国藩为帝国守护者。他们就此展开关于帝国兴亡的激烈争执。数百万人为此付出了死亡的代价。太平天国就是客家人的疯狂杰作。经过自杀式的内讧之后，它崩溃在19世纪远东最黑暗的黎明。

而“移动的民系”第一个成功的政治杰作，是孙中山缔造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广州军政府，针对北平国民政府与“帝国主义”的暧昧关系，它三度宣布北上征讨，甚至打算组织300万的军队进军俄国，并在1926年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是客家人继拜上帝会之后的第二次北伐，一个以“三民主义”为价值心的新政府在南京诞生，大批上层移民迁移南京及其附近的上海、苏州和杭州，改变了20世纪中国的权力地图。此后，另一个长于机动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客家人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和叶剑英人等的推动下，历经多年， 完成了第三次艰难的北伐——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农民政治精英在北平集结起来，接管了中国人民的命运。

“移动的民系”领导的三次北伐，跨越一百年的历史，三度改变中国的颜色，并彻底重构了整个近现代史的基本格局。这是一种令人唏嘘的历史叙事逻辑，它被同一个固执的民系所操纵， 而其内在的逻辑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永无止境的迁徙。移动，就是客家人的人类学宿命。

客家人是犹太人的一个远东镜像。我们已经看见，犹太人在全球范围内逃亡，历经数千年的苦难，借助强大的民族宗教的支撑， 重返大卫王和所罗门的“ 锡安山”（Mount Zion）祖地，此系保罗•蒂利希所描述的“时间民族”的本质。而客家是一种“时间民系”，作为中国北方汉人逃亡者的后裔，它借助强大的族谱书写体系，固执地保留了对祖先的文化记忆。为了一个最简单的信念，它耗费整整一百年时间，前赴后继地向北方进军，在殊死的北伐中，描述着旧家园的模糊轮廓。

不仅如此，它还要像犹太人耶稣和马克思那样， 营造乌托邦公社和存在的乐园。所不同的是，客家人是无惧死亡和渴望浴血的民系，它继承北方祖先的基因，不推崇宪政民主的政治价值。在我看来，似乎存在着一个启示录式的律令，它是关于种群命运的极度追问，以及走向新王国的强力道路。这项律令从未被记录在字词文本里，却直接演示在历史的现场，蔚成国家叙事的宏大格局。天国、民国和共和国，这三个按时间排列的国度，就是客家人政治梦想的尘世倒影。

经历漫长的移动之后，客家人完成了“ 流民” 向“ 居民” 、“ 客人” 向“ 家人”的文化转型。它是专政和拒绝宽恕的种群。军事征服，就是要为“家人”描绘一条尽可能漫长的国界线，它也是客家家园的道德边界。客家的领袖宣称，思想，必须统一在士兵的射程以内。客家人的信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更，在获得“天京”和“紫禁城”的家园之后，它走到了自己宿命的尽头，转而成为拒绝移动的民系。

本文摘自《城市中国》第014+015期合刊——中国城市³

Answer：RTKL公司在中国拥有非常积极的商业策略，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从建筑概念设计开始，在中国已经有非常长久的经验。不同的公司面对中国会有不同的市场策略：有些设计公司以中国分部作为支持美国或欧洲总部的生产单位，或者执行来自总部的设计，或者在中国自行项目设计。根据不同项目类型和甲方，RTKL在中国会采用适合的方式，或者与总部、或者单独进行建筑或城市规划项目。RTKL公司在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宽广的工作平台。RTKL的设计哲学是为人类创造宜居空间。人类是我们设计的对象与主题，我们希望提供给甲方最佳的服务，也给员工提供最完善的工作环境。创意是我们设计公司的精髓，我们希望看到许多设计师在我们公司茁壮成长。

Question 2.WTO五年中国设计市场开放后，您对中国设计市场怎么看，未来有什么打算？

Answer：RTKL希望最终成为一个从概念方我设计到建设实施都能兼顾到的、全方位服务的设计公司，所以我们对中国设计市场的开放是非常看好的。

众所周知，目前的境外设计单位在中国都只有咨询资格，并没有项目实施的资质，我们当然希望未来能够拓展我们的业务领域。

Question 3.您对中国20年来的城市发展怎么看？

Answer：我认为未来的城市应该放在全球的尺度上去考虑：城市之间的竞争就是全球的竞争。显而易见地，中国的城市已经在资源上竞争，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等城市已经在全球化的平台上相互竞争。中国的城市领导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积极地改善各自城市生活环境，增强自己的全球吸引力。大多数的城市都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在中国城市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上其他的城市也在进步，所以我们应该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思考这些问题。中国城市还有必要更加开放，WTO的开放并不仅限于设计行业，这也是金融、信息及整体经济体制的开放：这都会影响到城市发展的！

Question 4.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中将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贵公司有什么样的策略？

Answer：建筑师通常只关注建筑单体层面的问题；规划师会整体地、宏观地去关注城市问题。因此，我们设计团队中都有规划师，规划师是我们团队的核心人物，致力于研究战略，甚至商业策划。规划师是城市设计远景的原创者。中国的城市设计与规划应该以人为本，或许之前的发展过于快速，我们是否应该减速？目前的城市建设过于机械化，是否应该更人性化？如香港或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实现复合式的、高生活质量的城市空间。我们在广州火车站周边城市设计项目中就尝试了这种概念地贯彻。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4-015期——中国城市³

在城市结构的创造上，IBO希望能摆脱无处不见的方格网式的理性。一个有机的形态使得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和可识别性成为非常自然的事情。水在千灯的水乡老镇的城市结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样，在新镇中水也成为组织城市结构或加强城市意向的重要元素。力图避免城市肌理的均质性，千灯新镇的每个环线内的建筑密度和基本肌理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城市最中心唱主角的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建筑，而是自然。

造城运动中最可怕的就是没有休止符的连续强音。所以在新镇南北东三边都规划了生态过渡带，新镇生长在一个绿色基质上，这个基质形成了与工业区的隔离带，同时又成为欣赏新镇的前景。带状的绿色通道穿过工业区将新镇与生态保护区相连，绿色通道也可以成为员工上班的自行车道和生态保护区游人散步与游船的延伸路线。

千灯新镇地处昆山沿沪产业带启动区的核心部位，是昆山市区域发展的重点。这个4平方公里的小镇位于这个带状的产业区的北端，它如何能为约100平方公里的产业带服务，如何处理与千灯老镇和石浦镇的关系，又如何在工业区的包围中创造怡人的生存环境，是设计中需要解决的难点。人，城镇与工业在这个项目中被戏剧化地直接地组合到了一起，这三者的和谐共生是设计的目标。昆山千灯新镇规划方案受业主委托并在实施中。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4-015期专题合刊别册——“eyes on ” new visual art exhibition

我们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图形化了。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 试想当今居住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年轻人, 他们从通过Internet 在线学习, 观看电脑动画, 参与游戏娱乐, 再到发送短消息和电子邮件, 大部分的时间都沉浸在一个以图形影像与声音并行的宇宙之中。我们当然也不难看到在过去的短短几年里, 绘画领域的出版物层出不穷, 让人们兴奋不已。我们不仅目睹创作数量的飞速增长, 同时也领略那些日趋大胆和新奇的想法。这看起来像是互联网解放了艺术创作的表现与传播。这些因素与生产方式的革新、新媒体的影响结合起来, 一起使得绘画艺术保持着自己的敏锐的洞察力, 始终出现在当代视觉文化交流的最前沿, 并源源不断地为世界各地的创作先锋们提供重要的灵感源泉。

本次展览汇集30 多位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年轻艺术家与设计师的作品, 着眼于当代新绘画及插图风潮, 探索种类繁多的文化意识与表现方法。这些由新兴或已取得一定成就的年轻创作者创作的作品均来源于艺术, 设计与时尚领域。不论抽象或具象, 不论比例大或小, 不论线条或色块, 都拥有高度的表述力与细节品质。延伸这个集多类创作形式于同一平台的深层意义, 其实是希望本次展览能够诠释图形绘画的复杂性、多样性、从而展现当今新视觉文化的优秀探索与实践。

与此同时, 展览还特别安排了其他创作领域的4 组专题展示，分别是:

Absolut Lomo 活动发布展，来自世界6 个国家6 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包括美国街头艺术家Dalek、英国摄影师Sacha Liliac 和中国艺术家黄岩等), 将利用LOMO 影像诠释自己对ABSOLUT 原创精神的独到理解。同时，借由展会开幕之际，ABSOLUT LOMO 活动也将在全国正式启动, 让本土创意先锋透过ABSOLUT 表达自我主张, 亦让世界透过ABSOLUT 看到中国的创意新生力量。

eyes on 特约艺术家作品展，部分影像声音艺术家将在开幕酒会上进行现场演出。

来自伦敦的动画短片交流展，英国年轻多媒体设计个人/ 团体的新近作品展示。

伦敦艺术大学学生作品展( 视屏) , 英国艺术设计教育界的最新成果，包括多位优秀华裔学生作品。

这些专题展示的内容涉及影像、音乐、时装、动画和雕塑等, 丰富了对平面绘画艺术的多层理解，也使观者的想象力得到更为广阔和有趣的延展。

另外，本次展览也是PLUGZINE 第二期新书的发布活动，关于参展的绘画插图艺术家/ 设计师更全面详细的作品与信息将呈现在这期杂志中。

DATES AND VENUES / 展览时间与地点:

BEIJING / 北京: 2006.12.9 – 2007.1.8 / C5 Art Gallery / 西五画廊

Opening: 2006.12.9 Saturday 8 pm / 开幕式间: 零六年十二月九日晚上8 点

Opening Music & Video art performances: ME:MO / Sheng Jie / 开幕声音影像演出艺术家: ME:MO / 盛洁

Add: No.5, Xi Wu Street, San Li Tun,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 地址：北京朝阳区三里屯西五街5 号

SHANGHAI / 上海: 2006.12.23 – 2007.1.7 / Bund 18 Creative Centre / 外滩18 号创意中心

Opening: 2006.12.23 Saturday 8 pm / 开幕式间: 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8 点

Opening Music & Video art performances: 8gg / ME:MO / Sheng Jie / 开幕声音影像演出艺术家: 八股歌 / ME:MO / 盛洁

Add: 4/F, 18 Zhongshan East Road (E1), Shanghai / 地址：上海中山东一路18 号4 楼

本文摘自《城市中国》第013期——“隐秘珠三角”

文/瑞姆·库哈斯（鹿特丹）

Text/Rem Koolhaas (Rotterdam)

“大跃进”一词由于半个世纪前的那场失败的运动而染上了晦暗的色彩，然而它包含的大跨步发展的国家理想却从未磨灭，并且在多年之后以另一种经过调整后的方式得以实现。上世纪80-90年代，这一进程以对一系列南中国城市的开放开发为引子，开始了一场震动全球的经济大爆炸，对中国的城市面貌、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荷兰人库哈斯是最早以国际化的视野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建筑师之一，1996—1997年间，他所指导的哈佛“城市考察”课题组将目标设在中国的珠江三角洲，一个由围绕着珠江出海口的若干个城市组成的链状城市群。在中国共产党的严格控制下，珠江三角洲经历了一场西化和自由资本主义式的发展，这有效地摧毁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因而也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城市性质。考察的研究成果被汇编成《大跃进》一书，在一种理论性和批判性的语境中，该书探讨了这种强制性现代化的难以解决的后果，以及一套用于疏理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杂乱关系的全新体系。

今年是库哈斯进入珠三角的10周年，这应是一个重新审视珠三角的时刻——十年之后，它的轨迹有何变化？而哪些又在预期之中/之外？为此，《城市中国》特别邀请库哈斯为我们提供一份他对当年预期的检测，以作为《大跃进》一书的“后记”，同时也作为“隐蔽的珠三角”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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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城市中国》：
当时我预料到的现象：
——香港的相对不景；
——深圳的力量；
——澳门的愈发纸醉金迷；
——广州的持续活力。
我没有预料的：
——深圳走出粗放开发的状态，而变得更为成熟；它如今是中国经营得最为谨慎的区域之一；
——深圳也是中国和“外国”的建筑师将明显变得平起平坐的地方。
——深圳也是第一个拥有（相对）老区的新城；在它建成之前，这个城市都仍要进行自我再造。
惟一仍可能对这个城市（以及中国）造成破坏的东西就是金钱。中国想用有限的预算去实现复杂的野心。如今既然有了超常的财富，就应当投资于真实的质量。
深圳可能是中国的第一个……
瑞姆·库哈斯
2006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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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3期——“隐藏珠三角”

2006-06-23上海

共和曙光
——设计共和上海旗舰店外滩开幕

2006年6月23日，在上海的时尚地标——外滩，在深具历史底蕴的外滩5号，设计共和旗舰店开门营业。根据既定的行销策略，设计共和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通过印有家居产品图片的广告牌展现了“共和曙光”这一主题。这些图片覆盖在四扇临街的窗户上，随着设计共和逐渐接近旗舰店开张的“黎明”，这些图片的颜色也日益鲜亮。当“黎明”来临，这些广告牌被一一揭开的那一刻，呈现的是一个美轮美奂、高雅静谧的家居店。

这一全新概念店的设计源于三个基本理念——原材背景、内外倒置的陈列方式和中央平台。

原材背景，指的是对外观、材料和抛光处理的方式，该店就是要创造一个空白帆布般的背景来展示产品。要想做到这一点，店必须有一个静谧的环境并强调品位和个性，简化的墙壁、地板和天花板背景能使顾客更好地欣赏店内陈列的家居产品。店内基本材料（如混凝土、紫铜、实木橡木板和生铁） 的使用采取粗加工的手法，几乎没有任何保护层，只是简单用砂纸打磨或刷洗， 并没有经过抛光或上漆处理。这种做法不仅展现材料本身的质感，还愈发衬托出店内陈列产品的精美。

内外倒置的陈列方式， 指的是零售店给人以全新购物体验的布局方式。店铺内始终贯穿的元素是落地玻璃——这些玻璃的门、墙将顾客引向陈列架、咨询台、入口大厅等。零售店中央位置完全由这些玻璃板围绕，感觉在橱窗之外，却在店铺之中。玻璃板后陈列着琳琅的商品，顾客可以透过玻璃上映出的自身影像欣赏，感受店内意趣盎然的活泼氛围。

店内中央平台， 是设计共和对自身定位的实物化体现，表达了设计共和要为国内外设计界的交流创造一个“平台”的初衷：该店将成为世界最高端设计产品在上海集中展现的场所，国内外设计界也可把它作为一个交流思想、获取灵感、选择设计产品等的平台。平台位于店内中心位置，由木材与金属板加工而成，在中央平台位置，设计共和计划为公众举办一些小型展览。借助该平台，设计共和不仅希望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商品，而且希望能够拉近设计与大众的距离，培养大众对设计的兴趣。

除了精心打造出一个完美空间，设计共和旗舰店还着力为消费者营造全新的感官体验。清爽宜人的环境会让每位走入店内的人精神为之一振，顾客可以伴随着设计共和的音乐和散落于店内各个角落的花束所散发出的巴黎Diptyque香氛享受购物的乐趣。此外，设计共和旗舰店中的每一位店员都受过专业培训，具有高度敬业精神和丰富的产品知识，这一点也是其他店铺无法比拟的。

设计共和的店内设计、形象定位及所有的平面设计都是上海如恩设计研究室——一个由建筑师郭锡恩和胡如珊引领的多元化设计公司主持。这两位在美国接受教育并从业多年的中国设计师恰巧也是设计共和的创立者。“这个设计项目不同以往，因为我们既是该项目的设计师又是委托方”，郭锡恩和胡如珊都觉得设计共和旗舰店的设计充分体现了他们所追求的风格和品位。作为该项目的业主和设计师，使他们能更自由的、实践自己的设计理念，最终，将其全新的零售店设计概念体现得淋漓尽致。

本文摘自《城市中国》第12期——“新农村”

文：梁井宇+鲁琼+谷巍+刘锴+穆兰真（场域建筑）

中国的农村从有农业文明的几千年前起，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当代的人们不用走进自然博物馆就能看到过去一直延用至今的土地、农产品、生产工具、农民和他们的村庄。从田间到村舍再到集市，构成的是典型中国旧式农村。

然而这维持了几十个世纪的农村格局在过去二十年里被完全改变了。剧变的发生源于自身农业文明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外部城市文明的”爆炸式”的城市化运动。首先农民的植物品种和效率迅速增加，技术使这些种植不再依赖土地、季节、气候和阳光、雨水等自然条件；农业产品也不再只是收获的庄稼，而是多层次多种类加工的食品、药品、饮品、化妆品、用品、工业品等等。这样在厂房里生产，产品不是稻米的农民还是传统的农民吗？他们劳作的田间被厂房替代，农村还是原来的农村吗？同时，在农村以外，一场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正在改变着中国的面貌，城市的扩张把原本的农田通过征地变为国有，经过拍卖变为可开发用地，完成土地的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又被城市吸纳为庞大的低收入建筑施工或服务行业的劳动力，农村在失去部分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部分的人口。

农村周围的自然景观也经受了几番改变。先是五十到七十年代通过破坏自然的对抗来获取更多的可耕地，河流改道、山林被毁成为梯田等，低下的生产率和水土流失又导致治理工作的恶性循环。人口增加又使农村把几千年的”从自然来，回自然中去”的原始的但又是可持续的建造材料和方法抛弃了，大量粘土砖的使用把已经稀少的耕地进一步破坏。到了提倡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今天，农村的自然景观才刚刚开始恢复中，可又要经受也许是更大程度的新一轮旅游开发的破坏。

期待也好，不期待也好，终于维持了几千年的典型中国旧式农村就要消失。建设新农村，这次真的不同了。新农村的规划建设要回答上文的两个问题，即怎样面对农村的产业革命带来的生产资料变化，和怎样重新设计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凭借着刚刚出现的高科技新技术和祖先传留的原始生态手段，建设新农村终于可以不是破坏性的。新农村=新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得益于新能源的开发，更可能先于城市采用太阳能、风能、地能并从中获益；村镇顺应或被迫搬迁而集聚又增加了农村文化建设的便利性和可能性（医院、学校、社区图书馆、网吧、电影院、购物中心）；新的居住格局带动农民的食物微观革命（厨房）；娱乐革命（客厅、电脑、网络、游戏机）；卫生和性生活习惯（卧室和厕所）；新的通讯手段则可以把Internet和卫星电视低成本普及；新建筑材料和重新回归原始环保及地方建筑材料则有可能产生出新的地域民居风格；反封建反迷信几十年后，理性的庙宇保护性修建可以看成是农村宗教信仰的复兴。

未来的新农村就是和自然贴得更近的城市。

本文摘自《城市中国》12期——“新农村”

文/冯原（广州）

Text/Feng Yuan(Guangzhou)

大半个世纪以来，有两种力量一直在为中国的农村不断赋予“新”的话语，而这个“新”话语却折射着不同历史时期的语境。

如果我们把十九世纪末期以前的中国想象成一个由物种和食物链组成的社会金字塔，那么，这个广阔的大陆就像是一个草原，无以计数的农民如同啮齿类动物一样充当着这个帝国生物链的经济基础。再把这幅图景转变成空间想象，我们就能看到那些食草类动物的栖居地——田连阡陌的大地上那些星罗棋布的农村。

与食草类动物在不断地繁殖物种的同时又以自身向食肉动物提供养分不同的是，在农村中聚居的中国农民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并用他们生产的粮食和布匹供养着整个以城市为中心的上层食物链——宫廷、官吏和军队。千百年来，依靠这种“进贡式生产模式”一直维系着既脆弱又强韧的帝国财政体系，支持这种制度的最重要因素来源于这群具有惊人的忍耐力和繁殖力的农民们。历史上在上层社会的视野里，农业和农村虽然有物质和功用的一面，“但最终其象征层面的意义超越一切”，劝农是创造社会福利和太平政体的基础，务农与良民是同义语。所以，从功用的一面来看，皇帝与儒家阶层很少会真正关注农村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农村只是自生自灭的生物群落，连统治者也无心或没有能力去管制分布如此辽阔的农村单元，以至于乡绅或地主阶级成为了农村的实际托管者。相反，从秩序和道德的一面来看，农耕生产却被赋予了近似于道德般的地位。这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传统农村的社会组织与空间结构：一切村舍、家庙、集市、戏台或宗族组织等等，都是为维持农耕生产的需要而存在。这样的农村，在漫长的历史周期中，似乎从来都是不大变化、也不应该变化的，也没有什么守旧或创新的含义在内。

真正促使中国农村发生变化的因素是近代西方的“现代性”进入中国之后，不过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强权面前，与不堪一击的帝国体制不大一样，中国的稻—棉农村并没有随着帝国体制的崩溃而走向全面的瓦解，撇开近代纷乱的政治理念和残酷的党争不谈，从根本上来说，面对这个贫弱的中国，谁也不可能从改革乡村入手来推进整个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这个历程还是踩着历经千年不变的中国农村那饱含艰辛的背脊蹒跚起步。进入到二十世纪之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加大对于农业的投入，反而加重了地租的负担，土地零碎化和大量的自耕农的破产，被各种势力反复盘剥的中国农村最终变成一个凋敝破败的社会。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某些有志之士开始着手推进乡村复兴的社会实验，这时，各种“新”农村的图景逐渐浮现出来，其中，晏阳初、梁漱溟和卢作孚以身体力行的实践成为民国时期乡村复兴运动的表率。

因为政治和地缘的因素，一个幅员如此辽阔的中国，不同地域的农村早已是千差万别，所以，民国年间的志士选择某些点位进行的乡村改革实验，即使获得了各种成效也难以推广至全中国的农村。与实践层面相比较，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最大的成效体现在话语的层面，传统的农村首次被知识阶层纳入到“新”的语境中，几位先驱者分别提出了“顺民心、发民力”、“树民风、启民智”和“谋民生、保民享”的新方药，分别指涉教育、文化和实业。 与此同时，以党派政权为基础的农村改革也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改革是以更具规模的社会组织改造——合作化为先导的。国民政府依靠商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国统区”推行合作化运动，这个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救助贫弱、扩大生产的目的，但是国统区的合作化完全建立在地缘和血缘的基础上，实际上仍然得利用旧农村的共同体资源作为动力，这样的运动当然也难以形成“新”的话语优势。 与国民党推行的乡村合作化相比较，中国共产党基于它的政治理念，很早就介入到改造农村社会的实践之中，到了四十年代中期，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化，从早期的革命根据地获得的经验通过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对中国农村进行了天翻地覆般的再造。共产党领导下的土改是一场以阶级斗争话语为主题、而不是以扩大生产为目标的社会再造运动，在话语和象征的层面上，这场运动缔造的是新旧两种社会的对比，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也是民国时期任何一种乡村改革实验所不能比拟的。到了五十年代初，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中国农村彻底地从传统农村的惯习中脱身出来，以1949年为界，一个全新的社会浮出了水面，此时，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过去落后陈旧的中国农村正在向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金光大道迈进，当新的国家主义的话语响彻云霄之时，中国农村和农民们不可避免地要为新的社会实验和领导者的乌托邦想象付出难以预估的代价。

当以“农业学大寨”为口号的针对新农村的连番改造运动对于广大农民们来说变成一种不可掌控的命运时，这个“新农村”的语境其实却暗示出一个轮回的镜像：与现代性背道而驰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验反而与儒家所信奉的价值观很接近，它也是以确保道德和理想为前提、并以牺牲效益和产出为代价的。以消灭“三大差别”等话语为口号，这些理想化的话语其实遮蔽了生产效率日益低下的事实。转折点出现在1978年，当安徽省小岗村的十几个农户为了实行“包产到户”而要歃血为盟之时，历史已经走到了一个不得不回归经济理性、放弃超经济的道德理想的重要关口。由三中全会后发端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农民成为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得益者，而这种改革的实质，却只是把原来束缚着农业生产的制度性枷锁从农民身上解除掉，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以空前地爆发出来。八十年代走向富裕的农村用事实宣告了推行了几十年的道德乌托邦实验的一去不复返。然而，当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不再针对着农村，当上层权力正在试图重组全社会的利益分配之时，由农民的自发力量建设新农村的势头很快也就失去了推动力。

历史确实并非是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的，大半个世纪以来，有两种力量一直在为中国的农村不断赋予“新”的话语，而这个“新”话语却折射着不同历史时期的语境。一种是从晏阳初、梁漱溟到秦晖、温铁军这样的有志之士；另一种则是国家中心的话语势力。两种力量呈现出此起彼落的趋势，到了最近，两种话语的交织更是呈现出富有张力的态势。自九十年代之后，中国工商业经济的突飞猛进连带着声势浩大的城市化运动，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农村又一次被抛向了国家资源再分配的视野之外。远离话语权的中国农民始终是中国社会中最固有的弱势群体，在每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知识阶层中也不断地涌现出他们的代言人，“三农问题”在一群以农村、农民的命运为已任的学者推动下能够成为九十年代后的显学，本身就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只不过迄今为止，中国的新农村仍然滞留在学术想象的图景当中。

百年以来，每一次“新”农村的提出，实际上都反映了那一个时期中国农村的“新”问题，所有关于农村“新与旧”的问题虽然都是针对旧农村中的旧习气、旧成份，但是从根本上来看，中国农村有一个不变的旧——在于它是否总是受到城市上层社会不公平的盘剥，成为收支不平等的造血机器；那么它的“新”——正如温铁军所断言的：没有新的制度，就没有新农村。 今天的“新”语境所折射的只能是创造新的制度和组织机制，而这一点，又直接把“新农村”的锻造拉回到国家主义的权势范畴中，由学者们探讨和支持的新农村实验最终还是要取得国家话语的认同，才能作用到全中国的农村，真正把农业生产和农民们带离那个使他们输出了无数的汗水又没能得到公正回报的可悲处境。

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了上个世纪的百年，而上个世纪关于中国农村的“新与旧”的话语和实践也已经成为历史经验和资源。在其中，我们能看到有志之士用良知和学问所创造的社会试验；也能看到各种以国家利益为名而强行推广的农村社会组织改造运动以及所造成的巨大代价。现在我们面临的也许不再是儒家观念和现代性之间的价值冲突问题，现在的问题很可能在于：如何克服掉话语层面中那些华而不实的虚假成分——今天又一次兴起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似乎正潜藏着这样的趋势——以开发样板村、新的形象工程创造话语优势，实际上却仍然想保持向农村吸血的恶习。 能否创造出符合农民、也是全社会利益的新农村，这一切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创造一个新的体制，一个真正能把福利作用到农村和农民身上的新制度。在新的百年里，只有它才会成为区分“新与旧”农村的惟一有效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