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6期——“保障人居”

文/刘关[《中国房地产报》记者] 制图/林琼珊

从2010年580万套，到2011年的1000万套，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建设保障性住房数字的变化，已然彰显保障房建设正在成为此轮调控的重中之重。然而，在大家对各地日前纷纷签订应对1000万套建设任务的《保障性住房目标责任书》鼓掌叫好之余，一个问题接踵而至：在土地和资金的双重掣肘下，这一延续去年“军令状”式手法的保障房建设任务，究竟能完成多少？

国土资源部的最新数据表明，2010年保障性住房用地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但是，在这一数据出具的同时，国土部首次对去年580万套保障房开工并未完成建设的原因作出解释。这一表态，颇似各个部委条块分割体系下的弦外之音。有业内人士甚为担忧，在某种程度上，土地和资金两大瓶颈实际上就是一回事。原因在于，在房价暴涨的今天，对土地供应的最大遏制无疑是拆迁问题，简单地归纳，拆迁问题几乎等同于资金问题。

对于此问题，相关部门没有完全回避。3月9日，住建部副部长齐骥算出了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约需资金1.3万亿元的总账。他表示，其中的5000多亿资金将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筹集，3400多亿将由工矿企业和被改造的职工住户筹集，其下几千亿则为稍显模糊的“社会机构投入”。业内普遍认为，在地方融资平台正被清理的背景下，对于中央和地方能否顺利吞下这5000亿元蛋糕存疑。社会资金投入渠道一直欠缺引导机制。各地的探索显示，“各级政府”在其中不可缺位。

【已有创新】

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首次明确“中央财政预算拟安排补助资金1030亿元，比上年增加265亿元。各级政府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大幅度增加投入”。具体而言，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应由中央政府专项补助资金、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至少10%、住房公积金净收益、财政收入等几个部分组成，其余由社会资金填空。业内认为，资金这一问题看似已有路径可循，可走起来却并不平坦。为追寻融资坦途，部分地方的融资创新行为层出不穷，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首先，就是地方政府搭建创新性平台引入民间资本。天津市借助了一个新的平台引入民间资本——私募股权基金。这只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于2009年由天津市房地产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国土房管局、天津信托公司等共同组建，主要解决保障性住房建设资本金缺口问题，规模为50亿元，期限三年，迄今已募集12亿元，今年正在募集20亿元资金。有关人士介绍，该基金主要是用作项目资本金，撬动更多的资金投入。目前该基金主要用于限价商品房和商铺等部分商业地产，以商业地产的收入弥补收益。从已发行的几期项目来看，收益率介于7.8%~10%。这一尝试尚处试点阶段，效果还有待观察，而且由于天津的金融体制特殊，这一样本的可复制性究竟有多强不好判断。

第二，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创新机制引进全国社保基金。2011年2月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向南京市保障房公司发放30亿元信托贷款，期限为2年11个月，利率为6.05%，由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发行信托产品，民生银行提供连带担保。这是全国社保基金投资保障房的第一单。通过信托公司提供固定收益类产品，正是这一单成型的关键节点。3月8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表示，2011年社保基金会增加对保障房的投资，约占投资比重的5%，规模约几百亿。据记者了解，在社保基金这一大财神抛出橄榄枝之后，已经有多地政府基金争取社保基金投资额度。

第三，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引导信托公司尝试引进民间资本。据普益财富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以保障性住房项目为融资对象的信托产品成立数量为八款，募集规模达10.7亿元；参与的信托公司有五家，分别是天津信托、新时代信托、华能信托、联华信托和中信信托，其中以天津信托成立的产品最多。长远来看，信托是保障房建设资金的良好融资渠道。“在信托公司基金化趋势的背景下，也有更多的信托公司希望设计出收益虽低但较为稳定的投资产品，而保障房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一位信托从业人员对记者表示。

【可能路径】

业内人士认为，各级政府除了要发挥银行等既有渠道作用，还要积极拓展金融创新工具的新途径。首先，银行渠道的突破口之一是使监管部门区别对待保障房贷款和普通商品房开发贷款。银监会最近召集了工、农、中、建、交及国开行等六大银行，就当前和今后保障房建设举行新闻通气会。可喜的是，会后，中国建设银行公司部副总经理刘守平随即表示，2011年建设银行将单独安排保障房贷款新增计划，将普通商品房开发贷款业务与保障房开发贷款业务差别化对待。据他透露，根据计划，将在2011年加大保障房新增贷款规模，同时对普通商品房开发贷款仍延续2010年的“名单制”。但是，在监管部门对此尚无明确表态之时，对于其他非国有银行，这一差别化对待能否实施还有待观察。

第二，拓展新的投资主体，保险资金备受期待，众多来自保险机构的代表委员在两会上争相表态。粗略统计，在这一名单上，不仅包括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保集团总裁吴焰，还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集团董事长杨超，以及3月3日对媒体发表过类似观点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平安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

面对保险机构的热情，保监会主席吴定富业已表态，保险资金参与保障房建设没有法律障碍，保监会正在研究细则，有望在上海先行试点。

第三，则是尚未获得批复的创新性融资工具。业内呼吁已久的保障房私募基金和保障房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正是众望所归。据记者了解，由全国工商联主导设立的全国第一个公共租赁住房基金——建银精瑞公租房建设投资基金，现已上报国家发改委，正待审批。2月28日，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执委会副主任、副秘书长王玉清告诉记者，该基金规模初定200亿元，由上海建银精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具体运作。已经转向保障房领域的REITs更具灵活性，公租房的投入由企业承担，建成后的出租收益也由企业收取，企业把公租房出租收益打包后证券化，通过REITs回笼资金，投入下一个公租房项目。上海、北京、天津等试点地区早已上报方案待批。

正如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北大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所说，财政资金、银行信贷和社会资金都是保障房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但要解决长期大规模建设的资金需求，唯有通过金融创新。因此，为确保保障性住房资金来源，必须要解决引导机制的建设问题。需要引导的不仅有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还应涵盖流动性过剩却苦于缺乏投资出口的民间资本。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6期——“保障人居”

文/张宜轩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边走边想象，边看边研究】

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研究城市的人通常身在城市；而且最好是游历四方城市，在所有的城市标本上添加个人注释。他们不像人类学家，所去到的地方最好是偏远的地界，研究的是鲜见的文化。他们也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学家，绘制地图和编撰方志，以超越的眼光打量眼下的世界。他们更不可能去效仿康德，终生不离格尼斯堡半步，任思辨在时空中延展。

西方的人类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经历了从“我者”走向“他者”再回到自身的过程。而甫一开始，城市研究者都已在城市中生活很久了。所有想在城市里找到生活答案，或在生活里找到城市根本的努力都是完全的“参与式反思”——以一个肉身的存在于城市中经验城市，再对此经验进行反思。当恩格斯行走于伦敦的贫民区时，工人阶级的居住状况就在眼前，就在与自己同住一城的人身上发生着，他发出了同情的呼号：睁开眼睛，绕过城市干净整洁的街区表皮，看看背后的惨状吧。于是，改变城市居住状况的各种努力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而同时代的社会学家齐美尔以及他的学生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基于魏玛时期柏林的生活体验，在城市人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作用下，也急于剖析当时资本主义城市的社会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这种急切的心情让本被邀请开课演讲“知识分子对城市影响”的齐美尔，转而将课程内容改成《大城市与精神生活》。大城市的生活，特别是金钱对个体的“异化”已经渗透了个体精神、公共生活甚至是艺术领域：金钱观念“掏空”了充盈的人性个体，而橱窗美学打开了商品拜物教的大门；公共生活被内卷化，艺术家开始明码标价。在那个时代之前，这些都从未发生过。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们疾走于书斋课堂之间，城市社会的现实如风景般掠过眼帘。

20世纪之初，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俨然视城市为一个偌大的实验室。他们在芝加哥的红灯区、贫民窟中寻访，他们视自己为医学家，诊断城市的病症，而后又自视为科学家，欲总结出大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铁律。在详尽有序的调研记录之间，波德莱尔曾在巴黎街头所捕获的《穷人的目光》已然脱去了故事的细节，不同阶层在城市空间上的分隔已经成为更坚固的现实沉淀。

在场的斗争，不在场的反思时隔半个世纪，记者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批判美国城市街道生活的索然无味和规划失当；城市失去了活力，规划师还在“为谁规划”。雅各布斯大作落笔不久，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在巴黎街头带领学生运动，同时也以著作阐释资本主义世界中“空间生产”的涵义。同期，地理学者大卫·哈维转从英国西岸的布里斯托尔转往大西洋彼岸的巴尔的摩任教。发达资本主义的轮盘已经转到第二次经济危机后的去工业化时期。此时，巴尔的摩的滨河区改造启发哈维读懂景观变迁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机制。他组织学生研读《资本论》，从中读出了一层“空间”的新意。

知识分子集体发声：这是“谁的城市”。冷眼旁观和参与观察的调研在多维交杂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矛盾下已经不能满足解读城市的需求。与其同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对城市进行“结构化解读”：它超越了对城市中活动与地点的互动机制描述，从而去发现空间形式的生产和功能的结构性规律。研究者的眼光往往追求“穿透”现象之感，然而，一个好的研究者必须是在场的目睹者；生活在城市是研究者在场的最好证明。

在他们眼中，城市的一部分死了，另一部分活了；一个城市衰落了伴随着另一个城市的崛起。曾经，那些怀着乌托邦梦想的城市实践家和城市评论家的口中不断出现的提问——城市会让生活更美好吗？已经越来越多的被更为具象的问题代替——这个城市会好吗？在全球化的当下，当时空压缩前所未有的将城市观察家和研究者本身稳妥的镶嵌在高速运转的学术生产机制中，裹挟着他们前进时，城市生活的潜在优越性常被暗藏不表。

【巴黎——在文字里想象的现代性之都】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巴黎，可说是十九世纪城市体验的先锋地带。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通过解读抒情诗人波德莱尔的诗歌意象透视当时的社会和人的状况，并将浓缩于十九世纪巴黎的造物和景观之中的现代性一一释放出来。时隔半个世纪，大卫·哈维在其《巴黎，现代性之都》中，以历史地理学者的结构化眼光，将本雅明式的分析带入一个更宏伟的框架中——一个物质化的巴黎在空间、金钱、土地、劳动力、家庭、消费、景观、造城等主题中。当本雅明与波德莱尔相遇时候，当大卫·哈维与巴尔扎克又在巴黎相遇，而他们的城市想象力则在由诗歌、物品的发明、小说、统计数据、史料记载所编制的网络中生发扩散。如果说这些碎片化或者结构化的想象力有什么中心的话，那么现代性的意蕴则是一根隐形的轴线；它与理解一座伟大的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文字中我们想象巴黎，想象现代性。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归纳过程，而是一个历史地理特殊性的时代精神表征。

【洛杉矶——机械复制艺术时代的城市】

巴黎的现代性之维虽纷繁，但至少还可从文本与西洋景中窥到一丝真像的影子；二战前后的洛杉矶经历了美国的新政、战争时期和麦卡锡时代；在此期间，现代性的对立紧张关系仿佛都被一批批南来北往的移民和消费式艺术创造消解了。此时的洛杉矶，好莱坞电影大行其道，美国中产阶级日渐兴起，一切过于美好的政治愿景社会蓝图都会在这里最终归宿。在战火中逃离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在美国的加州似乎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城市评论家迈克·戴维斯在《石英城市》中如此说道：“相比于美国其他地方，洛杉矶就像一处准乌托邦，而相比于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整个美国也像一处准乌托邦一样……对于南加州诞生过程中那种奇特的历史逻辑，他们或是懵然不知，或是漠不关心，听凭自己的第一眼印象自动变成了神话：洛杉矶是个庸医窥测资本主义前途的水晶球。”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带着“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人马顺次来到此地，并很快在地广人稀的南加州遭到怀乡愁绪的困扰。“除了极少数例外，人人都苦闷地抱怨着见不到欧洲式的civitas（城市）——甚至连曼哈顿式的城市景象也没有——见不到城市里的公共空间、成分混杂的人群、历史气氛、抱持批评立场的知识分子。”

所幸，处于法兰克福学派边缘的本雅明一直游走于欧洲大陆，间或致力于完成他的“拱廊计划”。他并不情愿离开，而最终当形势迫人时，却被“自由世界”拒之门外。不愿落于纳粹之手的书生最后走向了自杀的归途。讽刺的是，本雅明所洞见的艺术作品的“光韵消逝”却在他没能去成的洛杉矶影射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文化工业运动，即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发展。加州城市的想象与现实彼此互为复制物——声称为艺术的电影在光影重叠的胶片上复制了“光韵”，也记录它的消逝过程。

根据本雅明的定义，艺术作品的光韵就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城市一如这“贴近之物”，在我们的眼底做“独一无二”的呈现，但它如此丰富广大，以至于我们不停的问，在怎样的距离去把握何物。而在135mm的胶片纸上，所有的时空景象都被限定，观影之间，我们将关于城市的想象力投射在这个有限的框架里。当电影结束，一切都消逝了，城市只不过是万家灯火之中一间被高科技音像设备所包裹的黑漆漆的屋子。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5期——“赢在世博之后”

文+采访 / 袁菁 摄影 / 朱骞

古镇早眠早歇的传统惯性仍然有力，黑天一到，声音就自然而然随河水声飘走。

所以，配合演出的寺庙唱诵一起，顿时有一种震彻山岚的用力，听得人心匍匐、阴凉，不过，也可能是世人的自作多情。庙中和尚只是平静、集束地在做晚课。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天顶上的一滴水“滴答滴答”了一个多小时，表演过程中，这首宋朝无门慧开的佛家偈语被反复吟唱了数遍，但已经是四幕演出的最后呼唱了。面向漕港河道的玻璃门在黑夜刹那洞开，如同山门大开，对岸的圆津禅寺，南无阿弥陀佛的黑字在黄墙上已经很多年，平生第一次作为舞台的朴素幕布，神情无惊亦无喜。庙中的僧人，提着灯，看上去像是少林寺传说中练水上漂的僧人，立定在河中的摇船上，口中喃喃低和。

【乐堂缘起 民宅变脸】

矶崎新工作室合伙人、建筑师胡倩当时也在场，在这个以传统民居为底本打造的建筑空间内，看着演员在室中央的一层薄水里，忽而琵琶、忽而小提琴，或又身体弹起击跳于水面上，又拿着各种材质的简单器材在水盆中筛出各种声响。“禅声与巴赫”、“水摇滚”、“弦乐四重奏与琵琶”、“四季禅歌”，一幕幕过去，整个空间的音效显得集中。

时间需要前溯三年。在青浦区政府支持下，当初的朱家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如今的淀山湖新城发展有限公司发起了一个引进文人的工作室、展览室的策划工作，以期为朱家角镇提升整体文化水平，谭盾、矶崎新、冯小刚等各领域的“艺术家”都受邀其列。2009年底，谭盾致电胡倩：明年5月份就要启用。十一月，他们站在民居天井中，谭盾遥指对岸“你看，对面那个寺庙，多好啊！我要做一个剧场，跟它有关，请僧人一起来演出”。这台戏的关键词是“禅”、“水”、“自然”、“材料”等，但戏本还在蒙昧状态。“不过，水乐堂这个名字一开始就起好了”。

艺术家和建筑师的合作和砥砺是有趣的。音乐家可以天马行空，是孩子、是国王，片刻间道出脑中无数的电光火石，但对于建筑师来说，更多需要去贯彻、实施。他们有点像集侍者、魔术师、冒险家于一体的人，让建筑不停和现实靠近，和国王靠近和自己内心的建筑理想靠近。虽说有了较为清晰的建筑概念，但对一个既需要进行功能转换，还要做一定修缮工作的建筑空间来说，仍有调整难度。

这座河边的一进民宅，形制简单：一个采光中庭，靠近漕港河的是一层层高的正厅，两层层高的堂楼临西井街道，这所民居恰在一个河道转弯之处，望出去水面平匀疏阔。但舞台在哪里呢？两个小型的空间无法成为有着体量需求的演出空间。而且，“前面的楼很矮，无法看到对面的禅寺”。所以建筑师先进行了建筑的“拔节”：一楼“拔”高并与后部建筑齐平，继而是为中庭加盖一枚屋顶，腾出较大空间，并且通过透明的建筑“表皮”——玻璃门，使表演空间与对岸的寺庙景观视线成立。“临河的大玻璃窗，因为演出视线的要求”无法免除，但政府方面则从风貌角度考虑，担心其会否太过“现代”，所以最终 “在玻璃门上添加了一些可拆卸的大木栅”作为第二层门。

【建筑核心 玄幻屋顶】

水乐堂的“真正的建筑”部分是屋顶。但最初区政府、谭盾都对那个有着弧度、盖子状的屋顶表示讶异。建筑模型上，屋顶微微凸起如一个火山口。传统方式铺设深灰色钛锌板之后，“我们就开始在朱家角的各个地点，从建筑附近、对岸河边以及从更远处的视线，确认建筑和整体风貌的关系”——它确实隐伏在朱家角整体的建筑群落中。“对以现代建筑为学习基础的建筑师来说，并非是要放弃古建的元素，但如何让建筑与传统融合，显然可以从多角度去探索，比如体量、色彩、空间关系”。

屋顶的内部，同样以“曲”面演绎，也是整个演出场景中最玄幻的部分。这个内覆银箔，会因酸化在时间中呈现银白色到银黑色变化效果的屋顶，更像一只眼睛，确凿是一个天顶，看着氛围的起起落落。“曲很重要，但要曲得漂亮”，而且不是“为设计而设计”——最大限度呈现反射，为表演中的重要元素“水”增添莫测光影。“还有一个是结构体系的问题。新的建筑架构体系架在无法更动的老结构上。新结构无法再使用木结构，只能是混凝土或钢结构，而现行搅拌或通常的钢结构施工方法在尺度狭小的朱家角均无法实施”——“螺蛳壳里做道场”要预想到更多的细节。所以，屋顶的轻钢桁架被“分解”至可由双人、四人一组的方式扛进小尺度的建筑内部，进行再组装。“就像鸡蛋，弧度会让它受力更强，这样所用材料也可以相对轻”。

【公共空间 尝试超越】

还有一重意外的观看体验，这来自于谭盾的一个要求：“我需要入口有一个很黑很黑的通道”。对于公共建筑而言，过于黑暗的通道并不现实。但建筑师肯定了这种“引厅”的空间表现。进入这个欲扬先抑的收缩空间，微喇的入口提供了从视觉到身心的缩放。“这是一个从陶乐堂到水乐堂的联结口。通道的石墙还有一个屏蔽声音以防干扰街道部分民居的作用。原本的通道有双重渐变，一方面是颜色渐变，由白到黑，材质的渐变，由剥离的砖到沾有老房子砂浆的半剥离状态互相呈现、演化的过程”，不过可惜，最终施工结果把一些细节抹平了。

更多的观众选择在一楼，近距离看谭盾出场，看鲜活的青年男女在水中拉着西洋乐器，在表演区域的水面中打坐，或者舞蹈踢踏的不经意间，为快乐加多一层薄薄的性感。另有一些观众高踞在曾经不存在的二层空间——建筑左右两侧的挑空出的“厢房”位置。后部二层建筑原本只能承重一家人的生活起居，为了承重更多观众，老楼板上增加了新的结构体。但“担心太过厚重会压抑底层和采光，所以缩小新楼板，并挑去老楼板体系的小小一部分”。

几乎是用最大可能性地方式，“水乐堂”表达了一个传统民居建筑的利用方式。作为一栋公共建筑，它将如何以“水、陶、纸”三位一体的概念呈现给公众？而除了政府兼验收功能的观看，以及来自好奇心驱策下的市区游客探访，本地居民会如何来看待这个与日常经验相去甚远的建筑体和表演空间呢？有趣的是，是夜演出前排练时分，我和摄影师在河岸边的饭馆里，夹起毛豆炒菱角的当刻，“朱家角，朱家角，美丽的朱家角”的表演词从很远的水上传过来。未曾开演声已闻，想必当地居民也听得一清二楚。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5期——“赢在世博之后”

文 / 匡晓明 《城市中国》总编

站在2011的年头，有理由感叹，我们竟已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尾巴上来反思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盛况；时间的回溯性力量在世界政治经济重心挪移与地方发展转型的双重变局中愈发得以彰显。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拐点上，上海将正式进入“三后”时代：即继续沿着“后工业化”的产业经济轨迹，以“后危机”的全球经济大势为背景，从“后世博”的原点出发，将大事件拉动增长的机制视为未来上海新一轮城市发展的契机。

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后工业化”的概念，宣告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转型，并正式迎来后工业化社会。而在20世纪晚期的全球化的背景下，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去工业化”进程相伴推进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不断攀升。随着国际劳动分工顺着区域劳动力价格水平的阶梯不断向下转移，发展中国家那些较为发达的区域与城市（如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后继而上的中国东部沿海以及印度次大陆和巴西）也开始经历后工业化的转向。

这场全球经济的转向推进了广泛的自由化与市场化，地方政府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主体。衰落的工业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发展重点在消费和生产两个方面发生了偏移：一方面通过对衰落工业空间的设计和演绎吸引更多的游客，从而拉动就业和消费；另一方面通过提供更灵活、丰富的生活服务设施以及便利、集中的生产性服务业设施，吸引创意和科技型人才和企业，从而为地方财政税收做出贡献。城市政府逐步转变职能，政府企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通过类似企业的运作方式来包装和推销城市，大事件营销和发动巨型工程对城市品牌的塑造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被广泛认识。因此，后工业化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趋势一同将“大事件”推到了城市发展的聚光灯下。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短短30年内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百年工业化之路，而正是这个集中却充满不平衡的爆发期使得中国的后工业化状况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复杂。中国未来不仅要完成未竟的工业化任务，还要完成后工业化时代提出的新的历史使命。可以预期的是，进入“三后”时代的上海将循着历史轨迹继续完善浦江两岸的产业格局，不仅如此，笔者认为上海也必须在未来的十年甚至五十年里抢占“文化经济“的高地，以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依

托，加强文化金融与文化交易功能；以“后世博”为契机，推进现代传媒、设计、创意产业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

上海世博会从筹办到结束经历了大约十年时间（199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申办2010世博会到2010年10月底世博会结束），这十年里，上海的城市结构以及城市面貌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浦东开发，世界财富论坛和APEC会议在上海的召开，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事件对上海的节事举办能力有很大促进作用，为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打下了基础。城市大事件不仅借由对城市内部空间的再塑造直接引起地方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也在时间上产生了筹备、发生、结束与后继利用的序列，从而与城市的经济运行周期、城市规划和建设以及城市的对外联系等方面发生多重的并行或交织关系。城市大事件在上海既是一个过去时，更是一个未来进行时。

始于2005年7月的上海迪斯尼公园计划中，华特迪士尼以商誉、技术和资金入股，约占51%的股权，陆家嘴集团以土地入股，占49%股权。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人以知识产权优势占据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上风向，而上海在大事件、巨型工程的背后是城市软实力的缺失。作为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龙头——上海，必然要在软实力和文化输出上取得自身的优势，在实现城市转型的同时，成为泛太平洋地区与美国西海岸城市连绵区和日韩城市群相与抗衡的创新经济实体。要做到这一点，上海必须率先改变GDP增长观，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培育文化创意经济土壤，并以连续不断的大事件和巨型工程来刺激本地经济，带动相关服务性产业和人才、理念方面的输入，实现基础建设—产业生产—消费经济在不同地域层级的相继转化。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4期——“地铁营城”

自2010年初开通以来，已有两万多名粉丝关注，该微博发布实时交通信息、介绍地铁知识和建设动态、展示地铁员工日常生活，和粉丝之间建立了互动关系。本刊特别采用新浪微博专访上海地铁官方微博负责人冯昊，了解地铁微博背后的故事。

冯昊 欢迎乘坐上海地铁！(11月11日 14:10)

城市中国 回复@冯昊:

您是地铁员工吗？很高兴认识您啊！您在什么岗位？(11月11日 16:17)

冯昊 回复 @城市中国:

我搞宣传和微博(11月11日 21:40)

城市中国 回复@冯昊:

地铁微博现在搞得挺好的，当初是怎么想到开通微博的？(11月12日 10:46)

冯昊 回复 @城市中国:

一是地铁运营的一些实时消息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对外通告，二是微博的传播速度是点对群最快的，三是根据新浪的数据，大部分地铁通勤乘客都使用手机微博客户端登陆。(11月12日 10:59)

城市中国 回复 @冯昊:

负责发微博的同志是固定的还是轮流的？有些条微博发得很有个性。(11月12日 11:03)

冯昊 回复 @城市中国:

谢谢肯定！都是些年轻人，运营实况消息有运营管理中心的人员轮流坐班，还有各个单位部门的官方微博和员工私人微博提供消息来源，形成一个微博讯息群，涵盖运营消息和地铁故事。上海地铁有不少“铁丝”（地铁粉丝）。逢重大节日的事件，我们还做微博直播。(11月12日 11:10)

城市中国 回复 @冯昊:

这么说我也是个铁丝了！微博直播时看到的地铁照片非常给力。不过交通讯息肯定还是最关键的，请介绍一下地铁微博发布的运营信息分哪几类吧？(11月12日 15:54)

冯昊 回复@城市中国:

包括早晚高峰的运营信息，比如告诉大家当前人流高的区段和车站，获悉的乘客可以借由路网的换乘功能绕行；运营的变化，如调整运营时刻表、出入口开关闭、突发情况处置等。官方网站www.shmetro.com可获得更详细的信息。(11月12日 16:20)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4期——“地铁营城”

文 / 匡晓明 《城市中国》总编

2008年9月，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并于2009年4月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继而，中小煤矿被“关、停、并、转”，资源和财力重归国有，并集中掌握在少数几个国企手里，由此掀开了一场煤炭行业改革的序幕。这不仅是为了应对煤炭生产安全以及利益分配机制严重失衡所采取的策略性调整；对于一个在产业上以煤炭独大的省份，这更意味着其在国家资源版图中退居一般性地位，并正视经济结构转型的迫切需要。

2010年12月1日，继设立8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国家发改委在岁末推出第九个综改区，即“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也是国家首次将整个省份列为体制改革实验区。巧合的是，30年前《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尽快把山西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能源基地”的社论；两年后，国务院成立“山西能源基地办公室”，此举将山西省推至国家煤炭基地的位置。反观今日体制性改革实验区的建立，不啻为30年国家经济政策和区域战略转型的强力写照。

从省内行业调整到建立综改区，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118个资源依赖型城市将会组成一个改革和转型的序列。

处于队列前段的辽宁阜新，黑龙江伊春、大庆市，甘肃白银市，河南焦作市等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城市产业复兴上已经具有先行试验效果。而在改革刚刚启动的山西省设置综改区，其意义则在于将转型的战略意义提高至更高的地域层面；可以预见到这将引起更大尺度、更多层次的产业转移和资源协调配置等连锁效应。而在改革序列上位于后端的内蒙古自治区、新疆自治区等，他们在不远的将来是否能与“先行先试”的试点省份或城市齐头并进，抑或是成为下一个“煤炭基地”，下一个经济弱势区域？这是下一阶段改革的一个预警。

山西的综改区设立固然只是国家区域战略和体制改革序列的篇章之一，但国字头文件中“转型”“发展”与“改革”三个关键词的指涉范围已远远超出“资源型”城市或省份，而将问题投射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条块分割”、各行政层级间的利益分配、城市与产业的发展关系以及区域政策等多维断面之上。

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在目睹了20世纪战争、饥荒、经济危机、意识形态对峙以及无数次分裂和重组之后，21世纪的这最初十年可谓是一个转型的十年；对于经历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高速发展的中国城市，转型更是一个紧迫和沉重的课题。环境污染、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分化严重——一些列问题考验着我们如何在一个目前的资源耗竭型、劳动力密集型、区域不均衡的发展模式中窥见一条可持续的未来发展路径？

迪拜成功从石油输出国成为旅游胜地和高端会议接待目的地；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法国的洛林大区以及英国曼彻斯特等前工业城市也凭借国际资本重组步入后工业化时代。这些案例都不失为城市间经验借鉴的途径，然而要真正促进成功的转型，建立根植于地方资源和体制路径的改革方案，还需从地方的根本利益出发，减少区域间不平衡流动，提留更多的资本和资源供资源输出地进行基本建设和积累。只有在基本建设和民生问题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在认清极端单一的产业结构的现实基础上，才能将高附加值、高技术甚至是创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产业升级策略引入传统的资源性城市，使其具备初步的区域竞争力。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3期——“城市实践”

文 / 陈小龙，王昭，赵海鹏

设计 / 李鑫

1. 引言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大楼坐落于上海市嘉定区同济大学校区西侧。北邻综合行政楼，西南侧为校变电站，东侧朝向学校核心区的水面及学校主入口方向，东北侧与图书馆隔河相望。占地面积约为2.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作为主要以理工科学院为主的新校区，艺术与传媒学院大楼为整个校园增添了一种艺术与人文气息，是嘉定校区内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 设计理念

艺术与传媒学院大楼，体现了自然与文艺相结合，原生态与现代科技的相结合的设计理念。自然与文艺相结合反映在选型上与周围环境的相融性、建筑的生命力表现以及内部色彩的多变和模糊的功能区间上；而原生态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主要体现在建筑的形态、结构及建筑材料的选择上。

2.1传媒的时效性及文艺的感官影响力

在校园建筑设计中，传播艺术学院具有独特的形态特征。传播、媒体由于时效性的要求，时刻处在不停地变化中，这种瞬息万变的特征反映在建筑体型上，便具有一定的运动性。另一方面，艺术学院作为文化的反映物，对文化艺术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从表达方式上，它以艺术性作为载体，同时折射出高科技的特点，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2.2 建筑的生命力

美国一代建筑巨星提倡有机建筑的鼻祖赖特曾这样强调：建筑应该像天然生长在地面上的生物一样，“从地下长出于阳光之中”，认为设计的目标是使建筑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一切从大地出发”，只有忠于大地的建筑才是具有创造性的建筑。笔者认为，在艺术与传媒学院楼的设计上，建筑师正是采用了这一思想，并将其发挥的淋漓尽致。整个建筑造型简洁、明快，采用了扁平、大体量的倒置式空间。其上又设计了很多大小、高低不一的方形盒子，给人一种参差不齐、向上生长的趣味感。同时，这些盒子取材采用莱茵锌板，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并随时间而逐步氧化，给人以生命流逝的表象。另外，嵌入地下一层的花园广场也予以建筑在草地、植物之上生长的错觉。总体来看，整个建筑就像是从草地里破土而出，和周围其他植物一样，在阳光和雨水的呵护下，欣欣向荣的向上生长。

2.3 与环境的相容性

除了重视建筑个体的营造外，设计者还着力于对于境界的追求，用心关照建筑与环境的关系。艺术传媒学院大楼外形简洁，与周围绿化配合默契，显得开旷宁静。就建筑群体而言，该建筑位于6万平方米、60米高的图书馆南侧、被水体环境和绿地所包围，设计者在设计时采用了较大的单层建筑面积，保证建筑在水平方向展开体量，以形成群体间和谐的空间关系，使与周边建筑，特别是呈垂直展开的图书馆、水体环境、周边绿化成为相应烘托的群体围合形态。就其本身而言，外立面上到处都是大小不一、高低不齐的开窗，使整个建筑显得开朗、明亮与通透。它虽然有墙，但在视觉上打破了墙的界限，使室内与室外浑然一体。

3. 形态与结构

艺术与传媒学院大楼以素混凝土矩形体量为主体，外形简洁、洗练。建筑共两层，地下一层与地上相比，体量较小，从而削弱了一般大体量建筑的笨重感。同时，立面上木质条形分割的长窗以及横向跳跃的小方窗更是增加了建筑轻巧、活泼的动态感。在造型上，没有任何的外加装饰。采用矩形作为母题，整个建筑看起来就像大盒子上套着很多的小盒子，采用对比统一的手法，努力谋求体量的大小高低、透明玻璃与实体墙面的虚与实等在构图中的对比与平衡。

在选材上，建筑师保持了材料的自然本色。混凝土、木架、莱茵锌板都以其本身质地显露朴素美感，混凝土梁、柱、墙面任其存在模板痕迹，不加粉饰，具有粗犷性格。拉斯金在《建筑七灯》中曾经提到：“好建筑最重要的是品质，要忠实于材料本身的感觉，突出自然形式之美。”在此建筑的设计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建筑师在选材方面独具匠心的安排，一反过去现代建筑造型的常规，使人在看厌了机器美学之后能够感受原始清新的朴素印象。

同时，该建筑给予人们丰富的视觉形态。就色彩方面，建筑内部大胆采用红、黄、蓝、紫等各种鲜艳色彩作为墙面和地面，与其朴素的外表形成鲜明对比，强烈的用色旨在激发使用者的艺术创造力。在光处理方面，室内

强调光影效果，自然光与灯光效果相结合，形成抽象视感。在正门入口处，采用天窗采光的手法，均匀漫射的天光使室内环境显得比较柔和；图书馆内部，又采用灯光照片，制造了色彩斑斓、愉悦的视觉冲击力；而在走廊中，采用昏暗的灯光设计，使走廊一侧摆放着的雕塑作品朦胧不清，制造了一种艺术的神秘气氛。

在内部空间的处理上，设计师着力表现了一种强烈的空间的流动感，产生变幻多端、移步换景的空间效果。比如，内部设置了若干庭院，各种廊道穿插于建筑之间，结合建筑各种功能，特别是开敞式的展示空间、公共的建筑功能要求（演播厅、视听室等）创造了许多生动有趣的室内外空间，弱化了走道这种线性空间的单调感。从一个空间浏览到另一个空间，并穿过大片的玻璃墙从室内看至室外，又从室外回到室内。随着人在室内走动，开敞的隔墙更使室内外的景色因移步而换景，例如，沿着走廊看室内的雕塑作品，走到最后便可以看见室外的草地以及远处的水景；走进办公室，迎面的玻璃幕墙正映射出窗外的竹影，雅趣盎然；下至地下一层，穿行在宽敞的大厅里，便可看到室外广场上色彩各异的花草，赏心悦目；也可上至屋顶，铺有木板的顶部平台，给人以开阔的视野和登高远眺的野趣。远望碧水蓝天，周围草地和亭榭，可以很好的激发同学们的想象力和创作灵感。

4.功能设计

艺术与传媒学院大楼主体为两层，一层布置了对外交流比较多的演播厅、视听室、汽车摄影棚、开敞展厅，以及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新闻、动画、广告学、部分学院机关用房。汽车摄影棚由于其特殊要求，靠近东侧景观车道。在设计中将公共性强的空间（演播厅、视听室、汽车摄影棚、图书馆）布置在平面中心，其它办公教室用房沿建筑周边布置，部分走道扩大作为展示使用增加了内部空间的流动性，人的活动和空间的使用联系紧密。建筑师设置这些没有固定功能的模糊空间，意在增强行走其间人的交往，开阔思维，激发艺术创造力。

5.小结

在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大楼中，我们感受到不只是奇妙的视觉享受，同时更是一种艺术与自然相融的人文情怀。这座建筑像一个鲜活的生命体，将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同济大学嘉定校园内不断的绽放活力，成为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工作和学习者激发创造力、展示美的平台。并将在使用者的参与和主导下，不断发掘其内在的艺术气质与人文精神。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3期——“城市实践”

文、采访 / 黄正骊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设计 / 李鑫

李翔宁：我们和歌德学院共同举办的这个“都市论坛”实际上是为了在9月份要举办的一个展览所做的前奏和准备，这个展览叫做“更新中国”。在这里“更新”有两块内容，一个是指中国自己不断更新的过程，第二个就是世界上对中国的认识可以得到一个更新。许多人讲到中国，就说到上海或北京这样大城市，说到霓虹灯下的繁华景象还有奢华的建筑；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人们却不大关注。我在给学院的国际学生上课时就给他们看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让他们不要把中国仅仅定位于一个崛起的国家，要看到更多复杂的社会问题。电影里讲到移民问题，山西的煤窑问题，还有拐卖妇女儿童等等，都是中国社会非常真实的现状，里面有非常复杂的感情纠葛。我希望我们在讨论可持续的问题的时候也能够对这些问题有一定的关注，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议题。

李翔宁：我们选择的案例大致有两类。一类关注的是建筑师怎么给穷人造房子，比如说王晖的希望小学；还有一类就是抗震救灾——比如刘家琨的再生砖项目，这是一个突发状况中如何面对那些处于弱势人群的问题。平时呢，建筑师算是一个挺令人羡慕的行业：一方面有比较多机会赚钱，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独特的作品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在面对这些复杂社会问题的时候，最根本的人文关怀就跑到最前面来了；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再去想可以收多少设计费，或者可以怎样名扬天下。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作品，从形态来说可能不是漂亮得能登杂志的，但意义很大。比如谢英俊到了灾区以后，造价需要一压再压，但是地震以后运费很高，他要解决这个矛盾；朱涛曾经做过一个小学，他不仅要设计，同时还要帮校长筹钱，自己还要捐一点钱，并且控制住钱的使用；再比如王晖的希望小学，要克服当地根深蒂固的思想去说服他们，但又不居高临下，而是要让他们感觉到是真正从他们的角度进行考虑的；吴恩融的毛寺小学，最后变成一个旅游景点，一方面说明建筑设计很好，一方面也创造了建筑的附加价值；刘家琨做的胡慧珊纪念馆，虽然在学校在地震中坍塌了以后政府没有去追究责任，但胡慧珊纪念馆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了。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比较缺的一个方面——对人性的关怀。中国以往建这种博物馆都是给名人建的，或者是给一个抽象的群体，比如四川的知青博物馆，对普通个体的存在我们过去关注得很少。胡慧珊是非常具体的一个人，这个博物馆带给你的是宏大叙事中无法触及到的那种细微的、点点滴滴的感动。这也是这么多年建设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方面。

UC：您认为建筑师在介入社会问题时，应该采取怎样的身份定位呢？

李翔宁：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建筑师的角色是非常微妙的，有各种姿态。在论坛上，我们看到刘家琨的那个视频，因为拍摄角度的问题就被王群老师批评了，因为电影给人的感觉建筑师像是一个施救者。但是像谢英俊他就对自己的身份做出很好的定位。一方面他作为建筑师，帮助村民建设家园，保护当地的历史文化；但同时他又保持一个有限的介入。他知道如果对村民的房屋设计采取大包大揽的态度恐怕会有问题，所以他设计到一个适当的程度，比如说房子框架弄好以后墙和窗都让村民自己去设计，一方面保持差异性，另一方面村民的主动性可以得到很好地提升。建筑师和村民建立了平等互动的关系，在过程中村民的想法很可能会改变建筑师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最近我们在参与Holcim可持续建设大赛，里面出现一个智利项目也很好。同样是给穷人造房子，但是他考虑到这里穷人很多，在有限的资金下如果每户都百分百地造完那就只能造很少的单元，于是建筑师给每家留了一个平台，最基本的需求解决后，通过自己挣钱加建的方式，出来的形态每一个都不一样，很有意思，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反响。我觉得谢英俊的作品，虽然在外形上效果不同，但是从社会意义上是有同样效果的。

UC：论坛上的声音似乎主要来自中小型运作的建筑设计公司。但是国内建筑行业还有另外的模式比如大型的建筑设计单位。那么是否说明了在目前中国，这些中小型或独立的建筑设计公司，仍是担负和回应社会责任、推广和执行平价技术的主要力量？

李翔宁：我觉得也不是这样，这可能跟我们选案例时的视角有关。很多大型的事务所也参加了这些项目，比如四川震后西南院就做了一个新的规范，他们也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但是区别在于，首先这些设计集团它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而是一个大的系统运作，运营成本等等各方面都要匡算，它不可能变成一个慈善机构；其次他们的运作方式是不一样的，面对同样的重建问题，他们很可能是设计一个模式快速地造起一大片。这种工作也是需要的，灾后重建不可能只靠独立设计师来支撑。这和我们做展览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独立建筑师是因为他们的实践更有代表性、更有特点，另外他们可以突出那些大型设计院没法体现出来的细小关注点。我觉得不能抹煞大的设计院的贡献。只是如果大的设计院的视野能够转化一下，可能会更有价值。因为我们的城市大部分是由像华东院、北京院、建设部院这样的大院作出来的。他们的理念对城市的面貌的影响，可能达到80%甚至90%，同时他们也有经济实力。如果能够促进这些大型的设计院以后参与到这个里面来，比如分出一小部分人来做这个事情，这对社会会有全面的价值。

UC：在发言人当中，不少建筑师都有西方的教育或实践背景。您觉得这些背景对他们推行社会责任及平价建筑，是否有很大的影响？

李翔宁：实际上并非都有西方背景，可能只是占到一半，当然他们同西方文化接触也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些人不仅能够学习西方的思想方法，同时能辩证地看待中国的问题。他们并不是那种讲起来乌托邦、思维理想化的事务所，他们在社会中游刃有余，跟政府协调关系、并且也做好自己的宣传，同时跟房产商甚至三教九流都能够相处得当。他们对社会现实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能够综合考虑各方面问题，比较好地说服别人。我觉得在中国做建筑设计，主要的难点不是创造很好的理念，更难的是你怎么把你的理念贯彻落实下去。比如现在很多青年建筑师都说我的方案可以和库哈斯做的一样有革命性。但是世界上只有一个库哈斯，他知道在中国这个现实状态下怎么把理念推行下去，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建筑师的库哈斯非常成功的一面。这个和评价当代艺术是一样的，如果你能达到最大化的公众效应和接受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价值的一种体现。建筑师不是纸上建筑师，如果你能够造出来，而且最初的好想法不要损失掉，这是对建筑师最大的挑战。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2期——“扬州范本”

文+采访 / 佟鑫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遗产大户。如何利用好祖先缔造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为今人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动力，成为现有112座国务院批准的历史文化名城的管理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种广为流行的手法已经失去了独创性，将文化遗产作为城市品牌、城市名片、城市形象，利用申遗工作来全方位地撬动城市管理水平的国际化、现代化、人性化，在强化文物保护工作的基础上，推动产业转型，打造宜居城市，才是更加明智的治理之道。

【临深履薄 直面大运河申遗难题】

Bravely Facing Difficulties of World Heritage Application for the Grand Canal

大运河这条在中华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水道，漫漫两千公里，贯通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自北向南流经24个城市，既对南北交通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使全流域33个地级市之间成为了共同体。自从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单以来，这些城市以“大运河申遗城市联盟”为平台，共同在保护、研究、开发和宣传运河的工作中不懈努力。为了加强大运河申遗的进程，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国家文物局于2007年9月27日成立了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作为跨省协调机构，在实际操作层面推进申遗工作。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设在扬州称得上实至名归，扬州这座历史上由大运河缔造的最繁华都市，成为庞大申遗工程的牵头城市。这不仅是一枚荣誉奖章，更意味着一个绝佳的契机和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顾风是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和瘦西湖及扬州历史城区申遗办公室主任，他还拥有扬州市文物局局长、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委员会委员、历史研究者、书法家和画家等多个身份。他率领着一个充满活力的工作团队，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既有文保经验丰富的专家，也有对扬州申遗怀有满腔热忱的年轻人。这套班子同时也是瘦西湖及扬州历史城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推进机构，肩负着多种多样的任务，包括大运河扬州段遗产点、遗产环境的摸底调查和保护，主编《大运河申遗简报》，与运河流域的其他城市保持密切的交流和联系，承办与申遗相关的工作会议和专家会议等，有时还要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去大运河沿线城市督查申遗工作的进展情况。按照国家文物局确定的日程，2010年完成大运河全流域保护规划编制，2012年提交申遗初审文本，2013年正式申报。顾风认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项，一是遴选遗产点，二是编制全流域遗产保护规划，三是编制申遗文本。大运河历史积淀非常深厚，全流域遗产点极为丰富，对其核心价值的研究成为申遗的重中之重，但这也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程。顾风说：“从普世价值、独特性、影响力来看，大运河申遗称得上是理直气壮，但是谈价值最终还要具体地落实到遗产点，我们就有一点临深履薄的感觉。”

由于大运河在有些省段已经废弃，一些河堤遗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变成了公路，很多水工遗迹深埋地下，在有限的时间内高效地完成核心价值的研究，对从事申遗工作的专家和官员都是一场大考。

【删繁就简 凸显大运河核心价值】

Presenting the Core Value of the Grand Canal

大运河全线遗产点众多，33个城市都希望自己的河段有能够成为世界遗产的点。而顾风认为，要从申遗全局着眼，严格地按照标准来遴选，“我看要像郑板桥一副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整体上要领异标新，在具体策略上要删繁就简。这需要在专家层面集中智慧，也应该得到运河流域各城市的支持，需要舍小家顾大家的姿态。”大运河每个方面的核心价值，由从全线比选出来的一流的遗产点来支撑，“比如运河沿线的桥当中选三座最好的就够了”，顾风认为较为合适的方法是：先用少而精的遗产点完成申遗，成功后不断扩展新的遗产点，形成一个动态的过程，把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日常化。大运河申遗是保护传承的体现，终级目标是把遗产传承给子孙后代，使之得到永续利用。近年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结合东西方文化差异和新遗产类型的研究进程，对世界遗产评审标准进行动态的改进，大运河申遗的采用遗产点动态更新的模式，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方法，体现了用国际化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特征。

顾风告诉本刊记者，扬州市申遗办将在六月份举办专家会议，对大运河的核心价值作进一步的研究。他说：“大运河最大的特点是综合性。它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曾经发挥的示范作用，在农耕文明时代，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体现了人类利用自然规律、使用工程技术来改变自然的精神。水工价值是功能性的，关联度最强。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我们更感到这条河非常伟大，对中国东部的统一和发展有长久的支撑，是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甚至国际交流的纽带。”在此基础上，顾风强调，大运河要整体申遗才有价值，河道不存在了可以在文本中用虚线来表达，有古代地图、历史文献记载佐证，通过考古手段可以把运河沿线关联度很高的遗产点发掘出来。“如果只是选择局部申遗，我们就太对不住运河了，把大运河整体价值展示出来是非常必要的。”

Q：大运河是扬州的象征，无论是大运河申遗还是瘦西湖及扬州历史城区申遗，大运河在其中都有重要角色。请您谈谈两个申遗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A：扬州是最有代表性的运河城市。第一，大运河扬州段是有历史记载的最早一段，即江淮之间的邗沟。第二，扬州是隋唐运河、元大运河的枢纽城市，行政级别很高。第三，大运河与扬州关联度高，交通便利使扬州持续繁荣，也使扬州屡遭毁灭，但运河给了扬州凤凰涅槃的能量，每到和平时期都能迅速恢复元气。清代扬州园林甲天下，至今仍有一定数量保存完好；瘦西湖是具有世界遗产质量和竞争力的典型文化景观。但苏州园林申遗成功，杭州西湖申遗又在我们之前，由于同质性的问题，扬州园林申遗、瘦西湖申遗都比较困难。扬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个最大的特点，我们是“全能运动员”，适合打全能的牌，我们在瘦西湖申遗启动之后，把盐商历史遗迹资源打包列入。

瘦西湖从宋代起就是一条旅游线，18世纪乾隆南巡打造了园林，它与盐商关系紧密。扬州的盐商在全国是突出的，从汉代起，两淮盐业在中国盐业史上就占有特殊地位。我们就抓住这个特色整合资源，比如盐商宅院、别墅，盐业机关，跟盐业经济有关的会馆等。这对大运河申遗也是一个支撑，两个申遗同时展开，平行推动，互相策应，无论哪一个申遗成功都是成功。

Q：扬州以水兴城，因水而兴衰，您怎么看待千年来水对扬州的影响？

A：水对扬州很重要，城市与水是共生关系。春秋开邗沟，汉代开邗沟东道，逐渐形成运河水域，条条河流通运河，扬州的市域范围根据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动态变化，但地理位置是有机延续的，是有逻辑关系的发展历程。唐代扬州水城是最典型的，唐诗中多有反映，如“入郭登桥出郭船”，出城要坐船，进城后到处是桥；“有地惟栽竹，无家不养鹅”，每户居民都栽种竹子、在水边养鹅；“市廛持烛入，邻里漾船过”，邻里之间互相拜访，就用小船作为交通工具。很早出现的扬州民歌，最大特点叫做“水调”，唐杜牧诗中有“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水调属于整个运河流域，表达了不同地方运河船工艰苦劳作的心声，交融湘赣浙苏等地的文化，直到现在，《拔根芦柴花》、《杨柳青青》等扬州民歌都是最典型的水调。水调的节奏非常明快，有一种水波荡漾的感觉；表达的感情很明快，好像明亮的色彩，跟运河的关系是明亮清丽的。史上的扬州是一个各家各派艺术家领异标新的大舞台，是一个文化的高地，云集了带着学术成果寻找盐商资助出版的学问家，带着作品来寻求买家的书画家，“扬州八怪”这样一个书画家群体也得以出现。扬州评话是北宋汴京勾栏瓦舍里的表演，最大的特点是在一个空间里面把不同的人物交代得非常细，用声音塑造人物，根据说书人的语言就能清晰分辨人物的位置、表情、动作和状态。扬州园林的设计，集中了江南江北乃至全国各地工匠的奇思妙想，因而可称“甲天下”。扬州菜成为四大菜系之一，不是厨师高明，而是美食家、食客、盐商、厨师共同创造，挖空心思想出吃的东西来。盐商之间经常斗厨，带着自己家中的厨师，带一道菜来参赛，命名还要有文化涵义，通过比赛的过程，慢慢形成了一个菜系。扬州的造船业发达，从汉代开始就有国家造船厂，唐代最多有十几个造船厂，隋炀帝来扬州乘坐的龙舟都是扬州造的。我研究隋唐历史、书画，把这些文化因素综合起来看，运河对扬州的贡献太大了。

Q：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扬州的城市古迹遗产保护事业任重道远，申遗对文保工作有什么促进作用？

A：看得见的方面，按照世界遗产的标准整理散落在城市中的众多遗产点，对遗产点本体和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实现城市品位的整体提升。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对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将有所促进。经历从不重视遗产保护到全社会形成基本共识的过程，我们在呐喊和冲突中一步步走来，当今中国还处在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城市遗产保护的危险期还没有过去，我们还要守望。通过申遗，我们会调整文物保护方法存在的问题，纠正维修过程中和环境整治方面的问题，优化古城保护的政策，提高工作的标准，强化档案建设等基础工作。看不见的方面，我们通过申遗要培养有国际视野的、对文化遗产有研究能力的学术研究队伍，用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来对文化遗产对象进行保护的工程技术队伍，以及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的管理团队，这是城市未来的一笔财富。

Q：旅游业已经成为扬州未来的支柱产业之一，如何利用申遗来推动扬州旅游业的发展？

A：扬州的旅游产业毫无疑问会因为申遗而受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瘦西湖“藏在深闺人未识”，现在游人如织，这就是遗产的魅力，虽是人造，宛自天成。申遗将有力地支撑旅游业成为扬州的支柱产业，旅游产业看重管理水平，看重在城市经济中占有的份额和产品开发的程度，它成为支柱产业对扬州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影响深远。大运河的遗产有些可以开发旅游，有些还要以保护为主，利用肯定会促进保护。扬州的运河遗产是非常有潜质的，宝应、高邮、邵伯、仪征都有非常好的水工遗产，运河扬州段目前不仅呈现出活态，还在发挥很重要的功能。运河在宝应、高邮、江都和扬州市区段都是非常精彩的，我们希望运河旅游能把经典串联起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结合，组织成符合都市人时尚追求的旅游形式。利用运河便利的水上交通，发展游艇旅游。运河游览线的开辟，对运河城市之间原来就很密切的感情交流更有促进，游客可以住在运河游船上，欣赏演出，吃湖鲜河鲜，还可以登岸感受很多运河城市独特的文化。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2期——“扬州”

文+采访 / 袁菁

来到国庆路上的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时候，楼下的一间剧场正挤得水泄不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扬剧表演即将鸣锣开场。如果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听起来多少有些抽象，或者对保护政策也一知半解的话，那就先看看这些兴高采烈的爷叔婶娘，多少已能感触到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如火如荼。“扬州4·18国际经贸旅游节”，“6·13中国文化遗产日”、“9·26扬州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以及扬州大运河申遗工作，都与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工作密切相关。当然，保护中心更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和保护工作。中心秘书长王克谈到了非遗申报时间节点的紧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两年一次，省级的非遗也是每两年一次，交替进行，级非遗与国家级非遗申报同步进行，还有国家级传承人、省级传承人也由中心进行申报组织。”

从2004年开始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在同年8月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接，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05年开始，扬州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三位一体的保护机构。近几年专家委员会也逐步调整，吸纳了更多的文史专家、学者，并涉及传统医药、体育等专家成员。2007年扬州市发文进行非遗普查工作，2009年非遗普查工作深入推进，并分十七个大类：“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杂技”、“传统技艺”、“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人生礼俗”、“岁时节令”、“民间信仰”、“民间知识”、“传统医药”、“游艺、传统体育与杂技”、“其他”。扬州专家、学者出具的非遗普查线索给普查工作提供了便捷，而通过县文化馆、文化站的普查，基本按照“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原则，全面覆盖至每个行政村，最终结集成囊括有扬州7个县（市、区）、共计12册的系列丛书。“只有摸清家底，才能使‘历史文化

名城’不落于虚名，这部分普查仅仅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一个开始”，王克秘书长如是说。

扬州非遗申报的起步相对较早，现在总共有15个国家级项目，第一批国家级项目入选7个，分别是扬剧、评话、清曲、雕版印刷、漆器、玉雕、剪纸；第二批有8个，高邮民歌、古琴艺术（广陵琴派）、木偶戏、盆景技艺、扬州弹词等，省级项目则有40个，市级首批更多达104个。去年各个县（市、区）也命名了它们的首批名录，并基本建成四级名录体系。更有扬州的雕版印刷、古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广陵派古琴是其中一个分支）、剪纸（扬州剪纸也是其组成部分）于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正开展第二批市级名录建设，准备在6月12日的第五个国家文化遗产日命名。

对于扬州的非遗工作，王克秘书长笑谈是“摸索着展开”，但仍然有一定的流程：申报首先需要由文化部门行文，提出申报的条件、标准、要求，起码符合三个方面的要求：首先有重要的历史、科学、文化价值的内容，第二有一定影响力、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第三，世代传承、活态保存。“但我们内部还有一个标准，即，百年以上，随后再让专家进行审议。而且现在的保护工作，特别强调历史渊源、传承谱系、特征价值。”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于2010年5月16日出台，在申报要求日益专业的情况下，扬州对此作出了三方面的计划和要求：静态保护，即围绕着资料库、档案库、数据库、陈列室的建立，侧重于资料收集，归纳整理，音画影像，通过展陈方式让市民有所认知；动态保护就是通过建立传习所、大师工作室等方法，举行一些嘴上、手上功夫的技艺比赛来传承、弘扬传统技艺；生态保护则根据文化部新近提出的“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方针，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期地传承下去。

Q：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展开的保护工作，有何特殊的保护经验和模式？

A：保护中心的非遗工作，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非遗的宣传，也提高了大众的认知度。非遗保护中心和扬图讲堂联手举办了20多次讲座，邀请传承人现场表演，在大专院校、社区、军营、县（市、区）等介绍省级以上的项目；和学校方面也有挂钩，比如高邮民歌，邵伯的秧号子，原生态古朴教给学生唱。不过非遗方面，曲艺类容易引起年轻人兴趣，但也容易流于兴趣爱好。比如剪纸工艺，国家级大师张秀芳曾带过徒弟，其中一些因为学业的关系，往往半途而废；对于年纪较大的人，剪纸则无法作为营生的职业。还有包括“三把刀”的传承人曾在扬州烹饪旅游学校任教，当希望将教学过程摄像记录下来之时，他的徒弟提出异议，担心绝技被曝光。所以一方面要让传承人将绝技口传心授地沿袭下去，另一方面传承人有更好的生计，这两方面的关系需要不断的协调。日本在传承人这方面的工作值得学习和借鉴。

Q： 《扬州文化博览名城建设规划纲要2006-2020》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的未来保护工作有何指导、促进作用，您是怎样看待它与遗存的古城历史空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

A：近两年，文化部非遗司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民俗博物馆、传习所的建立工作。除4月9日刚刚成立的富春茶社传习所外，还有清曲传习所、雕版传习所；专题博物馆有玉雕博物馆、漆器博物馆、剪纸博物馆等，这些博物馆对非遗的保护起了推动、展示的作用。雕版博物馆和扬州博物馆合而为一的“双博馆”则是一个综合性博物馆。另外剪纸、刺绣、盆景、彩灯、面塑这类民风民俗的遗产进驻扬州东关街，可以避免单纯的招商引资。文化部新近提出的“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一个创举。在物质空间和非物质遗产结合方面，仍然需要探索一条更适合的路径。

Q：对于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及为未来新老交替的技艺传承，中心是否有一些细节上的保护和奖励措施？

A：传承人方面，工艺联社对市级、省级、国家级工艺大师都有资金补贴，对未来的传承人起了示范作用。国家级传承人每年八千元，省级是每年四千元。非遗传习所一般自行投入。扬州这几年的国家级项目，半数以上会得到来自省、国家方面的资金调拨。这些资金可以进行诸如档案资料库的建立，给予传承人生活上的补贴，甚至是配置徒弟。扬州有一门通草花的工艺技艺，现有两个七十多岁年事已高的老艺人，工艺联社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希望尽可能把这门绝无仅有的技艺继承下来。

Q：在你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是怎样的？

A：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非遗的重要特点就是世代传承、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我们通过重大的节事，让市民群众参与。去年东关街的长乐客栈举办了非遗展，今年则在宋夹城举办了展览，将省级以上的非遗项目以文字图片展览、实物陈列、传承人现场展演的方式与市民进行互动。通过这几年的宣传工作，市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十分熟稔。

Q： 您怎么来定义“幸福”两字之于扬州的意义？

A：我本身就是扬州人，1969年从南京回来扬州。曾经的扬州老城很破旧。但南京则又比较嘈杂，道路不规整，与扬州清爽、休闲的小巷迥然不同。不过以后交通仍然会感到压力，节假日的文昌路已经开始变得拥挤。扬州古城又明令不准进行高架建设，意在不破坏城市景观，看来以后只能用分流的方式来解决。曾有人说扬州没有工业项目，经济发展不够快捷，人均消费力还不够高，但我想，扬州的联合国人居奖对扬州来说还是恰如其分的。走过那么多的城市，但像扬州这般空气新鲜、城区安静、视觉污染稀少的城市不算多，扬州的幸福感觉是“小家碧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