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4期——“中国人居”

文-图/王迪（北京）

对于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来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北京。我63年在这里出生，日后的四十多年间也很少离开这里。我对这座城市面貌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已经不是人们所习惯认为的老北京了。经历了五十年代第一次城市改造，老北京的牌楼、城门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也只是长辈、老人们口中的念相了，甚至在文革那个破四旧立新风的年代，连照片都很难见到。五十年代大规模建造的苏式办公和住宅楼群，六十年代及文革期间兴建的由于过分降低成本而使得无论在外观上还是功能方面都相当粗劣的简易楼，以及七十年代开始大量出现的普通住宅楼、大板儿楼、塔楼等等，这些建筑由于它们更直接的进入到我的日常生活范围，所以甚至比那个年代的所谓十大建筑和其他一些著名景观都更深的嵌入了我的视觉记忆，构成了我内心深处有关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影像。这里有一种相当复杂的情感，很难用爱、恨、审美这样的角度来解释，就像我们对待上个时代那些伟大领袖人物的情感一样，因为它们是无条件的成为了我生命成长中的重要部分。

近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建设使这座城市的面貌发生着惊人的改变，尤其是这几年变化的速度之快简直让人无法提防。一个地方我一段时间没去，再到那里就几乎已经不认识了，我甚至会怀疑新耸立在那里的建筑不是盖的，而是直接搬来的。虽然在大规模的拆建过程中，政府和民间也都逐渐意识到了有关历史文物的保护问题，但在目前大众及决策人的概念里，上面所提及的那些建筑恐怕决不在这个范畴之内。工会大楼不是都被拆了吗，连天文馆也差一点遭此厄运，后由于几个人大委员极力反对才得以保留下来。面对这个让我一天天感到陌生的北京，“这是我的城市”这样一种自信变得越来越脆弱了，甚至惧怕有一天在这个城市里都无法给自己的身份都找到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明。所以我决定要拍这些楼，拍我成长记忆中属于我的北京。

初衷就是这样简单、感性且个人化的。基于这个出发点，我最初的拍摄角度便与那些着力记录中国当下大规模城市变迁的摄影师不同，我实际上力求记录的是我记忆中的一段相对稳定的人文景观面貌（但在今天想做到这一点是几乎不可能的）。大部分摄影师在拍摄卢浮宫或紫禁城时，都会尽可能回避过多的现代景观因素的干扰，对于我来说，我以同样的心态对待我所拍摄的这些建筑。但在前后三个冬天的拍摄过程中，我的心态和拍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转变，这主要归结于尹吉男先生的影响。在我将最初第一年拍摄的照片给老尹看并请他给提意见时，他并未对作品的品质及相关的审美问题提出太多的看法，而是着重提醒我不能只停留在对外观面貌的记录上，而是要去挖掘这些建筑背后的内容、居住在里面的人的内容，这样这套东西日后才可能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人文价值。正是老尹的这些告诫，使我在后来的拍摄中不仅记录这些建筑的外貌景观，也更主动的收集其全面的人文信息，并添加了录像的拍摄采访部分。

直到这个系列作品的拍摄后期我才发现，单单以建造年代来界定这批楼的范围并不是最合适的，因为我拍的有些楼的建造年代要晚至80年代末。但这些楼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性质，它们都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国家硬性住宅经济指标为依据进行标准化设计、建造并以福利供给制方式进行分派的住宅建筑。这种性质不仅决定了建筑的格局设计、面积指标、住宅区的规划方针，甚至在外观上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风格，这便成为我拍摄、编辑这本书的最终的思路，也就有了《红色住宅》这个主题。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3期——“创意城市”

文/布莱特·尼尔森

译/尹晟

劳动力、移民、创意产业与风险

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大多聚焦于文化和身份认同，现在有必要补充一种全新的视角：关注变化中的劳动体制和控制劳工流动的政治含义。深入调研创意产业，有助于拓展这方面的考察。毫无疑问，这一部门（创意产业）的生产程序要求调动所有创造和交际资源以求谋利，同时也标志着工作组织层面的若干重大变迁：智力或者非物质劳动机制得到发展，对服务行业劳动力的依赖日盛，从业风险不断升高，自主创业，友谊，社交网络，等等。关注劳工状况，就切入了围绕创意产业话语的大多数脉络之中，因为创意产业的发展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工状况。

举中国为例，劳动成本经常被当作推动文化创业的一个关键要素。就移民活动而言，有三大重要发展趋势。首先，随着创意产业的集聚，城市地区的原住居民被遣散，保留于其间的文化也面临湮灭的危险。其次，大量农民工的涌入为创意产业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随之而生的房地产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再次，成批欧洲和北美年轻人的到来（挣钱，创业或者仅仅为了好玩）使创意产业越发国际化。这三大趋势之间有什么关联？它们又能说明创意产业中怎样的政治和经济构成？

对文化地理学者来说，现代化﹑拆迁重建和城市中产化引发的城市人口流动一直以来都至关重要。不过，各奔东西的原住居民到底后来境遇如何，这一点很难查证。换句话说，他们苦苦维持的群落文化很可能遭遇解体的窘境，中国境内尤其如此。创意产业在高速城市化的进程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北京，争议最大的莫过于胡同的拆毁和四合院文化的消失。将废弃工厂改造成艺术展览馆也是一桩典型事例，这种做法对城市景观和工种变化都产生了清晰可见的影响。

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和如影随形的房地产开发，而农民工的迁居浪潮正好解决了廉价劳动力这一难题。利用户口制度对这些外来移民进行管理的做法向来被广泛研究和探讨。说他们已经形成中国一个新的劳工阶层并不为过，因为要求“创建个性释放﹑技术专业、机会均等﹑市场开放的和谐社会”的呼声中也容纳了他们的一席之地。此外，对未来移民潮消退和劳动力紧缺的估测和担忧还增强了必须经济重组的意识。如此一来，创意产业自然就成了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核心要素和希望所在。

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年轻人掀起的“旅华”热潮不断升温，这种趋势也关乎创意产业劳动力的构成。这些建筑师、作家﹑管理者和网页制作者正在中国树立威信，而其所谓专家身份在本国尚未得到承认。事实上，其中很多人的初衷是为了逃离西方城市中风险四伏的创意产业工作圈。在中国，机会（宝贵的专业知识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旋风中备受推崇）和压榨（相较西方国家而言，同等才能的个体在这里的工作时间更长，薪水却更低）并存。这些创意行业的“外来和尚”与当地的中国人接触、熟稔和合作，积极主动地融入中国社会。于是，中国各大城市便呈现出新一股时尚化和国际化的潮流。

当然会有人认为，应该对上述三种趋势进行简单的因果关系梳理和分析。廉价农民工使房地产开发成为可能，而后者又为创意产业倾注资金。创意产业为外国移民和中国创业者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反过来，城市中大量原住居民不得不搬迁。这一套逻辑看起来再自然﹑精确不过了。不过，我们还想问一问： 故事平缓的外表下隐藏了些什么？

引入全新议题的一种方式是从财政化和风险管理（两者规塑了已在中国扎根的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形式，并将其纳入遭遇信用危机的全球体系）这两种更为普遍的趋势出发来解读上述因果叙事。中国各大城市出现的争相购置商务地产、却成年累月搁置不用的投机现象是一种明文宣言。同样，很多公司蜂拥而至，趋之若鹜地收购尚待开发的城市或郊区地段，以实施“土地储备”战略也是财政化进程的突出特点。创意产业也被卷入这些“未来投资”之中，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中国在财政压力（比如，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增值；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之下的经济重组需要它们来重塑城市结构和开辟出路。

从财政化的角度看待创意产业，也就是将城市转变视作似乎毫无根由的通过开发创造价值的风险操控。也许，要理解财政创意本身也是一种创意产业还需要多费一番唇舌。不过， 正如所有投机泡沫都会破裂那样，风险管理的诸多技术无法消除劳动力环节。没有劳动力，创意产业就无从生存。研究劳动力的构成，就是针对因经济和财政的垄断地位而大力“去政治化”的社会环境提出若干主体性构成方面的重要论题。如果创意产业中的主体性生产力被压缩成生产财富的能力，那么这种压缩需要哪些条件？这样的提问为我们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也有助于完成当代政治思想考察活动中一项最为重要的任务：全球化背景之下，重新评估和定义“剥削”这一观念。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3期——“创意城市”

■文字：谭健宁

■专题编辑：谭健宁

■版式设计：冼家麟

从第一条地铁开通伊始，现代城市在地下空间利用方面的这幅巨大卷轴便向着明天徐徐铺开，预示着日后城市急速发展过程中，它将担当愈后愈重要的角色——在城市空间资源日趋紧张的情形下，地下空间的发展是不仅是城市立面的崭新维度，且是全球的潮流所趋。

今日城市的地下空间，除了满足着平战时期民防工程建设、交通、市政、存储、商业等特有功能外，更成为是城市人日常生活必要场所——地下城，一个极有吸引力的定位开启着我们的眼界，“地下城”的概念指示着地面的各种功能大规模地转入地下，如具备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购物环境舒适的商业街、良好的通风系统及照明系统，并有各种装饰点缀和休闲设施的引入。或许将来，或就是现在，地下城更有着与阳光、空气、温度、动植物等生态循环体系，与城市地表的一切生活皆无异处。

目前上海也正在加紧建设更完善的地下轨道交通体系，依托地铁的建设，一项更庞大的计划也正在逐一实施——一个包含有以人民广场为中心中央商务区，徐家汇、五角场、真如、花木四个副中心；上海南站、静安寺、浦东张扬路、东方路、徐家汇、外滩、北外滩、世博园区8个重点区域在内的庞大地下空间规划。当我们在这个城市巨大的地下空间中游走，穿越地下街的密聚商肆，通过轨道作快速区间转移之时，地面与地下的心理界限或许正在逐渐消弭——香港地下步道眼花缭乱的广告海报，法国巴黎Chatelet Les Halles的繁杂喧闹、日本大阪地下街的流行时尚、蒙特利尔地下商场的堂皇华丽等城市地下影像，如快速拉动的胶片般闪现脑海……迷失，其实并不止于地理方位。最近电视上播出一则广告，内有一句话是这样的：“有时，我们需要在迷失中，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当你每天如常在地下城周游、穿越、等待……你有否或是如何找到自己？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2期-能源战略

文/林伯强[厦门]

能源消费是工业化进程所必需的，电力化程度则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志。节能不是少用能源，而是有效率地合理使用能源，而有效率地合理使用能源的关键是价格。从油价煤价高涨，生产价格指数（PPI）和消费价格指数（CPI）走势，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政策性补贴，缺煤导致缺电，政府能源价格管制，到整个能源行业价格机制理顺等问题，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所在。随着每一次PPI 和CPI数字公布，就有对能源价格的种种猜测，且基本上围绕着能源价格改革和能源价格走势展开。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目前政府的能源价格管制措施首先不能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其次是管制的社会成本和市场成本很大。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PPI）增加，进而带来消费价格指数（CPI）的上涨。因此，政府为了抑制CPI，就需要管制能源价格。但是，对PPI到CPI传导机制的想当然，会使我们高估能源管制的作用。当经济面临滑坡，产能过剩的时候，价格上涨推动的成本增加往往只能被企业消化，无法向消费者传递，这时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就会更小。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价格机制改革跟调价是两个概念，但却常常被人混为一谈为“理顺价格”。所谓的价格机制应该是一个机制，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一旦定下来就不能随便改。比如煤电联动，实际上它还不算是一个定价制度，而只是一个过渡性措施。如果是定价机制，煤价上涨电价就应该跟着上涨，是一个自动调整过程。目前的电价政府可以想调就调，不调就不调，这就不算是定价机制；即使调价到位（反映国际价格），仍是典型的政府定价。因此，现在说的价格改革其实包括了两个方面：调价和价格放开。将价格调整到“不倒挂”，这是政府定价的一部分；如果可以随着国际市场价格、能源价格的变动有一个市场自我调价过程，辅以政府监管，这就是市场价格机制。

其次需要澄清的是，我们常常看到媒体上有人说节能的关键首先是抑制不合理需求，减少浪费——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弄明白什么是不合理需求。界定不合理需求，需要一个有效的能源市场和价格。行政定价无法确定需求是否合理。换言之，只要行政定价，就必然存在不合理需求。能源消费是工业化进程所必需的，电力化程度则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志。节能不是少用能源，而是有效率地合理使用能源，而有效率地合理使用能源的关键是价格。

可以将节能减排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市场能解决的，也就是通过提高能源价格（反映稀缺和环境成本），依靠企业和个人自身动力进行节能减排，这一层面确定合理需求；其次是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需要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解决，包括节能减排资金投入、绿色贷款、特殊支持政策等等。政府目前的节能减排重心主要是在第二层面，即通过行政手段。第二层面可能有短期效应，但经济社会成本会很大，不是长效机制。

因此，现阶段能源价格改革路径可以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短期应当调价到位，同时为长期价格改革做好配套，建立市场价格机制。

调价到位就是把能源价格上调，以反映供应成本以及保证能源企业的合理回报。短期的调价到位可以缓解政府财政补贴、能源企业的亏损和市场油荒电荒的压力。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在于反通胀，能源价格上调是否会加大通胀压力是问题的焦点。能源既是生活资料又是生产资料。作为生活资料，在CPI指数中权重较小，直接影响不大。而作为生产资料，石油和电力的价格上涨会随着产业链向中下游传递，其影响大小则取决于传导是否顺畅，以及整个传导影响的滞后时间。但是，在一个通胀压力大的环境下，调价的短期影响主要是价格上涨预期。因此，短期的调价到位不一定是一次到位，可分几次，但到位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就失去短期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短期的调价到位可以抑制能源需求，减少价格压力。从经济学理论上说，一种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同时对市场供需双方产生影响。一方面，抑制需求量，提高该商品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利润空间，刺激生产，增加供给，使市场达到新的平衡。能源价格上涨增加了以能源为原材料的厂商的生产成本，迫使他们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降低单位成本。对终端能源消费者来说，短期内会在保证基本能源需求的前提下，减少能源消费。因此，能源价格上调成为增加供给和节能的直接动力，有助于缓解供需矛盾，降低“油电荒”所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成本。

无论如何，政府定价的主要弊病在于使得能源价格成为政府宏观政策的一环，使得能源价格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经济发展形势需要。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宏观重点，能源价格改革常常不是重中之重。目前，中国能源的稀缺和环境保护问题都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刻。但是，通货膨胀依然比能源环境重要，这是短期与长期的艰难选择，而长期往往不如短期重要。

事实上，能源由政府定价，问题很多，还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国际油价波动很大——当国际油价上涨，调价总是会不到位和滞后；当油价下行，国内油价一般又不能接轨下跌——政府定价很难让价格成为及时有效的市场信号。石油国企从国家能源资源赚钱，为国家承担社会责任而进行社会补贴，这就是政企不分。政企不分，会使能源国企过多地将精力放在与政府的政策博弈上，既不利于能源国企，也不利于政府和公众。政府定价还不利于社会和谐。尽管从供应成本来看，中国的成品油价格应该比现行市场价格高，但是，公众付了低价却还会报怨，因为国有石油企业说赔了却还赚钱。目前这种政企不分的油价机制使得在价格倒挂的情况下，石油国企既亏损又赚钱。业界人士都不太清楚价格如何形成，老百姓更不明其理。所以，公众对每一次价格上调都不会理解，都觉得吃亏。

政府能源定价也使能源问题变得敏感，意味着能源价格改革常常说的比做的多。将经济长期发展建立在能源价格管制的前提之下，肯定是不行的，政府应该很清楚这一点，也一再表明，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是必需的。但是，择机改革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信号，它通常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改革不会快速和有效地得以实施。推进改革要求宏观面的基本情况良好，可以对能源价格改革提供相对适宜的外部条件，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

能源行业的国企垄断，支撑着能源价格成为政府宏观政策的可能。很简单，通过亏损来保证能源供应只有国有企业可以做。如果目前能源行业哪怕有30%是民营，能源短缺会迫使政府及时调价。但对民营能源企业来说，不到位的能源价格上调使其承受的压力依然巨大。处在产业链下游的民营油企仍然无法解决油源紧缺和价格倒挂的亏损问题，要么没油，要么亏损。能源价格管制的结果是更多的民营会死掉或退出，进一步加强能源的国企垄断。这种现象，同鼓励非公经济进入能源行业的初衷背道而驰。

长期而言，由于能源特性，任何政府都不会远离能源市场。但是，能源价格改革是建立市场为主、行政为辅的准入和价格机制，发达国家也是这么做的。只要没有形成市场价格机制，能源价格管制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这会导致市场扭曲，不利能源效率和公平、放大需求等问题。需要建立透明合理的能源价格机制，让能源价格反映稀缺和环境成本，因此能源价格机制包括了最近大家关注的能源环境相关税制（比如燃油税和环境税），也包括让人操心的成品油定价和煤电联动。

能源价格改革显然早已达成共识，但真正实现却非容易，如资源税、环境税都还在等待时机推出。如果现在问，为什么不能推出，回答会很简单：PPI 或CPI太高。但是，以前PPI 或CPI基本不变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推出？因此，资源价格市场化的主要障碍是政府定价和能源行业的国企垄断。

只要能源行业是国企垄断，就有一旦需要再变行政为主、市场为辅的可能。因此，如果没有民营能源企业的参与，没有产权多元化，能源行业的效率就很难提高，市场效率也会受到威胁。因此，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中，能源行业的多元化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配套。

成功的能源价格改革需要配套改革，政府调价也需要相应政策配套。一些配套政策可以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通胀的影响。例如，液化气、天然气以及居民电价仍然保持不变，短期可以阻碍能源价格上涨直接向终端消费者传导；对农业和交通的补贴也可以缓解通胀压力。主流能源是不可再生的，不可再生能源的稀缺性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当消费量小而能源很多时，需求增长是通过促进供给增长而不是价格上涨的形式来表现；当需求量足够让人们感觉稀缺时，价格问题会日益突出。能源价格改革不是为了提高能源价格，恰恰相反，是为了今后的能源价格不会那么高。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不应该是能源价格改革的障碍，而应当是动力。

总的来说，能源价格改革势在必行。因为，能源价格扭曲对经济的危害比我们能想象的可能要大得多。它扭曲了要素市场，扭曲了能源消费，也扭曲了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票市场。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2期——“能源战略”

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态势，国人担忧，世人关注。能源安全的考虑，环境保护的压力，国际能源市场的走向，均向人们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能源消费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有鉴于此，政府连续出重拳，通过行政管制和经济激励，强调宏观调控，节能减排。奥运之后，大量煤炭出现积压，能源消费需求明显趋于缓慢。中国能源消费需求增长的拐点已经到来？

【何谓拐点】

所谓拐点，即某种趋势出现转折的关口所在，一般有四种情况，即由慢转快，由快变慢，由降为升，由升而降。快与慢的转变是相对的，而升降的变换则是绝对的。而且，不论相对与绝对，均有暂时的、表象的情况和长期规律性的态势之区别。

由此看来，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轨迹，已经出现过许多拐点。改革开放以前的能源消费增长十分缓慢，改革开放促使了第一个拐点的出现：能源消费增长出现加速，需求旺盛，供给不足。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到九十年代后期的增长处于平稳增长期，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始终保持在0.5左右，即0.5个百分点的能源消费和增长，保障了1个百分点的GDP的增长。但在1990年代末期，能源消费出现负增长，出现了一个能源消费下降的绝对量的转折。

显然，这一“拐点”只是暂时的、表象的，并非规律性的拐点。进入二十一世纪，能源消费增长趋势出现突变，连续七年与GDP的增速几乎同步，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比上世纪末的二十年高出一倍。1980年至2000年二十年间，能源消费的绝对量只是增长了6.5亿吨标煤；但

在本世纪前七年间，能源消费净增量高达13亿吨标煤。显然，如此高速的增长，是不可能持久的，但何时出现拐点？这一拐点是相对的，即由快变缓，还是绝对的，即由升转降，是表象的，还是规律性的拐点？奥运后出现的煤炭积压情况，是否意味着拐点已经出现？

【能源消费增长的规律】

能源消费增长，有着其内在的规律性，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发展进展进程而演进。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对商品能源的需求十分有限。而进入工业社会，规模化的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稳定而持久的商品能源消费，传统的生物质能显然不能满足需要，这就出现了第一个拐点，即由低而平稳的消费转向持续但适度的能源消费的增长。此时的工业化以劳动力密集为主要特点，城市化进程启动，但城市人口比重不高。进入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大量的基础设施、房屋建筑和汽车等资本性消费进入家庭，能源消费需求直线上升。随后，随着资本存量的相对饱和、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趋缓，工业化进入知识密集型阶段，能源消费增长进入一个由快变缓乃至由升转降的质变阶段。

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可见能源消费增长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S”型曲线。工业革命以前，能源消费增长几乎为零；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能源消费出现适中而持续的增长；进入资本密集型阶段，大量能源沉淀于基础设施、城市建筑，能源消费呈线型增长。而一旦物理即外部扩张型工业化阶段结束，能源消费增长重新趋缓甚至负增长。例如英国、德国等老牌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完备，人口稳中趋降，技术进步，能源消费的拐点是由升转降，是绝对的，规律性的。而美国则不一样，尽管技术进步使得能源效率不断提高，城市基础设施也趋于完备，但人口缓慢增长，使得能源消费需求呈现平稳增长态势。我们不可能想象，美国、欧洲的能源消费增长，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保持像中国一样的高速态势。

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显然中国处于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化阶段，能源消费增长正处在“S”型曲线的中段，即高速增长阶段。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能源密集度高的资产性消费例如汽车、住房快速进入普通家庭，而且人口尚在不断增加。尽管我们有着后发优势，可以利用技术进步提高能效，但能源消费增长的阶段显然是不可以跨越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能源消费快速增长的阶段还要持续多久，有否可能出现规律性的由升变降的拐点？

【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态势】

目前中国能源高速增长的态势可以维持吗？如果是，还可以维持多久？中国能源消费由快速增长到平稳增长，再到负增长的拐点何时出现？

前面已经说及，能源消费增长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根据国内的研究和发展进程分析，中国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进程可望在2020年达到顶峰。届时，基础设施、城市建筑和资产性消费品的增长速度将变缓。但由于人口持续增长和能源、资本密集型设施、装备的进一步完善、巩固和提高，中国进入知识密集型工业化阶段，可能需要在2030年前后。

此时，人口增长已达峰值，此后可能出现下降，外延性的扩张性资本积累空间将十分有限。然而，由于在资本密集型工业化阶段的资产积累在质量上存在一些不足，中国尚需要一段时间对这些资产如高速公路、房屋建筑进行更新加固。这一进程可能要持续到2050年前后。

根据上述城市化、工业化和人口增长的总体态势的把握，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拐点将得到识别。首先，中国能源消费较快增长将可能持续到2020年前后，此时出现由快变缓的拐点。随后，这一趋缓的态势将持续到2030年前后。接着，中国能源消费增长出现由缓变慢的拐点，使得中国经济在后工业化阶段能够进一步得到巩固、提升。进入到2050年，中国可望出现能源消费由升转降的规律性拐点。

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态势，有着共性规律；除非中国停止发展，否则这一态势不可改变。但是，面对这一规律性态势，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首先，我们可以将高速增长的速度变得低一些，即在“S”型曲线的上升阶段，降低上升的坡度和幅度。其次，我们可以缩短上升阶段所需时间。发达国家用100年完成的阶段，我们可以缩短至50年甚至30年。

【实践科学发展的政策调控】

既然能源消费增长有其规律性，我们的政策调控就要顺应这一规律，在保障工业化、城市化和人们生活质量稳步提高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能源消费增长的速度，缩减拐点出现的时间，促进中国能源的可持续消费。

这样，国际压力、环保动力和安全考虑均可成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调控动因。

从国际压力看，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总量已经与欧盟27国持平，在2015年前后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上，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一，人均也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国际社会在能源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给中国的压力与日俱增。这似乎是坏事，其实不然。这正是国际合作的契机。中国需要提高能源效率，需要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对全世界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与中国联手，通过技术合作和资金援助，加速中国能源消费增长拐点的出现。

从环保动力看，中国的环境恶化态势必须得到扭转。我们发展的目标不是毒化我们生存的环境；能源消费的增长是要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而非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大量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可以改善环境，提高能效可以减缓能源消费需求的增长，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环境，对促进能源消费需求拐点的出现，也具有积极意义。

从能源安全考虑，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长必须可持续。考虑到中国的资源禀赋，中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与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进行攀比。我们必须遏制浪费和奢侈性能源消费，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以此，通过国际合作、环境保护和消费观念改变等诸多方面，减缓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态势，促进规律性拐点的出现。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1期——“灾后重建”

关于中国的盛世危言有过多种推测和想象，其中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奥运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里程碑，而且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分水岭。中国经济将在这个拐点后放缓，而各种过去一度隐蔽在经济增长和人口红利背后的种种危机，将以彼消此涨的方式浮出水面，中国“又快又好”的契机进取型发展将不得不向“又好又快”的危机防治型发展转型。然而，无论这些事前的危机预警或灾难想象如何耸人听闻，它们在2008年出现的形态、强度、频度、以及系统性和复杂性依然超出了所有预言者的想象：从气候变化（雪灾）到地质活动（地震），从政治难题（拉萨骚乱）到经济风险（地产泡沫），从内部动荡（股市跳水）到外部冲击（石油涨价/金融海啸），从部门失职（火车相撞）到行业舞弊（毒奶粉）等等。接踵而至的危机新闻和与奥运相关的盛世主题，已经交错结合成2008年中国传媒叙事的主旋律；而在这种悲喜交加的戏剧性背后，则是盛世与危机、高速与高风险相克相生的恒常逻辑；中国将随着自身的现代化而进入一个高效力与高风险并行的阶段，危机管理也将随之成为显学。

还就在不久前的此时，发生在大洋彼岸的911事件打开了二十一世纪危机叙事的第一页。这场全球实时转播的恐怖袭击事件显示出比好莱坞灾难片更为超现实的一面，其中最令人印象的部分在于：那抹去了资本主义世界权力地标的工具，并不是天外来客或核武器等不可思议的力量，而是日常的民用航班。这使911成为微型危机时代的序幕，危机可以通过航空（劫持）、邮政（炭疽）、水道（投毒）、网络（黑客）等日常渠道传播扩散，并成为对中心构成威胁的规模效应，而这些渠道的畅通无阻和无处不在，在作为现代化标准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七年后，中国腹地的512地震则从另一面展现了现代化在危机应对上的重要性：灾区在数十秒内因为交通、通信、水源、电力等基础设施的中断而成为几乎与世隔绝的孤岛，随后的营救则伴随着整个国家系统和社会资源对之的替补和抢修；而灾后重建则意味着在更长的时间内对受创地区的整体秩序重建，灾区的“再现代化”也因整个系统在危机中暴露的问题和因此催生的制度转型、而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从911到512，现代化显示出其载舟覆舟的双刃剑效应；现代性固有的这种双重作用不仅逐渐成为人类在现代主义之后的思维主导，也正在为更有效的危机管理提供辩证的框架。

【原生与次生】

现代化的高风险在于它通过政治、经济与技术将人类社会系统化的同时，也潜在地为灾害的系统化提供了条件。灾害在总体上是一个链接了气候、生态、粮食、卫生、政治、经济、社会、网络等子系统的非线性系统，原生灾害在局部上的线性效应，将可能通过现代化提供的系统平台衍生出大量差异化的次生灾害，从而产生总体上的综合灾害效应。原生灾害只是次生灾害的导火索，而一旦引爆了次生灾害，便具有了一个非线性系统的混沌性和不可测性，从而反过来倍增了应急系统在方位与规模上的挑战。

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初就指出的，国际国内的不可测因素将令决策更为困难。重大的危机和灾害通常都具有个体无法感知的广度和深度，它们永远都是在事后才被由杂乱无章的线索编织成逻辑井然的推理网络，成为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纪实故事；而即使是这种编织，也需要结合政治家的战略思维、经济学家的慎密逻辑、科学家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学家的跨学科能力，才有可能还原危机与灾害在发生时的全貌。因此，一个“未雨绸缪”的应急预案往往也是一个“草木皆兵”的全方位方案，重大危机在现代化系统中的蝴蝶效应，使得没有一个领域可以有把握独善其身；而在一个全球化平台上的危机，则有可能通过大气洋流、跨国贸易、能源管道、国际金融、外交政治或互联网络、以多米诺骨牌的方式跨界传递，从而将区域的风险全球化。全球化所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因而也同时是风险共同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样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独善其身。身不由己，正是人类为现代化需要付出的代价。

【天灾与人祸】

任何自然灾害最终都多少会导致某种社会危机。通常，这种社会危机作为隐患早已存在，它们早已暗中降低了系统的防灾免疫能力，自然灾害只是将漏洞暴露了出来，从而以外来威胁的形态引爆了内在危机。因此，表面上常常是天灾导致了人祸，事实上则是人祸放大了天灾。天灾是自然界非线性系统在临界条件下产生的极端产物，而人祸则有着不亚于天灾的内在性和隐蔽性，个人决策的失误、机构执行的失职、团队沟通的失和、总体机制的失衡，都可能最终导致社会系统的失控。然而，相对“怨天”，“尤人”显然更容易导致社会危机。恶劣的天灾在成功的应对下能够转换成为社会凝聚力的动因，而失败的应对则可能导致人心涣散、群体恐慌或民怨四起，足以将“外患”演变为“内忧”。

人祸所导致的“尤人”性质往往以危机中的某个关键人物引咎辞职收场，即使这个人物在整个系统中只是一只替罪羊。但在更为宏观和隐蔽的人祸中，社会矛盾甚至可能像在天灾中那样找不到发泄对象，以至于这种人祸具有了“大象无形”的上帝手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的“劳资关系”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因为产业链条上下游之间的跨国化而变得遥不可及；而国际游资利用浮动汇率制度在金融风暴中洗劫国民财富，更令受害者欲哭无泪。早期资本主义所经历的野蛮生长，实质上是资本的趋利性在原始积累过程中相对于避害性更为迫切、从而产生的“血和肮脏的”可见风险；而随着这种风险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向第三世界国家转嫁，资本主义便能够利用其处于产业链上游的主动权，重新分配财富和风险在上下游之间的不对称比例，在第三世界血汗工厂的上游建立起一幅福利社会的乌托邦景象，以此“洗白”其野蛮血性。

体制设计上，后资本主义的福利社会最大程度地规避了个人的经济风险；然而，社会的过度福利化不过是比《摩登时代》中可笑的机械流水线更为温情而隐蔽的另一种规训。个体的任何越轨行为都将冒着失去福利的风险，循规蹈矩的必然性思维使个体在一个充斥着交通指示、行为规范、使用说明和安全警示的保险环境中，被异化成为一个只会墨守成规、缺乏临界体验的“傻瓜”：一旦其默认的常识在真实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中被颠覆，个体的麻木就会变成内心的恐惧。后资本主义的日常危机正始于此。

【集权与网络】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幅员辽阔和作为一个集权国家的政体模式，注定了其灾难的多样化和综合性，及其在危机治理模式上的中国特色。中国之大，令大规模天灾无法成为覆盖全国的灭顶之灾；而集权体制在全方位地调集资源和动员民众方面所具有的传统优势，以及灾时实行高度集中的抗灾模式在统筹决策方面的力度和效率，则令以“举国之力”从非灾区向灾区实施大规模援助成为可能。而从地理战略来看，中国背山面海的领土格局，维持了中国与世界之间可进可退的余地，从而有可能在全球性的危机格局中，以启动内需的方式相对独立，形成广阔腹地与漫长沿海之间的互补互助的抗灾模式。

而另一方面，决策上的高度集中同样也有着集权模式固有的风险。一个全能的政府同时也是一个全责的政府，在集中权力的同时承担起过多责任。总理于512当天亲赴震区一线指挥救灾，并直接在国务院下设统筹各大部委的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一方面反映了中央政府在大灾面前的即时应变能力，另一方面，这一部门的临时性以及总理于其中的事必躬亲，又反映了一个常效的、具有同等调度权的综合性应急机构在中国的体制设计中的空缺，部级间的联席会议和联防演练便因此无法做到未雨绸缪。被称为“小国务院”的国家发改委是具有这一部门间协调功能的唯一机构；然而相对而言，这一主攻宏观调控的机构在职能上更倾向于“趋利”而不是“避害”，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在应对综合性灾害方面依然存在结构性缺陷。

如果说准军事化管理的集权模式适用于危机管理初期的紧急救援，平级机构间的网络合作则适合于危机管理后期的灾后重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当地企业与援建企业、不同领域的专家、迁置人口和原住民等各方面的利益攸关体之间需要就复杂的灾后问题进行广泛的协商与博弈，这一过程固然降低了决策效率，但也分担了风险，并且以鼓励参与的方式提高了微观主体自身的抵抗风险能力。在这里，中国式的集权计划模式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模式在针对不同级别的危机管理上，都采取了跨越体制的变通。美国政府在911后设立了“国土安全部”以整合原有政府机构中的相关部门，以此加强了应急管治方面的集权性；中国政府在512中实现的对媒体透明和对NGO和社会力量开放的政策，也超越了此前一贯的国家主义作风；而在最近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中，美国政府采取的大规模干预市场政策，罕见地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中采取了东方式的计划手段。事实上，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年初提出的“患生治”：政治体制乃是一种产生于危机、并优化于危机的应变模式。危机尽管有着表面上的负面效应，却也通过将体制置入临界状态催化了它的转型，在破坏的同时完成了体制的重构。

【危机与契机】

“风险社会”被提出这一理论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形容为“文明的火山”。这一接近于矛盾修辞法的描绘展现了一种人类文明的终极造物：它有着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双重气质，是由各种局部的理性决策在总体上组成的非理性结果，由无数微观的完美结构在宏观上组成的黑洞。现代文明的进化过程也就是一个定期爆发的火山逐渐形成的过程。就像生活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对地震早已习以为常的日本人一样，生活在文明火山上的人类将逐渐习惯这种常态化的周期性危机爆发。问题在于，文明火山的爆发是否将随着文明与其自身危机之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相互升级而愈演愈烈？人类对危机的习惯程度和应对能力是否跟得上危机升级？抑或我们的每一次升级的危机都将彻底刷新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文明是否最终将以一次“总危机”的爆发而告终或归零？

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重大差异之一，在于西方文明建立在以野蛮征服的“原罪”基础之上，通过科技不断战胜自然、并最终以“启示录”和“最后的审判”的末日作为文明的终点。而在东方文明中却没有类似的末日论，而是阴与阳、死与生、危机与契机之间的相生相克和相互转化。这种源自农耕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观，在近现代西方对东方的胜利中被迫中断；东方文明从周而复始的环形发展轨迹，向与西方同步的线性轨迹转型，从而也被迫接受了以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的现代化游戏规则，与西方一起被绑上了人类现代文明的火山。在这座火山上周期性爆发的战争、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恐怖袭击和金融风暴不断以破纪录的方式刷新我们对危机的认识，同时也在残酷的利益博弈中演化出国际间组织、国家、企业、机构相互制衡的精确规则。游戏规则不断在危机中得以修正，危机的废墟上不断进行着战略重组和秩序重建。危机在旧秩序的解构中变成新秩序再生的契机，二者在福祸相依的古老辩证法中完成转化。

最终，对于中国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将危机转化为契机？如何将废墟上的重建转化为制度性的升级？我们将如何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如何以我们古老的和谐理念对现代性模式中某些积重难返的方向进行修正？我们如何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并将之作为我们在不断反省中实现现代化的动力？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1期——“危及重建”

文/冯果川[深圳]+朱晔[广州]

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最为强烈的一次地震，共计倒塌房屋778.91万间，损坏房屋2459万间，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震后全国各地的建筑师即以极大的热情准备投身于灾后重建之中，除了按照政府指令接受灾后安置规划任务的大院机构外，一时间各地建筑师纷纷以各种活动、竞赛、组织竖起重建大旗。华南某地的建筑师们在灾后成立了民间组织，并称之为灾后重建的“集结号”。然而数月过去，实际行动却悄无声息，大家恍然想起在冯小刚的电影里，集结号其实从来就没吹过。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奥运热潮、金融危机、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更为刺激鲜活的事件不断发生，另一方面自力更生和“等（政策）、靠（援助）、要（条件）”构成了灾后实际状况的两面，而资金和公共协助机制则构成了灾后重建的关键。很显然，民间的灾后重建行为仅靠建筑师和灾民的两头热无法为继，大多数建筑师在持续“找不到组织”的困惑之下又必须从事其本职工作，最终只好淡忘并放弃了参与灾后重建的念头。在这一情势下，本文着重比较分析两种由民间力量主导的持续推进中的灾后重建行为模式，即：“土木再生”行动与时代地产支持的“汶川三江中心小学”计划，以期通过这样的比较，对仍想参与灾后重建的各方民间力量有所借鉴。

一、大平台：“土木再生”行动

“土木再生”是在5·12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由建筑界在深圳发起的，致力于灾后重建的一项民间志愿者行动。之所以称“土木再生”为“大平台”，是因为该行动对内结构化地吸纳了深、港、台三地的专业志愿人员，并形成了清晰完备的行为组织层次，对外则设有多个可以开放对接的端口，可以和包括政府机构、行业协会、院校、设计机构、NGO、企业、慈善基金、团队及个人的多方位对接，以“新校园计划”与“合力筑家”计划将各方力量切实有效地注入到灾后重建当中。下述对“土木再生”这一平台的分析，着重于内部结构和外部端口两个方面，并结合正在进行的“新校园计划”分析这一平台在灾后重建的实际操作中的运作方式。

1.1理事会

“土木再生”的内部核心组织是理事会。理事会是各方资源进行整合的第一个大平台，计划中包含荣誉理事、理事、执行理事三个层面。执行理事是行动的主要发起者，由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深圳都市实践、深圳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悦行城市NGO、香港建筑师学会、香港大学等准政府机构、行业协会、院校和设计机构的负责人黄伟文、刘晓都、余加、朱涛、李程等十余人组成。理事会是“土木再生”前期建构的主要组织和执行者，对内完成了基本纲领、行动组织架构和项目推进流程、常设机构、分工等事项的确认，并组织内部成员、土木建筑界及对外界的交流，对外则安排资金与项目的联系和落实。

1.2秘书组

秘书组是常设性组织，处理日常信息汇总，直接对理事会负责。由悦行城市NGO的负责人李程带领固定人员和志愿者组成。

1.3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以灾后重建实际项目推进为核心，包括：学术委员会、志愿者招募、网站及宣传、公共关系部等常设机构和“新校园计划”专项小组。

通过上述三层组织，“土木再生”首先完成了自身的组织建制和流程梳理，平台可以承担多元角色：对接各方机构、提供学术保障、组织专业力量、进行实地考察、确定重建项目、组织各界交流、开展志愿者招募、进行公共宣传等等。对外“土木再生”打开了与外界进行对接的多重端口，这些端口包括项目资源、资金投入、物质捐赠、专业委员会、技术投入、信息沟通、志愿行动、对外宣传、理念加盟等各个方面。也就是说，不管何种身份，不管能力如何，不管机构还是个体，都能在“土木再生”的平台上找到发挥其应有作用的空间。“新校园计划”和“合力筑家”是“土木再生”行动进行平台建设后，正在持续推进的两个实际专项，在“新校园计划”中开放平台的特征更为明显地显露出来。

1.4新校园计划

“新校园计划”源于台湾“9·21”大地震后“新校园运动”的启发，提出了：整体规划、公众参与、开放校园、灵活空间、安全舒适、环保节能、文化传承等七项理念。预计第一阶段为期三年，主要重建深圳对口援建的甘肃47所损坏严重的学校。我们可以用大平台推出的“复合产品”来理解这项计划。计划提出了三种参与模式：项目加盟、设计加盟、理念加盟，也就是说有项目、有能力、认同理念的各方均可以加入进来。进而在执行中，“新校园计划”从捐建、资源、项目委员会、善款募集、媒体推广五个层面开放式地接纳各方资源：在捐建形式上，接受独立资金、联合资金、全能型资金、资源整合型资金等多种定向捐建和社会募集型资金的非定向捐建；在资源上，广泛接纳各项学校相关资源，包括规划设计、土建施工、图书捐赠、电教设备捐赠、桌椅捐赠、体育场等等；设立了四个专项委员会土建工程委员会、配套建设委员会、财务监督委员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在多种善款募集活动上，组织新校园认捐活动、新校园设计公益大赛、“慈善益跑”全民健康运动、《手牵手》大型明星慈善义演活动、各种便于市民广泛持续参与的体育活动和捐赠活动等。

需要补充的是，我国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以“对口援建”的方式开展，也就是说一个省对口支援一个受灾县，这样一来就把建筑师们划定在了一定的区域范围内。5·12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确定了由北京等21个省市对各重灾区进行对口援建的方案，比如：上海对口都江堰、广东对口汶川县、湖南对口理县、山东对口北川，深圳对口甘肃的三县一区（文县、康县、舟曲、武都）。这一自上而下的举措使得深圳的建筑界得以以联合的方式、首先在对口援建的范围内，共同组织起来投入灾后重建的实践。

二、小分队：汶川三江中心小学计划

大平台的建设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有其不可复制性。与“土木再生”的平台模式不同，“汶川三江中心小学计划”更像一支直接以灾区重建实际建设项目为目标的突击小分队。小分队的组成相对简单，但却包含了民间力量在灾后重建中实际可行的四大要素：项目、资金、技术、联络，即：由时代地产、时代慈善基金会作为主要出资方，著名作家阿来与文学家联盟作为项目联络与辅助出资方；刘家琨及家琨工作室提供再生砖技术与建筑设计；冯果川带领深圳筑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作为共同设计与施工设计及现场建筑指导方；朱晔与《城市中国》团队作为联络、现场协调与宣传方。小分队的工作方式因为内部沟通直接便捷，所以实际上最终解决的就是上述四个要素的组合。通过下面对小分队主要工作环节的整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实际的灾后重建项目是如何组织并成形的，而这对于分散的民间各方力量有着借鉴意义。

2.1实地调研

小分队的各位成员多次深入灾区进行实地调研，明确灾区的实际需要。灾情的了解是选定灾后重建志愿项目的关键，这将涉及援建建筑的类型、规模、预算、技术、施工等诸多实际问题。实地调研之后，联络方首先与技术方进行了内部沟通，进而开始确定资金来源。

2.2确定资金

确定资金来源是灾后重建的关键，民间援建的资金主要来自慈善基金和各企业，这需要小分队在实地调研后将一线灾情和需求介绍给有意愿进行灾后重建的资金持有方。通过对灾情的了解，时代地产和时代慈善基金会在6月即确定了通过实际灾后重建项目支持刘家琨再生砖计划的初步合作意向。

2.3确定项目

灾后重建离不开政府机构的沟通，无论是援建地政府还是当地政府机构，前者主要在资金和技术上提供支持，后者则主要在政策上进行支持。如果我们把对口援建作为中国特色的赈灾模式的话，那么灾区政府是发球方，援建地政府是接球方。所以项目确定主要需要和灾区相关政府机构进行沟通，明确推进办法。在资金和技术确定的前提下，各方初步达成援建意向后，著名作家阿来即在阿坝当地与相关教育机构进行沟通，使得汶川三江中心小学重建意向顺利达成。

2.4确定团队组成及方式

在项目和资金都确定后，下一步就是各方对工作方式的确定，比如资金交付、设计、施工图、预算、施工方、监理方、审计方等，这和一般的实际工程区别不大。需要注意的是灾后重建中的四川，因为各地同时开工建设，建材、人工都一路飞涨。据我们实地调研，8月份灾区的粘土红砖已经涨到6毛钱一块甚至更高，而在平日也就1毛钱左右。此时，刘家琨再生砖技术的推广成

为了自力更生、节约成本地解决灾区当地的建材问题的好办法。

2.5确定援建方式

援建学校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类似“交钥匙”工程，即援助方进行资金和大部分行为环节的组织，最终交付学校，这样一来学校比较省心；二是捐建，即由教育机构和学校进行重建组织，这样一来捐赠方比较省心。根情据汶川灾区的实际情况，后一种方式因灾后材料、人工费的上涨，造价较高，故而汶川三江中心小学计划选择了亲力亲为的方式，因为这样可以更实际的地明确资金流向，尤其是时代慈善基金和文学家们的援助资金都是大家捐来的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

2.6实际操作与沟通

在完成了上述步骤之后，汶川三江中心小学就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需要强调的是相互沟通在小分队中的重要性，上述四、五步骤均需要做当面沟通，在进行实际操作时，虽然小分队的各成员大都一职多能，但是因为分散各地而且各自工作的环节不同，仍就需要统筹性地处理公共关系和实际建设中发生的状况。联络方此时起到了内部各方之间和对外界的黏合剂作用。

三、大平台与小分队的比较

灾后重建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建筑师们光有热情难以为继，于是开始了自觉进行组织化建构的过程。上述大平台和小分队的行为模式就是两种可以称之为极端化而又行之有效的行为组织方式。

通过两种模式的对比，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两种模式各自的特点。“土木再生”的平台建设是费边主义式缓步前进、谋而后动的，它首先解决的是内部制度设计的问题，之后才逐步开始对外进行端口搭接，并推出“新校园计划”等系列行动。“汶川三江中心小学计划”则被参与的建筑师戏称为“游击模式”，强调的是各方要素与行动的快速黏合。两种模式实际上互为补充，都具备其普遍的借鉴意义：前者以普遍联合的方式使得平台化组织的灾后重建得以持续实施，后者以可复制的方式可被不同区域的各方所借鉴；前者通过多方端口的打开使得平台自身具备了广泛的适应性，后者则可置换其中的结构性单位通过变形对实际项目进行适应。

民间力量的灾后重建实践仅仅靠两种模式是不够的，实际践行的还有其他行为模式，而更多的还是需要实际的行动。对于广大建筑师而言，根据自身状况参与大平台或者自我组建小分队，抑或以其他有效的行为模式投入灾后重建实践都是切实可行的，这也将使得地震灾区能够持续地获得更多社会各界力量的注入。这不仅是我们行文的初衷，也是灾后重建的实际需要。

四、未完的思考

中国的建筑师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行政权力所束缚，在而后的城市化进程中又受制于资本，如今他们被权力和资本共同作用，工具化地被分隔于各自的技术身份之中。李巨川先生六年前即在《建筑师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论述了中国建筑师在当代各种政治经济权力的关系中位置的特殊性：“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筑师职业的高度专业化，使得经典建筑师的意义不再存在。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成为大师，创造出优秀的、永恒的‘艺术作品’的想法终于被彻底抛弃。今天最具活力的建筑师，是那些将自己的工作置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之中，更多地通过一种批判性的因而也是创造性的活动——而不是几件精美作品——来实现一种专业知识分子意义的建筑师。”1

灾后重建使得包括建筑师在内的知识分子获得了一个审视自身角色并进行自我组织的契机。面对灾后重建，有了社会觉悟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了去工具化的自我责任的寻找，在薄弱的组织训练环境中进行自我组织，这种自我组织一方面使得建筑师开始在多重层面上发挥其作用。实际上，无论大平台还是小分队，两种模式都脱离了以往与权力或资本的单纯被动合作模式，通过实践的方式对建筑学的社会性进行了全新的认识，既是建筑师团体政治意识的觉醒，也是对现有建筑学本身的批判，而其背后都指向了社会性的建筑学“专业再生”的理想。

朱涛在参加完成都华林小学纸管过渡教室落成典礼后，在其博客中对建成的由坂茂和松原弘典主要设计的“坂房”进行了这样的思考：“‘坂房’的意义并不在于为灾区重建提供一个绝对完美的样板，而是因其实验性，打开了很多问题，激发人们进一步地思考和探索：该‘坂房’能否吸取本次修建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对各种细节做法的进一步优化，尽量减低造价，从而实现批量生产、广泛普及的可能性？还是它仅仅是一个在特定人物（拥有极强号召力的国际名建筑师坂茂）、特定时间（学生志愿者们正逢暑假）、特定条件（很多材料和运输都由民间无偿提供）、特定政策关照（成华区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成功的特例，而无法再复制？针对前后两种不同的答案，建筑师在灾区重建工作中的工作意义和价值又分别如何界定？建筑师如何能取得建筑产品质与量之间的平衡？能真正取得平衡吗？”2

朱涛反思的部分指向了灾后重建中的民间力量的实践成功往往呈现某种“特例”的状态。那么民间力量的实践、众多建筑师的无门而入才成为常态是正常的吗？我们审视“土木再生”平台，它的成功建立和推进，因为有着深圳较为宽松的氛围，有着准官方机构的介入、有着大批志同道合的深港台土木建筑界同仁的加入。而哪怕这样，“土木再生”目前仍就难以解决“政府服务购买”的问题。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政府力量的支持，灾后重建几乎寸步难行。而政府支持的关键，除了政策上的支持之外，财力上的支持也至关重要。灾后重建主要属于政府行为，政府所倚重的建筑专业人员主要集中于设计协会下属的各大院和建筑院校。上述机构因为自身的生产和教学实践，大多被动地接受灾后重建的实践任务，而强制性的行政指令和摊派任务模式，无疑又削弱了机构内建筑师们投入灾后重建热情。面对灾后重建的繁重任务，仅仅靠传统的政府指令模式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在这个层面上政府欢迎灾后重建的志愿行为。然而，正如黄伟文在其博客“城道”中所描述的：“政府的思维一般倾向于简单，如果志愿行动不能自动前往灾区解决问题而需要政府以服务购买的方式来支持补贴，那么从减少麻烦角度，政府宁愿通过行政方式摊派给设计协会再分摊到各个设计机构。而民间志愿行动如果要承接政府的服务采购，又必须有正式的登记手续和法人资格，这恰恰是中国民间组织在从严管理中难以走通的领域。”3

道德是一种实践，而非言语。面对仍将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灾后重建行为，上述两种行为模式中的建筑师和社会各界在思考之后迈出了组织化的行动步伐。而恰恰是行动，能够更进一步地改变我们的社会意识，并加快更为开放的市民社会的到来。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0期——“集体运动”

我们将它称为“摩天轮”，顾名思义，是因其主旨直逼苍穹。

坐在摩天轮的观景舱内，城市在脚下慢慢变小，我们短暂地拥有整个城市。

一旦景观狂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那么，几乎所有的“摩天之物”就会更有肆无忌惮，拔地而起的理由。

在世界各地百米以上的摩天轮排行中，我国是拥有巨轮最多的：北京、天津、南昌、长沙、郑州、武汉、青岛……

甚至海南，一个个巨轮已经或即将拔地而起。究竟是什么让这产自19世纪，已不稀奇的巨型“钢铁之花”成为城市竞相攀比的投注？是“英航伦敦眼”的成功？——如今它几乎就是泰晤士河乃至伦敦城新面貌的象征，是新加坡“Singapore Flyer”的冒起？——其“无轮能及”的豪华娱乐服务，成为城市旅游经济的最新筹码。

或许，登顶摩天轮就能用宏大的上帝视角来观照地表，流露出对未来的无限抱负，靠近人类工具理性占上风之后的自大本能；而慢转的无忧，召唤着古老往昔缓慢步调的残留记忆——尤其印证那些纷纷建造摩天轮的亚洲国家尚处“青春前史”的发展阶段。

而摩天轮那略显殊异的情调，是否也有助于让它远离在“摩天之物”的高度美学中被平面化、单一化的命运？或者从它们身上还能找到“菲勒斯中心主义”之外的另一重观景意愿？

自然，巨轮无辜——可建造，可轰毁。“野火春风”的永远将是人类对于景观/观景的狂野追求，摩天轮本身却并非是“离离原上草”。它的未来，当再经由人类为其寻找到更“长寿”的良药：如何让它可持续——既能空中乐乘，又能让孵化它的土地更具商业效益？或者干脆将其设计为功能复合型高层建筑的一部分？

嗳，诚如你所见，摩天轮确实是一个长瘦钢筋搭建出来的“内部”空空的器物，但人类正在致力于将它打造成一片复合多维片，以收割更强健、更漫长生命中迸发出的摩天轮价值。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0期——“集体运动”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式集体主义】

对中国而言，2008年可谓是其建国近60年以来最悲喜交加的一年。一方面，北京奥运标志着这个曾闭锁于世界的共产主义大国所努力实现的国际化转型；另一方面，雪灾、地震等接踵而至的特大天灾和发生在藏区的骚乱、以及随后奥运火炬在境外接力受阻等人祸，则令这一年的国际化之路格外坎坷；国际化令中国股市经历了亿万财富瞬间蒸发、无数股民集体幻灭的危机，也成就了中国首次作为奥运东道主的全球化身份和亿万国民的集体信心。2008年的一系列事件所制造的巨大张力，将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上记下最福祸相依的时刻。

中国的国际化是艰难的，不仅中国的计划体制与国际的自由市场在本位上存在着矛盾，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传统和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根基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更有着差异；计划体制与集体主义在现代共产主义运动中结合而成的“集体运动”，不仅为上个世纪的持续革命提供了浓墨重彩的底色，也为今天来到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提供了中国特色的语境。中国的国际化过程，势必是一个沟通与隔阂、理解与误解、作用与反作用共存的过程；而中国的现代化越不同于西方模式，就越有可能因遭受国际世界的误解而内聚出从国家到民众的集体主义能量。不理解这种能量的历史脉络，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治理之道和民众的集体心理；而对这种能量的把握不当，中国也难以真正融入国际社会。2008年不仅是中国的“世界年”和世界的“中国年”，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在全球化背景中重新解读“集体运动”的契机。

【集体与集权】

集体性描绘了千差万别的个体之间的共性，而集权则将这种共性转变成为移山填海的巨大能量。然而，历史上最早并不是因集权而产生了这种能量，而是因为需要这种能量而产生了集权。中国第一个以国家形态出现的集权王朝夏，正是产生于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巨大洪灾；而成功治理了这场灾难的大禹，则以“大难兴邦”的方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集权帝王。他在治水过程中不仅建立起了庞大的水利工程，更因为实施这种工程需要远远超越个人的力量，而设计出一种能够“举国之力”的集权组织——国家；他通过自己建立起的国家，将民众团结成在重大灾难前同舟共济的利益共同体，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如何将乌合之众组织成“有力、有序、有效”的团队的这一命题。

“治水”成为了“治国”，这显现了灾难和政治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与经济的发散性不同，政治更多体现为对外来灾难和内在危机的内聚性治理；而外来灾难和内在危机在民众集体性的塑造上往往也有着相反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正是在以高度军事化的国家组织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国状态后，迅速因为内在危机而土崩瓦解。

在应对强大的外来灾难时，集权国家往往能够通过共同利益的诉求，将代表不同血缘、行业、籍贯和族裔等的利益集团凝聚成一致对外的集体力量；而在这种外来威胁消失之后，这些群体之间在内部权利分配上的固有矛盾便重新浮现出来，集权模式就会被指责为“通往奴役之路”。集权国家在动员资源和平衡利益上的矛盾，不仅成为秦王朝昙花一现的深层原因，也成为此后的大一统中国在其两千多年的集权传统中的长期难题。

秦朝之后的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呈现出分裂和大一统交错前行的轨迹。相对于国内的分裂和地方势力间的战乱，实现政治、经济、交通、文化、语言、文字和各种标准上的大一统，则被视为维持社会稳定、消减内耗的一劳永逸之道。中国地域的广袤和地方社会的多样，使大陆国家的中央集权模式较周边国家更为庞大、昂贵和复杂，也使得中国的集体主义有别于韩国刚烈的半岛性格和日本孤傲的岛屿性格，显现出更多作为大陆国家的包容性和文化中心的正统性。中国集权的高度和集体的广度，一方面生成了庞大的官僚集团及其伴生的人治与腐败，另一方面也在营国造城上产生了大量举世称奇的纪念碑工程，同时在其文化的生产和输出上成为亚洲集体主义的中心。集权体制在治理上的专制和在文明上的高产，成为今天西方对中国崛起敬畏交织矛盾心态的根源。

【族裔与阶级】

秦始皇以法家所推行的国家集体主义，为中国的大一统奠定了体系化的基础；然而，由于这种准军事化专制在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上过于刚性，以“废分封、立郡县”的中央集权取代了诸侯林立的地方自治，地方势力的反叛使秦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此后的王朝则将高度垄断于中央的权利分层次、有限度地向民间下放，形成“国”与“家”、中央政府与地方宗族、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集体主义从而向国家与地方两极演化：前者强调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整体利益，因而逐渐设计出文官充政、人事回避、家族连坐和保甲编组等旨在弱化和控制地方势力的制度；后者则强调在国家给予的县政以下的自治空间中，以地方族裔集体主义为中心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外儒内法”的治理结构，逐渐成为此后千年中努力维持大一统格局的集权中国的主旋律。

作为前现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方式，族裔集体主义是农耕文明的必然产物。以土地为中心的农耕文明强调对土地超越世代的驻守权，个体只有在祖业家产和亲缘纽带的集体主义土壤中才能获得穿朝越代的能量；而作为代价的是：个体的选择也必须符合整个族群的整体利益才能获得作为族群成员的合法性。这种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奉献精神，至今依然是中国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农耕文明对于中国式集体主义最大的影响，在于其将土地生产与人口生产相挂钩的模式；“多子多福”被视为一种家族的投资，将现世的有限资源用于无限的未来。在未来中延展的子嗣谱系要么成为土地上的劳动力，要么成为家族财富和宗法门庭的管理者，以及作为族群的触角向国家和社会系统渗透，从而成为隐蔽的族裔集体网络的有机节点。这种建立在“无限资源”前提上的人口模式，尽管周期性地经历着人口红利耗尽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却在总体上以“人海战术”，对外来文化的稀释和少数族裔的同化上起到了以柔克刚的作用。正是这种建立在巨大人口基数上的集体主义，使得中国作为一个古文明体能够不间断地延绵至今；而“人海”集体主义的大规模和不可战胜，也在日后造就了西方的“黄祸”恐惧和“中国威胁论”。

源自宗法社会的族裔集体主义随着生产方式的升级而转型，从适应农业生产的家族集体主义到适应商业贸易的乡族集体主义，再到适应工业生产的阶级集体主义；近代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边缘化激发了民族集体主义；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则将之组织成为国家集体主义……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是集体主义的一个转折点，新政权不仅完成了国家集体主义和阶级集体主义的高度复合，而且以“第三世界”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的外交战略，将阶级集体主义国际化。无产阶级摧毁了过去垂直一体化的地方宗法势力，但沿袭了其集体主义价值观，即个人在集体中的无条件服从。自我牺牲精神感召下的海量群众与国家动员相结合，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演变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种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和明确运动目标之上的集体主义，将个人微缩成集体中的平均微粒，个人回忆变成了有关集体移民、集体学习、集体宿舍和集体劳作的集体回忆，个人生活成为了在群众运动中随波逐流的集体生活。然而，一旦这种集体主义失去了其运动目标，其利他主义基础也将随之丧失，个人主义将在信仰的集体失落中叛逆性地反弹。

【国家与社会】

上层建筑在基层的无为和以士绅为基础的地方自治，是族裔集体主义的制度成因；而中央政府也通过“藏富于民”的放权让利维持地方自治的稳定；科举制则在地方社会与上层建筑之间设置通道，其中选和落选的人才分别成为了政府官员和地方士绅，事实上也分别成为了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二者在前现代中国的双重繁荣，使得国家一方面可以维持宏观结构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又不失民间微观生态的丰富性。

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共生关系在曲折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被改变。苏式的国家集体主义与中国工农运动结合而成的战时集体主义，成功地将基层社会动员成与旧秩序分庭抗礼的颠覆力量；而“社会主义”的理念则重新了定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然而，对于长期在战争环境中形成的国家集体主义，尽管它在大规模资源调动和凝聚民心方面极具优势，但在如何将战时的斗争哲学转变为战后的治国之道方面，却缺乏足够的成功参照。战时的动员经验被沿袭到战后，上层建筑藉由无微不至的党团力量和基层组织向社会渗透，集体运动中的社会力量不得不听命于国家动员，同时在建立社会规范和自我完善方面逐渐失去其应有机能。在一个缺乏社会规范的环境中，国家不得不通过树立各种英雄和榜样强化集体主义的奉献精神、社会道德与职业规范。正如阶级斗争需要通过树立假想敌来获得动力，集体运动需要树立明确目标、而不是通过严密公正的法规和潜移默化的道德力量，来驱动社会细胞在一定规范上运行。国家集体主义造就了无限责任的全能政府，而社会力量在国家事务中的长期缺场则导致了社会机能的萎缩；这不仅使那些本可由社会自行消化的事务成为了责任的真空，而且也存在将集体主义推向“暴君-暴民”非理性极端的危险。今天，即使在文攻武斗的文革时代过去多年之后，这种集体非理性依然大量地以语言暴力的形态出现在网络空间；网络社会的野蛮化和部落化，事实上正是物理社会在个人膨胀、常识丧失之后走向“自由而封闭”的缩影。当年在国家集体主义中被压缩的公民社会空间，将成为今后“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不得不长期弥补和培育的对象。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改变了集体主义在中国的形态。“改革”在内容上将集体的话语权向社会下放，“开放”则在语境上将这个集体向全球推广。在上层建筑从集权向威权过渡的同时，刚性的国家集体主义则向外柔内刚的后集体主义转型。耐人寻味的是，上层建筑在群众运动方面的传统没有就此断裂，而是从单纯的政治运动转向更多的经济、文化与社会方面的诉求：从批判走资到打击腐败，从“学大寨”到“学小岗”，从灭“四害”到“创卫”，从学习时传祥式的自我奉献到学习“傻子”式的勤俭创业，从样板戏到模板化的春节联欢晚会…… 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同步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后集体主义”，显示了二者在中国的一脉相承之处。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令世界见证了中国在短期内应对突发事件而动员资源的规模和效率，同时也令世人在共和国建国近60年后重新理解国歌中“我们万众一心”的内涵。这场发生在奥运前夕的灾难，将一个集权国家的危机管理能力展现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这不仅给世界一个重新理解集体主义的切入点，也给了中国一个引导和培育自身社会力量的契机。对于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够有力、有序、有效地应对自然危机，而健全的社会则是消解潜在社会危机的长效机制。

【体育与运动】

以在现代世界复活，在于它基于人本的定位超越了性本位、神本位、权本位和资本位等人类关系，从而也超越了性别、信仰、等级、阶层等人际隔阂；而中国也相应以“同一个世界”的大同理想回应五环相连的奥林匹克精神，以“和谐世界”理念与共和国建国之初就铭刻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世界人民大团结”遥相呼应，从而造就了东西方两大古文明体在乌托邦理想上跨越时空的对话。

“体育”(Sport)与“运动”(Movement)在现代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因缘关系。“体育”通过挑战人类身体极限展现了“更高、更快、更强”的个体意志，而“运动”则通过大规模的动员与合作展现了“万众一心”的集体意志。当运动员背负着国旗出现在竞技场上时，个体与他所属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国民便成为了“名誉共同体”，个体在意志力上的“临界体验”将为他所代表的集体所共享，从而以一个国家英雄的身份起到带动集体意志、提高国民凝聚力的效应。因此，尽管极限运动在其超负荷方面常常有悖于体育“健全身心”的初衷，但由于它在强化意志方面对群众所起的动员作用，体育成为了集权国家在群众运动中的重要战略和集训体制下的政治任务。

而对奥林匹克而言，奥运的辩证法就在于结合了个人突破与广泛参与，一方面强调个人在公平竞争中取得意志的胜利，另一方面，它也通过鼓励更多全球范围的群众参与，将这种胜利超越于简单数据之上，在同一竞技台上实现不同国家、民族、种族、宗教的“平行世界”，而成为跨国界集体主义的胜利。从开幕式的宏大叙事到比赛中的动人细节，奥林匹克运动全面而深刻地展示了国际运动的乌托邦性质：大量竞赛被集中到同一时空，同一事件在全球媒体同步转播，各国国旗在场馆中同时飘扬，无数互不相识的观众集体喝彩…… 尽管这一海量化的庆典景观对于有着集体运动传统的中国而言并不陌生，但奥林匹克运动对于中国的意义，更多在于它展现了“和而不同”的全球大家庭景观，这对曾经过于求同的当代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借助于奥林匹克运动，中国获得的不只是破纪录的奖牌数字、大国崛起的象征意义或失而复得的民族自信心，而将更多是从国家到社会的转型动力；中国式集体主义也将因此在“天下一家”的理念下，以独立而开放的姿态融入到世界大集体之中。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9期——“中国热”

文字：袁菁

当它停泊在岸，它自动融合为城市陆地，延展地表幅域。当它脱离码头，它又自动成为浦江中自由、悬置的公共空间。它是一块移动踏板，一道无形虹桥，一座来去自由的朴素岛屿。这就是城市空间的弹性两栖体：轮渡。

前溯1910年黄浦江上第一艘官办轮渡，于记忆或许已经太早，那就不妨倒回至上世纪80年代末：拖长低音尾调的轮渡汽笛，好比一头老水牛的“哞哞”声，每日以20条轮渡航线为垄，为着市民的生活、出行而来往耕作。不过即便是日流量达到数以百万计的时候，人们也只将摆渡作为一日之中短暂的航行。

但足够令人欣喜的是，百万市民都习于在这个两栖体上来回。这个空间敞开到让人生猛呼吸，健壮敦实到足够快捷地移动。在它远离固着、稳态的陆地，驰向液态、流动的水域之时，市井凡俗籍此获得暂脱尘嚣的“浮力”。在此，所有家长里短、流言蜚语仍可传颂，却旋即被江风吹散。

位于陆家嘴一带的浦江流域，负载着主流的渡船记忆。但时至今日，往昔的轮渡印象轻易就被目力所篡改：江两岸的万国建筑，新晋的现代化抑或后现代的玻璃大厦，绵延不绝的外滩地标，时时、处处构建西方化的空间想象。

所以，不妨提供另一重轮渡集体记忆的“登录”方式：从吴泾渡口上船。此处黄浦江的水域平阔，沿江两岸的工业区低矮、辽远，工业园区的花瓶型烟囱，缓慢地释放着白色的气雾，与白云无异。时间突然缓慢下来，恰好与旧日的流度对接。

暂时忘却斜拉索桥，过江隧道、轨道枢纽早已笼络了数量庞大的轮渡人群的事实，那么载负上海市民几十年过江记忆的轮渡，仍是鲜活在目：形象到价格经久不变的黄色过江塑制代币；受人追捧的轮渡船头，让人望江起意；神秘的驾驶室偶尔开着门，偷瞄无妨；鲜红凳子（黄沙箱），绿色船舱，昔时今日，雅俗时髦；粗如腕子的缆绳，偷摸下它的粗糙；船侧浪花涌涌，活像雪碧拧开时的蓬勃气浪；永远在江中闻来才最真切的浦江水味儿……可即便如此，对于城市发展的交通现况而言，黄浦江的轮渡“改制”仍是势在必行。一年前的7月，49岁的纸质月票彻底消失。科技主义的电子月票的新生，无疑宣告了温暖、“邪恶”、乐趣横生的赝品月票时代成为记忆里的涛声——就像从前的电影时代，随手撕挖张贴于外的各色电影海报，用来制成观影通行证的终结那样。

它也在寻觅着新的摆渡口和停靠点。

2010年，上海的轮渡船即将生年满百。就像浦江之于上海这座港口城市的所有意义一样，日日忙碌，移动不止的“岛屿”亦难以完全剥离出凡常的生活经验。

轮渡因其百年辛勤劳作，得以收割更多丰美果实。譬如今天的陆家浜路轮渡站，已经面目一新地迎送来往人群：淡黄色的大型轮渡等候室，黄绿色的遮阳篷，都足以让人充满好感；尚还满布蛛网般钢筋的公平路轮渡站，同样也不可小觑：东方明珠近在咫尺，日后将建成观光、旅游、交通三位一体的“绿色观光台”，在公共交通中赋予生活以审美和乐趣。

或许，不用再等到2010年。从此刻开始，轮渡的意义就可能开始蜕变：作为柔软度极大的两栖公共空间，将在瞩目与期待中衍生为新型城市景观。

请允许我提前叙述一些尚未到来的事情吧：“到那个时候，轮渡将作为浦江风景的有机组成体，‘破旧’、‘脏乱’、‘缓慢’将与轮渡绝缘。风格各异的轮渡等候大楼，将配备地下停车库和高级商场。13节的船速，即使纵向游览浦江也不在话下。轮渡与公交的接驳功能将会进一步提高，实现‘零换乘’的可能。”

“到那个时候，除了已经焕然一新的陆家浜等轮渡站外，还有东昌路、其昌栈、秦皇岛路站、宁国路等七个码头将会‘鹤发’转‘童颜’。它们将组成叫做‘世博水门’的‘联盟力量’，负载起世博水上交通的重要使命。‘世博水门’将经过浦江进入世博园区，届时，既能分流来自海外各国、本地及外省市的人群，同时也能让他们饱览江景，品味海派风韵。”

“到那个时候，3 6 条渡船还会迎来新的伙伴——22条新的世博专用船只，它们将在舒适度和美观度上大展拳脚。而世博之后，36条默默耕耘的老渡船们，将会‘归隐田间’去到郊区二线为人们的出行继续耕耘。”

每一个深隐或者显明的渡口，都曾经人来人往，它们有往日可忆，亦有来日可追。即使如这带有鲜明物质主义色彩的都市，渡口的存在，仍然力证着这个城市尚留待发见的诗意空间。它似乎在力图区格这样一种普遍的生存经验：在行走时指摘乖离的巨型广告牌，在拥挤到匪夷的地铁中“腹背受敌”，或者，连在旅行中都要怨怼城市“同质化”现象正在愈益严重。人以劳碌对抗日渐冗杂的生活程序和格式化的生存状态，却要如何去对抗强大无比的内心虚无——是日新月异还是“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寻找一个城市的渡口，何止关乎城市枢纽，也关乎城市中人的奔命身心。

轮渡，带有象征感的城市空间两栖体，正在城市发展的漫漫水域中扎下更深顽的根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