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城市中国》12期——“新农村”

 

文/冯原(广州)

 

Text/Feng Yuan(Guangzhou)

 

大半个世纪以来,有两种力量一直在为中国的农村不断赋予“新”的话语,而这个“新”话语却折射着不同历史时期的语境。

 

如果我们把十九世纪末期以前的中国想象成一个由物种和食物链组成的社会金字塔,那么,这个广阔的大陆就像是一个草原,无以计数的农民如同啮齿类动物一样充当着这个帝国生物链的经济基础。再把这幅图景转变成空间想象,我们就能看到那些食草类动物的栖居地——田连阡陌的大地上那些星罗棋布的农村。

 

与食草类动物在不断地繁殖物种的同时又以自身向食肉动物提供养分不同的是,在农村中聚居的中国农民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并用他们生产的粮食和布匹供养着整个以城市为中心的上层食物链——宫廷、官吏和军队。千百年来,依靠这种“进贡式生产模式”一直维系着既脆弱又强韧的帝国财政体系,支持这种制度的最重要因素来源于这群具有惊人的忍耐力和繁殖力的农民们。历史上在上层社会的视野里,农业和农村虽然有物质和功用的一面,“但最终其象征层面的意义超越一切”,劝农是创造社会福利和太平政体的基础,务农与良民是同义语。所以,从功用的一面来看,皇帝与儒家阶层很少会真正关注农村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农村只是自生自灭的生物群落,连统治者也无心或没有能力去管制分布如此辽阔的农村单元,以至于乡绅或地主阶级成为了农村的实际托管者。相反,从秩序和道德的一面来看,农耕生产却被赋予了近似于道德般的地位。这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传统农村的社会组织与空间结构:一切村舍、家庙、集市、戏台或宗族组织等等,都是为维持农耕生产的需要而存在。这样的农村,在漫长的历史周期中,似乎从来都是不大变化、也不应该变化的,也没有什么守旧或创新的含义在内。

 

真正促使中国农村发生变化的因素是近代西方的“现代性”进入中国之后,不过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强权面前,与不堪一击的帝国体制不大一样,中国的稻—棉农村并没有随着帝国体制的崩溃而走向全面的瓦解,撇开近代纷乱的政治理念和残酷的党争不谈,从根本上来说,面对这个贫弱的中国,谁也不可能从改革乡村入手来推进整个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这个历程还是踩着历经千年不变的中国农村那饱含艰辛的背脊蹒跚起步。进入到二十世纪之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加大对于农业的投入,反而加重了地租的负担,土地零碎化和大量的自耕农的破产,被各种势力反复盘剥的中国农村最终变成一个凋敝破败的社会。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某些有志之士开始着手推进乡村复兴的社会实验,这时,各种“新”农村的图景逐渐浮现出来,其中,晏阳初、梁漱溟和卢作孚以身体力行的实践成为民国时期乡村复兴运动的表率。

 

因为政治和地缘的因素,一个幅员如此辽阔的中国,不同地域的农村早已是千差万别,所以,民国年间的志士选择某些点位进行的乡村改革实验,即使获得了各种成效也难以推广至全中国的农村。与实践层面相比较,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最大的成效体现在话语的层面,传统的农村首次被知识阶层纳入到“新”的语境中,几位先驱者分别提出了“顺民心、发民力”、“树民风、启民智”和“谋民生、保民享”的新方药,分别指涉教育、文化和实业。 与此同时,以党派政权为基础的农村改革也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改革是以更具规模的社会组织改造——合作化为先导的。国民政府依靠商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国统区”推行合作化运动,这个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救助贫弱、扩大生产的目的,但是国统区的合作化完全建立在地缘和血缘的基础上,实际上仍然得利用旧农村的共同体资源作为动力,这样的运动当然也难以形成“新”的话语优势。 与国民党推行的乡村合作化相比较,中国共产党基于它的政治理念,很早就介入到改造农村社会的实践之中,到了四十年代中期,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化,从早期的革命根据地获得的经验通过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对中国农村进行了天翻地覆般的再造。共产党领导下的土改是一场以阶级斗争话语为主题、而不是以扩大生产为目标的社会再造运动,在话语和象征的层面上,这场运动缔造的是新旧两种社会的对比,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也是民国时期任何一种乡村改革实验所不能比拟的。到了五十年代初,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中国农村彻底地从传统农村的惯习中脱身出来,以1949年为界,一个全新的社会浮出了水面,此时,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过去落后陈旧的中国农村正在向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金光大道迈进,当新的国家主义的话语响彻云霄之时,中国农村和农民们不可避免地要为新的社会实验和领导者的乌托邦想象付出难以预估的代价。

 

当以“农业学大寨”为口号的针对新农村的连番改造运动对于广大农民们来说变成一种不可掌控的命运时,这个“新农村”的语境其实却暗示出一个轮回的镜像:与现代性背道而驰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验反而与儒家所信奉的价值观很接近,它也是以确保道德和理想为前提、并以牺牲效益和产出为代价的。以消灭“三大差别”等话语为口号,这些理想化的话语其实遮蔽了生产效率日益低下的事实。转折点出现在1978年,当安徽省小岗村的十几个农户为了实行“包产到户”而要歃血为盟之时,历史已经走到了一个不得不回归经济理性、放弃超经济的道德理想的重要关口。由三中全会后发端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农民成为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得益者,而这种改革的实质,却只是把原来束缚着农业生产的制度性枷锁从农民身上解除掉,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以空前地爆发出来。八十年代走向富裕的农村用事实宣告了推行了几十年的道德乌托邦实验的一去不复返。然而,当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不再针对着农村,当上层权力正在试图重组全社会的利益分配之时,由农民的自发力量建设新农村的势头很快也就失去了推动力。

 

历史确实并非是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的,大半个世纪以来,有两种力量一直在为中国的农村不断赋予“新”的话语,而这个“新”话语却折射着不同历史时期的语境。一种是从晏阳初、梁漱溟到秦晖、温铁军这样的有志之士;另一种则是国家中心的话语势力。两种力量呈现出此起彼落的趋势,到了最近,两种话语的交织更是呈现出富有张力的态势。自九十年代之后,中国工商业经济的突飞猛进连带着声势浩大的城市化运动,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农村又一次被抛向了国家资源再分配的视野之外。远离话语权的中国农民始终是中国社会中最固有的弱势群体,在每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知识阶层中也不断地涌现出他们的代言人,“三农问题”在一群以农村、农民的命运为已任的学者推动下能够成为九十年代后的显学,本身就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只不过迄今为止,中国的新农村仍然滞留在学术想象的图景当中。

 

百年以来,每一次“新”农村的提出,实际上都反映了那一个时期中国农村的“新”问题,所有关于农村“新与旧”的问题虽然都是针对旧农村中的旧习气、旧成份,但是从根本上来看,中国农村有一个不变的旧——在于它是否总是受到城市上层社会不公平的盘剥,成为收支不平等的造血机器;那么它的“新”——正如温铁军所断言的:没有新的制度,就没有新农村。 今天的“新”语境所折射的只能是创造新的制度和组织机制,而这一点,又直接把“新农村”的锻造拉回到国家主义的权势范畴中,由学者们探讨和支持的新农村实验最终还是要取得国家话语的认同,才能作用到全中国的农村,真正把农业生产和农民们带离那个使他们输出了无数的汗水又没能得到公正回报的可悲处境。

 

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了上个世纪的百年,而上个世纪关于中国农村的“新与旧”的话语和实践也已经成为历史经验和资源。在其中,我们能看到有志之士用良知和学问所创造的社会试验;也能看到各种以国家利益为名而强行推广的农村社会组织改造运动以及所造成的巨大代价。现在我们面临的也许不再是儒家观念和现代性之间的价值冲突问题,现在的问题很可能在于:如何克服掉话语层面中那些华而不实的虚假成分——今天又一次兴起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似乎正潜藏着这样的趋势——以开发样板村、新的形象工程创造话语优势,实际上却仍然想保持向农村吸血的恶习。 能否创造出符合农民、也是全社会利益的新农村,这一切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创造一个新的体制,一个真正能把福利作用到农村和农民身上的新制度。在新的百年里,只有它才会成为区分“新与旧”农村的惟一有效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