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2期——“能源战略”

 

 

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态势,国人担忧,世人关注。能源安全的考虑,环境保护的压力,国际能源市场的走向,均向人们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能源消费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有鉴于此,政府连续出重拳,通过行政管制和经济激励,强调宏观调控,节能减排。奥运之后,大量煤炭出现积压,能源消费需求明显趋于缓慢。中国能源消费需求增长的拐点已经到来?

 

【何谓拐点】

 

所谓拐点,即某种趋势出现转折的关口所在,一般有四种情况,即由慢转快,由快变慢,由降为升,由升而降。快与慢的转变是相对的,而升降的变换则是绝对的。而且,不论相对与绝对,均有暂时的、表象的情况和长期规律性的态势之区别。

 

由此看来,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轨迹,已经出现过许多拐点。改革开放以前的能源消费增长十分缓慢,改革开放促使了第一个拐点的出现:能源消费增长出现加速,需求旺盛,供给不足。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到九十年代后期的增长处于平稳增长期,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始终保持在0.5左右,即0.5个百分点的能源消费和增长,保障了1个百分点的GDP的增长。但在1990年代末期,能源消费出现负增长,出现了一个能源消费下降的绝对量的转折。

 

显然,这一“拐点”只是暂时的、表象的,并非规律性的拐点。进入二十一世纪,能源消费增长趋势出现突变,连续七年与GDP的增速几乎同步,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比上世纪末的二十年高出一倍。1980年至2000年二十年间,能源消费的绝对量只是增长了6.5亿吨标煤;但

在本世纪前七年间,能源消费净增量高达13亿吨标煤。显然,如此高速的增长,是不可能持久的,但何时出现拐点?这一拐点是相对的,即由快变缓,还是绝对的,即由升转降,是表象的,还是规律性的拐点?奥运后出现的煤炭积压情况,是否意味着拐点已经出现?

 

【能源消费增长的规律】

 

能源消费增长,有着其内在的规律性,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发展进展进程而演进。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对商品能源的需求十分有限。而进入工业社会,规模化的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稳定而持久的商品能源消费,传统的生物质能显然不能满足需要,这就出现了第一个拐点,即由低而平稳的消费转向持续但适度的能源消费的增长。此时的工业化以劳动力密集为主要特点,城市化进程启动,但城市人口比重不高。进入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大量的基础设施、房屋建筑和汽车等资本性消费进入家庭,能源消费需求直线上升。随后,随着资本存量的相对饱和、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趋缓,工业化进入知识密集型阶段,能源消费增长进入一个由快变缓乃至由升转降的质变阶段。

 

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可见能源消费增长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S”型曲线。工业革命以前,能源消费增长几乎为零;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能源消费出现适中而持续的增长;进入资本密集型阶段,大量能源沉淀于基础设施、城市建筑,能源消费呈线型增长。而一旦物理即外部扩张型工业化阶段结束,能源消费增长重新趋缓甚至负增长。例如英国、德国等老牌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完备,人口稳中趋降,技术进步,能源消费的拐点是由升转降,是绝对的,规律性的。而美国则不一样,尽管技术进步使得能源效率不断提高,城市基础设施也趋于完备,但人口缓慢增长,使得能源消费需求呈现平稳增长态势。我们不可能想象,美国、欧洲的能源消费增长,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保持像中国一样的高速态势。

 

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显然中国处于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化阶段,能源消费增长正处在“S”型曲线的中段,即高速增长阶段。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能源密集度高的资产性消费例如汽车、住房快速进入普通家庭,而且人口尚在不断增加。尽管我们有着后发优势,可以利用技术进步提高能效,但能源消费增长的阶段显然是不可以跨越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能源消费快速增长的阶段还要持续多久,有否可能出现规律性的由升变降的拐点?

 

【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态势】

 

目前中国能源高速增长的态势可以维持吗?如果是,还可以维持多久?中国能源消费由快速增长到平稳增长,再到负增长的拐点何时出现?

 

前面已经说及,能源消费增长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根据国内的研究和发展进程分析,中国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进程可望在2020年达到顶峰。届时,基础设施、城市建筑和资产性消费品的增长速度将变缓。但由于人口持续增长和能源、资本密集型设施、装备的进一步完善、巩固和提高,中国进入知识密集型工业化阶段,可能需要在2030年前后。

 

此时,人口增长已达峰值,此后可能出现下降,外延性的扩张性资本积累空间将十分有限。然而,由于在资本密集型工业化阶段的资产积累在质量上存在一些不足,中国尚需要一段时间对这些资产如高速公路、房屋建筑进行更新加固。这一进程可能要持续到2050年前后。

 

根据上述城市化、工业化和人口增长的总体态势的把握,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拐点将得到识别。首先,中国能源消费较快增长将可能持续到2020年前后,此时出现由快变缓的拐点。随后,这一趋缓的态势将持续到2030年前后。接着,中国能源消费增长出现由缓变慢的拐点,使得中国经济在后工业化阶段能够进一步得到巩固、提升。进入到2050年,中国可望出现能源消费由升转降的规律性拐点。

 

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态势,有着共性规律;除非中国停止发展,否则这一态势不可改变。但是,面对这一规律性态势,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首先,我们可以将高速增长的速度变得低一些,即在“S”型曲线的上升阶段,降低上升的坡度和幅度。其次,我们可以缩短上升阶段所需时间。发达国家用100年完成的阶段,我们可以缩短至50年甚至30年。

 

【实践科学发展的政策调控】

 

既然能源消费增长有其规律性,我们的政策调控就要顺应这一规律,在保障工业化、城市化和人们生活质量稳步提高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能源消费增长的速度,缩减拐点出现的时间,促进中国能源的可持续消费。

 

这样,国际压力、环保动力和安全考虑均可成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调控动因。

 

从国际压力看,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总量已经与欧盟27国持平,在2015年前后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上,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一,人均也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国际社会在能源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给中国的压力与日俱增。这似乎是坏事,其实不然。这正是国际合作的契机。中国需要提高能源效率,需要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对全世界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与中国联手,通过技术合作和资金援助,加速中国能源消费增长拐点的出现。

 

从环保动力看,中国的环境恶化态势必须得到扭转。我们发展的目标不是毒化我们生存的环境;能源消费的增长是要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而非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大量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可以改善环境,提高能效可以减缓能源消费需求的增长,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环境,对促进能源消费需求拐点的出现,也具有积极意义。

 

从能源安全考虑,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长必须可持续。考虑到中国的资源禀赋,中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与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进行攀比。我们必须遏制浪费和奢侈性能源消费,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以此,通过国际合作、环境保护和消费观念改变等诸多方面,减缓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态势,促进规律性拐点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