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王迪（北京）
对于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来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北京。我63年在这里出生，日后的四十多年间也很少离开这里。我对这座城市面貌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已经不是人们所习惯认为的老北京了。经历了五十年代第一次城市改造，老北京的牌楼、城门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也只是长辈、老人们口中的念相了，甚至在文革那个破四旧立新风的年代，连照片都很难见到。五十年代大规模建造的苏式办公和住宅楼群，六十年代及文革期间兴建的由于过分降低成本而使得无论在外观上还是功能方面都相当粗劣的简易楼，以及七十年代开始大量出现的普通住宅楼、大板儿楼、塔楼等等，这些建筑由于它们更直接的进入到我的日常生活范围，所以甚至比那个年代的所谓十大建筑和其他一些著名景观都更深的嵌入了我的视觉记忆，构成了我内心深处有关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影像。这里有一种相当复杂的情感，很难用爱、恨、审美这样的角度来解释，就像我们对待上个时代那些伟大领袖人物的情感一样，因为它们是无条件的成为了我生命成长中的重要部分。
近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建设使这座城市的面貌发生着惊人的改变，尤其是这几年变化的速度之快简直让人无法提防。一个地方我一段时间没去，再到那里就几乎已经不认识了，我甚至会怀疑新耸立在那里的建筑不是盖的，而是直接搬来的。虽然在大规模的拆建过程中，政府和民间也都逐渐意识到了有关历史文物的保护问题，但在目前大众及决策人的概念里，上面所提及的那些建筑恐怕决不在这个范畴之内。工会大楼不是都被拆了吗，连天文馆也差一点遭此厄运，后由于几个人大委员极力反对才得以保留下来。面对这个让我一天天感到陌生的北京，“这是我的城市”这样一种自信变得越来越脆弱了，甚至惧怕有一天在这个城市里都无法给自己的身份都找到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明。所以我决定要拍这些楼，拍我成长记忆中属于我的北京。
初衷就是这样简单、感性且个人化的。基于这个出发点，我最初的拍摄角度便与那些着力记录中国当下大规模城市变迁的摄影师不同，我实际上力求记录的是我记忆中的一段相对稳定的人文景观面貌（但在今天想做到这一点是几乎不可能的）。大部分摄影师在拍摄卢浮宫或紫禁城时，都会尽可能回避过多的现代景观因素的干扰，对于我来说，我以同样的心态对待我所拍摄的这些建筑。但在前后三个冬天的拍摄过程中，我的心态和拍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转变，这主要归结于尹吉男先生的影响。在我将最初第一年拍摄的照片给老尹看并请他给提意见时，他并未对作品的品质及相关的审美问题提出太多的看法，而是着重提醒我不能只停留在对外观面貌的记录上，而是要去挖掘这些建筑背后的内容、居住在里面的人的内容，这样这套东西日后才可能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人文价值。正是老尹的这些告诫，使我在后来的拍摄中不仅记录这些建筑的外貌景观，也更主动的收集其全面的人文信息，并添加了录像的拍摄采访部分。
直到这个系列作品的拍摄后期我才发现，单单以建造年代来界定这批楼的范围并不是最合适的，因为我拍的有些楼的建造年代要晚至80年代末。但这些楼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性质，它们都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国家硬性住宅经济指标为依据进行标准化设计、建造并以福利供给制方式进行分派的住宅建筑。这种性质不仅决定了建筑的格局设计、面积指标、住宅区的规划方针，甚至在外观上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风格，这便成为我拍摄、编辑这本书的最终的思路，也就有了《红色住宅》这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