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9期——“两岸”

 

文/梁成锦[香港]

 

1979年1月1日有两个历史镜头:一,中美建交;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两件标志性的大事,也就是当代意义的海峡两岸经贸往来的开端。迄今所有记录几乎都是从1987年11月写起,笔者认为补上前面八年的那一段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央政府对台经贸政策的背景和分量。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蒋介石集团被驱逐,世界上各大国陆续与台湾断交。1979年元旦华盛顿与北京同时宣布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明确表示尊重中国主权完整不容侵犯;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废除共同防御条约;撤除美国驻台湾的军队。其时,中国已经和绝大多数国家缔结邦交,全部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的一个中国。至此,我们已完成了所有国际社会惯常的法理程序,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然而,中国政府非常明白美国与中国修好只不过是冷战思维下的一种手段,属于阶段性的选

择,美国政府从其终极战略目的出发必然会威逼利诱台湾“去中国化”,与大陆渐行渐远,形成“实质独立”的局面。事实上这三十年间从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年代的领导人更换到政策走向,处处透出美国政府的图谋。中央政府必须对政治上风雨飘摇的台湾地区承担起责任,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应该由我们主导,对台湾当局和人民的工作还得我们自己做!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因此,在公布和美国建交的同一天,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明确倡议通过商谈结束台湾海峡军事对峙状态,实现通航、通邮、通商,开展经济文化交流。沿用新中国成立后行之有效的交往方式,采用贸易先行的步骤。1979年,对外贸易部正式成立对台贸易局。

 

 

对台贸易在非常严格的管理下,由各个部委各个行业配合有条不紊地展开。政策决定了贸易的性质和形态,一切都以台湾人民的福祉为依归,尽最大可能保障台湾工商界的利益。规定所有台湾原产地的商品豁免全部税项,所有交易经由在香港的第三方转口到大陆港口。对台贸易局精心挑选了一批在台湾有经济实力,在不同阶层有影响力而又热心为两岸统一奔走的客户。台湾经过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建设,化学纤维,造纸,轻工家电产品等行业已积累了一定产能,急需寻找新的市场。来自大陆的巨额采购,及时地扶助了台湾的企业。假如台湾的产品在品种、价格上和传统的进货渠道有冲突,我们肯定本着同等优先的原则向台湾下货单。短短的一年内,全国的纺织厂都不同程度在使用台湾的化纤,台湾产的电风扇、收录机出现在千家万户。海峡两岸的贸易人员也成了民间交往的先行者,分隔了几十年大家都很急切

从对方找出文化传统上的共同语言,工作之余谈得最多的是对回归的憧憬。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管对台事务的最高负责人杨尚昆经常到台湾客人下榻的旅店亲切交谈。在1987年 7月台湾还没有解除行使了38年 的“戒严令”和同年11月开放大陆探亲前,台湾朋友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来的。蒋经国对《告台湾同胞书》的回应是极其负面的“三不”。一旦发现某人有去大陆的嫌疑,特务就会从台湾一路盯梢。1982年台湾化纤公会的主席鲍先生到香港拜会华润公司,为保密起见从后门搭乘送货电梯,还是让特务给照了相,回到台湾后让情报治安部门纠缠了很长时间。有的朋友因为和大陆接触被列入黑名单投入监狱。对台贸易局长安民(后任商务部副部长)曾很动情地说过:“将来两岸统一了,要给他们立碑!”

 

人心和潮流是挡不住的!对台贸易从第一年的0.77亿美元到1981年增加至3.8亿,至1999年已增至213.2亿,平均年增率为25.1%。1981年开始,台湾开始从大陆进口(当时主要是棉花和煤炭,我们称之为一黑一白),首年0.8亿,到1999年增至45.2亿,增幅同为25.1%。贸易打开了市场,看到了商机带动了投资。在这一时段,已经完成了大陆单向采购——两岸双向进口——台商在大陆设厂——产品返台出口的全部过程。这二十年间投资出现了二次高潮和一次滑坡。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台湾的产品结构就开始变化,原有的出口优势减弱,而大陆的改革开放已初见成效,两岸的互补优势凸显,特别是中小企业,不来大陆设厂已无法生存,用他们的话来说“来大陆可以马上降低成本百分之三十”,只有“登陆”才能维持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既可以保住台湾的工厂(生产较高级的零件销往大陆),又有机会做大做强。出路是有了,可是台商还只能悄悄的、小规模的西进,因为只有到了1987年7月解除外汇管制,台商才可以间接投资大陆,请注意是间接。1988年6月中央政府及时公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1989年以王永庆为首的大企业家赴大陆考察大型投资,带起了一大片。当年台商投资项目共540个,协议金额5.5亿美元,相当于数年来的总和,形成了第一次高潮。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随后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目标。1993年海协——海基会在新加坡首次会谈,营造了两岸关系平稳的氛围,台商掀起了第二次投资高潮。1992年至1994年间共投资2.3万个项目,协议金额200多亿美元。

 

从1995年开始,李登辉不断挑衅两岸关系,显然是在配合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动。1996年喊出“戒急用忍”口号,进而制定新的投资规范,严格限制大企业、高科技业进入大陆。1997年亚洲遭遇金融危机。从1995年至1999年,台商投资呈下降趋势。

 

以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为起点,出现第三次台商投资高潮,谁也不愿错过这一重大机遇。进入二十一世纪,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越来越大,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逐年增加,同时也不断调整策略。早年的投资集中在纺织、塑胶、制鞋等传统产业,第二波多为小型家电、日用化工、运输工具、水泥建材、食品饮料,第三波则以电脑、电子信息、半导体、精密机械等资本技术密集行业为主导。除层次提高外领域也不断扩大,如房地产业、商业、金融、保险、证券、风险投资、旅游、医疗、教育、媒体都已全面进入。第一波的投资

每个项目平均不超过百万美元,现在亿美元以上的项目很寻常,目标瞄准上市公司和庞大的内需市场。区域格局也经历了从南往北,从东向西、从沿海往内地的过程。三十年的耕耘,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早已进入收获期,为数众多的企业在大量的赢利已超过在台湾的母公司,在岛内上市的大陆概念股已然成为台湾股市的柱石。大陆市场给台湾企业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中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思维与时俱进,三十年间上了三个台阶,越来越务实、越来越具有操作性。通读胡锦涛2005年4月与连战的两次谈话,2007年在“十七大”上的报告和2008年元旦前夕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30周年会上的讲话,理解了胡锦涛提出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的基础,目的和方法:一,坚持“九二共识”是基础;二,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根本归属;三,深化互利双赢的交流合作是有效途径;四,开展平等协商是必由之路。因此,三十年来从事两岸经贸的所有人,都“共同参与了和平发展过程,也就是和平统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