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匡晓明 《城市中国》总编
站在2011的年头，有理由感叹，我们竟已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尾巴上来反思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盛况；时间的回溯性力量在世界政治经济重心挪移与地方发展转型的双重变局中愈发得以彰显。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拐点上，上海将正式进入“三后”时代：即继续沿着“后工业化”的产业经济轨迹，以“后危机”的全球经济大势为背景，从“后世博”的原点出发，将大事件拉动增长的机制视为未来上海新一轮城市发展的契机。
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后工业化”的概念，宣告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转型，并正式迎来后工业化社会。而在20世纪晚期的全球化的背景下，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去工业化”进程相伴推进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不断攀升。随着国际劳动分工顺着区域劳动力价格水平的阶梯不断向下转移，发展中国家那些较为发达的区域与城市（如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后继而上的中国东部沿海以及印度次大陆和巴西）也开始经历后工业化的转向。
这场全球经济的转向推进了广泛的自由化与市场化，地方政府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主体。衰落的工业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发展重点在消费和生产两个方面发生了偏移：一方面通过对衰落工业空间的设计和演绎吸引更多的游客，从而拉动就业和消费；另一方面通过提供更灵活、丰富的生活服务设施以及便利、集中的生产性服务业设施，吸引创意和科技型人才和企业，从而为地方财政税收做出贡献。城市政府逐步转变职能，政府企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通过类似企业的运作方式来包装和推销城市，大事件营销和发动巨型工程对城市品牌的塑造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被广泛认识。因此，后工业化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趋势一同将“大事件”推到了城市发展的聚光灯下。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短短30年内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百年工业化之路，而正是这个集中却充满不平衡的爆发期使得中国的后工业化状况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复杂。中国未来不仅要完成未竟的工业化任务，还要完成后工业化时代提出的新的历史使命。可以预期的是，进入“三后”时代的上海将循着历史轨迹继续完善浦江两岸的产业格局，不仅如此，笔者认为上海也必须在未来的十年甚至五十年里抢占“文化经济“的高地，以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依
托，加强文化金融与文化交易功能；以“后世博”为契机，推进现代传媒、设计、创意产业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
上海世博会从筹办到结束经历了大约十年时间（199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申办2010世博会到2010年10月底世博会结束），这十年里，上海的城市结构以及城市面貌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浦东开发，世界财富论坛和APEC会议在上海的召开，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事件对上海的节事举办能力有很大促进作用，为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打下了基础。城市大事件不仅借由对城市内部空间的再塑造直接引起地方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也在时间上产生了筹备、发生、结束与后继利用的序列，从而与城市的经济运行周期、城市规划和建设以及城市的对外联系等方面发生多重的并行或交织关系。城市大事件在上海既是一个过去时，更是一个未来进行时。
始于2005年7月的上海迪斯尼公园计划中，华特迪士尼以商誉、技术和资金入股，约占51%的股权，陆家嘴集团以土地入股，占49%股权。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人以知识产权优势占据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上风向，而上海在大事件、巨型工程的背后是城市软实力的缺失。作为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龙头——上海，必然要在软实力和文化输出上取得自身的优势，在实现城市转型的同时，成为泛太平洋地区与美国西海岸城市连绵区和日韩城市群相与抗衡的创新经济实体。要做到这一点，上海必须率先改变GDP增长观，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培育文化创意经济土壤，并以连续不断的大事件和巨型工程来刺激本地经济，带动相关服务性产业和人才、理念方面的输入，实现基础建设—产业生产—消费经济在不同地域层级的相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