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媛 [城道研究中心]
中国没有桃花源
No Eden in China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正见》一书中这么写——“我在几乎所有的中国画中，都看见一个孤独的人影，在山中竹林之下，我想这是许多中国人的梦想。”
“中国式的逃逸”自古就有，而梦想终归是梦想，矛盾的中国人鲜有真正出离的勇气，这和中国儒家的实用主义思想有深远的关系——中国基层社会呈现的不是“散沙”型、而是“蜂窝”型的社会结构，一人发财、全家不饿，现代中国人的个体单元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个体单元都要庞大。欧美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而中国人可能会有着一个庞大血缘关系的主干家庭甚至联合家庭，由此导致中国家庭的个体成员背负的是别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压力。正因为这样，在国人心中，危机感也是极为显著的。如果危机感与幸福感、安全感成反比的话，那么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没幸福感和安全感的人。
对于这样的中国人来说，一个山林中的小房子不是逃避现实的梦想，而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第二居所”——能为自己提供安全感的固定资产，并且那个房子的物业、地段以及升值潜力等诸多的附加值必须是相当有保障的。也因如此，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这个角度，中国式危机的产生和消解都离不开房地产，并且是首要的。
GDP与GNH的博弈
The Battle between GDP and GNH
过去的十年是中国GDP迅速膨胀的十年，是中国房地产的黄金十年，同时也是中国的人群结构从橄榄型向哑铃型逐步转变的十年，它“成功”地引发了中国式财富积累怪圈的马太效应，并为此怪圈稳步快速前进提供了无穷动力。房地产让更多的中国人坚信那句香港人的祝福方式——祝你不劳而获；而坚定不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如果再提前十年，大陆人看林奕华的《等待香港》一书中《刘德华还是周星驰？》这一章，读到“香港人有种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听过的祝福——祝你不劳而获，香港人羡慕的是周星驰电影里那些不费功夫就获得非凡武功的人”，或许会觉得很有意思；而十年后，当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当中国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坚定不移地追随周星驰式的致富论。
将这一逻辑稍作停顿，重新反思基本面的问题：如果 GDP（国内生产总值）带来了国家的富强，却没有兼顾经济良性增长和协调发展，那么，人民收获的就不是幸福而是痛苦。从这层意义上，中国缺失的正是GNH（国民幸福总值）。真正让国人恐慌的不是GDP带来的贫富差距，而是GNH缺失下的道德沦丧——因为在信仰缺失和物质至上的当下，一无所有的人很难尊重生命和文明，很难对社会抱有真正的责任感。人心更容易倾向不满和愤怒时，暴力或将成为最简单直接的宣泄方式。
巴西还是不丹？
Brazil or Bhutan?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在《中国模式有多独特》中有这么一段话很有意思——“话说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该国政府储蓄率在六年之内增加了1倍；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该国基尼系数是0.45；该国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资；该国在政治上没有竞争；它对外资非常开放；工业化速度非常快，十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三分之一。”如果你认为这是在讲中国，你没有全错，但实际上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巴西：经历了从上世纪60年代起保持GDP11.4%高速增长的“奇迹年代”（与中国非常相似），而在80年代却陷入了GDP增长接近零的“丢失的十年”。
从尊重历史的角度看，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时代》前编辑）所说的“中国特色”——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或许只是山寨了上个世纪的巴西。然而后者的发展过程，却让里约热内卢成为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而随着贫富悬殊出现的暴力事件、毒贩、黑社会、无作为政府、腐败的警察以及快速城市化形成的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正是国家片面重视GDP而忽视GNH形成的社会痼疾。
而今日的中国或许还有另一种参照，就像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国家：它拥有75%的森林覆盖面积，居亚洲之首；全国只有1%左右的人口抽烟，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禁烟的国家；那里出国留学的年轻人，99%选择回国；那里有免费的医疗和学校，穷人有医疗补贴；98%的人拥有土地；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98%的人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就是被世人誉为“离世界最远，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宗教小国不丹。正是不丹首次提出了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的“不丹模式”，成为替代GDP衡量人类进步的工具，在让全球经济学家侧目的同时，也打造了亚洲最幸福的国家。
城市发展的幸福危机
The Happiness Crisis of Urban Development
如果幸福对于一个人都是相当困难的，又何况是一个国家；个人所失去的，往往正是这个社会在发展中所缺失的。如果如休谟所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那中国最大的危机或许是幸福危机。应对这样的危机，需要的不只是针对某种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能力，而是要重新审视今日的发展观念、模式和目标。中国这位长期处于“全球经济模范生”光环之下的“泥足巨人”，在跨越危机的发展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