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号《一本杂志的方法》已经上市，欢迎读者朋友们在各地书店购买，或在本刊淘宝店选购。
编按：一份杂志的方法论
杂志的表征：时代精神的耗散
《城市中国》诞生于这样的时代—中国城市撑过了革命时期的贫瘠，目睹了商品经济的丰饶；送走了理想主义的空泛，迎来了工具理性的犬儒。目今，中国城市正在学习消费，生产快感：代孕、代考、代购，丰胸贴、瘦身法、增高术，网购、物流、售后，高铁、飞机、太空梭，广告、无线网、摄影术……身体、机器、技术，缺一不可。中国城市也正在挥霍媚俗（Kitsch）的创造力：工作室、创意群、产业圈，沙龙、社交群、博览会，印刷厂、事务所、城市规划……生产、权力、规训，环环相扣。专业生产与大众消费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加速振荡；在增长中浪费，在浪费中增长，其疯狂程度与红色革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说《城市中国》在过去49期里有一件最想做的事情，那就是通过整合与梳理，重拼视觉和文字的碎片，让读者以为在这样的乱象之中能够窥到一点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Zeitgeist）。而在这七年的时间里，尽管中国的GDP放缓了增长的脚步，但中国的城市化依旧奋然向前迈进，“发展”如一把利剑刺入古国的命脉。在这样一个单向的历史进程中，任何领域的统一认识和传统想象力均已被速度和加速度甩的面目全非，乱象已经超越了任何一种媒体的曝光能力，犹如蔓草缠绕着“发展”的剑身和剑柄，我们怀疑“时代精神”尚存否？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好在它提供了让我们记录的素材和手段，并允许我们疯狂地记录其自身；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坏在它让人沉湎于支离破碎的信息、景观和象征物—这是我们的时代精神之殇。时代精神已经耗散在视觉碎片之中，而与之俱来的是人对物质丰富的幸福眩晕，对经济增长的盲目乐观，和时空压缩的无所适从。回溯历史，杂志作为一种媒介的确是这个时代的先声。它松绑书籍的严密性、系统性，束紧报纸的时效性、零散性；它生产知识，贩卖常识，划分阶层，区隔身份。读者、知音是其一种，时尚、画报是其一种，学刊、学报亦是其一种。文豪、写手、插画师、摄影师、企业家、投资人—杂志也的确是这个时代的众声喧哗。
作为一份杂志，《城市中国》从一开始就自行定义了它的双重身份。首先，它是一个媒体，着眼于现象甚至是乱象，并将其映射于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碎片化、规模化、奇观化的空间生产，从而呈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股力量的交错之态。这构成了它最大的野心和最难的困境。它的第二重存在是一个现象或故事—与中国的空间奇观同在，中国的经济奇迹共时的生动故事。主体只有在故事中才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复杂性即产生于此。在现实的中国情境中，每个主体被置入不同的故事，依循不同的线索，从而体现出多面的价值。因此，不仅城市获得了被重新定义、理解和叙述的过程，杂志本身也处于相似的过程之中。七年里，对应时间节点上的国家事件不断催生新的语境：从奥运，到世博，到四万亿，再到未来。城市创造故事，从而获得自身的重新定义，杂志也是一样。
方法论：置入、呈现与再现
从第一期开始，《城市中国》就以杂志作为对象，将中国城市的种种日常“问题化”，从分散于个人经验的时空碎片出发，切入对城市现象和中国问题的呈现与再现。之后的每一期课题也无一不是如此：图文裹杂的粗粝现实也好，逻辑严缜的理论学说也好，透过版面编辑和设计，呈现出特殊的身份感和问题观。
而这些全都附丽于这份杂志独特的方法论之上。《城市中国》通过不同跨度的时态表达将中国城市“置入”历史进程；通过地图、图像的剪辑，“呈现”中国城市的空间特征以及社会、经济、文化意涵。这样，看似线性和拼贴式的置入和呈现并非止于制造一个表象世界的万花筒；它充分利用平面像素空间，联合各方批判，以被“嵌入”情境的文本和形式化的视觉要素、图解，“再现”了一副关于当今中国和中国城市的整体图景。
“置入”和“呈现”是一个充满现代性的动作—以罗列图文、统计数据、梳理逻辑关系来制造整体与局部的秩序，个体与谱系之间的张力，以连篇累牍的史料和个人叙述抽象出线性史观和其背后机制。“再现”的过程则是一个属于后现代的不确定过程，它包括跨界地写作、编辑、拼贴，也深入无法被归纳的细微情境和在地化想象—它是多义的展开、现象的并置和批判的对峙。
本期杂志提供了前49期的内容归类、并置与对读，也充分体现了《城市中国》一以贯之的问题观和方法论。贯穿着图像学（Iconography）和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政府面相学、住宅现象学和建筑外表皮解读，不仅是对物质空间本身的“去日常化”，也是对学科与权力介入空间生产的一次深入剖析。而对“城中村”与“村中城”的案例分析和图像化解读，则是对城市研究中二元思维的颠覆。
本期也对标语、图文构建的城乡景观进行对读；将卫星影像、行政区划、自然地貌等不同地图交叠；将柱状图、折线图、饼图的统计学空间植入平面图、剖面图、轴测图构成的建筑制图空间之中。科学和分析的理性应最终在人文关怀中得到正常释放。我们希望全面展现城市中国的物体系与人物谱：家居与家当，发明与仿造；“红领巾”或华人面孔。时代的喧哗中仍旧有寂静的聆听，耗散的视觉碎片始终要于各处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