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号《转型：城市转型的动力与方向》已经上市，欢迎读者朋友们在各地书店购买，或在本刊淘宝店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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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
城市转型的尺度与维度
The Scales and Perspectives of Urban Transition

文/匡晓明[本刊总编辑]+张宜轩[城市中国研究中心(UCRC)研究员]

变革：一切为了发展？
Change: All for the development?

任何社会转型都意味着变革——或激进，或渐进，甚至还有反动和倒退。当下的中国，因经济高速发展而激化的种种矛盾使得“转型”成为举国体制下的新目标；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正面临新的拐点。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威权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结合一直是中国经济强有力的推进器；从中央到地方，发展主义指引下的经济建设几乎成为唯一目标。

农耕的中国变为工业的中国，乡村的中国变为城市的中国，从天上俯视，共和国六十年的变革可观于此。而今，中国的城市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城市转型”的命题在“十二五”规划的转型命题中尤为关键。从抽象意义上理解城市（Urban），它的转型可以指经济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文化观念转变或是生活方式改变；而从实在的城市（City）出发，城市转型则指的是具体的行动，比如，沿海发达城市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内陆自然资源丰富的城市又如何发展旅游和绿色产业，等等。中国城市的转型诉求通常局限于经济产业领域，却常常在生动的比喻中完成了抽象与具体的结合，诸如“华丽转身”、“弯道赶超”、“腾龙换鸟”等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诉求，再如“桥头堡”、“门户”、“核心”、“后花园”等转型的目标描述。 然而，华丽的辞藻并不能让人们忽视城市经济发展背后的忧虑。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著作《大转型》中批判性的回顾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领域对社会领域的入侵，中国改革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更印证了此一论断。工业化、城市化的脚步冲破文化与社会传统的界限，在时空中描绘着一张张或理想或颠覆的蓝图。多年双位数的GDP增长背后，人们在呼唤：“必须保卫社会”！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的确出台了更多的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企图制约失控的工业与城市发展，而变革的局面却愈显复杂。历史的时差决定了我们要在全球化的泥沙中同时面临新旧体制各自的问题；现存体制中的利益群体牢牢钳住体制变革的齿轮，而已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则同样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难以回避的体制性矛盾。

理解转型：尺度之观
Understanding Transition: a perspective of scale

变革的拐点似乎就在眼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今天也依然有效。疑惑的是，作为个体我们应该从何处着手来理解目前的处境和探明变革的方向呢？个体在这场自上而下的结构性转变中究竟是形如蝼蚁还是充满能动性？从“尺度”出发或许能够成为我们理解变革的时空开口。例如，“山西煤改”看似是一省之事，实为区域经济中国家与市场角力的反映；广东的“民工荒”实是中国劳动力情况与世界经济格局的互动体现。宏观叙事与微观主体的对立统一在转型这个问题上尤为重要。一件事情可以被社会经济机制放大，引起整个系统的震颤；而巨轮之倾也必始于一隅。国家的转型外在于国家，城市的转型外在于城市；读懂“转型”需要跨尺度的视野，需要从外至内（外翻）和自内由外（内卷）的双向审视。

源于这样的考虑，本期课题将从区域、城市、社区、企业四个尺度探讨城市转型的问题及前景。思考就从新近实施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开始。

举国体制下必有举国规划，发改委牵头制定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以现代理性重整自然河川，对经济要素的空间分布进行重新诠释和划定。区域视野下，当统计数字与地图相遇，我们看到了具体的多样性和不均衡，它们既是治理的工具又是反思的途径。而对于跨区域的京杭大运河与美国五大湖，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在静默的自然地貌上激烈进行，流域治理不仅面临着生态保护的挑战，沿岸城市的经济的协同发展也是一个难题。

区域视野中的中国城市，其命运往往追随着官员的“政绩”摇摆，城市仿佛具有强烈的能动性。新疆克拉玛依和山西的大同，两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在强烈的长官意志下正在全城跃进。大同市长耿彦波对古城空间推倒重建的激进做法引众哗然；克拉玛依油田的董事长同时兼任市长，在打造“东方迪拜”的路上，将这座城的命运与油田企业紧紧相连，其雄心更是官商同位的极端体现。作为人力资源丰富，已近工业化中后期的城市代表，深圳打造设计之都的愿望也正在广东省不追求GDP的口号下发酵。而曾因足球和软件业扬名的大连在薄熙来离任后拐向工业化的轨道，又一次见证了现有官僚任命体制给城市发展带来的低效与断裂。

对于更多处于中西部，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城市，国家“十二五”规划所着力达到的绿色生态目标能否给它们的发展带来新的视野和机遇呢？特别是对于拥有众多少数民族自治州西南诸省，它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在本期贵州案例中，我们将看到作为外界力量介入的世界银行如何将稀缺的地方人文、自然景观资源与当地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又是如何避免重蹈“新自由主义”殖民化的覆辙。

城市转型的未来维度
The future perspectives of urban Transition

在区域与城市的空间尺度下，地方政府是转型的主体，官僚体系内部的变化取决于太多的不可控力量和历史性因素。城市中的社区与企业，作为西方民主政治框架中与国家形成对立的两角，又如何在个体的艰难步履下克服体制的积习，与既得利益的格局形成对峙呢？跨入视野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股力量的撞击与融合。我们看到的是，打造“绿色社区”的政府行为在广州的社区内部发生了怎样的变形，不同阶层的住区又是如何理解和执行这样的任务，环保主义组织在政府的干预下究竟路在何方。同在广州的城中村沥滘村，艺术家们以田野调查、街头戏剧、艺术展览等形式，将南方传统的宗脉体系及其祠堂公共空间的盘活使用，植入旧村改造，形成一种新的宗祠与传统文化保育模式。我们也循着“二十四城记”寻找轰然倾颓的军工企业和它零落散去的工人，看到他们在商业空间中争取到居住的权利和新的生活目标。

当目光转向新城，生活于上海嘉定的新居民在这座汽车产业新城努力营造社区氛围；我们看到社会如何一点点儿地生长。坐落于苏州工业园区的咖啡馆，香港人做起了公平贸易——这个很多中国人还没听说过的事情；清晰可见的是，云南的民间手工艺与沿海中国的购买力联系在一起，消费观念的转变也许就从潜在联系的揭示开始。最后，生长于景德镇的艺术家对当地的陶瓷产业的讲述，和对城市发展的一番回忆也似乎让我们以陶瓷暗喻中国的想法得以实现——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中国，一个怎样的城市，都归结于今日的塑造，和这背后的观察、期望与价值取向，而这一切将从不同的尺度和维度出发，继而千差万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