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ban China

一周新闻综述(8月15日-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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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犹如一架庞大的机器,发出轰轰隆隆的咆哮声全速向前奔跑。随着经年月累的使用,这架看上去正在喷发蓬勃生命力的“机器”,是否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已然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呢,述说着他的疼痛迫害和欣然改善。

 

事件一:我国卫星发射失败

北京时间8月18日的17时28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发射“实践十一号04星”在飞行过程中发生不明故障致使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

航天事业的稳步前行从来都让国人满心期待,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我国最早建成的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基地,发射历史更是彪炳千秋。不过这一次的失利也正是最重的一剂清醒针,好大喜功与散漫懈怠都有可能成为阻碍科学进步与发展的“危险品”。虽然这次“实践十一号04星”的发射器型号与受人瞩目的“天宫一号”的型号不相相同,不会影响“天宫一号”的发射,但是这次的失败经历足以让人警醒,在中国奔向载人空间站的前进道路上,任何不稳定因素都应该被列入严控与严查的程序中。

相关资料:天宫一号为空在即 卫星发射失败鸣警钟

 

事件二:云南曲靖非法倾倒剧毒铬渣

2011年得6月,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良化工”)签订协议的两名承运人在曲靖市麒麟区农村的路边和山坡边,将5000余吨铬渣非法倾倒,当时导致当地农户77只牲畜死亡,时至今日因误饮收污染的水源而引发多起癌症疾病等报道仍为人们所关注与愤慨。

新华社曾经调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越是环境污染严重的地方政府贪污情况越是严重。官官相护之下被损害的终究是老百姓的权利甚至是生命财产。这样的倾倒案件再次设计了政府中饱私囊不理世事的现象。就拿上海“11.15胶州路大火案”为例,这样的案件都应当对那些只手遮天目无王法的执政官员严惩到底。由于“铬”的污染性强,当地正读在处理这一危机事件时,童谣要按住受到水污染困扰乃至伤害的老百姓们得生活后续安排,不要试图掩埋真相或者“踢皮球”不务正业。

相关资料:云南5000余吨铬渣跨省转运 环保部门竟毫不知情

 

事件三:京沪广深商品房涨幅首次全面停滞

2011年8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7月份全国70大中城市房价变动情况一览,京沪广深商品房涨幅全面停滞。上海、广州和深圳更是首次出现环比为零的情况。

近年来“房价”变成了老百姓心里一道难以言说的痛。居高不下的房价及其利滚利的上升空间让多少未婚男子竞折腰,又让多少准家庭提早劳燕分飞。这一次的统计结果正如一阵期盼已久的及时雨让购房者觑的了一个喘口气的时机当买则买。京沪广深这样一线城市商品房价涨幅的停滞应当是“限购令”以后所产生的一种良性效果。如果国家统计局这一份调查结果完全如实没有掺水的话,那么恭喜啦,一线城市的商品房终于愿意停下他高贵的脚步准备“亲民”一回咯。

相关资料:京沪广深房价停涨 环比下降城市持续增加

 

事件四:婚姻法新释

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并从13日正式实施,条款涉及房产分割等热点问题。

“婚姻法新释”从字面上重点指出“婚房谁出资谁获益”原则,这严重违背了中国人传统思想中婚房男方购买的习惯,这也正是新释惹来争议不断的原因。结婚本来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除去那些心术不正骗财骗色的女人之外,没有正常人是为了离婚而去隆重结婚的。因此如此详细的婚姻法其实对于家庭稳定和睦有未来的夫妻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的。而当婚姻真正走到尽头一定要分道扬镳的时候,没有在房产证上署名的女方则应当酌情受到男方正当的“赡养费”支出。房产证上写名字无非就是一种心理上对自己的保护,万事有万一,如何平衡好女方净身出户与男方血本无归的隐患仍旧是老百姓追逐的焦点。

相关资料:婚姻法新释

 

事件五:问题食品绝迹城市 农村却难禁

山东今日爆出问题食品大量销往农村小卖部,每块1元的名牌巧克力,胀袋漏水的果冻,霉变的辣条……这些问题食品出没农村,特意在中小学校旁边的小卖部出售,靠低廉的价格吸引农村孩子纷纷购买,恶风已由来已久。

常言道:孩子总是最无辜的。那些被国家严令禁止的问题食品被恶意生产出来倒卖农村荼毒农村孩童,长久以后,这些问题食品严重伤害了农民和孩子的身体健康。那些生产商唯利是图,恶意像农村销售问题食品触犯法律,一旦被抓罚款也不过是冰山一角,如何才能真正杜绝这样骇人听闻的食品问题?中国的法律讲究法律与道德同行,但是人性化的法律眼看压制不住不法之徒的暴力恶行。新加坡抓到一个小偷就暴力实施血腥鞭刑,全世界人都知道不能在新加坡犯罪,这就是法律的严酷和铁面无私。这样的恫吓才能真正有效的组织罪恶事件的发生。那些在中国贩卖问题食品的人在拿全中国人的生命安全开玩笑做他一人的豪赌筹码,这样的恶行只要罚点“零花钱”,这法律也未眠太儿戏了。

相关资料:问题食品

 

事件六:郭美美事件引发北京血荒

8月18日,北京市卫生局召开采血通报会,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夏以来的连日降雨和“郭美美事件”加剧了北京血荒。

“郭美美事件”让北京红十字会硬生生砸掉自己的招牌,就算极力否认传闻但仍让全国的红十字都面临信誉危机问题。这次引发北京血荒只是一个爆发点,那些对红十字丧失信心的群众来说,一个郭美美引发了对红十字的彻底怀疑,谁又知道其他的“王美美”“李美美”能对新鲜健康的血液做出一些什么不法勾当。公益机构的立身之本就是取信于民,社会公信力的存在才能使其屹立不倒,在“郭美美事件”风波尚未消弭的时候,北京血荒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一种情况。不过,每一分钟,世界上的人都可能在等待着人们的健康血液,作为一位有良知、善良、果敢、有责任感的社会人而言,拒绝献血不应该作为质疑的武器。

相关资料:郭美美事件加剧北京血荒

 

幸福感迷失:城市发展模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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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8期——“危机出没注意”

 

文/袁媛 [城道研究中心]

 

 

中国没有桃花源

No Eden in China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正见》一书中这么写——“我在几乎所有的中国画中,都看见一个孤独的人影,在山中竹林之下,我想这是许多中国人的梦想。”

 

“中国式的逃逸”自古就有,而梦想终归是梦想,矛盾的中国人鲜有真正出离的勇气,这和中国儒家的实用主义思想有深远的关系——中国基层社会呈现的不是“散沙”型、而是“蜂窝”型的社会结构,一人发财、全家不饿,现代中国人的个体单元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个体单元都要庞大。欧美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而中国人可能会有着一个庞大血缘关系的主干家庭甚至联合家庭,由此导致中国家庭的个体成员背负的是别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压力。正因为这样,在国人心中,危机感也是极为显著的。如果危机感与幸福感、安全感成反比的话,那么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没幸福感和安全感的人。

 

对于这样的中国人来说,一个山林中的小房子不是逃避现实的梦想,而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第二居所”——能为自己提供安全感的固定资产,并且那个房子的物业、地段以及升值潜力等诸多的附加值必须是相当有保障的。也因如此,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这个角度,中国式危机的产生和消解都离不开房地产,并且是首要的。

 

GDP与GNH的博弈

The Battle between GDP and GNH

 

过去的十年是中国GDP迅速膨胀的十年,是中国房地产的黄金十年,同时也是中国的人群结构从橄榄型向哑铃型逐步转变的十年,它“成功”地引发了中国式财富积累怪圈的马太效应,并为此怪圈稳步快速前进提供了无穷动力。房地产让更多的中国人坚信那句香港人的祝福方式——祝你不劳而获;而坚定不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如果再提前十年,大陆人看林奕华的《等待香港》一书中《刘德华还是周星驰?》这一章,读到“香港人有种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听过的祝福——祝你不劳而获,香港人羡慕的是周星驰电影里那些不费功夫就获得非凡武功的人”,或许会觉得很有意思;而十年后,当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当中国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坚定不移地追随周星驰式的致富论。

 

将这一逻辑稍作停顿,重新反思基本面的问题:如果 GDP(国内生产总值)带来了国家的富强,却没有兼顾经济良性增长和协调发展,那么,人民收获的就不是幸福而是痛苦。从这层意义上,中国缺失的正是GNH(国民幸福总值)。真正让国人恐慌的不是GDP带来的贫富差距,而是GNH缺失下的道德沦丧——因为在信仰缺失和物质至上的当下,一无所有的人很难尊重生命和文明,很难对社会抱有真正的责任感。人心更容易倾向不满和愤怒时,暴力或将成为最简单直接的宣泄方式。

 

巴西还是不丹?

Brazil or Bhutan?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在《中国模式有多独特》中有这么一段话很有意思——“话说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该国政府储蓄率在六年之内增加了1倍;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该国基尼系数是0.45;该国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资;该国在政治上没有竞争;它对外资非常开放;工业化速度非常快,十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三分之一。”如果你认为这是在讲中国,你没有全错,但实际上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巴西:经历了从上世纪60年代起保持GDP11.4%高速增长的“奇迹年代”(与中国非常相似),而在80年代却陷入了GDP增长接近零的“丢失的十年”。

 

从尊重历史的角度看,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时代》前编辑)所说的“中国特色”——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或许只是山寨了上个世纪的巴西。然而后者的发展过程,却让里约热内卢成为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而随着贫富悬殊出现的暴力事件、毒贩、黑社会、无作为政府、腐败的警察以及快速城市化形成的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正是国家片面重视GDP而忽视GNH形成的社会痼疾。

 

而今日的中国或许还有另一种参照,就像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国家:它拥有75%的森林覆盖面积,居亚洲之首;全国只有1%左右的人口抽烟,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禁烟的国家;那里出国留学的年轻人,99%选择回国;那里有免费的医疗和学校,穷人有医疗补贴;98%的人拥有土地;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98%的人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就是被世人誉为“离世界最远,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宗教小国不丹。正是不丹首次提出了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的“不丹模式”,成为替代GDP衡量人类进步的工具,在让全球经济学家侧目的同时,也打造了亚洲最幸福的国家。

 

城市发展的幸福危机

The Happiness Crisis of Urban Development

 

如果幸福对于一个人都是相当困难的,又何况是一个国家;个人所失去的,往往正是这个社会在发展中所缺失的。如果如休谟所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那中国最大的危机或许是幸福危机。应对这样的危机,需要的不只是针对某种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能力,而是要重新审视今日的发展观念、模式和目标。中国这位长期处于“全球经济模范生”光环之下的“泥足巨人”,在跨越危机的发展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城市的死亡隐喻——巴黎公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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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8期——“危机出没注意”

 

文+编辑/唐凌洁

 

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奥斯曼规划中,位于巴黎北郊的梅里奥塞公墓计划几乎无人提及。在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我们不难发现,公墓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巴黎的都市机理重建后,它的墓地也呈现出理性的现代特征:以网格状排列的墓碑显得整洁、有序,与先前杂草丛生的墓地大相径庭。前者好似奥斯曼改革后的现代巴黎,而后者则呼应了中世纪时期那个瘟疫与游击战肆虐的巴黎。作为死者的世界,公墓如同镜子,映射出鲜活世界中的规则与矛盾。

 

 

镜像内外的巴黎Centre and Periphery as Mirror Images 1850年至1885年,巴黎城好似一位被硬生生撩开黑纱、套上现代洋装的中世纪妇人。林荫大道打穿了昔日密集的工人阶级区,将古老的市区拦腰切开。膨胀的房地产市场与气派的百货公司,精确地分隔开居住、休闲与工作空间,塑造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想象。

 

这是一个缓慢而野心勃勃的重建过程。改头换面后的现代巴黎,是欧洲有闲精英们消遣娱乐的天堂。那里终日充斥着成批到来的游客,幻想在景点的导览词中体验巴黎的过往。然而关于巴黎的真相并不在此,在数公里开外的市郊,还存在着另一个巴黎。那里容纳了城市的大部分人口,也与此同时容纳了愈演愈烈的社群冲突。对比那个精致华丽的时尚之都,被放逐的巴黎市郊好似另一个世界。

 

市区与市郊,构成了镜像的两端。如同照镜子时,镜子里的梦幻自我虽说在镜面上占据一个真实的场所,并重构了站在镜外的真实自我,却并不真实存在。因而,反映在镜子里的二维影像是一个不真实的在场,一个没有真实位置的乌托邦,一个“不存在于任何地方的地方(a placeless place)”。这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给异质空间下的定义,在1967年完成的《论异度空间》中,他这样写道:“镜子使我此刻身处的这个地方绝对的真实,与周围的所有空间联系起来;镜子也使得它绝对的不真实,因为只有当穿过了远在那儿的那个虚拟点之后,它方能被感知。”

 

福柯以公墓为例,阐释了这段话的意义。他认为,公墓的存在既是现实需求的反映,又与之彼此矛盾,挑战着它的合法性。在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公墓不仅完成了从教堂坟场到公共空间的世俗化转换,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场域。因为安息在公墓中的人,曾经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地区,有着迥异的民族、语言或信仰,组成了一个异域的集合。

 

细细想来,巴黎市郊与巴黎公墓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它们的规划、选址、历史和变迁,都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主流精神。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雷兹(Philippe Ariès)曾在《西方的死亡态度》一书中论述道,欧洲人对于生和死的区别对待开始于18世纪末,其代表是1780年圣婴公墓的关闭及清空。墓中的骸骨被转移到了蒙巴纳斯街区的伊索尔墓园,而圣婴公墓原本位于巴黎城中的雷阿尔区。事实上,在随后的一百年间,巴黎公墓开始不断向城市边缘外移。

 

与公墓的运动有着相似轨迹的,是巴黎的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社区。巴黎重建伴随着区一轮又一轮的绅士化运动;在被推倒的贫民窟原址,大量新潮的米灰色“奥斯曼式住宅”替代了原先阴暗、狭窄的传统街区。它的一层为商用门面房,顶层建有帽状佣人间,很快,这种为贵族定做的六层楼建筑开始风靡欧洲。同时,大批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小业主被迁至尚无基础设施和卫生系统的郊区。波布区和玛黑区南部是仅有的未被拆除的巴黎老区,原本拥挤的贫民窟因更多人口的搬入,而成为当时的“重灾区”。与公墓一样,阶级的空间隔离与边缘化属性在城市版图上变得一目了然。

 

公墓和城市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死亡,与诸如贫穷、传染病、酗酒等社会问题一同,被视作“不雅之物”,让讲究洁净、得体的中产阶级避之不及。作为死者的世界,公墓如同镜子般映射出鲜活世界的规则与矛盾。

 

城市理论中的公墓Cemetery Space in Urban Theories直到18世纪末,巴黎公墓大多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紧挨教堂而建,并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藏骸所内,不难见到数具尸体堆放在一起的情形,以至于有时,连死者的身份都难以辨认;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立有墓碑或雕像,占据一个独立空间的个人墓穴。

 

在一些天主教堂的内部也设有坟墓。这种将神圣的教堂和低贱的尸体混放在一起的做法,只可能发生在18世纪。受启蒙思想的感染,当时的文化趋向“无神论”,人们对灵魂与肉体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剧烈转变。在中世纪,人们普遍相信灵魂不朽。然而当这一观念在启蒙运动中被逐渐摈弃后,灵魂的存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身体反倒“复活”过来,成为膜拜的对象。在“无神”社会中,尸体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因为它是我们还存在的唯一痕迹。也正是在此之后,巴黎民众对墓地的需求大幅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墓从城市中央到外围的迁移。

 

建筑学者米歇尔·韦尔纳(Michel Vernes)清晰地勾勒出了社会阶层与公墓外迁的关系。他认为十九世纪早期的欧洲城市,包括街道在内的开放空间承载着容纳穷人的功能,供他们从事生活、生产、交易等主要日常事务。富人们则大多在自己的府邸中闭门不出,高高的围墙为他们提供了庇护。因而,当时的街道形态大多如迷宫般错综复杂,这样的设计,旨在方便熟悉地形的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在小巷中自由穿梭,以最短距离到达目的地,搜寻维持生计所需的基本物资。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穷人无异于危险的暴民,室内空间则确保了他们的人身安全。

 

但是1832年爆发的流行性霍乱令他们意识到,穷人的危险性不仅于此。疾病首先从卫生条件简陋的贫民窟开始蔓延,在城市的肌理上留下了令人胆战心惊的伤疤。城中那些不知通往何处的台阶,等候在下一个街角的未知威胁,古怪而扭曲的街道,映射出霍乱幸存者因病损毁的容貌,这令当权者恐惧万分。因而,在奥斯曼重建巴黎之前,当局已然开始尝试将“死亡”的印记从城中抹去。秩序井然的巴黎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将污浊之物扔到城墙之外,包括在城郊选址兴建公墓,避免生死混居,以及将公共行刑场迁移出市区。

 

但是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公墓承载着重要的文化和道德传承意义。它必须徘徊在日常生活周围,却不能靠得太近。亨利·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中论述道,对于那些巴黎的原居民来说,墓地不仅意味着一个存储遗骸的地方,它们提供了一个与上帝或先辈直接对话的媒介:“它将城市与隐蔽的、神秘的、地表之下的空间联系起来。……生者与死者的纽带,如同生者之间的纽带。”列菲弗尔将墓地归类为“绝对空间”而非“抽象空间”。正是这一属性,赋予墓地在一个社会中重要的文化价值。它是一个强有力的符号,向大众传递着道德准则。

 

奥斯曼化与墓地之争The Paris Cemeteries Haussmannized and the Resistance奥斯曼重建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位于巴黎北郊的梅里奥塞地区兴建大量公墓,并用精密的铁路网将其与市区相接。虽然公墓外迁在法国大革命后便已开始,然而在巴黎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向外辐射的市区面积将它们–拉雪茲神父公墓、蒙马特公墓和蒙帕纳斯公墓–重新纳入到了城市边界之内。

 

1881年11月至1882年1月间,梅里奥塞公墓方案一经宣布,便招致了大量反抗集会、海报和请愿书,迫使最终,这项耗资巨大的征地计划在一片反对声中搁浅。据当时的警方记录显示,反对集会的主要地点是“饮酒场所”,参加者则大多被指认为是“工人阶级”。他们反对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公墓的地理位置过于遥远,二是鉴于从过去三十年的公墓拆迁中,土地投机商赚得了巨大利润,市民对利益的分配缺乏信任。但是在这些反对意见中,警方报告最终概括出了一个共同主题:一旦梅里奥塞公墓方案被当局采纳,“全巴黎的大门将对工人阶级关闭。”

 

另一批反对之声来自毗邻规划中的公墓和铁路线的弗朗孔维尔。小镇镇长亲自起草了请愿书,由居民签名,阐述了“死者崇拜(cult of the dead)”对一座城市历史和工人阶层的重要性。同时,镇长本人也表明了自己对公墓方案的立场:大量不受欢迎的穷人将随着公墓搬迁于此,这会打破小镇上流社会居民的宁静生活。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很难将公墓片面地理解为现代都市的基础设施;正如列菲弗尔所言,在个人层面,公墓同样扮演着重要的文化角色,它将个人对集体的身份认同,个人对社群中其他成员的归属感具体化。在旧巴黎,公墓的诞生意味着“死亡”与宗教事务的分离,是灵魂重生的对立面。在现代巴黎,它成为一个意义和力量角逐的场域,是看似秩序井然的城市本身的对立面。与此同时,崭新的巴黎正通过重塑城市空间书写大众记忆,将那些“低贱”、“边缘”的部分抹去。

 

化作都市奇观的死亡 Death as Urban Spectacle 1895年4月3日,位于塞纳河右岸的巴黎太平间前人头攒动。这是一座建于1864的古典主_义建筑,高耸的石柱顶端刻有法兰西共和国的格言:“自由、平等、博爱”。两天前,巴黎警方在塞纳河叙雷斯城段(坐落在瓦勒里昂山,俯瞰巴黎及其区域)接连打捞起两具无名女童尸体。她们的遗骸被运往太平间,摆放在陈列室中一块巨大通透的玻璃橱窗后。

 

陈列厅的设立,原本旨在帮助警方早日辨认死者身份,却被Thomas Cook公司的权威旅游指南列为巴黎“最不可错过的景点之一”。一周七日,从黎明至黄昏,各式各样的巴黎市民和欧洲游客如潮水般涌向太平间陈列室,迫使巴黎警察厅不得不加大警力,在太平间周围拉起供游人排队参观的护栏。

 

是什么令世纪之交的欧洲人如此着迷?首先,无名尸体的耸人听闻效应,在于它完美释义了大都会文化的匿名性。在熟人构成的乡村社会中,横尸街头却无人认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太平间陈列室的玻璃不仅有效阻隔了生者与死者的世界,人们还得以透过它那透明的表面,凝视原本归属神秘主义范畴的“死亡”,并将其化作景观社会的一部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死亡正越来越多地从巴黎人的日常体验中脱离出来。对于那些掩面惊呼的来访者来说,陈列室中的尸体,无异于畸形秀中的侏儒。它们真实存在,却又陌生怪诞。

 

有趣的是,在世纪之交的欧洲,当公墓从城市版图上被抹去后,城市本身却成为了一个收藏“残骸”的巨大坟墓。“在任何一个现代城市,你几乎能找到任何类型的博物馆。鲜活的现存空间与死亡的考古空间之间的界线将慢慢消逝。”在走访了法国荣军院博物馆后,法国哲学家、城市理论家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给出了这样的评述。如果说,公墓是一个供生者祭祀死者的城市,那么旅游业主导下的当代西方城市,则可以被视作为一个供游客祭祀古老的碎片和已经死去的过往残骸的文化坟墓。

 

讽刺的是,劈开公墓的所有文化或哲学隐喻,是视觉/美学价值为其赢得了1 9 0 0年巴黎世博会的“优秀勋章(M e d a l o f Excellence)”。在世纪之交的大都会,一切鲜活之物都可以被摆入橱窗,成为令人眼花缭乱、微微颤栗的观赏品,连死亡也无法赦免。被视觉化和奇观化后的死亡,从旧时人们对腐烂的尸体和传染病的想像中跳脱出来。沿城市边缘而建的公墓,网格状分布的墓碑,都暗喻着规划、秩序和理性,好似一幅平和、寂静的风景画,用抽象的死亡掩盖所有的不堪、疼痛和恐惧。

 

以价格机制改革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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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7期——“城乡统筹”

 

 

文/傅蔚冈 摄影/朱骞

 

土地制度是中国经济的基石之一,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土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被视为城乡统筹的实质性动作,土地财政支撑着众多中国城市的发展进程。由此引出的新城建设、农民上楼、农业生产方式改变、保耕地18亿亩红线等问题,反映出当前土地制度的内在矛盾,已不适宜城乡协调发展的需要,亟待改革。

 

当前,我国城镇化率是46.59%,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据估计,未来10—25年是中国城市社会面临的社会整体变迁期,这期间,中国将有5亿—6亿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城市化往往意味着土地的城市化,即大片的农业用地被改为建设用地。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中国农村的土地都是集体所有,被限定于农业用途,变更性质必须征地。通过征地实现城市化的进程产生了很多问题:土地浪费、群体性事件、混乱的征地补偿费分配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制度创新”等。

 

【征地引发诸多问题】

 

虽然耕地面积减少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都曾经发生过,但是大量的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后所发生的土地闲置却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根据国土资源部有关专家的统计,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不仅直接造成了10年减少1亿亩土地,还因粗放利用浪费大量土地。有三种现象值得注意:城市用地供应失控。1996年之后,我国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城市化率由30.48%上升到2002年的39.09%。与此同时,土地粗放利用和浪费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据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董黎明介绍,目前我国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高达130多平方米,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用地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

 

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中,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以上海到杭州为例,两地之间有杭浦和沪杭两条高速公路,还有铁路沪杭线。2010年建成了高铁沪杭客运专线,速度并不比动车组高多少。重复建设会降低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

 

经济和工业园区用地效率低下。在我国,各类开发区遍地开花,除少数国家级开发区土地使用率尚可外,大部分开发区土地使用率低。开发区用地粗放已成为我国多数城市土地浪费现象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开发区数量多、面积大。调查显示,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前全国有各级各类开发区6866个,规划面积3.86万平方公里,竟然超过了全国现有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另一方面,开发区普遍资金投入不足、开发程度不够、土地利用率低。有资料表明,一个开发区要做到基础设施到位,一般每平方公里需要投入1.5亿元左右,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各级地方政府现阶段的承受能力。

 

此外,与土地利用率低和土地浪费严重的现象伴生,征地激化矛盾还使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的研究,近20年来,农民被征地约1亿亩,农民所获得的征地补偿费与市场价的差价约为2万亿元,土地纠纷已成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至少有5000万到6000万农民彻底失去了土地,他们有的成为城市居民,但还有近一半没有工作、没有保障。近年来,因为征地而引发的纠纷也越来越多。不少农民甚至通过自焚等极端惨烈的方式来抵抗政府的征收,从四川的唐福珍到江西的钟如琴,几乎每个地区都发生过相关的事例。根据于建嵘的统计,土地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已成农业税取消后,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我国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分级审批”,对各级政府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但是“规划不如变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往往赶不上现实的需求。在无法变更上位规划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只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通过各种变通来达到增加建设用地指标的目的。常见的“制度创新”有以下三种。

 

用地指标交易。最先产生于2000年以后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主要原因在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发达地区对建设用地需求强烈,而不发达地区则可能有多余的建设用地指标,发达地区有意愿跨地区购买指标。

 

以租代征。这种做法是不通过农用地转用途和土地征收审批程序,而是通过出租(承租)、承包等方式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从事非农项目建设的行为,主要目的是规避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程序,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底计划之外获得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根据国土资源部2008年颁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所谓的“增减挂钩”就是“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若干拟整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即拆旧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以下简称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提高耕地质量,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标。”

 

【现象背后的制度因素】

 

在现有制度下,中国的城市化和农地的征收制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所有的土地只有经过政府的征收变为国有土地之后才可以成为建设用地。因此,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政府不断征地的过程。中国城市化产生的征地乱象,莫不与基本土地制度密切相关。

 

第一,基于身份为识别标准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剥夺了农民自我发展的权利,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成为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制度推手。《土地管理法》第4条规定我国“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政府严控土地转变用途的制度,但是中国的土地用途管制并不是一个基于“用途”的管制,而是根据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所作的限制,建设用地都被垄断于国有土地之中,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限定用于农业。城市的扩张的过程中,政府不断从农民手中征地,农民无法主动将农地变为建设用地。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直接后果是农民获得的征地补偿费用极低,以农业用途为补偿标准让不少失地农民无法分享城市化的成果,沦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失意者和旁观者。在这个规定下出现了“同地不同价”现象:同样的一块土地,每平方米土地的拍卖价格可能接近或者超过每亩农地的征地补偿价。九三学社中央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提交的《关于尽快解决失地农民生活保障问题的建议案》显示,被征用的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20%至30%,企业占40%至50%,村级组织占25%至30%,农民仅占5%至10% 。过于低廉的补偿费还体现在对集体土地的非农用地(如宅基地)的补偿上。到目前为止,法律上并没有对宅基地的补偿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和被征收方往往就此产生分歧,甚至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过低的补偿费还引发了政府的财政错觉,会激励政府频频使用征收权以降低自己的投入成本。给被征收方基于市场价值的补偿,就是为了强迫政府将征收的成本内化,从而使社会资源达到最佳配置。由于目前的补偿标准不是按土地的实际价格,而是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进行补偿,土地招拍挂市场价格远高于此,征地对政府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同样是以土地为载体的项目开发,房地产项目土地成本约占50%,政府主导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成本仅占10%左右。京沪高铁的预算成本为2209.4亿元,征地成本为234亿元,仅占10.59%。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拥有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繁琐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耕地浪费的现象却屡禁不止。只要土地补偿的价格机制没有理顺,这种现象还会继续大量发生。

 

始自1999年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其本意是为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协调土地资源和和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土地用途管制的工作重心就变成严格限制农用地变更为建设用地,特别是要保护耕地。在该制度下,一个城市的发展并不是由该城市自主决定,而是严格受到上一级政府的控制,上一级政府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来确定该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建设用地指标。当用地指标不适应当地经济发展,且无法获得更多指标时,地方政府就要进行“制度创新”,即用地指标交易、以租代征和城乡用地增减挂钩。地方政府通过创新获得了建设用地,但这种创新不能解决征地补偿费过低的现象,进一步增加了官民矛盾。

 

第二,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由于无法明晰集体和个体、个体和个体、集体和外部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成为征地过程中种种纠纷的导火索。《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7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由此可见,集体是获得征地补偿费的合法主体。但是,实践当中补偿款往往是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通常以失地农户的人口数作为分配补偿款的基准,将补偿费平均分配给集体组织成员。于是,失地农民获得征地补偿款的金额就与各家农户所拥有的人数密切相关。谁是集体组织的成员,成为分配征地补偿款中的一个重点。目前的制度框架中并没有设置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统一标准,司法机构在审判实践中也回避了这个复杂的问题。2005年7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人士在公布《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新闻发布会中指出:“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事关广大农民的基本民事权利,属于《立法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其法律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宜通过司法解释对此重大事项进行规定。”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对此进行规定。

 

相关部门的回避并不能平息实践中的争议。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地区遇到了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一难题。具体来说,此类问题主要集中“外嫁女、上门女婿、新生子女、丧偶和离婚妇女、服刑人员和大中专在校生”等这类特殊人群身上。离婚女和外嫁女的问题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她们相对于其他农民更具有流动性,流动性的增强使得个体对集体土地权利的诉求更为明显。但是集体所有制却没有明晰个体权利的功能,模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权利界限是集体所有制的最大特点。在一个静态的环境中,集体与个人可以相安无事,但是一旦有外人加入时,这种相对的均衡就打破了,相关主体往往会在模糊的集体所有制下提出清晰的权利请求。在补偿款分配过程中产生诸多矛盾纠纷,同时由于缺乏监督措施,实践中也屡屡出现征地补偿款被侵吞等现象。

 

【让价格机制起作用】

 

中国经济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用产权学派的观点,就是通过产权改革,发挥各个主体的积极性,让市场——也就是价格——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明确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权利属性,推进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改革,改变以往通过行政控制土地的方式,让价格机制在城市化和保护耕地之间达到平衡。

 

在目前集体所有的农地制度下,土地是农民的最大资产,但是农民却无法将这块资产价值最大化。土地一旦收归国有,增值就与农民无关,明晰土地权属关系迫在眉睫。一个可行的路径是通过土地确权,明晰现有土地使用人和所有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虽然已成惯例,但是每块土地的权属证明还是缺乏,不利于在市场上流通,只能够在集体内部流转。通过对土地登记申请、地籍调查、权属审核、登记注册、颁发土地证书等程序,最终确认每宗地的权利归属,土地一经确权,就应该成为相关主体的财产,允许其在市场上自由交换。另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以城市土地制度为蓝本,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将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现有的承包户获得70年的土地使用权。农地不再是附属于某个集体的财产,而是像国有土地那样可以自由交换。但这样做的最大弊病是,如何在国有化的过程中对原来的所有者予以补偿?以何种价格予以补偿?

 

土地权属关系明确之后,还要对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作进行改革。为了协调耕地和建设用地的矛盾,必须改变以往基于“数量”为基准的计划控制,建立一个以“价格”配置为基础、辅以数量控制的土地交易市场。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绝大多数土地的用途都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其归属,这样有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实现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均衡发展。首先,改变基于身份的用途管制制度,建立真正的基于用途的管制。合理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应视土地的真正用途——基于环境保护等因素进行管制。这种制度应当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否则将阻碍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的形成。其次,取消土地市场的价格双轨制,由市场来形成土地的价格,土地价格逐渐变为一轨,农地的价格会大幅度上升,而建设用地的价格也会逐渐降低。升高的价格有利于保护耕地,城市建设用地的成本也将得到控制。

 

总有一种改革让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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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7期——“城乡统筹”

 

文/陆铭 摄影/徐争 编辑/王文静

 

【人口,户口,城市发展不可承受之重】

 

当前,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改革非常紧迫。城市化进程没有充分发挥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

用。这些现象在本质上都与中国的户籍和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民进城工作和生活有关。关于户籍制度如何改革,现在的主导意见是,要“从中小城镇开始”。在成都和重庆两地试行的地票交易在本质上就是“土地与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但其推行范围却仅限于本市市域范围之内。

 

只有当政策允许跨省(市、区)的农业用地“占补平衡”,即在不同地区之间推进城乡建设

用地的增减挂钩,才能解决农民工异地进城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城市“要考虑承载

力”。但是,如果大城市承载力不足的话,那么多农民工不是已经在城市里呆下去了吗?以上海为例,2010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2220.83万人,户籍人口1412.32万人;来沪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829.82万人,占常住总人口比重为37.37%。从实证研究的结论来看,中国的城市不是太大了,也不是集聚度太高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要去限制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还是通过土地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来顺应企业和劳动力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集聚趋势?无论是理论还是研究的结果都告诉我们,应该选择后者。

 

那么,是东部城市的承载力高还是内地城市的承载力高?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认为东部的大城市有拥挤或者污染的问题,但是,当我们把这些人放到内地,会发现生存条件远比东部恶劣,自然灾害也更为频繁,承载力实际上更差。所以,所谓的“承载力”其实就是个托辞,本质上就是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不愿意被外来人口分享。在中国,公共服务的筹资体制是基于地方财政的,所以地方政府提供的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平等地提供给外地人,本地政府和居民不可避免的心怀芥蒂。相比之下,欧盟规定只要是欧盟成员国的国民,就享有欧盟范围内的自由移民,自由经商,政治权利上的平等,无歧视的公共服务等一系列的平等权利。

 

那么,如果不能“从中小城镇开始”,小城镇应该如何发展?媒体和政府官员都说,中西部城市化、工业化道路再也不能重复东部城市“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可是,如果是一个地理等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要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还要接受上级的考核,如何招商引资?最可能招到的就是污染企业。我在安徽西部某市看到了据说是全国离市中心最近的中石化的工厂,我们开车到农村去调研,从市中心出发一会儿就到了,好象还没出市区呢。我就问当地的朋友,你们这样不影响城市的发展么?他说,影响啊,我们政府跟他们商量过搬迁的事,中石化说你要让我搬迁,我就走了。所以,在人没有充分流动起来的情况下,欠发达地区要解决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还要顾中西部的环境,是难上加难。

 

而“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的方案,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相分离,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使得土地使用权成为可以跨空间再配置的资产。其价值体现在将城市近郊的农业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实现城市土地的增值收益。有利于提高农民,特别是偏远地区农民的资产收入,与中央扩大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精神一致。农民在进城后,其承包的农业用地则可以有偿地转让给农村集体,或以转包、入股等形式分享未来农业经营收益。今天,很多规划都是要把大城市限制住,人为去发展小城镇,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城市和小城镇都发展不好。

 

【民工荒,技工荒,一线城市的用工尴尬】

 

如果要缩小地区间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缩小人均意义上的差距。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特别是低技能低收入的劳动力流动,更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的差别,相反,如果限制住低技能低收入劳动力的流动,地区间差别反而会因此而扩大。

 

最近“民工荒”问题很热,很多人都说今天中国出现“民工荒”代表劳动力的短缺,有经济

学家称之为“刘易斯拐点”。可是,今天的“民工荒”到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刘易斯拐

点”?中国今天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90%,而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8%,也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48%,而这其中已经包括了在城市但是没有当地户籍的外来劳动力了,只要他每年在城市生活超过半年,成为常住人口。如果出现“刘易斯拐点”,那么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就应该缩小了,因为城乡间劳动力自由流动,城市里劳动供给越来越多,而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出,其农业边际产量提高了,城乡间收入差距是趋于缩小的。虽然统计上2010年城乡收入差距终于有所缩小,但这才刚刚显现,而且是否主要是由政策补贴造成的,还需要研究。所以,今天中国出现的还不是一个刘易斯意义上的“拐点”。如果有拐点的话,我宁愿把它称作是一个制度的拐点。今年春节以后,“民工荒”再度显现,让我们大胆假想一下,如果把户籍制度全部废除了,“民工荒”还存在不存在?

 

我有一位在重庆某县政府工作的朋友,调研了60多户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户,但现在都待在重庆不出去打工了,他们说,“在城市里能干的工作待遇太低,好点的工作需要技能,我们又没有这个技能。”在扭曲的地价和工资形成机制之下,这个问题被加剧了。沿海地区的地价和工资越上涨,企业的反应是要产业升级,劳动力需求就越往高端走,但是现在农村里的大量劳动力存量是低技能的,于是,在被扭曲的价格下所出现的产业升级趋势,和现在劳动力供给结构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大,结果导致这一轮的“民工荒”是“技工荒”,产业越往上升级,技工当然越荒。很多人会说,普工也荒啊。如果在沿海的产业结构升级限制了普工的需求,那么,就会限制普工的待遇改进,再加上最近几年农业的比较收益有所提高,内地近两年来又在大量建设基础设施,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就减少了。可是,等高速公路建完了呢?

 

等农业比较收益提高的政策效应释放完了呢?等这些短期的因素都过去了,农民工还是要找工作的,那时,极有可能出现的一个状况是,他们已经难以在沿海地区找到与他们的技能水平相适应的工作。

 

【身份,身价,新生代农民工的一声叹息】

 

我们需要的城市化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面积扩张,而是要让进城的农民有就业,有保障,有足够的补偿,有体面的生活。以加快推进大城市降低落户门槛为导向的改革应有所突破,而户籍和土地制度的联动改革正是推进城市化,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中国今天如果改革户籍制度的话,重点不应该放在中小城市,而应该是大城市。由于大城市更有利于提高收入和找到工作,自然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首选。但是,户籍却成为这些“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的尴尬。在中国,户籍影响着劳动者的待遇,拿中国的户籍和欧洲国家的护照相比,则意味着更多的身份歧视。

 

人口规模有利于提高收入水平,因为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来自整个城市,而低技能劳动者则与高技能者是互补的。不同技能的劳动力之间的差异还体现在各种社会福利上。在社会保障方面,全国未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外来劳动力如果缴费未满15年,那么当他离开原来工作的城市,原先单位为其缴纳的社保是带不走的。在公共服务方面,体现在教育上的差异非常大。基础教育(包括幼儿园)是按片入学的,按片入学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买房外地人在城市如果没有当地户籍,他买房子的可能性肯定要降低,因为自己未来难以长期留在城市。同时,没有户籍,孩子在入校时就会体验到待遇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因为中国的大学,包括部属院校,都是由地方政府出资,或是中央和地方共建。所以,大学在招生的时候,都给予本地生源更多的名额。

 

中国的一句古话叫“人往高处走”。美国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受高等教育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是在不断提高的。但看每一个城市,只有大城市受高等教育以上的人口比重在不断提高。所以在经济学里面有一句话,叫“人才是往人才多的地方走的”,这就是因为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

 

这些与户籍联系在一起的福利差别远远比欧盟国家之间与护照联系的福利差别要大。在欧盟内部,一个国家的公民到另外一个国家居住或者生活,这些在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别是没有的。更有意思的是政治权利,如果你是个德国公民,但在法国居住,你可以参加居住所在地的市政府的选举。因此,在中国,所有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差别共同构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阻碍中国劳动力的地区间和城乡间的自由流动。

 

【品质,安置,不要“鬼城”要“魔都”】

 

鄂尔多斯——中国的一个城市“暴富户”,“暴富”主要不是因为羊毛而是煤矿,很多人家后院里就能挖出煤。富了就可以造房子,鄂尔多斯的新城康巴什因房产空置度高而被称为“鬼城”。

 

后来人们发现,鄂尔多斯人都到北京买房子了。可是,按照目前的逻辑,北京那么拥挤,房价那么高,应该在鄂尔多斯呆着啊!为什么不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北京的生活好,好生活跟服务的规模经济有关系,这就是经济规律。

 

今天,中国处在“经济分权”的体制下,每个地方官员的晋升就跟当地经济发展有关系,而且经济发展是按照总量而非人均来度量。所以每个地方都要想把自己规模做大,都希望留住本地的高技能劳动者,纵然要素的自由流动可能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所以产生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潜在的公共利益。但是,要素的跨地区再配置受到限制,这对今天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制约。

 

比照国际经验,我们不妨做几点大胆的预测。未来中国50%的人口将会集中到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这三大地区,即在中国人口峰值为16亿的条件下,有8亿人口集中于这三大地区。而从平均意义上看,就是每个都市圈大约居住2-3亿人口。如果每个都市圈10%的人口将生活在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那么,这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的人口规模估计要有2000-3000万左右。如果没有核心大城市的带动,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那些知识密集型的、对信息交流与创意要求比较高的行业,如金融、资讯、现代教育、设计以及文化产业等,都将缺乏竞争力,中小城镇的发展也缺乏带动力。所以,让人动起来,要让中国的居民特别是农村劳动力按照他们的自由意愿来选择到哪里去工作和追求更好的生活。(本文兼有教育部“非农业用地使用权跨地区再配置与区域协调发展”课题的资助)

保障房资金何处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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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6期——“保障人居”

文/刘关[《中国房地产报》记者] 制图/林琼珊

 

从2010年580万套,到2011年的1000万套,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建设保障性住房数字的变化,已然彰显保障房建设正在成为此轮调控的重中之重。然而,在大家对各地日前纷纷签订应对1000万套建设任务的《保障性住房目标责任书》鼓掌叫好之余,一个问题接踵而至:在土地和资金的双重掣肘下,这一延续去年“军令状”式手法的保障房建设任务,究竟能完成多少?

 

国土资源部的最新数据表明,2010年保障性住房用地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但是,在这一数据出具的同时,国土部首次对去年580万套保障房开工并未完成建设的原因作出解释。这一表态,颇似各个部委条块分割体系下的弦外之音。有业内人士甚为担忧,在某种程度上,土地和资金两大瓶颈实际上就是一回事。原因在于,在房价暴涨的今天,对土地供应的最大遏制无疑是拆迁问题,简单地归纳,拆迁问题几乎等同于资金问题。

 

对于此问题,相关部门没有完全回避。3月9日,住建部副部长齐骥算出了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约需资金1.3万亿元的总账。他表示,其中的5000多亿资金将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筹集,3400多亿将由工矿企业和被改造的职工住户筹集,其下几千亿则为稍显模糊的“社会机构投入”。业内普遍认为,在地方融资平台正被清理的背景下,对于中央和地方能否顺利吞下这5000亿元蛋糕存疑。社会资金投入渠道一直欠缺引导机制。各地的探索显示,“各级政府”在其中不可缺位。

 

【已有创新】

 

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首次明确“中央财政预算拟安排补助资金1030亿元,比上年增加265亿元。各级政府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大幅度增加投入”。具体而言,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应由中央政府专项补助资金、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至少10%、住房公积金净收益、财政收入等几个部分组成,其余由社会资金填空。业内认为,资金这一问题看似已有路径可循,可走起来却并不平坦。为追寻融资坦途,部分地方的融资创新行为层出不穷,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首先,就是地方政府搭建创新性平台引入民间资本。天津市借助了一个新的平台引入民间资本——私募股权基金。这只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于2009年由天津市房地产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国土房管局、天津信托公司等共同组建,主要解决保障性住房建设资本金缺口问题,规模为50亿元,期限三年,迄今已募集12亿元,今年正在募集20亿元资金。有关人士介绍,该基金主要是用作项目资本金,撬动更多的资金投入。目前该基金主要用于限价商品房和商铺等部分商业地产,以商业地产的收入弥补收益。从已发行的几期项目来看,收益率介于7.8%~10%。这一尝试尚处试点阶段,效果还有待观察,而且由于天津的金融体制特殊,这一样本的可复制性究竟有多强不好判断。

 

第二,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创新机制引进全国社保基金。2011年2月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向南京市保障房公司发放30亿元信托贷款,期限为2年11个月,利率为6.05%,由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发行信托产品,民生银行提供连带担保。这是全国社保基金投资保障房的第一单。通过信托公司提供固定收益类产品,正是这一单成型的关键节点。3月8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表示,2011年社保基金会增加对保障房的投资,约占投资比重的5%,规模约几百亿。据记者了解,在社保基金这一大财神抛出橄榄枝之后,已经有多地政府基金争取社保基金投资额度。

 

第三,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引导信托公司尝试引进民间资本。据普益财富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以保障性住房项目为融资对象的信托产品成立数量为八款,募集规模达10.7亿元;参与的信托公司有五家,分别是天津信托、新时代信托、华能信托、联华信托和中信信托,其中以天津信托成立的产品最多。长远来看,信托是保障房建设资金的良好融资渠道。“在信托公司基金化趋势的背景下,也有更多的信托公司希望设计出收益虽低但较为稳定的投资产品,而保障房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一位信托从业人员对记者表示。

 

【可能路径】

 

业内人士认为,各级政府除了要发挥银行等既有渠道作用,还要积极拓展金融创新工具的新途径。首先,银行渠道的突破口之一是使监管部门区别对待保障房贷款和普通商品房开发贷款。银监会最近召集了工、农、中、建、交及国开行等六大银行,就当前和今后保障房建设举行新闻通气会。可喜的是,会后,中国建设银行公司部副总经理刘守平随即表示,2011年建设银行将单独安排保障房贷款新增计划,将普通商品房开发贷款业务与保障房开发贷款业务差别化对待。据他透露,根据计划,将在2011年加大保障房新增贷款规模,同时对普通商品房开发贷款仍延续2010年的“名单制”。但是,在监管部门对此尚无明确表态之时,对于其他非国有银行,这一差别化对待能否实施还有待观察。

 

第二,拓展新的投资主体,保险资金备受期待,众多来自保险机构的代表委员在两会上争相表态。粗略统计,在这一名单上,不仅包括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保集团总裁吴焰,还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集团董事长杨超,以及3月3日对媒体发表过类似观点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平安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

 

面对保险机构的热情,保监会主席吴定富业已表态,保险资金参与保障房建设没有法律障碍,保监会正在研究细则,有望在上海先行试点。

 

第三,则是尚未获得批复的创新性融资工具。业内呼吁已久的保障房私募基金和保障房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正是众望所归。据记者了解,由全国工商联主导设立的全国第一个公共租赁住房基金——建银精瑞公租房建设投资基金,现已上报国家发改委,正待审批。2月28日,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执委会副主任、副秘书长王玉清告诉记者,该基金规模初定200亿元,由上海建银精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具体运作。已经转向保障房领域的REITs更具灵活性,公租房的投入由企业承担,建成后的出租收益也由企业收取,企业把公租房出租收益打包后证券化,通过REITs回笼资金,投入下一个公租房项目。上海、北京、天津等试点地区早已上报方案待批。

 

正如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北大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所说,财政资金、银行信贷和社会资金都是保障房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但要解决长期大规模建设的资金需求,唯有通过金融创新。因此,为确保保障性住房资金来源,必须要解决引导机制的建设问题。需要引导的不仅有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还应涵盖流动性过剩却苦于缺乏投资出口的民间资本。

 

城市研究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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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6期——“保障人居”

 

文/张宜轩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边走边想象,边看边研究】

 

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研究城市的人通常身在城市;而且最好是游历四方城市,在所有的城市标本上添加个人注释。他们不像人类学家,所去到的地方最好是偏远的地界,研究的是鲜见的文化。他们也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学家,绘制地图和编撰方志,以超越的眼光打量眼下的世界。他们更不可能去效仿康德,终生不离格尼斯堡半步,任思辨在时空中延展。

 

西方的人类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经历了从“我者”走向“他者”再回到自身的过程。而甫一开始,城市研究者都已在城市中生活很久了。所有想在城市里找到生活答案,或在生活里找到城市根本的努力都是完全的“参与式反思”——以一个肉身的存在于城市中经验城市,再对此经验进行反思。当恩格斯行走于伦敦的贫民区时,工人阶级的居住状况就在眼前,就在与自己同住一城的人身上发生着,他发出了同情的呼号:睁开眼睛,绕过城市干净整洁的街区表皮,看看背后的惨状吧。于是,改变城市居住状况的各种努力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而同时代的社会学家齐美尔以及他的学生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基于魏玛时期柏林的生活体验,在城市人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作用下,也急于剖析当时资本主义城市的社会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这种急切的心情让本被邀请开课演讲“知识分子对城市影响”的齐美尔,转而将课程内容改成《大城市与精神生活》。大城市的生活,特别是金钱对个体的“异化”已经渗透了个体精神、公共生活甚至是艺术领域:金钱观念“掏空”了充盈的人性个体,而橱窗美学打开了商品拜物教的大门;公共生活被内卷化,艺术家开始明码标价。在那个时代之前,这些都从未发生过。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们疾走于书斋课堂之间,城市社会的现实如风景般掠过眼帘。

 

20世纪之初,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俨然视城市为一个偌大的实验室。他们在芝加哥的红灯区、贫民窟中寻访,他们视自己为医学家,诊断城市的病症,而后又自视为科学家,欲总结出大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铁律。在详尽有序的调研记录之间,波德莱尔曾在巴黎街头所捕获的《穷人的目光》已然脱去了故事的细节,不同阶层在城市空间上的分隔已经成为更坚固的现实沉淀。

 

在场的斗争,不在场的反思时隔半个世纪,记者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批判美国城市街道生活的索然无味和规划失当;城市失去了活力,规划师还在“为谁规划”。雅各布斯大作落笔不久,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在巴黎街头带领学生运动,同时也以著作阐释资本主义世界中“空间生产”的涵义。同期,地理学者大卫·哈维转从英国西岸的布里斯托尔转往大西洋彼岸的巴尔的摩任教。发达资本主义的轮盘已经转到第二次经济危机后的去工业化时期。此时,巴尔的摩的滨河区改造启发哈维读懂景观变迁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机制。他组织学生研读《资本论》,从中读出了一层“空间”的新意。

 

知识分子集体发声:这是“谁的城市”。冷眼旁观和参与观察的调研在多维交杂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矛盾下已经不能满足解读城市的需求。与其同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对城市进行“结构化解读”:它超越了对城市中活动与地点的互动机制描述,从而去发现空间形式的生产和功能的结构性规律。研究者的眼光往往追求“穿透”现象之感,然而,一个好的研究者必须是在场的目睹者;生活在城市是研究者在场的最好证明。

 

在他们眼中,城市的一部分死了,另一部分活了;一个城市衰落了伴随着另一个城市的崛起。曾经,那些怀着乌托邦梦想的城市实践家和城市评论家的口中不断出现的提问——城市会让生活更美好吗?已经越来越多的被更为具象的问题代替——这个城市会好吗?在全球化的当下,当时空压缩前所未有的将城市观察家和研究者本身稳妥的镶嵌在高速运转的学术生产机制中,裹挟着他们前进时,城市生活的潜在优越性常被暗藏不表。

 

【巴黎——在文字里想象的现代性之都】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巴黎,可说是十九世纪城市体验的先锋地带。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通过解读抒情诗人波德莱尔的诗歌意象透视当时的社会和人的状况,并将浓缩于十九世纪巴黎的造物和景观之中的现代性一一释放出来。时隔半个世纪,大卫·哈维在其《巴黎,现代性之都》中,以历史地理学者的结构化眼光,将本雅明式的分析带入一个更宏伟的框架中——一个物质化的巴黎在空间、金钱、土地、劳动力、家庭、消费、景观、造城等主题中。当本雅明与波德莱尔相遇时候,当大卫·哈维与巴尔扎克又在巴黎相遇,而他们的城市想象力则在由诗歌、物品的发明、小说、统计数据、史料记载所编制的网络中生发扩散。如果说这些碎片化或者结构化的想象力有什么中心的话,那么现代性的意蕴则是一根隐形的轴线;它与理解一座伟大的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文字中我们想象巴黎,想象现代性。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归纳过程,而是一个历史地理特殊性的时代精神表征。

 

【洛杉矶——机械复制艺术时代的城市】

 

巴黎的现代性之维虽纷繁,但至少还可从文本与西洋景中窥到一丝真像的影子;二战前后的洛杉矶经历了美国的新政、战争时期和麦卡锡时代;在此期间,现代性的对立紧张关系仿佛都被一批批南来北往的移民和消费式艺术创造消解了。此时的洛杉矶,好莱坞电影大行其道,美国中产阶级日渐兴起,一切过于美好的政治愿景社会蓝图都会在这里最终归宿。在战火中逃离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在美国的加州似乎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城市评论家迈克·戴维斯在《石英城市》中如此说道:“相比于美国其他地方,洛杉矶就像一处准乌托邦,而相比于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整个美国也像一处准乌托邦一样……对于南加州诞生过程中那种奇特的历史逻辑,他们或是懵然不知,或是漠不关心,听凭自己的第一眼印象自动变成了神话:洛杉矶是个庸医窥测资本主义前途的水晶球。”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带着“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人马顺次来到此地,并很快在地广人稀的南加州遭到怀乡愁绪的困扰。“除了极少数例外,人人都苦闷地抱怨着见不到欧洲式的civitas(城市)——甚至连曼哈顿式的城市景象也没有——见不到城市里的公共空间、成分混杂的人群、历史气氛、抱持批评立场的知识分子。”

 

所幸,处于法兰克福学派边缘的本雅明一直游走于欧洲大陆,间或致力于完成他的“拱廊计划”。他并不情愿离开,而最终当形势迫人时,却被“自由世界”拒之门外。不愿落于纳粹之手的书生最后走向了自杀的归途。讽刺的是,本雅明所洞见的艺术作品的“光韵消逝”却在他没能去成的洛杉矶影射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文化工业运动,即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发展。加州城市的想象与现实彼此互为复制物——声称为艺术的电影在光影重叠的胶片上复制了“光韵”,也记录它的消逝过程。

 

根据本雅明的定义,艺术作品的光韵就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城市一如这“贴近之物”,在我们的眼底做“独一无二”的呈现,但它如此丰富广大,以至于我们不停的问,在怎样的距离去把握何物。而在135mm的胶片纸上,所有的时空景象都被限定,观影之间,我们将关于城市的想象力投射在这个有限的框架里。当电影结束,一切都消逝了,城市只不过是万家灯火之中一间被高科技音像设备所包裹的黑漆漆的屋子。

 

 

古镇“水乐堂”——日常之禅的建筑两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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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5期——“赢在世博之后”

 

 

文+采访 / 袁菁 摄影 / 朱骞

 

 

古镇早眠早歇的传统惯性仍然有力,黑天一到,声音就自然而然随河水声飘走。

 

所以,配合演出的寺庙唱诵一起,顿时有一种震彻山岚的用力,听得人心匍匐、阴凉,不过,也可能是世人的自作多情。庙中和尚只是平静、集束地在做晚课。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天顶上的一滴水“滴答滴答”了一个多小时,表演过程中,这首宋朝无门慧开的佛家偈语被反复吟唱了数遍,但已经是四幕演出的最后呼唱了。面向漕港河道的玻璃门在黑夜刹那洞开,如同山门大开,对岸的圆津禅寺,南无阿弥陀佛的黑字在黄墙上已经很多年,平生第一次作为舞台的朴素幕布,神情无惊亦无喜。庙中的僧人,提着灯,看上去像是少林寺传说中练水上漂的僧人,立定在河中的摇船上,口中喃喃低和。

 

【乐堂缘起 民宅变脸】

 

矶崎新工作室合伙人、建筑师胡倩当时也在场,在这个以传统民居为底本打造的建筑空间内,看着演员在室中央的一层薄水里,忽而琵琶、忽而小提琴,或又身体弹起击跳于水面上,又拿着各种材质的简单器材在水盆中筛出各种声响。“禅声与巴赫”、“水摇滚”、“弦乐四重奏与琵琶”、“四季禅歌”,一幕幕过去,整个空间的音效显得集中。

 

时间需要前溯三年。在青浦区政府支持下,当初的朱家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如今的淀山湖新城发展有限公司发起了一个引进文人的工作室、展览室的策划工作,以期为朱家角镇提升整体文化水平,谭盾、矶崎新、冯小刚等各领域的“艺术家”都受邀其列。2009年底,谭盾致电胡倩:明年5月份就要启用。十一月,他们站在民居天井中,谭盾遥指对岸“你看,对面那个寺庙,多好啊!我要做一个剧场,跟它有关,请僧人一起来演出”。这台戏的关键词是“禅”、“水”、“自然”、“材料”等,但戏本还在蒙昧状态。“不过,水乐堂这个名字一开始就起好了”。

 

艺术家和建筑师的合作和砥砺是有趣的。音乐家可以天马行空,是孩子、是国王,片刻间道出脑中无数的电光火石,但对于建筑师来说,更多需要去贯彻、实施。他们有点像集侍者、魔术师、冒险家于一体的人,让建筑不停和现实靠近,和国王靠近和自己内心的建筑理想靠近。虽说有了较为清晰的建筑概念,但对一个既需要进行功能转换,还要做一定修缮工作的建筑空间来说,仍有调整难度。

 

这座河边的一进民宅,形制简单:一个采光中庭,靠近漕港河的是一层层高的正厅,两层层高的堂楼临西井街道,这所民居恰在一个河道转弯之处,望出去水面平匀疏阔。但舞台在哪里呢?两个小型的空间无法成为有着体量需求的演出空间。而且,“前面的楼很矮,无法看到对面的禅寺”。所以建筑师先进行了建筑的“拔节”:一楼“拔”高并与后部建筑齐平,继而是为中庭加盖一枚屋顶,腾出较大空间,并且通过透明的建筑“表皮”——玻璃门,使表演空间与对岸的寺庙景观视线成立。“临河的大玻璃窗,因为演出视线的要求”无法免除,但政府方面则从风貌角度考虑,担心其会否太过“现代”,所以最终 “在玻璃门上添加了一些可拆卸的大木栅”作为第二层门。

 

【建筑核心 玄幻屋顶】

 

水乐堂的“真正的建筑”部分是屋顶。但最初区政府、谭盾都对那个有着弧度、盖子状的屋顶表示讶异。建筑模型上,屋顶微微凸起如一个火山口。传统方式铺设深灰色钛锌板之后,“我们就开始在朱家角的各个地点,从建筑附近、对岸河边以及从更远处的视线,确认建筑和整体风貌的关系”——它确实隐伏在朱家角整体的建筑群落中。“对以现代建筑为学习基础的建筑师来说,并非是要放弃古建的元素,但如何让建筑与传统融合,显然可以从多角度去探索,比如体量、色彩、空间关系”。

 

屋顶的内部,同样以“曲”面演绎,也是整个演出场景中最玄幻的部分。这个内覆银箔,会因酸化在时间中呈现银白色到银黑色变化效果的屋顶,更像一只眼睛,确凿是一个天顶,看着氛围的起起落落。“曲很重要,但要曲得漂亮”,而且不是“为设计而设计”——最大限度呈现反射,为表演中的重要元素“水”增添莫测光影。“还有一个是结构体系的问题。新的建筑架构体系架在无法更动的老结构上。新结构无法再使用木结构,只能是混凝土或钢结构,而现行搅拌或通常的钢结构施工方法在尺度狭小的朱家角均无法实施”——“螺蛳壳里做道场”要预想到更多的细节。所以,屋顶的轻钢桁架被“分解”至可由双人、四人一组的方式扛进小尺度的建筑内部,进行再组装。“就像鸡蛋,弧度会让它受力更强,这样所用材料也可以相对轻”。

 

【公共空间 尝试超越】

 

还有一重意外的观看体验,这来自于谭盾的一个要求:“我需要入口有一个很黑很黑的通道”。对于公共建筑而言,过于黑暗的通道并不现实。但建筑师肯定了这种“引厅”的空间表现。进入这个欲扬先抑的收缩空间,微喇的入口提供了从视觉到身心的缩放。“这是一个从陶乐堂到水乐堂的联结口。通道的石墙还有一个屏蔽声音以防干扰街道部分民居的作用。原本的通道有双重渐变,一方面是颜色渐变,由白到黑,材质的渐变,由剥离的砖到沾有老房子砂浆的半剥离状态互相呈现、演化的过程”,不过可惜,最终施工结果把一些细节抹平了。

 

更多的观众选择在一楼,近距离看谭盾出场,看鲜活的青年男女在水中拉着西洋乐器,在表演区域的水面中打坐,或者舞蹈踢踏的不经意间,为快乐加多一层薄薄的性感。另有一些观众高踞在曾经不存在的二层空间——建筑左右两侧的挑空出的“厢房”位置。后部二层建筑原本只能承重一家人的生活起居,为了承重更多观众,老楼板上增加了新的结构体。但“担心太过厚重会压抑底层和采光,所以缩小新楼板,并挑去老楼板体系的小小一部分”。

 

几乎是用最大可能性地方式,“水乐堂”表达了一个传统民居建筑的利用方式。作为一栋公共建筑,它将如何以“水、陶、纸”三位一体的概念呈现给公众?而除了政府兼验收功能的观看,以及来自好奇心驱策下的市区游客探访,本地居民会如何来看待这个与日常经验相去甚远的建筑体和表演空间呢?有趣的是,是夜演出前排练时分,我和摄影师在河岸边的饭馆里,夹起毛豆炒菱角的当刻,“朱家角,朱家角,美丽的朱家角”的表演词从很远的水上传过来。未曾开演声已闻,想必当地居民也听得一清二楚。

 

新十年展望:“三后”时代的上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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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5期——“赢在世博之后”

 

文 / 匡晓明 《城市中国》总编

 

站在2011的年头,有理由感叹,我们竟已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尾巴上来反思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盛况;时间的回溯性力量在世界政治经济重心挪移与地方发展转型的双重变局中愈发得以彰显。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拐点上,上海将正式进入“三后”时代:即继续沿着“后工业化”的产业经济轨迹,以“后危机”的全球经济大势为背景,从“后世博”的原点出发,将大事件拉动增长的机制视为未来上海新一轮城市发展的契机。

 

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后工业化”的概念,宣告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转型,并正式迎来后工业化社会。而在20世纪晚期的全球化的背景下,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去工业化”进程相伴推进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不断攀升。随着国际劳动分工顺着区域劳动力价格水平的阶梯不断向下转移,发展中国家那些较为发达的区域与城市(如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后继而上的中国东部沿海以及印度次大陆和巴西)也开始经历后工业化的转向。

 

这场全球经济的转向推进了广泛的自由化与市场化,地方政府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主体。衰落的工业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发展重点在消费和生产两个方面发生了偏移:一方面通过对衰落工业空间的设计和演绎吸引更多的游客,从而拉动就业和消费;另一方面通过提供更灵活、丰富的生活服务设施以及便利、集中的生产性服务业设施,吸引创意和科技型人才和企业,从而为地方财政税收做出贡献。城市政府逐步转变职能,政府企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通过类似企业的运作方式来包装和推销城市,大事件营销和发动巨型工程对城市品牌的塑造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被广泛认识。因此,后工业化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趋势一同将“大事件”推到了城市发展的聚光灯下。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短短30年内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百年工业化之路,而正是这个集中却充满不平衡的爆发期使得中国的后工业化状况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复杂。中国未来不仅要完成未竟的工业化任务,还要完成后工业化时代提出的新的历史使命。可以预期的是,进入“三后”时代的上海将循着历史轨迹继续完善浦江两岸的产业格局,不仅如此,笔者认为上海也必须在未来的十年甚至五十年里抢占“文化经济“的高地,以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依

托,加强文化金融与文化交易功能;以“后世博”为契机,推进现代传媒、设计、创意产业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

 

上海世博会从筹办到结束经历了大约十年时间(199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申办2010世博会到2010年10月底世博会结束),这十年里,上海的城市结构以及城市面貌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浦东开发,世界财富论坛和APEC会议在上海的召开,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事件对上海的节事举办能力有很大促进作用,为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打下了基础。城市大事件不仅借由对城市内部空间的再塑造直接引起地方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也在时间上产生了筹备、发生、结束与后继利用的序列,从而与城市的经济运行周期、城市规划和建设以及城市的对外联系等方面发生多重的并行或交织关系。城市大事件在上海既是一个过去时,更是一个未来进行时。

 

始于2005年7月的上海迪斯尼公园计划中,华特迪士尼以商誉、技术和资金入股,约占51%的股权,陆家嘴集团以土地入股,占49%股权。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人以知识产权优势占据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上风向,而上海在大事件、巨型工程的背后是城市软实力的缺失。作为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龙头——上海,必然要在软实力和文化输出上取得自身的优势,在实现城市转型的同时,成为泛太平洋地区与美国西海岸城市连绵区和日韩城市群相与抗衡的创新经济实体。要做到这一点,上海必须率先改变GDP增长观,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培育文化创意经济土壤,并以连续不断的大事件和巨型工程来刺激本地经济,带动相关服务性产业和人才、理念方面的输入,实现基础建设—产业生产—消费经济在不同地域层级的相继转化。

 

对话上海地铁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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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4期——“地铁营城”

 

 

自2010年初开通以来,已有两万多名粉丝关注,该微博发布实时交通信息、介绍地铁知识和建设动态、展示地铁员工日常生活,和粉丝之间建立了互动关系。本刊特别采用新浪微博专访上海地铁官方微博负责人冯昊,了解地铁微博背后的故事。

 

冯昊 欢迎乘坐上海地铁!(11月11日 14:10)

 

 

城市中国 回复@冯昊:

您是地铁员工吗?很高兴认识您啊!您在什么岗位?(11月11日 16:17)

 

 

冯昊 回复 @城市中国:

我搞宣传和微博(11月11日 21:40)

 

 

城市中国 回复@冯昊:

地铁微博现在搞得挺好的,当初是怎么想到开通微博的?(11月12日 10:46)

 

 

冯昊 回复 @城市中国:

一是地铁运营的一些实时消息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对外通告,二是微博的传播速度是点对群最快的,三是根据新浪的数据,大部分地铁通勤乘客都使用手机微博客户端登陆。(11月12日 10:59)

 

 

城市中国 回复 @冯昊:

负责发微博的同志是固定的还是轮流的?有些条微博发得很有个性。(11月12日 11:03)

 

 

冯昊 回复 @城市中国:

谢谢肯定!都是些年轻人,运营实况消息有运营管理中心的人员轮流坐班,还有各个单位部门的官方微博和员工私人微博提供消息来源,形成一个微博讯息群,涵盖运营消息和地铁故事。上海地铁有不少“铁丝”(地铁粉丝)。逢重大节日的事件,我们还做微博直播。(11月12日 11:10)

 

 

城市中国 回复 @冯昊:

这么说我也是个铁丝了!微博直播时看到的地铁照片非常给力。不过交通讯息肯定还是最关键的,请介绍一下地铁微博发布的运营信息分哪几类吧?(11月12日 15:54)

 

 

冯昊 回复@城市中国:

包括早晚高峰的运营信息,比如告诉大家当前人流高的区段和车站,获悉的乘客可以借由路网的换乘功能绕行;运营的变化,如调整运营时刻表、出入口开关闭、突发情况处置等。官方网站www.shmetro.com可获得更详细的信息。(11月12日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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