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3期——“隐藏珠三角”

2006-06-23上海

共和曙光
——设计共和上海旗舰店外滩开幕

2006年6月23日，在上海的时尚地标——外滩，在深具历史底蕴的外滩5号，设计共和旗舰店开门营业。根据既定的行销策略，设计共和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通过印有家居产品图片的广告牌展现了“共和曙光”这一主题。这些图片覆盖在四扇临街的窗户上，随着设计共和逐渐接近旗舰店开张的“黎明”，这些图片的颜色也日益鲜亮。当“黎明”来临，这些广告牌被一一揭开的那一刻，呈现的是一个美轮美奂、高雅静谧的家居店。

这一全新概念店的设计源于三个基本理念——原材背景、内外倒置的陈列方式和中央平台。

原材背景，指的是对外观、材料和抛光处理的方式，该店就是要创造一个空白帆布般的背景来展示产品。要想做到这一点，店必须有一个静谧的环境并强调品位和个性，简化的墙壁、地板和天花板背景能使顾客更好地欣赏店内陈列的家居产品。店内基本材料（如混凝土、紫铜、实木橡木板和生铁） 的使用采取粗加工的手法，几乎没有任何保护层，只是简单用砂纸打磨或刷洗， 并没有经过抛光或上漆处理。这种做法不仅展现材料本身的质感，还愈发衬托出店内陈列产品的精美。

内外倒置的陈列方式， 指的是零售店给人以全新购物体验的布局方式。店铺内始终贯穿的元素是落地玻璃——这些玻璃的门、墙将顾客引向陈列架、咨询台、入口大厅等。零售店中央位置完全由这些玻璃板围绕，感觉在橱窗之外，却在店铺之中。玻璃板后陈列着琳琅的商品，顾客可以透过玻璃上映出的自身影像欣赏，感受店内意趣盎然的活泼氛围。

店内中央平台， 是设计共和对自身定位的实物化体现，表达了设计共和要为国内外设计界的交流创造一个“平台”的初衷：该店将成为世界最高端设计产品在上海集中展现的场所，国内外设计界也可把它作为一个交流思想、获取灵感、选择设计产品等的平台。平台位于店内中心位置，由木材与金属板加工而成，在中央平台位置，设计共和计划为公众举办一些小型展览。借助该平台，设计共和不仅希望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商品，而且希望能够拉近设计与大众的距离，培养大众对设计的兴趣。

除了精心打造出一个完美空间，设计共和旗舰店还着力为消费者营造全新的感官体验。清爽宜人的环境会让每位走入店内的人精神为之一振，顾客可以伴随着设计共和的音乐和散落于店内各个角落的花束所散发出的巴黎Diptyque香氛享受购物的乐趣。此外，设计共和旗舰店中的每一位店员都受过专业培训，具有高度敬业精神和丰富的产品知识，这一点也是其他店铺无法比拟的。

设计共和的店内设计、形象定位及所有的平面设计都是上海如恩设计研究室——一个由建筑师郭锡恩和胡如珊引领的多元化设计公司主持。这两位在美国接受教育并从业多年的中国设计师恰巧也是设计共和的创立者。“这个设计项目不同以往，因为我们既是该项目的设计师又是委托方”，郭锡恩和胡如珊都觉得设计共和旗舰店的设计充分体现了他们所追求的风格和品位。作为该项目的业主和设计师，使他们能更自由的、实践自己的设计理念，最终，将其全新的零售店设计概念体现得淋漓尽致。

本文摘自《城市中国》第12期——“新农村”

文：梁井宇+鲁琼+谷巍+刘锴+穆兰真（场域建筑）

中国的农村从有农业文明的几千年前起，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当代的人们不用走进自然博物馆就能看到过去一直延用至今的土地、农产品、生产工具、农民和他们的村庄。从田间到村舍再到集市，构成的是典型中国旧式农村。

然而这维持了几十个世纪的农村格局在过去二十年里被完全改变了。剧变的发生源于自身农业文明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外部城市文明的”爆炸式”的城市化运动。首先农民的植物品种和效率迅速增加，技术使这些种植不再依赖土地、季节、气候和阳光、雨水等自然条件；农业产品也不再只是收获的庄稼，而是多层次多种类加工的食品、药品、饮品、化妆品、用品、工业品等等。这样在厂房里生产，产品不是稻米的农民还是传统的农民吗？他们劳作的田间被厂房替代，农村还是原来的农村吗？同时，在农村以外，一场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正在改变着中国的面貌，城市的扩张把原本的农田通过征地变为国有，经过拍卖变为可开发用地，完成土地的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又被城市吸纳为庞大的低收入建筑施工或服务行业的劳动力，农村在失去部分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部分的人口。

农村周围的自然景观也经受了几番改变。先是五十到七十年代通过破坏自然的对抗来获取更多的可耕地，河流改道、山林被毁成为梯田等，低下的生产率和水土流失又导致治理工作的恶性循环。人口增加又使农村把几千年的”从自然来，回自然中去”的原始的但又是可持续的建造材料和方法抛弃了，大量粘土砖的使用把已经稀少的耕地进一步破坏。到了提倡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今天，农村的自然景观才刚刚开始恢复中，可又要经受也许是更大程度的新一轮旅游开发的破坏。

期待也好，不期待也好，终于维持了几千年的典型中国旧式农村就要消失。建设新农村，这次真的不同了。新农村的规划建设要回答上文的两个问题，即怎样面对农村的产业革命带来的生产资料变化，和怎样重新设计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凭借着刚刚出现的高科技新技术和祖先传留的原始生态手段，建设新农村终于可以不是破坏性的。新农村=新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得益于新能源的开发，更可能先于城市采用太阳能、风能、地能并从中获益；村镇顺应或被迫搬迁而集聚又增加了农村文化建设的便利性和可能性（医院、学校、社区图书馆、网吧、电影院、购物中心）；新的居住格局带动农民的食物微观革命（厨房）；娱乐革命（客厅、电脑、网络、游戏机）；卫生和性生活习惯（卧室和厕所）；新的通讯手段则可以把Internet和卫星电视低成本普及；新建筑材料和重新回归原始环保及地方建筑材料则有可能产生出新的地域民居风格；反封建反迷信几十年后，理性的庙宇保护性修建可以看成是农村宗教信仰的复兴。

未来的新农村就是和自然贴得更近的城市。

本文摘自《城市中国》12期——“新农村”

文/冯原（广州）

Text/Feng Yuan(Guangzhou)

大半个世纪以来，有两种力量一直在为中国的农村不断赋予“新”的话语，而这个“新”话语却折射着不同历史时期的语境。

如果我们把十九世纪末期以前的中国想象成一个由物种和食物链组成的社会金字塔，那么，这个广阔的大陆就像是一个草原，无以计数的农民如同啮齿类动物一样充当着这个帝国生物链的经济基础。再把这幅图景转变成空间想象，我们就能看到那些食草类动物的栖居地——田连阡陌的大地上那些星罗棋布的农村。

与食草类动物在不断地繁殖物种的同时又以自身向食肉动物提供养分不同的是，在农村中聚居的中国农民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并用他们生产的粮食和布匹供养着整个以城市为中心的上层食物链——宫廷、官吏和军队。千百年来，依靠这种“进贡式生产模式”一直维系着既脆弱又强韧的帝国财政体系，支持这种制度的最重要因素来源于这群具有惊人的忍耐力和繁殖力的农民们。历史上在上层社会的视野里，农业和农村虽然有物质和功用的一面，“但最终其象征层面的意义超越一切”，劝农是创造社会福利和太平政体的基础，务农与良民是同义语。所以，从功用的一面来看，皇帝与儒家阶层很少会真正关注农村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农村只是自生自灭的生物群落，连统治者也无心或没有能力去管制分布如此辽阔的农村单元，以至于乡绅或地主阶级成为了农村的实际托管者。相反，从秩序和道德的一面来看，农耕生产却被赋予了近似于道德般的地位。这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传统农村的社会组织与空间结构：一切村舍、家庙、集市、戏台或宗族组织等等，都是为维持农耕生产的需要而存在。这样的农村，在漫长的历史周期中，似乎从来都是不大变化、也不应该变化的，也没有什么守旧或创新的含义在内。

真正促使中国农村发生变化的因素是近代西方的“现代性”进入中国之后，不过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强权面前，与不堪一击的帝国体制不大一样，中国的稻—棉农村并没有随着帝国体制的崩溃而走向全面的瓦解，撇开近代纷乱的政治理念和残酷的党争不谈，从根本上来说，面对这个贫弱的中国，谁也不可能从改革乡村入手来推进整个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这个历程还是踩着历经千年不变的中国农村那饱含艰辛的背脊蹒跚起步。进入到二十世纪之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加大对于农业的投入，反而加重了地租的负担，土地零碎化和大量的自耕农的破产，被各种势力反复盘剥的中国农村最终变成一个凋敝破败的社会。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某些有志之士开始着手推进乡村复兴的社会实验，这时，各种“新”农村的图景逐渐浮现出来，其中，晏阳初、梁漱溟和卢作孚以身体力行的实践成为民国时期乡村复兴运动的表率。

因为政治和地缘的因素，一个幅员如此辽阔的中国，不同地域的农村早已是千差万别，所以，民国年间的志士选择某些点位进行的乡村改革实验，即使获得了各种成效也难以推广至全中国的农村。与实践层面相比较，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最大的成效体现在话语的层面，传统的农村首次被知识阶层纳入到“新”的语境中，几位先驱者分别提出了“顺民心、发民力”、“树民风、启民智”和“谋民生、保民享”的新方药，分别指涉教育、文化和实业。 与此同时，以党派政权为基础的农村改革也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改革是以更具规模的社会组织改造——合作化为先导的。国民政府依靠商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国统区”推行合作化运动，这个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救助贫弱、扩大生产的目的，但是国统区的合作化完全建立在地缘和血缘的基础上，实际上仍然得利用旧农村的共同体资源作为动力，这样的运动当然也难以形成“新”的话语优势。 与国民党推行的乡村合作化相比较，中国共产党基于它的政治理念，很早就介入到改造农村社会的实践之中，到了四十年代中期，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化，从早期的革命根据地获得的经验通过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对中国农村进行了天翻地覆般的再造。共产党领导下的土改是一场以阶级斗争话语为主题、而不是以扩大生产为目标的社会再造运动，在话语和象征的层面上，这场运动缔造的是新旧两种社会的对比，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也是民国时期任何一种乡村改革实验所不能比拟的。到了五十年代初，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中国农村彻底地从传统农村的惯习中脱身出来，以1949年为界，一个全新的社会浮出了水面，此时，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过去落后陈旧的中国农村正在向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金光大道迈进，当新的国家主义的话语响彻云霄之时，中国农村和农民们不可避免地要为新的社会实验和领导者的乌托邦想象付出难以预估的代价。

当以“农业学大寨”为口号的针对新农村的连番改造运动对于广大农民们来说变成一种不可掌控的命运时，这个“新农村”的语境其实却暗示出一个轮回的镜像：与现代性背道而驰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验反而与儒家所信奉的价值观很接近，它也是以确保道德和理想为前提、并以牺牲效益和产出为代价的。以消灭“三大差别”等话语为口号，这些理想化的话语其实遮蔽了生产效率日益低下的事实。转折点出现在1978年，当安徽省小岗村的十几个农户为了实行“包产到户”而要歃血为盟之时，历史已经走到了一个不得不回归经济理性、放弃超经济的道德理想的重要关口。由三中全会后发端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农民成为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得益者，而这种改革的实质，却只是把原来束缚着农业生产的制度性枷锁从农民身上解除掉，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以空前地爆发出来。八十年代走向富裕的农村用事实宣告了推行了几十年的道德乌托邦实验的一去不复返。然而，当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不再针对着农村，当上层权力正在试图重组全社会的利益分配之时，由农民的自发力量建设新农村的势头很快也就失去了推动力。

历史确实并非是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的，大半个世纪以来，有两种力量一直在为中国的农村不断赋予“新”的话语，而这个“新”话语却折射着不同历史时期的语境。一种是从晏阳初、梁漱溟到秦晖、温铁军这样的有志之士；另一种则是国家中心的话语势力。两种力量呈现出此起彼落的趋势，到了最近，两种话语的交织更是呈现出富有张力的态势。自九十年代之后，中国工商业经济的突飞猛进连带着声势浩大的城市化运动，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农村又一次被抛向了国家资源再分配的视野之外。远离话语权的中国农民始终是中国社会中最固有的弱势群体，在每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知识阶层中也不断地涌现出他们的代言人，“三农问题”在一群以农村、农民的命运为已任的学者推动下能够成为九十年代后的显学，本身就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只不过迄今为止，中国的新农村仍然滞留在学术想象的图景当中。

百年以来，每一次“新”农村的提出，实际上都反映了那一个时期中国农村的“新”问题，所有关于农村“新与旧”的问题虽然都是针对旧农村中的旧习气、旧成份，但是从根本上来看，中国农村有一个不变的旧——在于它是否总是受到城市上层社会不公平的盘剥，成为收支不平等的造血机器；那么它的“新”——正如温铁军所断言的：没有新的制度，就没有新农村。 今天的“新”语境所折射的只能是创造新的制度和组织机制，而这一点，又直接把“新农村”的锻造拉回到国家主义的权势范畴中，由学者们探讨和支持的新农村实验最终还是要取得国家话语的认同，才能作用到全中国的农村，真正把农业生产和农民们带离那个使他们输出了无数的汗水又没能得到公正回报的可悲处境。

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了上个世纪的百年，而上个世纪关于中国农村的“新与旧”的话语和实践也已经成为历史经验和资源。在其中，我们能看到有志之士用良知和学问所创造的社会试验；也能看到各种以国家利益为名而强行推广的农村社会组织改造运动以及所造成的巨大代价。现在我们面临的也许不再是儒家观念和现代性之间的价值冲突问题，现在的问题很可能在于：如何克服掉话语层面中那些华而不实的虚假成分——今天又一次兴起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似乎正潜藏着这样的趋势——以开发样板村、新的形象工程创造话语优势，实际上却仍然想保持向农村吸血的恶习。 能否创造出符合农民、也是全社会利益的新农村，这一切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创造一个新的体制，一个真正能把福利作用到农村和农民身上的新制度。在新的百年里，只有它才会成为区分“新与旧”农村的惟一有效的标准。

本文摘自《城市中国》005期——“香港词典”

文字-摄影／古儒郎＋林海华（香港）

Text-Photograph/Gutierrez+Portefaix (Hong Kong)

逃脱熵的结局是所有建筑的梦想。熵指的是能量在系统内的不断衰减; 一种因其内部物质激增的混沌而导致的递减。

由此，熵是一种负过程：起先它会演化出一个秩序，最终是这种秩序不可逆转的毁灭。它可能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发生——通过毁损或冗余，但就香港而言，它特别体现为聚积和增生。这就是在九龙寨城晚期发生的情况：拆毁成为熵的轨迹中的最终阶段。

在香港一些城市结构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展现出一种基于居住密度的丰富性。例如，钻石山村以其持久的调整能力和适应公众的现实居住需求而令人印象深刻。当地居民证明了超密度也可以创造宜人的空间，用充足的公共区域来构建充满活力的社区。用廉价的，通常是从拆迁工地上回收的材料而建成，每间屋子都保证了每天生活必须的最小空间。各个层次和原始结构之上的扩建部分都建于母体的顶层，因此就象书页一样保存了它的历史。

通常，香港的经济／政治政策只允许整个区域被单纯地和系统化地夷平，然后被转换成为房地产投资的对象，将它的垂直密度乘以10倍。

本文摘自《城市中国》005期——“香港词典”。

文字-摄影／古儒郎文字-摄影／古儒郎＋林海华（香港）

Text-Photograph/Gutierrez+Portefaix (Hong Kong)

这个城市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走廊。无论是陆地还是通道，走廊是不同地域之间的水平连接。它物化为线性的过渡空间，或是一条向未知的新世界开敞的封闭通道。换句话说，走廊是任何室内空间组织的脊索。它是路线、是光明、是入口、是通往另一目的地的大门。人们在走廊中度过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成群结队或踽踽独行，他们水平运动到一个将自己投射到无尽灭点的空间。作为一次水平的旅行，走廊城市并不缺少远景。

如果一个城市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场所，人们就得把一个线性城市，而不是一个普通城市，想象成一个过渡性的场所。走廊城市由无尽的通道组成。它们不仅提供了通往停留空间的通路，同时也向其它线性空间敞开。它们一起组成了走廊的一个复杂几何体——一个完美的迷宫。

作为最具公共性的空间之一，走廊经常吸引高密度的活动，并成为其连接者。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就转变成了一个线性空间——两旁布置着各种货品的连续商店橱窗。这些橱窗彼此竞争，以获得最大的多样性、鲜亮的色彩和诱人的价格。这种线性通过低矮的天花板、规整的大理石与瓷砖铺设而成的光滑表面得到了加强。

封闭的线性空间与室外环境相隔绝，它主要通过机械性的开口和人群来使其变得生动。因此，这个城市随着居民们的开门关门而生长：从一个走廊到另一个走廊、从火车到住所、办公室、机场或饭店，走廊形成了人们日常路线的框架。

在走廊城市中，没有人关注审美，而只注意连续地带的流动性。它的经济性被缩减到一个词：效率。因此其审美被缩减到一种广告的形式，一些符号化元素，甚至只剩下它表皮的粗糙材料。

这里的气候完全忽视了外界的气象因素：16-19摄氏度，干燥。事实上，这里居民的衣着都是专门为走廊气候而准备的。

走廊城市有很多规则。它们和方位图和走道名一起被张贴在每个十字路口，这样就不会有人走失，也不会无视这些规则。它们体现了一种在永久控制之下对个人行为的完美编码。成套的标准数字设施加上一支巡警队保证了走廊城市的过渡特性。

自动步行道可以有效地加速人流。走是唯一被批准的运动类型，而跑则显得极度可疑。因此，居民们就和流浪者不同，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偏离自己的路线，也不可能走失。当人们穿越不同的部分时，不应该停驻，也不能打散人流。在线性建筑里的相遇时间不会很长，因此，社交只能当人们以相同的速度在同一方向上行走时才能发生。在走廊城市中，个人消解在了匿名的人流之中。

这个城市不再被理解成为由空间存在定义成为的确定结构，而成为一个由间隙空间——走廊——产生的动态系统。它们共同产生了最不同寻常的集合形态，不仅是潜在可用空间的聚积，也是实体运动的增长。这里的每个人都热衷于从一个地点走到另一个地点，同时可能发现新的商店和服务设施。

空间的机动性和连续的人类位移创造了一种跳棋般的动作，为这些人造直线提供了介于寓所和区域之间的主要功能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