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7期——“人民城市”

李雪凇(北京)

Li Xuesong(Beijing)

北京红鹤沟通机构董事长

President of Flamingo Communication

致《城市中国》：

——什么是人民？

人民这两个几乎算得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汉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意是不尽相同的。近代的中国是个在国力积弱的国家，在国际上饱受欺辱，遭遇瓜分乃至濒临亡国。绝大多数国民生穷困潦倒，精神萎靡愚昧，无法获得作为“人”存在的基本尊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获得了全社大多数人的支持认同，得以代言群体、领导革命、执政并建立了新的国家政体。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定义的“民”主要指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等“敌人”的各阶级和社会团体。到建国时，毛主席将“人民清晰的定义为进入统一战线的四个社会阶级成员：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包括许多通过削而积累了大量财富的资产阶级。解放初期，党指引“人民”在“敌我”矛盾中与“敌人”，尤其是“反革命分子”划界线，并将其肃清。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剥削阶级被消灭，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产生——主要是官主义阶级的出现，这部分人也从团结一致的“人民”中分化出来。而另一部分没有被准确定义入“人民”的人，比如知分子，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下，得以“走向人民”——一个具有乌托邦理想的社会实践事实上致使“人民”内部趋于平等(甚至平齐)，但是极端意识形态化的狂热的集体政治运动在扭曲“人民”人性和人格的同时，也逐渐使“人民这一曾经代表着大多数底层国民利益诉求和群体理想的词语彻底政治化空洞化。改革开放后出版的汉语词典中所定义“人民”: 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这个定义下的“人民”已经将绝大多数中国“国民”涵盖了进去。在与时进的今天，全球化互赢互融的浪潮中，“人民”的意涵进一步得以扩大，它应该指: 地球上的全人类——享有平等自由求生活幸福等基本权利，维护世界和平，维护自然生态物种和社会文化多样性，互助互爱，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公民”。

——什么是为人民服务的城市规划？

本着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政府职能部门对城市空间的研究和实施划(有时表现为充满智慧的“不规划”——因为懂得利用城市“自然生长的魅力”)。在现代社会，政府不仅要有能提供优质的城市空间，协调好各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还要为未来而设想——如何让城市更具魅力，尽可能缩小绝大数人之间的工作居住生活水平差距，努力保障个人自由建立社会公平机制包括相对均等的发展机会。为人民服务的城规划是“民本位”的，而非“官本位”的;是为了让“人民”栖居，而不是为了管控;是平衡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而以一切以经济利益为先的短视发展的规划。

——什么是你心目中的人民城市？

“我们城”(请允许我为她命名)有着美丽的城市天际线，茂密的树包围在城市四周，并伴随有鱼虾的小河流深入城市腹地……这个城市的功能并非是像你们所居住的城市那么整齐一，切分完整(我专门去过你们昌迪加尔)，而是混杂多样，充满生命的奇妙。我们保留了来自历史传统的建筑物和人文遗拥有与其它城市不同的地方特色(北京筒子河和皇城根/澳门的老街区)。旧的建筑和新的建筑小心翼翼地长在一起，内在的尺度关系设计连接，让人惊喜和感动(在欧洲随处可见)……“我们的小广场”(记住不是可供全市人民站在上面的广场)是城市居民的聚集地，也是城市的中心， 广场四周有可供居民宗教信仰的教址、取自历史典故创作的城市雕塑、政局、电影院或戏院、艺廊、书店、博物馆、游客中心等公共设施和场所(歙县宏村/苏州同里/改造后的上海新天地)，勤车站也位于广场小湖边的一侧(台湾日据时期的火车站)，市政府办公楼低调朴实倒也不失体面(不像你们公仆的大高楼—豪华中心)，几条可供步行和小流量车行的商业街、集中式商场和写字楼，位于底部的各种特色餐馆，高中密度夹杂、旧混合的住宅区围绕在四周。按照学生活动路径设计的校园和球场(我们的孩子不用天天做团体操，所以没有设操场)则于住宅区的背后——没有看到愁眉苦脸的孩子，有的是童年的快乐、少年的青春血性和青年的踌躇满志……在“我们城城市并没有那么干净，甚至有一点儿脏和乱(我并不是说这里垃圾成堆，我只是告诉你秀水街和张大力的涂鸦我们是会傻到去清理她的)，尊重艺术和不同人的个性发展是让城市有创造力的条件(所以我们更不会傻到去“拆那”798、圆园村和树村)……商业街的宽度总是小于两侧建筑物的高度，可以聚集人流(丽江大研镇/北京后海烟袋斜街/香港港岛)。住宅区的街道则宽一些，可以在路边停下小汽车，两旁种上大树冠的行道树(北京丽都饭店周边/日坛路使馆区)。而到了污染产业发展区、外围环城和城际通勤才是大马路应该出现的地方。整个城市路网密，街廓小，四通八达，易于疏散，几不堵车(“我们人”每天平均比你们北京多活两个小时有效生命)…… 我们通过法律程序与政府、本地和各地的专家、里们一起商讨如何建设我们的城市家园，整体上的、局部的、长期的从历史角度出发的、短期的流行因素的……在这里没有大广场和政府大豪楼，没留下政府“内鬼”和丧失社会责任的商人勾结的空间，看不到“拱容积率”的攫掠意识和满语病、谎言的房地产广告，历史街区和艺术角落不会被拆除，老人可以不被垂直的机器空间冷落，孩子离开网络游戏补习班奔向小树林。感人的城市景观角落随处可见，每个人都可拥有属于自己的“地方芭蕾”，城市空间尺度的友善潜默化使人们间普遍更加友善和谐……

“我们城” 就是这样—— 一座真正属于“人民”的城市.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7期——“人民城市”

文/匡晓明（上海）

“以民为本”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也是立国之本，更是民主之道。

伴随着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市民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民主的进程也将随之前行，“社会建设”也在“物质建设”之后摆在城市面前。城市管理与城市规划已不简单是为城市建设服务，更主要的是要将社会建设的内容纳入体系中统筹考虑。从帝王造城到匠人营国是进步的表现，从官商合谋到官学共治更是迈进一大步。而今，我们的城市已经告别政治主导型政府，而当下经济主导型政府也已暴露出种种弊端，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城市治理模式，即建立一种所谓“共建型”模式，建立一个以民为本的人民城市。更现实一些，可能是一种由专业学术人员引导下，以学为媒、以民为本、官民共建的城市治理体系；更理想一些，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治型”模式。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同样反映在城市发展中，即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城市的管理体系有相应的变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发展了，GDP提高了，城市就更大了，环境就更美了，而面对这些千辛万苦干出来的政绩，许多市民的意见却越来越大。

在城市中可以通过市长与市民的两个方面的简单划分来反映这种矛盾的冲突。一方面，市民头上有“三高”：高房价、高消费、高学费，新的三座大山压得人难以喘气，而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贫富分化、食品安全、违法拆迁、违章征地等一系列问题在城市建设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下扑面而来。

另一方面，市长们也似乎忙得上气不接下气。通过以地生财、招商引资、筑巢引凤的城市经营系列运作，城市更大了、马路更宽了、建筑更高了、绿化更多了，GDP搞上去了，城市形象美化了，看上去成绩巨大，政绩显著，亦可谓苦心经营。

从表面上看，“市长意志”似乎是代表“市民意志”的，但细究其源，基本上是“市长意志”代替了“市民意志”，而且“市长意志”偏离了“市民意志”。在席卷天下的“政绩”政治下，大跃进式的发展不受市场规律与城市发展规律的制约，不考虑投入产出比，潜在的投资损耗极大。这就造就了GDP提高了而幸福感降低了、马路拓宽了而交通更拥挤了、街头绿化了而小商贩被赶走了、土地调控了而房价攀高了……种种扭曲的现象。在光鲜的另一面隐藏着不安定与不和谐的现象。

市长们似乎也没有错，作为世界上最忙碌的群体之一，他们早起晚归，费尽心力。但在GDP与政绩压倒一切的思维指导与决策惯性下，市长们的决策却过于集权或自我。从摊大求洋到比宽争阔，从拆旧建新到新城拔地，经济主导型城市在某些地方已经演变成为对自然资源和公共资源乃至部分市民的“掠夺”。曾几何时，市长们要亲自来确定城市的规模——一定要大，来制定城市的道路——一定要宽，来划定城市的广场——一定要阔，来设定城市建筑——一定要高，来指定城市的景观——一定要绿。城市规模自有其发展规律和国家标准；城市交通本身有科学的道路网密度，一路独大的结果就是把道路变为“停车场”；条条道路美化透绿，更是对城市多样性的扼杀。这种妄顾专业意见的城市独裁使城市建设的目标脱离了民生民本的基本思想，壮观优美的表象却无法承载真实人民生活的要求。试想城市建筑效果图如果都由市长亲自拍板，他们岂不是天生的艺术家？

从事城市规划设计工作的专家与设计师们在这种氛围中，一方面要在“求大”的规划思想下冒违反规定与规范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培养出揣测领导喜好的恶习。许多规划师在市长意见与相关规定、领导意志与公众利益之间左右为难，如果要左右逢源，就会成为打擦边球的冒险者或市长的绘图员。

一个城市空间或建筑单体本是为人民使用的，其好坏自然是人民或其代表说了算，但为什么市长们偏要于百忙之中对其情有独钟呢？关键还是这些事情能出政绩，不然怎么会众口一调地要求“一年要开工，三年见成效，五年建新城”的高效计划呢？苦了城市的计委忙立项、规划局催图纸、土地局搞指标，而设计师熬夜加班，施工队挑灯夜战。

城市的事情是谁说了算？回答这个问题要看城市属于谁，城市是属于人民的，当然人民说了算。也可以说城市规划的本质是为市民，而 。

一个城市的和谐发展有赖于政治、经济与社会三者的有机统一，而又相对独立。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小政府与大社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城市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已被提到日程上来。一个好的市长应该是一个服务者和仲裁者的角色，而不是竞争者和独裁者的角色，更不能以市民利益的名__义来侵犯市民的合法权益。不然，市长就会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形成的助推者和保护者，更使其中部分成为权钱交易的腐败者。当下，城市政府虽然可能在决策中采用了专业论证和公众参与等制度，但事实上，通常仍是市长动意在先，市民参与在后。政府仍是公共政策的直接制订者，而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在很多城市决策或城市规划中沦为民主的装饰品。

城市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最重要的承载空间，城市强盛则国家强盛，城市民主则国家民主。

中国城市是行政权力自上而下进行统治的节点，市长就是城市的权利中心，而美国自下而上的自治体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美国市镇是由自由人共同参与的自治，其整体治理体系即由市镇自治为基本单位，自下而上建构起来的。虽然不能说美国市镇的模式完全适合中国，但其公众参与、听取民意的方式是值得借鉴的。公众参与是美国近50年来城市规划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众参与通常包括3个要素，即：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和通过独立审查程序保证公平的权利。当然，公众参与费时费钱，但他们能得到合理与公正的回馈，得到的是市民的主人地位和幸福感。

表面上看，公众参与方式会带来慢速，而独断专行的决策尽管快速，但其长期损耗的危害性更大。更重要的是，随着市民权利的分化，使其不可能都认可政府的决策，更多的市民会保护他们集体的利益。比如，政府让市民搬到郊区去住，而市民不愿意；政府要拆迁市民的房屋，而市民要讨价还价；政府要禁止后半夜卡拉OK，而市民偏要唱；政府要禁止电动自行车，而骑电动车的市民坚决反对；政府要美化街道，而小商贩却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

对于这些扑面而来的问题，明智政府的选择应该是主动改变其治理体系。即当市民成为自由人的时候，政府的治理模式也必然为自由人而设。在这种模式下，唯一的方式是市长把城市交给市民，即每个相关利益群体都有机会与权利参与城市决策与城市规划，表达其利益诉求。而政府就是利益平衡的仲裁方，一方面，确定有利于多数市民的折中方案，另一方面，对于少数追求个人利益并损害公众利益的所谓“刁民”进行制止。

在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下，任何一蹴而就的改革都是不理性的，现实的模式是率先建立一种“共建型”体系，即在多数市民尚不完全具备公共意识与公众道德的时期，形成一种由专业学术人员引导，以学为媒、以民为本、官民共建的城市治理体系。而未来更理想的体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治型”模式。

城市是人民的，市长要为市民服务，这已经是我们的共识。但自上而下城市治理形式的转变还需要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目前，在城市治理中有三个角色：政府、专业和公众。其中专业的角色非常重要，他们广泛地存在于城市的各个领域中，比如城市规划工作者。他们中的一部分可以率先成为有识之士，并对城市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影响力，他们是城市发展方向的编制者与研究者，他们具有专业与领先的城市发展思想，他们也有能力决策或影响决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公众代表。在转型时期，专业人员应承担城市中“官民共建”媒介的角色，而不是市长的附庸或共谋者。

在大学里，老教授对我们说，城市规划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建设一个美好的城市。我们做规划要先听听市民的想法，如果市民要沿街开店、沿街设摊，我们为什么要担心上海滩成为“上海摊”？我们为什么要为街道的不整而“负罪”？我们为什么要为市长们带有病态的审美而扼杀多样性的城市活力？

城市是多样性的，是彩色的拼贴画，她是属于人民的。简 · 雅各布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城市多样性，这有点像温柔的谋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简单是口号，而是行动和机制。

人民城市就是人民做主。

人民城市就是和谐社会。

本文摘自《城市中国》005期——“香港词典”

文字-摄影／古儒郎＋林海华（香港）

Text-Photograph/Gutierrez+Portefaix (Hong Kong)

逃脱熵的结局是所有建筑的梦想。熵指的是能量在系统内的不断衰减; 一种因其内部物质激增的混沌而导致的递减。

由此，熵是一种负过程：起先它会演化出一个秩序，最终是这种秩序不可逆转的毁灭。它可能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发生——通过毁损或冗余，但就香港而言，它特别体现为聚积和增生。这就是在九龙寨城晚期发生的情况：拆毁成为熵的轨迹中的最终阶段。

在香港一些城市结构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展现出一种基于居住密度的丰富性。例如，钻石山村以其持久的调整能力和适应公众的现实居住需求而令人印象深刻。当地居民证明了超密度也可以创造宜人的空间，用充足的公共区域来构建充满活力的社区。用廉价的，通常是从拆迁工地上回收的材料而建成，每间屋子都保证了每天生活必须的最小空间。各个层次和原始结构之上的扩建部分都建于母体的顶层，因此就象书页一样保存了它的历史。

通常，香港的经济／政治政策只允许整个区域被单纯地和系统化地夷平，然后被转换成为房地产投资的对象，将它的垂直密度乘以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