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ban China

移民

| 0 | by urbanchina | in : 课题 Subject

外来民工和服务业者——没有外来民工的汗水,哪里会有中国的城市景象?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3期——“创意城市”

 

 

文/布莱特·尼尔森

译/尹晟

 

劳动力、移民、创意产业与风险

 

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大多聚焦于文化和身份认同,现在有必要补充一种全新的视角:关注变化中的劳动体制和控制劳工流动的政治含义。深入调研创意产业,有助于拓展这方面的考察。毫无疑问,这一部门(创意产业)的生产程序要求调动所有创造和交际资源以求谋利,同时也标志着工作组织层面的若干重大变迁:智力或者非物质劳动机制得到发展,对服务行业劳动力的依赖日盛,从业风险不断升高,自主创业,友谊,社交网络,等等。关注劳工状况,就切入了围绕创意产业话语的大多数脉络之中,因为创意产业的发展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工状况。

 

举中国为例,劳动成本经常被当作推动文化创业的一个关键要素。就移民活动而言,有三大重要发展趋势。首先,随着创意产业的集聚,城市地区的原住居民被遣散,保留于其间的文化也面临湮灭的危险。其次,大量农民工的涌入为创意产业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随之而生的房地产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再次,成批欧洲和北美年轻人的到来(挣钱,创业或者仅仅为了好玩)使创意产业越发国际化。这三大趋势之间有什么关联?它们又能说明创意产业中怎样的政治和经济构成?

 

对文化地理学者来说,现代化﹑拆迁重建和城市中产化引发的城市人口流动一直以来都至关重要。不过,各奔东西的原住居民到底后来境遇如何,这一点很难查证。换句话说,他们苦苦维持的群落文化很可能遭遇解体的窘境,中国境内尤其如此。创意产业在高速城市化的进程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北京,争议最大的莫过于胡同的拆毁和四合院文化的消失。将废弃工厂改造成艺术展览馆也是一桩典型事例,这种做法对城市景观和工种变化都产生了清晰可见的影响。

 

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和如影随形的房地产开发,而农民工的迁居浪潮正好解决了廉价劳动力这一难题。利用户口制度对这些外来移民进行管理的做法向来被广泛研究和探讨。说他们已经形成中国一个新的劳工阶层并不为过,因为要求“创建个性释放﹑技术专业、机会均等﹑市场开放的和谐社会”的呼声中也容纳了他们的一席之地。此外,对未来移民潮消退和劳动力紧缺的估测和担忧还增强了必须经济重组的意识。如此一来,创意产业自然就成了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核心要素和希望所在。

 

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年轻人掀起的“旅华”热潮不断升温,这种趋势也关乎创意产业劳动力的构成。这些建筑师、作家﹑管理者和网页制作者正在中国树立威信,而其所谓专家身份在本国尚未得到承认。事实上,其中很多人的初衷是为了逃离西方城市中风险四伏的创意产业工作圈。在中国,机会(宝贵的专业知识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旋风中备受推崇)和压榨(相较西方国家而言,同等才能的个体在这里的工作时间更长,薪水却更低)并存。这些创意行业的“外来和尚”与当地的中国人接触、熟稔和合作,积极主动地融入中国社会。于是,中国各大城市便呈现出新一股时尚化和国际化的潮流。

 

当然会有人认为,应该对上述三种趋势进行简单的因果关系梳理和分析。廉价农民工使房地产开发成为可能,而后者又为创意产业倾注资金。创意产业为外国移民和中国创业者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反过来,城市中大量原住居民不得不搬迁。这一套逻辑看起来再自然﹑精确不过了。不过,我们还想问一问: 故事平缓的外表下隐藏了些什么?

 

引入全新议题的一种方式是从财政化和风险管理(两者规塑了已在中国扎根的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形式,并将其纳入遭遇信用危机的全球体系)这两种更为普遍的趋势出发来解读上述因果叙事。中国各大城市出现的争相购置商务地产、却成年累月搁置不用的投机现象是一种明文宣言。同样,很多公司蜂拥而至,趋之若鹜地收购尚待开发的城市或郊区地段,以实施“土地储备”战略也是财政化进程的突出特点。创意产业也被卷入这些“未来投资”之中,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中国在财政压力(比如,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增值;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之下的经济重组需要它们来重塑城市结构和开辟出路。

 

从财政化的角度看待创意产业,也就是将城市转变视作似乎毫无根由的通过开发创造价值的风险操控。也许,要理解财政创意本身也是一种创意产业还需要多费一番唇舌。不过, 正如所有投机泡沫都会破裂那样,风险管理的诸多技术无法消除劳动力环节。没有劳动力,创意产业就无从生存。研究劳动力的构成,就是针对因经济和财政的垄断地位而大力“去政治化”的社会环境提出若干主体性构成方面的重要论题。如果创意产业中的主体性生产力被压缩成生产财富的能力,那么这种压缩需要哪些条件?这样的提问为我们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也有助于完成当代政治思想考察活动中一项最为重要的任务:全球化背景之下,重新评估和定义“剥削”这一观念。

 

| 0 | by urbanchina | in : 课题 Subject

客家人与京沪轴心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6期——“移民中国”

文/朱大可(上海)

 

1841年仲春,英国气动铁甲舰“复仇女神”号领军的英国皇家舰队,击沉70多艘中国海军战船,摧毁沿岸的所有建筑,并剪去中国战俘头上的辫子,以此羞辱傲慢自大的帝国。这就是“鸦片战争”令人不安的结局,它提供了异族干预本土历史进程的范例。官方历史学家宣称,它就是古代史的终结和近代史的开端。一次外部的扰动,惊动了自闭而脆弱的帝国体系,令它露出严重衰老的病容。大英帝国的火炮,不仅捍卫了银本位的殖民经济体系,也击碎了辫子帝国的强盛旧梦,把它变成一堆可笑的亚细亚瓦砾。

 

这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次推动。广东爆发的军事冲突,并未在帝国北部引发强烈地震,却古怪地惊醒了一个蛰伏于南方的民系——客家人。这个在历史空间上曾经剧烈移动的民系, 从北方( 中原) 出发,行走了一千多年,在中世纪晚期抵达亚细亚大陆的东南端,被太平洋的海水所阻拦,沿着海岸线定居下来,仿佛沉睡了一般。但英国人的战舰惊扰了它,使它再度变得狂乱起来。

 

1836年,在“移动的民系”内部,一个叫做洪秀全的底层知识分子,在寻求科举仕途受挫之后,从美国牧师手中获得了思想反叛的资源。1843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洪开始仔细阅读一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基督教中文手册,听到了关于末世灾难的伟大预言。他从鸦片战争爆发的现场附近——广东花县,走向广西紫荆山脉,组织起一支名叫“拜上帝会”的庞大军团,而后开始了近现代史的第一次客家北伐,并在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它的乌托邦“天国”的版图,甚至扩展到了整个长江沿岸地带。这个集团的主要首脑,从洪秀全、冯云山、洪仁轩、萧朝贵、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到捻军首领赖文光等,都属于“移动的民系”客家。历史之手还设计了一个更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它任命另一位客家人曾国藩为帝国守护者。他们就此展开关于帝国兴亡的激烈争执。数百万人为此付出了死亡的代价。太平天国就是客家人的疯狂杰作。经过自杀式的内讧之后,它崩溃在19世纪远东最黑暗的黎明。

 

而“移动的民系”第一个成功的政治杰作,是孙中山缔造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广州军政府,针对北平国民政府与“帝国主义”的暧昧关系,它三度宣布北上征讨,甚至打算组织300万的军队进军俄国,并在1926年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是客家人继拜上帝会之后的第二次北伐,一个以“三民主义”为价值心的新政府在南京诞生,大批上层移民迁移南京及其附近的上海、苏州和杭州,改变了20世纪中国的权力地图。此后,另一个长于机动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客家人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和叶剑英人等的推动下,历经多年, 完成了第三次艰难的北伐——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农民政治精英在北平集结起来,接管了中国人民的命运。

 

“移动的民系”领导的三次北伐,跨越一百年的历史,三度改变中国的颜色,并彻底重构了整个近现代史的基本格局。这是一种令人唏嘘的历史叙事逻辑,它被同一个固执的民系所操纵, 而其内在的逻辑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永无止境的迁徙。移动,就是客家人的人类学宿命。

 

客家人是犹太人的一个远东镜像。我们已经看见,犹太人在全球范围内逃亡,历经数千年的苦难,借助强大的民族宗教的支撑, 重返大卫王和所罗门的“ 锡安山”(Mount Zion)祖地,此系保罗•蒂利希所描述的“时间民族”的本质。而客家是一种“时间民系”,作为中国北方汉人逃亡者的后裔,它借助强大的族谱书写体系,固执地保留了对祖先的文化记忆。为了一个最简单的信念,它耗费整整一百年时间,前赴后继地向北方进军,在殊死的北伐中,描述着旧家园的模糊轮廓。

 

不仅如此,它还要像犹太人耶稣和马克思那样, 营造乌托邦公社和存在的乐园。所不同的是,客家人是无惧死亡和渴望浴血的民系,它继承北方祖先的基因,不推崇宪政民主的政治价值。在我看来,似乎存在着一个启示录式的律令,它是关于种群命运的极度追问,以及走向新王国的强力道路。这项律令从未被记录在字词文本里,却直接演示在历史的现场,蔚成国家叙事的宏大格局。天国、民国和共和国,这三个按时间排列的国度,就是客家人政治梦想的尘世倒影。

 

经历漫长的移动之后,客家人完成了“ 流民” 向“ 居民” 、“ 客人” 向“ 家人”的文化转型。它是专政和拒绝宽恕的种群。军事征服,就是要为“家人”描绘一条尽可能漫长的国界线,它也是客家家园的道德边界。客家的领袖宣称,思想,必须统一在士兵的射程以内。客家人的信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更,在获得“天京”和“紫禁城”的家园之后,它走到了自己宿命的尽头,转而成为拒绝移动的民系。

Resize your browser. the windows is too lit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