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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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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晓明总编受扬州维扬经济技术开发区表彰

2011年7月25日,本刊总编匡晓明在江苏省扬州市维扬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10周年大会上接受表彰。

 

维扬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为10家“突出贡献单位”,10家“突出贡献企业”、3名“特别贡献奖”以及2名“拓荒功臣”颁发表彰奖励证书。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10家单位获评突出贡献单位。维扬区区委书记姚苏华、区长杨蓉、区人大主任尹宏宝、区政协主席张健等领导为获奖单位颁奖。

 

同期举行的维扬经济技术开发区10年成果展,对10年来该开发区的发展历程作了详细介绍。匡晓明总编领导的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二所团队完成的一系列城市规划设计在该开发区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维扬经济开发区区委书记姚苏华在讲话中首先对开发区1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祝贺。他说,十年栉风沐雨,十载奋发图强。10年来,维扬经济开发区始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工业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实现了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和区域形象双提升,正日益成为全区招商引资的主载体、项目建设的主战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经济发展的主阵地。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率在40%以上,科技进步和财政收入贡献率大幅提升,以先进装备制造为主导、优质轻工为特色、新兴产业为新增长点的“一主一特一新”三大支柱产业已经初步形成。重大项目有力推进,一批10亿元以上项目和一大批亿元以上项目成功落户。体制机制持续创新,善谋善为、先试先行,不断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展环境日臻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水平显著提升,重大项目承载能力不断增强;始终把软环境打造放在立区强区的突出位置,全面推行大项目会办制和一线工作法,赢得了客商和企业的交口赞誉。

 

姚苏华强调,不久前闭幕的区第七次党代会提出了“加快建设创新精致幸福维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站在新的起点上,作为“五大板块”的龙头,开发区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用更加宽广的视野谋划发展,高点定位、继往开来,致力建设功能完备、产业集聚、特色鲜明、科技领先、环境优美的一流园区,当仁不让地当好加快推进“三个维扬”建设的排头兵。坚持高点定位,自觉担当争先跨越新引擎;坚持完善功能,加快打造投资创业新平台;坚持项目为王,全力构筑产业集聚新高地;坚持人才与科技强区,不断增创都市产业新优势;坚持体制机制创新,始终保持园区发展新活力。只要开发区全体同志和全区上下继续发扬负重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沿着科学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道路义无反顾地昂首前行,再干十年、二十年,必将创造出更多的发展奇迹,再创维扬经济开发区和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辉煌!

 

维扬经济开发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杨蓉在致辞中向维扬经济开发区的全体建设者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她表示在新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开发区要继续依托自身产业特色和生态优势,老区加速转型提升,新区谋求创新跨越,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综合功能更加完善、产业特色更为明显、生态环境更为优越的的创新园区、产业新城将在扬城北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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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十年展望:“三后”时代的上海发展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5期——“赢在世博之后”

 

文 / 匡晓明 《城市中国》总编

 

站在2011的年头,有理由感叹,我们竟已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尾巴上来反思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盛况;时间的回溯性力量在世界政治经济重心挪移与地方发展转型的双重变局中愈发得以彰显。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拐点上,上海将正式进入“三后”时代:即继续沿着“后工业化”的产业经济轨迹,以“后危机”的全球经济大势为背景,从“后世博”的原点出发,将大事件拉动增长的机制视为未来上海新一轮城市发展的契机。

 

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后工业化”的概念,宣告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转型,并正式迎来后工业化社会。而在20世纪晚期的全球化的背景下,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去工业化”进程相伴推进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不断攀升。随着国际劳动分工顺着区域劳动力价格水平的阶梯不断向下转移,发展中国家那些较为发达的区域与城市(如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后继而上的中国东部沿海以及印度次大陆和巴西)也开始经历后工业化的转向。

 

这场全球经济的转向推进了广泛的自由化与市场化,地方政府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主体。衰落的工业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发展重点在消费和生产两个方面发生了偏移:一方面通过对衰落工业空间的设计和演绎吸引更多的游客,从而拉动就业和消费;另一方面通过提供更灵活、丰富的生活服务设施以及便利、集中的生产性服务业设施,吸引创意和科技型人才和企业,从而为地方财政税收做出贡献。城市政府逐步转变职能,政府企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通过类似企业的运作方式来包装和推销城市,大事件营销和发动巨型工程对城市品牌的塑造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被广泛认识。因此,后工业化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趋势一同将“大事件”推到了城市发展的聚光灯下。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短短30年内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百年工业化之路,而正是这个集中却充满不平衡的爆发期使得中国的后工业化状况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复杂。中国未来不仅要完成未竟的工业化任务,还要完成后工业化时代提出的新的历史使命。可以预期的是,进入“三后”时代的上海将循着历史轨迹继续完善浦江两岸的产业格局,不仅如此,笔者认为上海也必须在未来的十年甚至五十年里抢占“文化经济“的高地,以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依

托,加强文化金融与文化交易功能;以“后世博”为契机,推进现代传媒、设计、创意产业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

 

上海世博会从筹办到结束经历了大约十年时间(199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申办2010世博会到2010年10月底世博会结束),这十年里,上海的城市结构以及城市面貌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浦东开发,世界财富论坛和APEC会议在上海的召开,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事件对上海的节事举办能力有很大促进作用,为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打下了基础。城市大事件不仅借由对城市内部空间的再塑造直接引起地方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也在时间上产生了筹备、发生、结束与后继利用的序列,从而与城市的经济运行周期、城市规划和建设以及城市的对外联系等方面发生多重的并行或交织关系。城市大事件在上海既是一个过去时,更是一个未来进行时。

 

始于2005年7月的上海迪斯尼公园计划中,华特迪士尼以商誉、技术和资金入股,约占51%的股权,陆家嘴集团以土地入股,占49%股权。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人以知识产权优势占据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上风向,而上海在大事件、巨型工程的背后是城市软实力的缺失。作为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龙头——上海,必然要在软实力和文化输出上取得自身的优势,在实现城市转型的同时,成为泛太平洋地区与美国西海岸城市连绵区和日韩城市群相与抗衡的创新经济实体。要做到这一点,上海必须率先改变GDP增长观,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培育文化创意经济土壤,并以连续不断的大事件和巨型工程来刺激本地经济,带动相关服务性产业和人才、理念方面的输入,实现基础建设—产业生产—消费经济在不同地域层级的相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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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轨转型:一个后发崛起的时代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4期——“地铁营城”

 

文 / 匡晓明 《城市中国》总编

 

2008年9月,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并于2009年4月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继而,中小煤矿被“关、停、并、转”,资源和财力重归国有,并集中掌握在少数几个国企手里,由此掀开了一场煤炭行业改革的序幕。这不仅是为了应对煤炭生产安全以及利益分配机制严重失衡所采取的策略性调整;对于一个在产业上以煤炭独大的省份,这更意味着其在国家资源版图中退居一般性地位,并正视经济结构转型的迫切需要。

 

2010年12月1日,继设立8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国家发改委在岁末推出第九个综改区,即“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也是国家首次将整个省份列为体制改革实验区。巧合的是,30年前《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尽快把山西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能源基地”的社论;两年后,国务院成立“山西能源基地办公室”,此举将山西省推至国家煤炭基地的位置。反观今日体制性改革实验区的建立,不啻为30年国家经济政策和区域战略转型的强力写照。

 

从省内行业调整到建立综改区,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118个资源依赖型城市将会组成一个改革和转型的序列。

 

处于队列前段的辽宁阜新,黑龙江伊春、大庆市,甘肃白银市,河南焦作市等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城市产业复兴上已经具有先行试验效果。而在改革刚刚启动的山西省设置综改区,其意义则在于将转型的战略意义提高至更高的地域层面;可以预见到这将引起更大尺度、更多层次的产业转移和资源协调配置等连锁效应。而在改革序列上位于后端的内蒙古自治区、新疆自治区等,他们在不远的将来是否能与“先行先试”的试点省份或城市齐头并进,抑或是成为下一个“煤炭基地”,下一个经济弱势区域?这是下一阶段改革的一个预警。

 

山西的综改区设立固然只是国家区域战略和体制改革序列的篇章之一,但国字头文件中“转型”“发展”与“改革”三个关键词的指涉范围已远远超出“资源型”城市或省份,而将问题投射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条块分割”、各行政层级间的利益分配、城市与产业的发展关系以及区域政策等多维断面之上。

 

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在目睹了20世纪战争、饥荒、经济危机、意识形态对峙以及无数次分裂和重组之后,21世纪的这最初十年可谓是一个转型的十年;对于经历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高速发展的中国城市,转型更是一个紧迫和沉重的课题。环境污染、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分化严重——一些列问题考验着我们如何在一个目前的资源耗竭型、劳动力密集型、区域不均衡的发展模式中窥见一条可持续的未来发展路径?

 

迪拜成功从石油输出国成为旅游胜地和高端会议接待目的地;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法国的洛林大区以及英国曼彻斯特等前工业城市也凭借国际资本重组步入后工业化时代。这些案例都不失为城市间经验借鉴的途径,然而要真正促进成功的转型,建立根植于地方资源和体制路径的改革方案,还需从地方的根本利益出发,减少区域间不平衡流动,提留更多的资本和资源供资源输出地进行基本建设和积累。只有在基本建设和民生问题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在认清极端单一的产业结构的现实基础上,才能将高附加值、高技术甚至是创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产业升级策略引入传统的资源性城市,使其具备初步的区域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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