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8期——“环渤海”

文/谢思全+焦保松（天津）

【“龙头”：历史赋予天津的重要使命】

如果从19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的兴起开始算起，中国的工业化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如果根据每平方公里拥有的GDP量绘制中国的经济地形图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经济地形图恰好与其地理地形图相反。与地理地形图的西高东低不同，经济地形图恰恰是西低东高。中国一百多年工业化过程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而且存在着两个最高峰：南部的上海和北部的天津。上海和天津分别是带动中国南部和北部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19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的兴起，使天津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1900年以前，在天津，包括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在内的所有工厂，没有一家能赶上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的规模。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等官办军工业对天津乃至整个北方近代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造就了北方最大的近代工业中心；第二，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第三，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铁路运输枢纽；第四，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把加快工业发展放在了主导地位。由于原有的工业基础较好，加之国家计划的支持，天津市发展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形成了综合性工业基地，为新中国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借鉴苏联工业“成组布局”、以铁路专用线作为主要对外运输方式的工业布局理论，天津先后在市区边缘的京山铁路、津浦铁路及陈塘庄支线沿线规划建设了土城、陈塘庄、白庙、东南角等四个大型工业区。又在当时的中心城区外围建设了新开河、铁东、程林庄、西营门外、北仓、西站西、天拖等工业区，并将杨柳青、军粮城、咸水沽等地确定为近郊的工业卫星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天津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进一步向中心城区外围扩展，在加快杨柳青、军粮城、咸水沽等近郊工业卫星城建设的同时，又先后建设了永红（大南河）、大港等一些新的工业区。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天津经济又再度兴盛。1993年到2005年天津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12.9%。“十五”期间，天津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更是高达13.9%，这都远远超过同一时期中国GDP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天津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显著上升。工业结构明显优化，形成了一批国内领先的行业，制造业综合地位处于全国前列。天津工业培育发展了电子信息、汽车、化工、冶金、医药、新能源及环保六大支柱产业，形成了以优势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目前，高科技、能源、原材料等产业已成为推动天津工业增长的主导产业。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天津经济作为带动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龙头”，是历史赋予天津的使命。

对这一历史趋势的科学把握，是制定天津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石。

【“引擎”：时代赋予滨海新区的重要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圈的形成。2006年环渤海地区五省市地区生产总值之和达到54775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6.16%。同期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生产总值之和为60984亿元，占全国比重为29.12%。三大经济圈的进一步壮大和竞争优势的发挥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

但是如果从人均生产总值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其他两大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是滞后的，这里面的原因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从经营环境看，环渤海经济圈的行政干预力量过强，区域一体化不足；二是从企业结构看，环渤海经济圈的大型国有企业比重偏高，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严重不足；三是环渤海经济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个真正的增长极。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十一五”规划把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试图通过增长极的打造推动环渤海地区快速发展，带动中国北方经济的全面提升，可以说，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是时代赋予天津的一个重要责任。

2006年7月27日，国务院于当日批复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将开发天津滨海新区列入“十一五”国家的战略布局之中，通过开发滨海新区带动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发展，进而改变我国经济“南快北慢”的不平衡局面。国家批复指出：天津市的发展建设，要按照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滨海新区的发展为重点，不断增强城市功能，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将天津市逐步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科教发达、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自2005年天津滨海新区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开始，中央政府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和具体政策的推动实施。

1、滨海新区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

2005年6月24日至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天津考察时指出，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环渤海区域及全国发展战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走好这步棋，不仅对天津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施全国总体发展战略部署、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宏伟目标，都具有重大意义。

2005年10月1日和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专程到天津滨海新区考察。胡锦涛指出，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统筹区域发展。要推动全国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加快发展，以带动区域发展。滨海新区要牢牢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坚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开发建设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把滨海新区建设成为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的现代化新区。

2、开发开放纳入“十一五”规划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200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国家从最高决策层面，正式做出了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这一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的重大决策，将滨海新区的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确立滨海新区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

3、批准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2006年4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意见，决定批准滨海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会议指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于提升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先行先试，任重道远】

从中央政府积极推动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各种政策举措来看，滨海新区肩负着带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责任。同时，作为一个先行先试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滨海新区也肩负着新时期国家战略中的多重发展目标。

1、探索中国改革的新方向

当前，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目标基本实现，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不断出现。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度，人均GDP已经超过1700美元，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世界制造工厂、消费大国、外贸大国的地位已基本确立。在这样一个全新的背景下，中国改革的未来方向何在？应该如何推进？都是需要探索的重大问题。滨海新区发展战略应运而生。通过发挥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窗口作用，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探索新的思路和发展模式，可以为全国提供有益的经验。

2、探索对外开发开放的新路径

随着入世（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将在更大程度上融入国际经济，并受到WTO规则更加严格的约束。原来特区和开发区等实施的一些优惠政策将逐步淡出，中国需要超越以往单纯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以劳动力和资源低廉优势换取出口的旧模式。在新形势下探索中国经济对外开发开放的新路径。在这一背景下推进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要坚持高起点和国际视野，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特点，用新的思路和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区域创新发展的新路径。

3、推进综合配套改革的实验

作为新时期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方案早在2007年9月就已上报国务院，历经十几个部门的沟通讨论，经过几百处修改调整，这一方案终于在今年3月份获得批准和公布。滨海新区综改方案包括十个方面重点内容，即企业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社会公共服务改革、农村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循环经济等。

4、寻求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

在先行先试的综合配套改革体系中，滨海新区还要承担中国发展资源节约型、循环型经济的引领作用。滨海新区将重点建设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整个新区的建设也要运用循环经济理念设计新区整体规划和布局，并逐步扩大到整个滨海新区的循环经济建设当中。由中国和新加坡共同合作的亚洲首个生态实验区——天津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将于2008年7月正式开工。生态城的基本原则是建立一个生态环境良好、资源循环利用、社会和谐友好、新型的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可以预见，滨海新区在循环经济政策制度方面的试验，会对全国建立循环经济政策体系产生积极的示范意义。

5、寻求改革试验区质的飞跃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探索之路上，有三个里程碑式的试验区，即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它们代表着中国改革试验区的发展历程。深圳特区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改革开放的拓荒者，在某种程度上其历史意义已大于现实意义；浦东新区是上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改革开放的攻坚者，在当时背景下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而滨海新区则是新时期综合改革的推进者，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的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政策创新，在下一轮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实现试验区的再次创业和质的飞跃。

【滨海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

滨海新区所取得的成绩令人骄傲，未来发展的潜力和趋势也令人鼓舞。但是向未来展望，滨海新区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面临着诸多挑战。

1、如何保持发展优势

首先，在资源禀赋方面，天津市拥有的多为“比较优势”，而非竞争优势。这些优势在环渤海其他省市并不鲜见，在战略机遇期内，比较优势会充分体现，但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国际市场的波动，比较优势大多会弱化乃至消失。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一度出现的产业结构老化、腹地萎缩、商务成本增加等问题，务必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创新发展中引以为戒。

其次，滨海新区的现有优势多为资源类硬优势，而非可持续利用的软优势。“硬优势”如土地、海岸线、油气资源等，基本上是刚性约束。“软优势”则靠制度环境的营造，如市场准入、人才集聚、科技扶持、风险防范、民企成长和金融生态环境。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滨海新区能否在战略机遇期内尽快将约束性的“硬优势”转换为可持续的“软优势”，是天津市面临的重大课题。

2、如何发挥服务功能

滨海新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过港口辐射、产业传递、人员流动等方式，促进了区域的发展，但与服务京津冀、辐射环渤海、面向东北亚的目标定位相比，还存在诸多不能回避的问题。

首先，滨海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还难以适应未来新区发展的要求。目前天津市和滨海新区在管理职能定位、提高管理效率、改善区域环境等方面，还未形成有力的服务、管理体系以及畅通无阻的协调能力。这也是阻碍滨海新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机制原因。

其次，滨海新区的服务业发展不够快，人口聚集的能力不够强。从产业结构来看，滨海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大大高于全国各大城市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30%，明显偏低。

第三，滨海新区与环渤海地区通达能力还不够强。如滨海新区通往中西部的铁路、高速公路等陆路通道尚不畅通，港口集疏能力不强，潜力未被充分发挥。这使得滨海新区的发展效益不能及时溢出到外围地区，同时也增加了外围地区要素进出滨海新区的流动成本。

3、如何应对内部竞争

以环渤海地区的港口竞争为例，可以充分说明滨海新区所面临的区内竞争。

滨海新区最大的发展优势之一是港口。天津及滨海新区要建设中国北方经济中心，具体可概括为一个基地（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三个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和北方金融中心），而这些一直以来也都是环渤海及东部沿海地区诸港口城市梦想达到的目标。

滨海新区被纳入国家战略之后，各港口城市的反应大部分不是认同，而是不服。特别是在港口航运方面，竞争反而加剧。在环渤海三大港口中，青岛港的地理位置最佳，离国际主航线最近，加上水深条件好、腹地货源足，因而集装箱运输发展很快。大连港的地理位置介于青岛港和天津港之间，又是东北地区的出海门户，其自然条件也优于天津港。正在开发建设中的河北省曹妃甸港，依托天然深水良港的优势，定位于我国北方沿海地区国际性能源、原材料集疏大港、世界级重化工业基地、国家商业性能源储备和调配中心、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是我国“十一五”期间最大的项目群和河北省“一号工程”。一旦曹妃甸港建成投产，环渤海区域内港口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4、如何实现区域合作

目前，国际上已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区域贸易协议（RTA）已有179个，多数WTO成员至少都参加了一个以上的区域贸易协议。东北亚地区中日韩之间的贸易总额在本世纪前5年中已翻了一番，但由于中日韩都有争当地区盟主的野心且各不相让，且东北亚地缘文化和经济一体化的优势不断被地区政治、军事冲突所削弱，因此在该区域一直缺乏像东南亚地区东盟（ASEAN）这样的区域性贸易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尚停留在较低层次。

与广西在中国参与东盟合作中的龙头地位不同，黄、渤海沿岸各城市似乎都在争做中国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龙头。尽管天津外向型经济对日韩的依存度极高，但由于距离日韩俄相对较远，与大连、青岛等市相比缺乏区位优势。因此，滨海新区的海外战略目前只能做出“面向东北亚”的模糊定位，尚缺乏实质性举措。

【提升滨海新区“引擎”功能的几点思考】

“十一五”期间，天津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纵观全局，全国各地竞相加快发展，国际国内竞争日趋激烈。天津市面对的形势是前有标兵、后有追兵、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的情况下，滨海新区如何发挥“引擎”和“带动”功能，如何承担起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的第三增长极的引领重任，是天津市急需思考的重要问题。我们提出了几点突破性的思考，以呼应天津市正在开展的“解放思想、干事创业、科学发展”的大讨论活动，并希望在区域内外、全国上下引发更深入的思考和更广泛的讨论。

1、是集聚中心，还是共享平台？

按照区域发展的理论，一个区域之所以能够成为核心（或称龙头），在于该地区通过市场机制对于周边地区的要素资源形成一种集聚效应。但是在现实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地区之间实力相当，难分上下；“中心”之争，“龙头”之争屡见不鲜。事实上，区域核心或龙头地位的产生并非单纯依赖市场竞争，也可以通过协调战略，依靠重新配置资源（重新洗牌）来实现。其中包括，联合其他地区共同把区域市场的“蛋糕做大”；将本地具有优势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政策资源）与其他地区分享；通过整合与盘活存量使可利用资源增大，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滨海新区“核心”、“龙头”或“引擎”地位的获得，与其说要在“群雄争霸”的竞争中拔得头筹，毋宁于通过建立一个共享平台来实现。

2、是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

通过港口的案例可以得知，环渤海区域各省市之间、各城市之间，以及各港口之间竞争大于合作。各个地区都想在区域中充当“老大”，争当“龙头”，过度竞争导致区域大量资源处于耗散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滨海新区如何能够鏖战群雄，真正发挥出区域发展的“引擎”地位？显然，继续采取砸项目、堆资源、占空间的单纯竞争策略已经收益递减，而一种新的“竞合”策略的选择就成为必要。所谓“竞合”策略，首先就是要化对立为友善，变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我们认为，滨海新区要真正获得区域长期发展的动力，必须依托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河北、山东和辽宁等省市的资源、要素和市场，特别是京津两市的科技资源，与区域内其他省市形成分工合作，完善分享和补偿机制，惟其如此，滨海新区的发展才能够形成后劲，“引擎”地位才能逐步突显。

3、是单兵突击，还是“集团”作战？

面对全国各地竞相加快发展，国际国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一个地区单枪匹马地参与竞争已显势单力薄，集中区域的群体优势打“集团”战已成为趋势。欧盟最终形成了一体化，为区域协同合作做出了一个经典的示范。在国内，珠三角的区域联盟越来越泛化，长江中下游各省市纷纷要求加入长三角，其中的原因不是规避内部竞争，而是形成群体优势。假如其他区域联盟已经形成，那么没有形成联盟的地区就处于竞争的下风。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重新思考滨海新区的“引领”和“带动”功能。不能再靠单兵突击实现“引领”，而要将整个区域“带动”成一个群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滨海新区任重道远。

4、是你争我夺，还是和谐共生？

透过环渤海港口竞争的案例已知，环渤海各个地区都处在强势上升阶段，无论是通过竞争机制，或是通过政策手段，短时期内都不可能出现实力悬殊的局面，即某一地区占据了绝对优势，而另一地区处于绝对劣势，导致所谓的“优胜劣汰”。当一个区域内部各地区之间不可能“你争我夺”，那么和谐共生必然是有效的策略选择。实现和谐共生的原则有三：一是协作分工，形成优势互补；二是协同行动，争取合作收益；三是合理分配，使各个成员都能够合理地分享合作收益。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4期——深圳再生

文/袁奇峰+刘云刚（广州）

深圳还是国家的“经济特区”吗？因为均一税制，有人说“特区”已经不“特”了！那么，深圳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吗？地理上最接近她的东莞人说“深圳只是通道”！深圳究竟是什么？

“深圳经济特区”传奇

深圳是20世纪典型的中国式奇迹，从1979年以来短短28年的时间从一个边境小镇发展成为一个拥有800多万人口的特大型边界城市，这在世界城市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深圳确实是一个年轻的城市，目前深圳全市人口平均年龄不足29岁。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深圳人口从166.7万人猛增到700.8万人，十年增长534.1万人，增幅高达320%。但是增长的主体是非户籍人口，占了增长部分的90%。深圳经济特区一直是中国改革事业的实验区和“排头兵”，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对外交流的风尚之城。深圳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包括第一次提出土地所用权与经营权分离，第一次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第一次进行土地拍卖；第一次发行股票；第一次成立证券市场；第一次引入法定图则等等。

深圳不大，只有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发展很快，经济增长速度年均27.3%。2006年全市本地生产总值达到5684.39亿元；上缴中央财政收入达1180.34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500.88亿元；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6306.38亿元，跻身全国首位；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374.11亿美元，连续十四年居全国首位，约占广东省的45%和全国的14%；本外币存款余额（含外资）达10616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是中国两大资本市场之一。

1990年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金融业产值已经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而利润占全国四分之一，是城市的支柱产业。

“深圳市”面临的区域格局

普遍繁荣

[Pervasive Prosperity]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广州一枝独秀，其周边地区似乎是另一个发展体系，形成城－乡、工－农的二元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特征明显。而仅仅20多年，这一格局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深圳和珠海从两个边陲村镇(县)一跃变成新兴现代化城市，其中，深圳更是凭其金融业和高

新技术产业在全国的地位迅速提升，成为中国最发达的现代化国际性城市之一。

东部的东莞80年代主动承接香港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90年代后又成为台商IT产业转移之地，发展成为了一个国际性加工制造业基地；惠州也承接了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发展了电子产业，同时也经受了房地产和熊猫汽车城项目泡沫经济的重大挫折。

西部的佛山依托专业镇，培育出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区域品牌，形成了南海纺织、有色金属、禅城陶瓷、顺德家电等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中山一方面主动接受香港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原有较好的国有工业基础务实发展国有和乡镇、个体经济，并谋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江门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相对较低，但在家电、化工、纺织等方面也有了相当规模。

从珠三角各城市的经济总量来看，一种明显的多极化格局已经形成。另外，各城市的发展各有特色，显示珠三角已经了普遍繁荣的发展阶段。

分散决策

[Dispersive Decision-Making]

珠三角的发展最初是以港资为龙头，珠三角在与香港企业的合作过程中“干中学”，利用港资的技术、管理、营销、信息等条件“借船出海”，发展外向型经济。在这一过程中，“三来一补”的加工业得到大量发展，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济模式，但这种经济都是各城市和港资的单线联系，凭借的是各城市自身的亲缘、血缘或地缘联系，珠三角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相互之间在发展上也缺乏协调。

而另一方面，传统的区域中心城市广州由于历史原因，经济凝聚力和辐射力弱，对珠三角各城市发展的影响能力低，在产业上珠三角其他城市都基本以香港为核心，而广州则自成体系；在空间上，各城市均根据自身需要向沿海拓展，“开港出海”，广州也变成其中一员。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相互之间的衔接程度也很低。

多点博弈

[Multipole Game]

当城市或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距甚远时，示范帮助与学习的“单线模式”是它们联系交流的主要方式；当经济发展水平接近时，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与在同一市场的相互竞争将构造出复杂、多重的区域格局。九十年代以来，珠三角各城市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变化也体现于此。

[区域竞合]

最典型的变化是深港关系。之前的20多年，深圳在国家政策的引导支持下广泛吸收香港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及国际资本，在本土进行大胆试验，再把成功的经验推向全国，从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开放和发展。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香港是深圳经济发展的参照地。香港和深圳利用各自的发展优势，逐渐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使两地间形成互动互利的产业链条，双方都取得了极大经济效益。但是，随着深港经济水平差距的缩小，深港关系在逐渐的趋于复杂化。深圳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发展高端服务业，而这些也都是香港的发展重点，两地的目标市场都是包括珠三角在内的中国内地，因而引发深港关系 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惠州市明确表示要积极地承接来自深圳（而不是香港）的产业转移，这说明深圳正在悄然对其周边地区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还有近年广州的崛起。自1990年以来，广州历年GDP增长率平均高达20％，经济增长速度居全国十大城市之首。近年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城市景观建设明显提速，2000年花都和番禺撤市建区，同年广州提出了“东进、西联、南拓、北优”发__展方针，强化其中心服务功能。同时，在加快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广州也在为金融保险、商贸旅游、信息咨询、交通物流等服务行业的发展积极创造条件。广州的这种四面出击的动作，无疑对于周边地区已经趋于稳定的区域发展格局产生影响。

[设施竞建]

突出表现在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

目前珠三角有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香港、澳门7个机场，除佛山、惠州机场属于军民两用机场外，其余的5个都是国际机场。由于各机场的设计规模都以整个珠三角客货源为基础，近年已经出现了竞争的格局。其中，香港、广州、深圳是最有实力也是相互之间竞争最激烈的三间机场。深圳机场兴建抢占了广州机场的部分市场份额，业务增长量远远超过广州。香港和广州先后兴建世界级的大型国际机场，香港国际机场设计容量是客运是8,700万人次/年，货运为900万吨/年，目前是使用量只到设计容量的1/3，而广州新机场2004年投入使用后，每年可处理2,500万人次及80万吨货物;预计到2030年每年客、货量处理能力将达到8,000万人次和250万吨，它们的共同的市场对象主要是“大珠三角”，为此，将面临新的市场份额之争。目前，香港新机场优势是国际客运线多且价格较便宜，而广州机场在国内客货运上占据绝对优势。但随着国家三大国际航空港之一的广州新机场国际航线的增加，服务质量和效率提高，它的经营成本将可能降低，这对香港现有国际货运和客运优势将会构成较大的压力。

在港口建设方面，现在珠三角主要的港口有广州港、深圳港、东莞港、珠海港、惠州港、江门港和中山港等，其中广州港2002年吞吐量位居世界第8位，深圳港2003年集装箱吞吐量为为全球第4位，其它港口发展也较快。香港港的发展得益于珠三角外向经济发展，珠三角港口的业务有6-7%经香港中转，2003年香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全球排名第一。由于港口发展对当地外向型经济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所以，珠三角有条件的城市都建设大港口。这样的无序竞争日趋激烈，必将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影响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

[行业竞争]

目前最突出的比如物流业、会展业、金融业等等。在物流业方面，珠三角制造业高速发展，急需物流业支持，为此，珠三角各城市都规划发展物流业。

深圳提出把现代物流业作为深圳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成为华南乃至全国的物流中心；广州计划大力发展物流业，打造全国物流中心；东莞出台现代物流规划，建设珠三角制造业物料供应中心等。这些城市兴建的物流园区的规划货源与市场有很多重合，这就不可以避免地造成城市物流园区之间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无序竞争。

在会展业方面也是同样，广州的广交会，深圳的高交会，东莞的家具、电子和服装博览会，顺德家电、家具博览会，佛山陶瓷博览会，此外香港还有大大小小的众多展览。由于竞相建设大型展览场馆和积极举办各类相同相近的展览会，造成了展馆闲置和客商无所适从的趋势已经出现。

在金融业方面，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深圳是中国两大证券交易市场之一，而广州目前也在积极地兴建金融CBD，提升其在国内资本市场中的影响力。为此，珠三角金融业的竞争也会日益升级。

“深圳”的周遭关系

深港“双子城”

[SZ-HK Twin City]

深圳虽然地处珠三角的一翼，从地理上讲是一个珠三角城市。

但是深圳城市的辉煌并非得益于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而是来自于两股巨大的动力，一是国家特殊政策的直接倾斜；二是以香港为代表的海外投资和产业的进入。

在特殊的政治体制框架下，深圳实现了许多“全国第一”，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实践城市，但这些成就都和它邻近香港的特殊区位有关。深圳是香港进入内地的一道门槛，大量的境外资本通过香港进入深圳，使深圳在地理位置上获得先发优势。深圳虽然在地理上隶属于珠三角，但是在经济上主要发生联系的是香港。比较1980年与2004年珠三角城市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深圳在改革开发后的发展历程与珠三角其它城市存在着很大差异，其它城市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都是较为均匀的，GDP总量和人均值的相对变化不强烈，而深圳表现出强烈的非常规发展的特征。

深圳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香港经济转型的带动，这一点已有定论。在长期的发展中，深圳和香港已经形成了合作互补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至今仍左右着深圳的发展格局。但是，深圳的发展速度要远高于香港，这使近年的深港关系在出现变化。深圳目前已进入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发展转型期，而香港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也痛定思痛，为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而掀起了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高潮。在一些服务行业，深圳与香港的同构化发展的倾向也在日趋明显，二者由单纯的主从关系向学习-竞争的复合关系模式转变，使深港关系也面临更多不确定的因素。

但不管怎么讲，深圳和香港的关系要远重要于深圳和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关系，这一点毋庸置疑。

深广错位竞合

[SZ-GZ Staggered Competition-Cooperation]

广深两城同处珠三角地区，拥有不同的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

广州一直以来是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而深圳则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城市。广州的工业结构比较均衡，以汽车、石化、电子产品为支柱，重型化特征明显；而深圳工业结构较为单一，通讯与电子设备制造业首位度高，在现代服务业方面则发展水平超过广州。

在珠三角地区，广州是唯一能与深圳平等对话的城市，深圳也是对广州影响最大的珠三角城市。面对同样的国际资本和同一市场区，广深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具体产业市场的争夺上，但二者发展模式不同。

总体来看，两城的经济各有侧重，功能互为补充。广州对内的辐射范围更广，而深圳作为特区具有更高的创新示范效应。在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下，广深两城的功能互补，协调发展是主流。

惠州是腹地

[Huizhou is the Hinterland]

深圳和惠州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带来了城市功能的互补，而空间上的接近使得互补的作用得到发挥。惠州目前的发展需要来自深圳的产业转移，以及深圳在人才、研发等方面的生产服务；另一方面，深圳的产业空间拓展和资源瓶颈的缓解也需要惠州的支持，经济上保持密切的上下合作关系有利于两个城市的共同发展。惠州对于深圳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惠州是深圳向粤东北扩展区域腹地的重要门户。

西岸是争夺焦点

[The West-Shore is the Next Focus]

目前西岸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加上有珠江口相隔，陆路联系不畅，深圳与西岸各城市的联系目前也并不密切。但是，从发展的趋势看，西岸腹地的争夺将成为今后珠三角区域竞合的重点和热点。

广州目前在积极地加强同珠海、中山等地的陆路交通联系，香港则在加强同珠海在机场、港口方面的合作并在积极地推动港珠澳大桥的兴建，深圳也欲通过深中通道的建设加快进军西部的步伐。西岸是今后珠三角的潜力区域，因此，深圳与珠三角各城市的关系，也直接受到今后西岸发展趋势的影响。

珠海与深圳同为国家首批经济特区，其发展路径具有相似性。

近几年来，随着珠海重化工业的崛起以及省政府的支持，珠海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产业上，珠海提出工业要重点发展“一高一重”（即高科技产业和临港重化工业）、服务业要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物流业，这些除了重化工业以外都与深圳一致。在对外发展上，珠海加强与香港的合作，加快珠澳一体化发展，这些都将影响到深圳与珠海以及西岸的关系。可以说，未来深圳在珠三角的格局变动最大的变数就是西岸。

如果只以GDP论输赢，深圳在全国处于4、5之位，已经是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与苏州不分伯仲的国家经济重镇。但是深圳同苏州、无锡、宁波一样，虽然GDP很高，却不是国家省级行政中心城市系列，在行政上只能够是辖区的中心城市。如果只强调经济能力，深圳就只能同苏州、无锡、宁波、大连、青岛一样成为一个省级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果然，2003年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提出了“两个主中心（广州、深圳）加一个副中心（珠海）”的设想。果真如此，特区可能就不特了！

2007年5月广东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中心城市要逐步形成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强化集聚和辐射功能。广州要建成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都市；深圳要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化城市。”

所谓“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化城市”与广东省的关系究竟怎样？如果从国家体制改革的实验性基地回归区域，深圳能够成为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吗？旁边的香港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北边的广州则是华南的门户、珠三角的枢纽。位于香港和广州之间的深圳，迫切需要准确定位自己！

漂移的目标

[Drifting Goal]

自从1979年开始设立特区，深圳经济特区28年来几乎抓住了国家每一个发展的机会，先是通过贸易启动；然后是引进加工工业，轻工、服装、手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三来一补”工业；再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1990年代，深圳又一次抓住了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抢在教育和科研水平更高的北京和上海之前，率先瞄准世界市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国高新技术生产的重要基地。近年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金融业和文化产业优势地位不断巩固。

区域中心城市是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行政、经济、文化、商业和服务中心。可见中心城市不仅通过资源的聚集和经济的扩散、辐射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体和导向作用，而且在区域均衡和区域公共产品提供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

国家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是要进行改革实验，开辟窗口和试验田，而不是要在某个地区建立区域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和特区都是国家社会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但两者有着明显不同的功能和内涵要求，区域中心城市更多地承担国家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城市化人口转化的重要责任和义务，而特区则需要为国家探索改革开放，经济与体制改革起到开路先锋作用。

如果把特区更多地建成地区中心城市，首先特区势必失去改革特色，其次，面积较小的特区环境承载力也无法承担如此巨大重任。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与建设特区城市有着不同的模式。

深圳目前提出要加强“深港合作”、要做“先锋城市”、要做珠三角的“中心城市”，均是从自身愿望出发的“一厢情愿”。深圳的定位究竟应该是什么？

位于珠三角的“业务城市”

[An "Operation City" in the PRD]

深圳定位应该是一个业务城市！

业务城市的概念来源于日本1988年第4次首都圈基本计划。当时，东京周边有一些城市，比如横滨、川崎，它们发展速度很快，在某些功能（业务）上还要强于东京，但总体上却缺乏东京那样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中心功能，所以将其称为“业务中心城市”（简称业务城市），意指其偏重于某些功能（特色业务），但同时也是具有强大功能的中心城市。

与“业务中心城市”近似的是“副中心城市”，但后者主要强调城镇体系的等级结构。因为深圳并不是一个二级中心，所以“副中心”对深圳并不贴切。

深圳是中国的业务城市！

深圳突出的特色在于高新技术产业、金融、物流，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强大，周边地区对其有强烈的需求。2006年，深圳的港口和机场已经是全球第四大集装箱枢纽港和全国第四大航空港。“业务城市”应该是深圳的发展方向。

深圳是港深都市区的业务城市！

深圳是“因（香）港而生”的，深圳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香港经济转型的带动，这一点已有定论。在长期的发展中，深圳和香港已经形成了合作互补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至今仍左右着深圳的发展格局。

在新一轮总规修编草案中，深圳的城市性质是“创新型综合经济特区，华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大都会。”深圳市第一次在城市性质中提出“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大都会”，冀望搭上香港在全球城市发展序列中定位自己。

深圳还是珠江三角洲的业务城市！

随着珠三角内部产业升级和转型，制造业将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深圳应利用自身优势，加强对周边地区的生产性服务，提升自身的地位。特别是在物流方面，围绕环伶仃洋湾区的建设，稳固自身区域物流中心的强势地位。

深圳的区域战略应当基于联系港澳、拓展惠州、西岸，成为区域业务先锋。基于此，深圳的区域战略应有三个层次：一是强化深港关系，二是拓展深惠、深圳与西岸的合作关系；三是发展深广、深莞关系。

深港关系目前已经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母子”关系转变为“双子”关系，深圳正在努力摆脱对香港的依赖，而香港也正在寻求新的合作区域，这就要求深圳在与香港合作的方式上要转变观念。发展深港关系始终是深圳区域战略的首要战略，与香港携手构建服务华南和东南亚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或许是最佳选择之一。

西岸是深圳潜在的腹地资源，与之协作发展是深圳对内战略的首选。但是，深圳与珠三角西岸地区之间的联系一直受制于交通不畅，而即将准备建设的港珠澳大桥又排除了连接深圳的可能，因此开辟深圳与西岸地区的直接通道就显得非常迫切。目前提出建设的深中大桥是深圳一个最佳的选择，尽管这一大桥的建设尚未得到上级政府的明确支持，但深圳应当积极争取、加快推进深中大桥的建设。

惠州是深圳的经济腹地，可采取“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发展对惠州石化产业的相关配套服务；在港口领域，则发挥深圳集装箱物流优势，为惠州提供最大的物流支持。

广州、东莞与深圳的互补性较差，在这方面，深圳主要是以发挥其优势“业务”功能来推动与之关系。

深圳就是“深圳”

[Shenzhen is "Shenzhen"]

深圳有三个用得最多的名字，渔村时代叫“深圳”，1979年以后是“深圳经济特区”，1990年代以后是“深圳市”。在国家行政系列中，深圳市理应位于省会城市之后；但是作为国家的“深圳经济特区”，她又引领着改革开发的潮流；在铅华尽洗的今天，她开始在港深大都市区、在珠江三角洲、在全国重新定位自己。在区域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以自己对区域的贡献和功能来定位自己，深圳就应该回归“深圳”，一个功能性的城市——业务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