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1期——“灾后重建”

关于中国的盛世危言有过多种推测和想象，其中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奥运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里程碑，而且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分水岭。中国经济将在这个拐点后放缓，而各种过去一度隐蔽在经济增长和人口红利背后的种种危机，将以彼消此涨的方式浮出水面，中国“又快又好”的契机进取型发展将不得不向“又好又快”的危机防治型发展转型。然而，无论这些事前的危机预警或灾难想象如何耸人听闻，它们在2008年出现的形态、强度、频度、以及系统性和复杂性依然超出了所有预言者的想象：从气候变化（雪灾）到地质活动（地震），从政治难题（拉萨骚乱）到经济风险（地产泡沫），从内部动荡（股市跳水）到外部冲击（石油涨价/金融海啸），从部门失职（火车相撞）到行业舞弊（毒奶粉）等等。接踵而至的危机新闻和与奥运相关的盛世主题，已经交错结合成2008年中国传媒叙事的主旋律；而在这种悲喜交加的戏剧性背后，则是盛世与危机、高速与高风险相克相生的恒常逻辑；中国将随着自身的现代化而进入一个高效力与高风险并行的阶段，危机管理也将随之成为显学。

还就在不久前的此时，发生在大洋彼岸的911事件打开了二十一世纪危机叙事的第一页。这场全球实时转播的恐怖袭击事件显示出比好莱坞灾难片更为超现实的一面，其中最令人印象的部分在于：那抹去了资本主义世界权力地标的工具，并不是天外来客或核武器等不可思议的力量，而是日常的民用航班。这使911成为微型危机时代的序幕，危机可以通过航空（劫持）、邮政（炭疽）、水道（投毒）、网络（黑客）等日常渠道传播扩散，并成为对中心构成威胁的规模效应，而这些渠道的畅通无阻和无处不在，在作为现代化标准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七年后，中国腹地的512地震则从另一面展现了现代化在危机应对上的重要性：灾区在数十秒内因为交通、通信、水源、电力等基础设施的中断而成为几乎与世隔绝的孤岛，随后的营救则伴随着整个国家系统和社会资源对之的替补和抢修；而灾后重建则意味着在更长的时间内对受创地区的整体秩序重建，灾区的“再现代化”也因整个系统在危机中暴露的问题和因此催生的制度转型、而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从911到512，现代化显示出其载舟覆舟的双刃剑效应；现代性固有的这种双重作用不仅逐渐成为人类在现代主义之后的思维主导，也正在为更有效的危机管理提供辩证的框架。

【原生与次生】

现代化的高风险在于它通过政治、经济与技术将人类社会系统化的同时，也潜在地为灾害的系统化提供了条件。灾害在总体上是一个链接了气候、生态、粮食、卫生、政治、经济、社会、网络等子系统的非线性系统，原生灾害在局部上的线性效应，将可能通过现代化提供的系统平台衍生出大量差异化的次生灾害，从而产生总体上的综合灾害效应。原生灾害只是次生灾害的导火索，而一旦引爆了次生灾害，便具有了一个非线性系统的混沌性和不可测性，从而反过来倍增了应急系统在方位与规模上的挑战。

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初就指出的，国际国内的不可测因素将令决策更为困难。重大的危机和灾害通常都具有个体无法感知的广度和深度，它们永远都是在事后才被由杂乱无章的线索编织成逻辑井然的推理网络，成为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纪实故事；而即使是这种编织，也需要结合政治家的战略思维、经济学家的慎密逻辑、科学家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学家的跨学科能力，才有可能还原危机与灾害在发生时的全貌。因此，一个“未雨绸缪”的应急预案往往也是一个“草木皆兵”的全方位方案，重大危机在现代化系统中的蝴蝶效应，使得没有一个领域可以有把握独善其身；而在一个全球化平台上的危机，则有可能通过大气洋流、跨国贸易、能源管道、国际金融、外交政治或互联网络、以多米诺骨牌的方式跨界传递，从而将区域的风险全球化。全球化所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因而也同时是风险共同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样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独善其身。身不由己，正是人类为现代化需要付出的代价。

【天灾与人祸】

任何自然灾害最终都多少会导致某种社会危机。通常，这种社会危机作为隐患早已存在，它们早已暗中降低了系统的防灾免疫能力，自然灾害只是将漏洞暴露了出来，从而以外来威胁的形态引爆了内在危机。因此，表面上常常是天灾导致了人祸，事实上则是人祸放大了天灾。天灾是自然界非线性系统在临界条件下产生的极端产物，而人祸则有着不亚于天灾的内在性和隐蔽性，个人决策的失误、机构执行的失职、团队沟通的失和、总体机制的失衡，都可能最终导致社会系统的失控。然而，相对“怨天”，“尤人”显然更容易导致社会危机。恶劣的天灾在成功的应对下能够转换成为社会凝聚力的动因，而失败的应对则可能导致人心涣散、群体恐慌或民怨四起，足以将“外患”演变为“内忧”。

人祸所导致的“尤人”性质往往以危机中的某个关键人物引咎辞职收场，即使这个人物在整个系统中只是一只替罪羊。但在更为宏观和隐蔽的人祸中，社会矛盾甚至可能像在天灾中那样找不到发泄对象，以至于这种人祸具有了“大象无形”的上帝手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的“劳资关系”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因为产业链条上下游之间的跨国化而变得遥不可及；而国际游资利用浮动汇率制度在金融风暴中洗劫国民财富，更令受害者欲哭无泪。早期资本主义所经历的野蛮生长，实质上是资本的趋利性在原始积累过程中相对于避害性更为迫切、从而产生的“血和肮脏的”可见风险；而随着这种风险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向第三世界国家转嫁，资本主义便能够利用其处于产业链上游的主动权，重新分配财富和风险在上下游之间的不对称比例，在第三世界血汗工厂的上游建立起一幅福利社会的乌托邦景象，以此“洗白”其野蛮血性。

体制设计上，后资本主义的福利社会最大程度地规避了个人的经济风险；然而，社会的过度福利化不过是比《摩登时代》中可笑的机械流水线更为温情而隐蔽的另一种规训。个体的任何越轨行为都将冒着失去福利的风险，循规蹈矩的必然性思维使个体在一个充斥着交通指示、行为规范、使用说明和安全警示的保险环境中，被异化成为一个只会墨守成规、缺乏临界体验的“傻瓜”：一旦其默认的常识在真实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中被颠覆，个体的麻木就会变成内心的恐惧。后资本主义的日常危机正始于此。

【集权与网络】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幅员辽阔和作为一个集权国家的政体模式，注定了其灾难的多样化和综合性，及其在危机治理模式上的中国特色。中国之大，令大规模天灾无法成为覆盖全国的灭顶之灾；而集权体制在全方位地调集资源和动员民众方面所具有的传统优势，以及灾时实行高度集中的抗灾模式在统筹决策方面的力度和效率，则令以“举国之力”从非灾区向灾区实施大规模援助成为可能。而从地理战略来看，中国背山面海的领土格局，维持了中国与世界之间可进可退的余地，从而有可能在全球性的危机格局中，以启动内需的方式相对独立，形成广阔腹地与漫长沿海之间的互补互助的抗灾模式。

而另一方面，决策上的高度集中同样也有着集权模式固有的风险。一个全能的政府同时也是一个全责的政府，在集中权力的同时承担起过多责任。总理于512当天亲赴震区一线指挥救灾，并直接在国务院下设统筹各大部委的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一方面反映了中央政府在大灾面前的即时应变能力，另一方面，这一部门的临时性以及总理于其中的事必躬亲，又反映了一个常效的、具有同等调度权的综合性应急机构在中国的体制设计中的空缺，部级间的联席会议和联防演练便因此无法做到未雨绸缪。被称为“小国务院”的国家发改委是具有这一部门间协调功能的唯一机构；然而相对而言，这一主攻宏观调控的机构在职能上更倾向于“趋利”而不是“避害”，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在应对综合性灾害方面依然存在结构性缺陷。

如果说准军事化管理的集权模式适用于危机管理初期的紧急救援，平级机构间的网络合作则适合于危机管理后期的灾后重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当地企业与援建企业、不同领域的专家、迁置人口和原住民等各方面的利益攸关体之间需要就复杂的灾后问题进行广泛的协商与博弈，这一过程固然降低了决策效率，但也分担了风险，并且以鼓励参与的方式提高了微观主体自身的抵抗风险能力。在这里，中国式的集权计划模式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模式在针对不同级别的危机管理上，都采取了跨越体制的变通。美国政府在911后设立了“国土安全部”以整合原有政府机构中的相关部门，以此加强了应急管治方面的集权性；中国政府在512中实现的对媒体透明和对NGO和社会力量开放的政策，也超越了此前一贯的国家主义作风；而在最近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中，美国政府采取的大规模干预市场政策，罕见地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中采取了东方式的计划手段。事实上，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年初提出的“患生治”：政治体制乃是一种产生于危机、并优化于危机的应变模式。危机尽管有着表面上的负面效应，却也通过将体制置入临界状态催化了它的转型，在破坏的同时完成了体制的重构。

【危机与契机】

“风险社会”被提出这一理论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形容为“文明的火山”。这一接近于矛盾修辞法的描绘展现了一种人类文明的终极造物：它有着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双重气质，是由各种局部的理性决策在总体上组成的非理性结果，由无数微观的完美结构在宏观上组成的黑洞。现代文明的进化过程也就是一个定期爆发的火山逐渐形成的过程。就像生活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对地震早已习以为常的日本人一样，生活在文明火山上的人类将逐渐习惯这种常态化的周期性危机爆发。问题在于，文明火山的爆发是否将随着文明与其自身危机之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相互升级而愈演愈烈？人类对危机的习惯程度和应对能力是否跟得上危机升级？抑或我们的每一次升级的危机都将彻底刷新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文明是否最终将以一次“总危机”的爆发而告终或归零？

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重大差异之一，在于西方文明建立在以野蛮征服的“原罪”基础之上，通过科技不断战胜自然、并最终以“启示录”和“最后的审判”的末日作为文明的终点。而在东方文明中却没有类似的末日论，而是阴与阳、死与生、危机与契机之间的相生相克和相互转化。这种源自农耕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观，在近现代西方对东方的胜利中被迫中断；东方文明从周而复始的环形发展轨迹，向与西方同步的线性轨迹转型，从而也被迫接受了以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的现代化游戏规则，与西方一起被绑上了人类现代文明的火山。在这座火山上周期性爆发的战争、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恐怖袭击和金融风暴不断以破纪录的方式刷新我们对危机的认识，同时也在残酷的利益博弈中演化出国际间组织、国家、企业、机构相互制衡的精确规则。游戏规则不断在危机中得以修正，危机的废墟上不断进行着战略重组和秩序重建。危机在旧秩序的解构中变成新秩序再生的契机，二者在福祸相依的古老辩证法中完成转化。

最终，对于中国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将危机转化为契机？如何将废墟上的重建转化为制度性的升级？我们将如何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如何以我们古老的和谐理念对现代性模式中某些积重难返的方向进行修正？我们如何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并将之作为我们在不断反省中实现现代化的动力？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1期——“危及重建”

文/冯果川[深圳]+朱晔[广州]

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最为强烈的一次地震，共计倒塌房屋778.91万间，损坏房屋2459万间，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震后全国各地的建筑师即以极大的热情准备投身于灾后重建之中，除了按照政府指令接受灾后安置规划任务的大院机构外，一时间各地建筑师纷纷以各种活动、竞赛、组织竖起重建大旗。华南某地的建筑师们在灾后成立了民间组织，并称之为灾后重建的“集结号”。然而数月过去，实际行动却悄无声息，大家恍然想起在冯小刚的电影里，集结号其实从来就没吹过。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奥运热潮、金融危机、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更为刺激鲜活的事件不断发生，另一方面自力更生和“等（政策）、靠（援助）、要（条件）”构成了灾后实际状况的两面，而资金和公共协助机制则构成了灾后重建的关键。很显然，民间的灾后重建行为仅靠建筑师和灾民的两头热无法为继，大多数建筑师在持续“找不到组织”的困惑之下又必须从事其本职工作，最终只好淡忘并放弃了参与灾后重建的念头。在这一情势下，本文着重比较分析两种由民间力量主导的持续推进中的灾后重建行为模式，即：“土木再生”行动与时代地产支持的“汶川三江中心小学”计划，以期通过这样的比较，对仍想参与灾后重建的各方民间力量有所借鉴。

一、大平台：“土木再生”行动

“土木再生”是在5·12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由建筑界在深圳发起的，致力于灾后重建的一项民间志愿者行动。之所以称“土木再生”为“大平台”，是因为该行动对内结构化地吸纳了深、港、台三地的专业志愿人员，并形成了清晰完备的行为组织层次，对外则设有多个可以开放对接的端口，可以和包括政府机构、行业协会、院校、设计机构、NGO、企业、慈善基金、团队及个人的多方位对接，以“新校园计划”与“合力筑家”计划将各方力量切实有效地注入到灾后重建当中。下述对“土木再生”这一平台的分析，着重于内部结构和外部端口两个方面，并结合正在进行的“新校园计划”分析这一平台在灾后重建的实际操作中的运作方式。

1.1理事会

“土木再生”的内部核心组织是理事会。理事会是各方资源进行整合的第一个大平台，计划中包含荣誉理事、理事、执行理事三个层面。执行理事是行动的主要发起者，由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深圳都市实践、深圳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悦行城市NGO、香港建筑师学会、香港大学等准政府机构、行业协会、院校和设计机构的负责人黄伟文、刘晓都、余加、朱涛、李程等十余人组成。理事会是“土木再生”前期建构的主要组织和执行者，对内完成了基本纲领、行动组织架构和项目推进流程、常设机构、分工等事项的确认，并组织内部成员、土木建筑界及对外界的交流，对外则安排资金与项目的联系和落实。

1.2秘书组

秘书组是常设性组织，处理日常信息汇总，直接对理事会负责。由悦行城市NGO的负责人李程带领固定人员和志愿者组成。

1.3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以灾后重建实际项目推进为核心，包括：学术委员会、志愿者招募、网站及宣传、公共关系部等常设机构和“新校园计划”专项小组。

通过上述三层组织，“土木再生”首先完成了自身的组织建制和流程梳理，平台可以承担多元角色：对接各方机构、提供学术保障、组织专业力量、进行实地考察、确定重建项目、组织各界交流、开展志愿者招募、进行公共宣传等等。对外“土木再生”打开了与外界进行对接的多重端口，这些端口包括项目资源、资金投入、物质捐赠、专业委员会、技术投入、信息沟通、志愿行动、对外宣传、理念加盟等各个方面。也就是说，不管何种身份，不管能力如何，不管机构还是个体，都能在“土木再生”的平台上找到发挥其应有作用的空间。“新校园计划”和“合力筑家”是“土木再生”行动进行平台建设后，正在持续推进的两个实际专项，在“新校园计划”中开放平台的特征更为明显地显露出来。

1.4新校园计划

“新校园计划”源于台湾“9·21”大地震后“新校园运动”的启发，提出了：整体规划、公众参与、开放校园、灵活空间、安全舒适、环保节能、文化传承等七项理念。预计第一阶段为期三年，主要重建深圳对口援建的甘肃47所损坏严重的学校。我们可以用大平台推出的“复合产品”来理解这项计划。计划提出了三种参与模式：项目加盟、设计加盟、理念加盟，也就是说有项目、有能力、认同理念的各方均可以加入进来。进而在执行中，“新校园计划”从捐建、资源、项目委员会、善款募集、媒体推广五个层面开放式地接纳各方资源：在捐建形式上，接受独立资金、联合资金、全能型资金、资源整合型资金等多种定向捐建和社会募集型资金的非定向捐建；在资源上，广泛接纳各项学校相关资源，包括规划设计、土建施工、图书捐赠、电教设备捐赠、桌椅捐赠、体育场等等；设立了四个专项委员会土建工程委员会、配套建设委员会、财务监督委员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在多种善款募集活动上，组织新校园认捐活动、新校园设计公益大赛、“慈善益跑”全民健康运动、《手牵手》大型明星慈善义演活动、各种便于市民广泛持续参与的体育活动和捐赠活动等。

需要补充的是，我国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以“对口援建”的方式开展，也就是说一个省对口支援一个受灾县，这样一来就把建筑师们划定在了一定的区域范围内。5·12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确定了由北京等21个省市对各重灾区进行对口援建的方案，比如：上海对口都江堰、广东对口汶川县、湖南对口理县、山东对口北川，深圳对口甘肃的三县一区（文县、康县、舟曲、武都）。这一自上而下的举措使得深圳的建筑界得以以联合的方式、首先在对口援建的范围内，共同组织起来投入灾后重建的实践。

二、小分队：汶川三江中心小学计划

大平台的建设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有其不可复制性。与“土木再生”的平台模式不同，“汶川三江中心小学计划”更像一支直接以灾区重建实际建设项目为目标的突击小分队。小分队的组成相对简单，但却包含了民间力量在灾后重建中实际可行的四大要素：项目、资金、技术、联络，即：由时代地产、时代慈善基金会作为主要出资方，著名作家阿来与文学家联盟作为项目联络与辅助出资方；刘家琨及家琨工作室提供再生砖技术与建筑设计；冯果川带领深圳筑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作为共同设计与施工设计及现场建筑指导方；朱晔与《城市中国》团队作为联络、现场协调与宣传方。小分队的工作方式因为内部沟通直接便捷，所以实际上最终解决的就是上述四个要素的组合。通过下面对小分队主要工作环节的整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实际的灾后重建项目是如何组织并成形的，而这对于分散的民间各方力量有着借鉴意义。

2.1实地调研

小分队的各位成员多次深入灾区进行实地调研，明确灾区的实际需要。灾情的了解是选定灾后重建志愿项目的关键，这将涉及援建建筑的类型、规模、预算、技术、施工等诸多实际问题。实地调研之后，联络方首先与技术方进行了内部沟通，进而开始确定资金来源。

2.2确定资金

确定资金来源是灾后重建的关键，民间援建的资金主要来自慈善基金和各企业，这需要小分队在实地调研后将一线灾情和需求介绍给有意愿进行灾后重建的资金持有方。通过对灾情的了解，时代地产和时代慈善基金会在6月即确定了通过实际灾后重建项目支持刘家琨再生砖计划的初步合作意向。

2.3确定项目

灾后重建离不开政府机构的沟通，无论是援建地政府还是当地政府机构，前者主要在资金和技术上提供支持，后者则主要在政策上进行支持。如果我们把对口援建作为中国特色的赈灾模式的话，那么灾区政府是发球方，援建地政府是接球方。所以项目确定主要需要和灾区相关政府机构进行沟通，明确推进办法。在资金和技术确定的前提下，各方初步达成援建意向后，著名作家阿来即在阿坝当地与相关教育机构进行沟通，使得汶川三江中心小学重建意向顺利达成。

2.4确定团队组成及方式

在项目和资金都确定后，下一步就是各方对工作方式的确定，比如资金交付、设计、施工图、预算、施工方、监理方、审计方等，这和一般的实际工程区别不大。需要注意的是灾后重建中的四川，因为各地同时开工建设，建材、人工都一路飞涨。据我们实地调研，8月份灾区的粘土红砖已经涨到6毛钱一块甚至更高，而在平日也就1毛钱左右。此时，刘家琨再生砖技术的推广成

为了自力更生、节约成本地解决灾区当地的建材问题的好办法。

2.5确定援建方式

援建学校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类似“交钥匙”工程，即援助方进行资金和大部分行为环节的组织，最终交付学校，这样一来学校比较省心；二是捐建，即由教育机构和学校进行重建组织，这样一来捐赠方比较省心。根情据汶川灾区的实际情况，后一种方式因灾后材料、人工费的上涨，造价较高，故而汶川三江中心小学计划选择了亲力亲为的方式，因为这样可以更实际的地明确资金流向，尤其是时代慈善基金和文学家们的援助资金都是大家捐来的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

2.6实际操作与沟通

在完成了上述步骤之后，汶川三江中心小学就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需要强调的是相互沟通在小分队中的重要性，上述四、五步骤均需要做当面沟通，在进行实际操作时，虽然小分队的各成员大都一职多能，但是因为分散各地而且各自工作的环节不同，仍就需要统筹性地处理公共关系和实际建设中发生的状况。联络方此时起到了内部各方之间和对外界的黏合剂作用。

三、大平台与小分队的比较

灾后重建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建筑师们光有热情难以为继，于是开始了自觉进行组织化建构的过程。上述大平台和小分队的行为模式就是两种可以称之为极端化而又行之有效的行为组织方式。

通过两种模式的对比，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两种模式各自的特点。“土木再生”的平台建设是费边主义式缓步前进、谋而后动的，它首先解决的是内部制度设计的问题，之后才逐步开始对外进行端口搭接，并推出“新校园计划”等系列行动。“汶川三江中心小学计划”则被参与的建筑师戏称为“游击模式”，强调的是各方要素与行动的快速黏合。两种模式实际上互为补充，都具备其普遍的借鉴意义：前者以普遍联合的方式使得平台化组织的灾后重建得以持续实施，后者以可复制的方式可被不同区域的各方所借鉴；前者通过多方端口的打开使得平台自身具备了广泛的适应性，后者则可置换其中的结构性单位通过变形对实际项目进行适应。

民间力量的灾后重建实践仅仅靠两种模式是不够的，实际践行的还有其他行为模式，而更多的还是需要实际的行动。对于广大建筑师而言，根据自身状况参与大平台或者自我组建小分队，抑或以其他有效的行为模式投入灾后重建实践都是切实可行的，这也将使得地震灾区能够持续地获得更多社会各界力量的注入。这不仅是我们行文的初衷，也是灾后重建的实际需要。

四、未完的思考

中国的建筑师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行政权力所束缚，在而后的城市化进程中又受制于资本，如今他们被权力和资本共同作用，工具化地被分隔于各自的技术身份之中。李巨川先生六年前即在《建筑师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论述了中国建筑师在当代各种政治经济权力的关系中位置的特殊性：“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筑师职业的高度专业化，使得经典建筑师的意义不再存在。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成为大师，创造出优秀的、永恒的‘艺术作品’的想法终于被彻底抛弃。今天最具活力的建筑师，是那些将自己的工作置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之中，更多地通过一种批判性的因而也是创造性的活动——而不是几件精美作品——来实现一种专业知识分子意义的建筑师。”1

灾后重建使得包括建筑师在内的知识分子获得了一个审视自身角色并进行自我组织的契机。面对灾后重建，有了社会觉悟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了去工具化的自我责任的寻找，在薄弱的组织训练环境中进行自我组织，这种自我组织一方面使得建筑师开始在多重层面上发挥其作用。实际上，无论大平台还是小分队，两种模式都脱离了以往与权力或资本的单纯被动合作模式，通过实践的方式对建筑学的社会性进行了全新的认识，既是建筑师团体政治意识的觉醒，也是对现有建筑学本身的批判，而其背后都指向了社会性的建筑学“专业再生”的理想。

朱涛在参加完成都华林小学纸管过渡教室落成典礼后，在其博客中对建成的由坂茂和松原弘典主要设计的“坂房”进行了这样的思考：“‘坂房’的意义并不在于为灾区重建提供一个绝对完美的样板，而是因其实验性，打开了很多问题，激发人们进一步地思考和探索：该‘坂房’能否吸取本次修建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对各种细节做法的进一步优化，尽量减低造价，从而实现批量生产、广泛普及的可能性？还是它仅仅是一个在特定人物（拥有极强号召力的国际名建筑师坂茂）、特定时间（学生志愿者们正逢暑假）、特定条件（很多材料和运输都由民间无偿提供）、特定政策关照（成华区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成功的特例，而无法再复制？针对前后两种不同的答案，建筑师在灾区重建工作中的工作意义和价值又分别如何界定？建筑师如何能取得建筑产品质与量之间的平衡？能真正取得平衡吗？”2

朱涛反思的部分指向了灾后重建中的民间力量的实践成功往往呈现某种“特例”的状态。那么民间力量的实践、众多建筑师的无门而入才成为常态是正常的吗？我们审视“土木再生”平台，它的成功建立和推进，因为有着深圳较为宽松的氛围，有着准官方机构的介入、有着大批志同道合的深港台土木建筑界同仁的加入。而哪怕这样，“土木再生”目前仍就难以解决“政府服务购买”的问题。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政府力量的支持，灾后重建几乎寸步难行。而政府支持的关键，除了政策上的支持之外，财力上的支持也至关重要。灾后重建主要属于政府行为，政府所倚重的建筑专业人员主要集中于设计协会下属的各大院和建筑院校。上述机构因为自身的生产和教学实践，大多被动地接受灾后重建的实践任务，而强制性的行政指令和摊派任务模式，无疑又削弱了机构内建筑师们投入灾后重建热情。面对灾后重建的繁重任务，仅仅靠传统的政府指令模式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在这个层面上政府欢迎灾后重建的志愿行为。然而，正如黄伟文在其博客“城道”中所描述的：“政府的思维一般倾向于简单，如果志愿行动不能自动前往灾区解决问题而需要政府以服务购买的方式来支持补贴，那么从减少麻烦角度，政府宁愿通过行政方式摊派给设计协会再分摊到各个设计机构。而民间志愿行动如果要承接政府的服务采购，又必须有正式的登记手续和法人资格，这恰恰是中国民间组织在从严管理中难以走通的领域。”3

道德是一种实践，而非言语。面对仍将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灾后重建行为，上述两种行为模式中的建筑师和社会各界在思考之后迈出了组织化的行动步伐。而恰恰是行动，能够更进一步地改变我们的社会意识，并加快更为开放的市民社会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