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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台与小分队——灾后重建的两种民间模式比较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1期——“危及重建”

 

文/冯果川[深圳]+朱晔[广州]

 

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最为强烈的一次地震,共计倒塌房屋778.91万间,损坏房屋2459万间,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震后全国各地的建筑师即以极大的热情准备投身于灾后重建之中,除了按照政府指令接受灾后安置规划任务的大院机构外,一时间各地建筑师纷纷以各种活动、竞赛、组织竖起重建大旗。华南某地的建筑师们在灾后成立了民间组织,并称之为灾后重建的“集结号”。然而数月过去,实际行动却悄无声息,大家恍然想起在冯小刚的电影里,集结号其实从来就没吹过。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奥运热潮、金融危机、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更为刺激鲜活的事件不断发生,另一方面自力更生和“等(政策)、靠(援助)、要(条件)”构成了灾后实际状况的两面,而资金和公共协助机制则构成了灾后重建的关键。很显然,民间的灾后重建行为仅靠建筑师和灾民的两头热无法为继,大多数建筑师在持续“找不到组织”的困惑之下又必须从事其本职工作,最终只好淡忘并放弃了参与灾后重建的念头。在这一情势下,本文着重比较分析两种由民间力量主导的持续推进中的灾后重建行为模式,即:“土木再生”行动与时代地产支持的“汶川三江中心小学”计划,以期通过这样的比较,对仍想参与灾后重建的各方民间力量有所借鉴。

 

一、大平台:“土木再生”行动

“土木再生”是在5·12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由建筑界在深圳发起的,致力于灾后重建的一项民间志愿者行动。之所以称“土木再生”为“大平台”,是因为该行动对内结构化地吸纳了深、港、台三地的专业志愿人员,并形成了清晰完备的行为组织层次,对外则设有多个可以开放对接的端口,可以和包括政府机构、行业协会、院校、设计机构、NGO、企业、慈善基金、团队及个人的多方位对接,以“新校园计划”与“合力筑家”计划将各方力量切实有效地注入到灾后重建当中。下述对“土木再生”这一平台的分析,着重于内部结构和外部端口两个方面,并结合正在进行的“新校园计划”分析这一平台在灾后重建的实际操作中的运作方式。

 

1.1理事会

“土木再生”的内部核心组织是理事会。理事会是各方资源进行整合的第一个大平台,计划中包含荣誉理事、理事、执行理事三个层面。执行理事是行动的主要发起者,由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深圳都市实践、深圳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悦行城市NGO、香港建筑师学会、香港大学等准政府机构、行业协会、院校和设计机构的负责人黄伟文、刘晓都、余加、朱涛、李程等十余人组成。理事会是“土木再生”前期建构的主要组织和执行者,对内完成了基本纲领、行动组织架构和项目推进流程、常设机构、分工等事项的确认,并组织内部成员、土木建筑界及对外界的交流,对外则安排资金与项目的联系和落实。

 

1.2秘书组

秘书组是常设性组织,处理日常信息汇总,直接对理事会负责。由悦行城市NGO的负责人李程带领固定人员和志愿者组成。

 

1.3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以灾后重建实际项目推进为核心,包括:学术委员会、志愿者招募、网站及宣传、公共关系部等常设机构和“新校园计划”专项小组。

 

通过上述三层组织,“土木再生”首先完成了自身的组织建制和流程梳理,平台可以承担多元角色:对接各方机构、提供学术保障、组织专业力量、进行实地考察、确定重建项目、组织各界交流、开展志愿者招募、进行公共宣传等等。对外“土木再生”打开了与外界进行对接的多重端口,这些端口包括项目资源、资金投入、物质捐赠、专业委员会、技术投入、信息沟通、志愿行动、对外宣传、理念加盟等各个方面。也就是说,不管何种身份,不管能力如何,不管机构还是个体,都能在“土木再生”的平台上找到发挥其应有作用的空间。“新校园计划”和“合力筑家”是“土木再生”行动进行平台建设后,正在持续推进的两个实际专项,在“新校园计划”中开放平台的特征更为明显地显露出来。

 

1.4新校园计划

“新校园计划”源于台湾“9·21”大地震后“新校园运动”的启发,提出了:整体规划、公众参与、开放校园、灵活空间、安全舒适、环保节能、文化传承等七项理念。预计第一阶段为期三年,主要重建深圳对口援建的甘肃47所损坏严重的学校。我们可以用大平台推出的“复合产品”来理解这项计划。计划提出了三种参与模式:项目加盟、设计加盟、理念加盟,也就是说有项目、有能力、认同理念的各方均可以加入进来。进而在执行中,“新校园计划”从捐建、资源、项目委员会、善款募集、媒体推广五个层面开放式地接纳各方资源:在捐建形式上,接受独立资金、联合资金、全能型资金、资源整合型资金等多种定向捐建和社会募集型资金的非定向捐建;在资源上,广泛接纳各项学校相关资源,包括规划设计、土建施工、图书捐赠、电教设备捐赠、桌椅捐赠、体育场等等;设立了四个专项委员会土建工程委员会、配套建设委员会、财务监督委员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在多种善款募集活动上,组织新校园认捐活动、新校园设计公益大赛、“慈善益跑”全民健康运动、《手牵手》大型明星慈善义演活动、各种便于市民广泛持续参与的体育活动和捐赠活动等。

 

需要补充的是,我国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以“对口援建”的方式开展,也就是说一个省对口支援一个受灾县,这样一来就把建筑师们划定在了一定的区域范围内。5·12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确定了由北京等21个省市对各重灾区进行对口援建的方案,比如:上海对口都江堰、广东对口汶川县、湖南对口理县、山东对口北川,深圳对口甘肃的三县一区(文县、康县、舟曲、武都)。这一自上而下的举措使得深圳的建筑界得以以联合的方式、首先在对口援建的范围内,共同组织起来投入灾后重建的实践。

 

二、小分队:汶川三江中心小学计划

 

大平台的建设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有其不可复制性。与“土木再生”的平台模式不同,“汶川三江中心小学计划”更像一支直接以灾区重建实际建设项目为目标的突击小分队。小分队的组成相对简单,但却包含了民间力量在灾后重建中实际可行的四大要素:项目、资金、技术、联络,即:由时代地产、时代慈善基金会作为主要出资方,著名作家阿来与文学家联盟作为项目联络与辅助出资方;刘家琨及家琨工作室提供再生砖技术与建筑设计;冯果川带领深圳筑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作为共同设计与施工设计及现场建筑指导方;朱晔与《城市中国》团队作为联络、现场协调与宣传方。小分队的工作方式因为内部沟通直接便捷,所以实际上最终解决的就是上述四个要素的组合。通过下面对小分队主要工作环节的整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实际的灾后重建项目是如何组织并成形的,而这对于分散的民间各方力量有着借鉴意义。

 

2.1实地调研

小分队的各位成员多次深入灾区进行实地调研,明确灾区的实际需要。灾情的了解是选定灾后重建志愿项目的关键,这将涉及援建建筑的类型、规模、预算、技术、施工等诸多实际问题。实地调研之后,联络方首先与技术方进行了内部沟通,进而开始确定资金来源。

 

2.2确定资金

确定资金来源是灾后重建的关键,民间援建的资金主要来自慈善基金和各企业,这需要小分队在实地调研后将一线灾情和需求介绍给有意愿进行灾后重建的资金持有方。通过对灾情的了解,时代地产和时代慈善基金会在6月即确定了通过实际灾后重建项目支持刘家琨再生砖计划的初步合作意向。

 

2.3确定项目

灾后重建离不开政府机构的沟通,无论是援建地政府还是当地政府机构,前者主要在资金和技术上提供支持,后者则主要在政策上进行支持。如果我们把对口援建作为中国特色的赈灾模式的话,那么灾区政府是发球方,援建地政府是接球方。所以项目确定主要需要和灾区相关政府机构进行沟通,明确推进办法。在资金和技术确定的前提下,各方初步达成援建意向后,著名作家阿来即在阿坝当地与相关教育机构进行沟通,使得汶川三江中心小学重建意向顺利达成。

 

2.4确定团队组成及方式

在项目和资金都确定后,下一步就是各方对工作方式的确定,比如资金交付、设计、施工图、预算、施工方、监理方、审计方等,这和一般的实际工程区别不大。需要注意的是灾后重建中的四川,因为各地同时开工建设,建材、人工都一路飞涨。据我们实地调研,8月份灾区的粘土红砖已经涨到6毛钱一块甚至更高,而在平日也就1毛钱左右。此时,刘家琨再生砖技术的推广成

为了自力更生、节约成本地解决灾区当地的建材问题的好办法。

 

2.5确定援建方式

援建学校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类似“交钥匙”工程,即援助方进行资金和大部分行为环节的组织,最终交付学校,这样一来学校比较省心;二是捐建,即由教育机构和学校进行重建组织,这样一来捐赠方比较省心。根情据汶川灾区的实际情况,后一种方式因灾后材料、人工费的上涨,造价较高,故而汶川三江中心小学计划选择了亲力亲为的方式,因为这样可以更实际的地明确资金流向,尤其是时代慈善基金和文学家们的援助资金都是大家捐来的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

 

2.6实际操作与沟通

在完成了上述步骤之后,汶川三江中心小学就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需要强调的是相互沟通在小分队中的重要性,上述四、五步骤均需要做当面沟通,在进行实际操作时,虽然小分队的各成员大都一职多能,但是因为分散各地而且各自工作的环节不同,仍就需要统筹性地处理公共关系和实际建设中发生的状况。联络方此时起到了内部各方之间和对外界的黏合剂作用。

 

三、大平台与小分队的比较

灾后重建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建筑师们光有热情难以为继,于是开始了自觉进行组织化建构的过程。上述大平台和小分队的行为模式就是两种可以称之为极端化而又行之有效的行为组织方式。

 

通过两种模式的对比,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两种模式各自的特点。“土木再生”的平台建设是费边主义式缓步前进、谋而后动的,它首先解决的是内部制度设计的问题,之后才逐步开始对外进行端口搭接,并推出“新校园计划”等系列行动。“汶川三江中心小学计划”则被参与的建筑师戏称为“游击模式”,强调的是各方要素与行动的快速黏合。两种模式实际上互为补充,都具备其普遍的借鉴意义:前者以普遍联合的方式使得平台化组织的灾后重建得以持续实施,后者以可复制的方式可被不同区域的各方所借鉴;前者通过多方端口的打开使得平台自身具备了广泛的适应性,后者则可置换其中的结构性单位通过变形对实际项目进行适应。

 

民间力量的灾后重建实践仅仅靠两种模式是不够的,实际践行的还有其他行为模式,而更多的还是需要实际的行动。对于广大建筑师而言,根据自身状况参与大平台或者自我组建小分队,抑或以其他有效的行为模式投入灾后重建实践都是切实可行的,这也将使得地震灾区能够持续地获得更多社会各界力量的注入。这不仅是我们行文的初衷,也是灾后重建的实际需要。

 

四、未完的思考

中国的建筑师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行政权力所束缚,在而后的城市化进程中又受制于资本,如今他们被权力和资本共同作用,工具化地被分隔于各自的技术身份之中。李巨川先生六年前即在《建筑师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论述了中国建筑师在当代各种政治经济权力的关系中位置的特殊性:“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筑师职业的高度专业化,使得经典建筑师的意义不再存在。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成为大师,创造出优秀的、永恒的‘艺术作品’的想法终于被彻底抛弃。今天最具活力的建筑师,是那些将自己的工作置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之中,更多地通过一种批判性的因而也是创造性的活动——而不是几件精美作品——来实现一种专业知识分子意义的建筑师。”1

 

灾后重建使得包括建筑师在内的知识分子获得了一个审视自身角色并进行自我组织的契机。面对灾后重建,有了社会觉悟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了去工具化的自我责任的寻找,在薄弱的组织训练环境中进行自我组织,这种自我组织一方面使得建筑师开始在多重层面上发挥其作用。实际上,无论大平台还是小分队,两种模式都脱离了以往与权力或资本的单纯被动合作模式,通过实践的方式对建筑学的社会性进行了全新的认识,既是建筑师团体政治意识的觉醒,也是对现有建筑学本身的批判,而其背后都指向了社会性的建筑学“专业再生”的理想。

 

朱涛在参加完成都华林小学纸管过渡教室落成典礼后,在其博客中对建成的由坂茂和松原弘典主要设计的“坂房”进行了这样的思考:“‘坂房’的意义并不在于为灾区重建提供一个绝对完美的样板,而是因其实验性,打开了很多问题,激发人们进一步地思考和探索:该‘坂房’能否吸取本次修建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对各种细节做法的进一步优化,尽量减低造价,从而实现批量生产、广泛普及的可能性?还是它仅仅是一个在特定人物(拥有极强号召力的国际名建筑师坂茂)、特定时间(学生志愿者们正逢暑假)、特定条件(很多材料和运输都由民间无偿提供)、特定政策关照(成华区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成功的特例,而无法再复制?针对前后两种不同的答案,建筑师在灾区重建工作中的工作意义和价值又分别如何界定?建筑师如何能取得建筑产品质与量之间的平衡?能真正取得平衡吗?”2

 

朱涛反思的部分指向了灾后重建中的民间力量的实践成功往往呈现某种“特例”的状态。那么民间力量的实践、众多建筑师的无门而入才成为常态是正常的吗?我们审视“土木再生”平台,它的成功建立和推进,因为有着深圳较为宽松的氛围,有着准官方机构的介入、有着大批志同道合的深港台土木建筑界同仁的加入。而哪怕这样,“土木再生”目前仍就难以解决“政府服务购买”的问题。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政府力量的支持,灾后重建几乎寸步难行。而政府支持的关键,除了政策上的支持之外,财力上的支持也至关重要。灾后重建主要属于政府行为,政府所倚重的建筑专业人员主要集中于设计协会下属的各大院和建筑院校。上述机构因为自身的生产和教学实践,大多被动地接受灾后重建的实践任务,而强制性的行政指令和摊派任务模式,无疑又削弱了机构内建筑师们投入灾后重建热情。面对灾后重建的繁重任务,仅仅靠传统的政府指令模式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在这个层面上政府欢迎灾后重建的志愿行为。然而,正如黄伟文在其博客“城道”中所描述的:“政府的思维一般倾向于简单,如果志愿行动不能自动前往灾区解决问题而需要政府以服务购买的方式来支持补贴,那么从减少麻烦角度,政府宁愿通过行政方式摊派给设计协会再分摊到各个设计机构。而民间志愿行动如果要承接政府的服务采购,又必须有正式的登记手续和法人资格,这恰恰是中国民间组织在从严管理中难以走通的领域。”3

 

道德是一种实践,而非言语。面对仍将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灾后重建行为,上述两种行为模式中的建筑师和社会各界在思考之后迈出了组织化的行动步伐。而恰恰是行动,能够更进一步地改变我们的社会意识,并加快更为开放的市民社会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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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家园最前线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8期——“环渤海”

 

汶川地震,国之大殇。逝者安息,生者前行。灾难当前,举国纾难。作为一本关注城市建设规划的杂志,《城市中国》对灾后重建、推进城市防灾建设的调研和报道责无旁贷。我们希望利用自身的社会公共资源,利用媒体的公共平台,以同济大学的专业优势为依托,切实地为灾区震后重建规划和重建家园贡献自己更大的力量。《城市中国》杂志汇聚了国内外城市、建筑领域的重要专家和机构,作为第一家进入灾区的专业类媒体,我们对灾后重建过渡安置规划进行了全程跟踪,并组织《重建家园最前线》系列专题报道。目前,我们在成都设立了震区工作站进行持续的跟踪报道,持续考察和收集地震灾区的最新信息。

 

灾后居民安置成为目前的大事,而灾后重建则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抗震救灾不仅仅是短期义举,更是需要长期的默默奉献。为此,《城市中国》已经和灾后发起相关城市重建再生的建筑师和相关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且进行了切实的沟通,他们包括:刘家琨发起的“汶川震后再生”;张永和发起的“好、快、省”建房指南计划;深圳规划局黄伟文、都市实践、悦行者行动等发起的“土木再生家园重建行动”;雷励青年计划(中国)汶川系列项目;多背一公斤发起的灾区学校重建……我们将以“重建家园最前线”为持续计划,通过政府的对口支援,通过对灾区最前线需求的了解和分析,将各方力量组织合力,以切实的行动纲领与大家一起参与到灾后重建的智力和实际行动贡献中去。

 

《城市中国》编委会

2008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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