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0期——“重庆直辖”

文/张琪（重庆）

2007年3月20日，一场名为“从西南出发——西南当代艺术1985－2007”的展览在广东美术馆开展。这次展览展出了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20多年西南地区的重要艺术作品和文献；参展艺术家跨越了三个年龄代，他们都出自西南，而很多艺术家都已经驰名中外。这次展览从规模到展出内容上的时间跨度以及参展艺术家的数量几乎是对整个西南当代艺术的历史书写。

【从西南出发】

西南艺术以其反思历史，直面伤痕，表现乡土的突出走向，体现了作为人文艺术所应具有的独特的艺术品质和精神特征。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真正开端，’85美术新思潮的出现与西南艺术对现实历史富于直面和挑战的精神有着衔接关系。此后，西南的当代艺术表现为强调人文，关怀生命，以一种深切而敏感的内心体验和内在精神，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现实和生命境况。1980年在重庆沙坪坝的“野草”画展是一次民间自发性质的展览，却和同一时期北京“星星画展”一同被看作南北呼应的重要展事。参加那次展览的艺术家包括罗中立、罗群、张仁强等。他们的作品，和以及后来毛旭辉、张晓刚、叶永青为代表的“新具象”西南艺术群体，共同奠定了“生命流”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

西南地区有着独特的气质：既远离中原文化，又远离东部沿海地区的商业价值观，所以西南地区的艺术总是具有原生的力量，关注人本身和人的生命状态后来成为了四川美术学院一贯的主题。“从西南出发”意味着关注最具生命的力量，关注本土艺术的价值，这是我们之所以创办锦瑟画廊的文化基础，也是我们在创办锦瑟画廊至今最关心的东西。

【四川美院与重庆】

重庆直辖之初，有不少社会人士考虑到四川美术学院在直辖市重庆而提议将原“四川美术学院”更名为“重庆美术学院”，但后来川美仍沿用了以前的名称。

不久以前，许多媒体还称重庆为文化沙漠。排除夸张与不公正的判断，我们能够看到的现象是位于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培养出了大批的艺术家，但这些艺术家除了少数留在川美任教外，大都流向了其他地方。除了出国或去东部沿海地区的外，留在西南的艺术家，更多地去了成都、昆明、贵阳等城市。我们在成都有很多艺术圈的朋友，他们几乎都是在重庆接受的艺术教育。

究其原因，一方面成都有更休闲的城市气质，这种放松的生活状态是艺术创作的良好土壤，能够给艺术家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创作。而重庆快速的建设和相对快节奏的生活，不具备能够停下来思考的条件，往往表现出一种原始的生猛。生猛的力量塑造了艺术家原始的气质，但却给不了他们发展的土壤。另一方面，除了四川美院之外，重庆没有其他艺术机构为这个城市的艺术家搭建表达自己的平台。这个城市培养了艺术家，但却没有更好的途径使得社会去了解他们。我和姐姐张莉都毕业于川美，工作之后深深的感受到了这种境况的尴尬。我想这也可能是我们最初想创办锦瑟画廊的原因吧。

【锦瑟之初】

1998年我们创立了锦瑟画廊，那个时候重庆还没有画廊，甚至没有画廊这个概念。整个城市当时正处于经济建设的快速上升期，当代艺术对于大众来说是和生活毫不相干的异类的事情。普通市民们所关心的大多是怎么通过装饰使得自己的家变得漂亮一点。这样的背景促成了我们办画廊最初的想法：希望与城市家居布置结合在一块。

我们的第一家画廊选址在中天装饰城，它是重庆第一家超大规模的装饰城，当时进入的时候只有我们唯一一家画廊。按照最初的意愿，我们开始实践自己的艺术理想。画廊所展示的都是完全原创的陶艺及油画，我们为的就是让大众知道在自己的家里面也能摆上原创的艺术品，是独一无二的，而非批量生产的复制品。现今的消费更加趋向心理和体验的方式，而在当时这样的做法必定因其超前而充满了困难。

刚开始做画廊时，我们体会最深的就是重庆在当时完全是一片文化沙漠。这一方面说明这个城市还处在文化生产方式的初级形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她对文化和艺术潜在的需求。这部分需求马上被类似“大芬村油画”生产方式所填补。当时重庆还有两个大芬村油画生产企业的连锁店，一些名家的作品被粗糙地迅速复制，以远远低于作品真正价值的价格投放到市场之中。这类事情给刚起步的锦瑟画廊以巨大冲击，我们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适应当时的市场去批量复制艺术品赚钱，还是坚持走原创艺术的道路？无疑后者将更为艰难。最终，我们决定把画廊当作公益事业来做。

2002年我们开始在临江门的现代书城做自己的第一个原创画廊。在装饰城售卖装饰画赚的钱被用来支持这间原创画廊，并大量地参与到重庆市的艺术活动当中。其中包括起步时期的“重庆青年油画展”、“人民的艺术——吴冠中作品展”以及后来陆续进行的各种展览。这些原创展览在市民中的反响很好，在频率上也比重庆美术馆的高。虽然一直亏损，最多的时候我们用五家装饰画廊的收入填补锦瑟的费用，但画廊慢慢地和重庆艺术市场形成了越来越好的互动关系，并且收藏了很多画家的原创画作。

【人·人·人】

2005年春节我们搬到了位于重庆朝天门的市规划展览馆，结束了所有在装饰城开的画廊。搬来后，锦瑟画廊调整了新的思路，开始筹办一些更扎实、更专业、更高端的展览。2005年，锦瑟画廊和重庆的地产开发商“融侨半岛”合作举办了一次展览。我们邀请了一批在重庆也是很有名的画家，比如版画界泰斗康宁。这种和房地产商联合办展的方式具有更广泛的公众影响。因为在当下的城市中，地产商实际上是整个城市建设的实际执行者，他们对于城市的影响会直接地反映到文化和艺术上。与商业资本合作的方式，对于推动整个城市的文化建设而言是有效的。

到了2006年，我们自己也策划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展览，展览主题正是“人·人·人”。作为重庆的本土画廊，我们真正开始去发现立足本土和西南地区艺术的传统和力量。“人·人·人”的参展者大多是四川美院的资深艺术家，他们在艺术上各有追求，但不管是从装饰性的唯美倾向到粗砺化的表现主义，从宗教般的母体崇拜到世俗化的茶馆生活，从特征鲜明的农民形象到清色轻薄的青春女性，从异乎寻常的乡村景像到极度夸张的市井人物，每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总和这个时代、这个地域的“人”发生关系。这是四川美术学院的优良传统：关怀人文、注重深度。

锦瑟画廊就是把艺术家的作品介绍给城市、介绍给大众，连接艺术家和公众之间的一座桥梁。从2005年之后，画廊得到了从政府领导到普通市民各阶层人的关注。重庆从来不缺少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四川美术学院有中国最好的油画系之一，但在以前整个城市对他们作品的了解甚至比国外对他们的了解还少。因此，川美不少教授的作品都直接销往国外。但现在画廊能为他们组织展览，市民也能更多的了解我们自己城市的艺术。在关注本土艺术家的同时，我们也开始关注那些年轻的、还没有什么名气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非常原生、发自内心，本身就是对“人”很好的解读。到今年画廊已经签约了几个年轻艺术家，画廊就是他们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

【十年与未来】

画廊从1998年开始创建，到现在差不多快十年的时间，和重庆直辖的时间基本一致。在这段时间里，重庆城市的文化氛围越来越好，我们也面临更多的机会与更多需要努力去做的事情，也许这正是画廊和这座城市建立起的一种良好互动的关系。

今年6月，在川美外面一条长1.25公里，拥有4万多平方米涂鸦面积的街道，在经过300多工人、学生、艺术家近一年的日夜努力后，成为著名的“涂鸦一条街”。从政府到学院，从艺术家到市民都似乎加入到了各种官方的民间的文化活动当中来，希望这种活力不是一种短期行为，而是具备长期效应的、真正融入到全国乃至全球语境中的艺术。

2007年6月18日，由意大利新文艺复兴基金会、首届中国重庆文化艺术节办公室主办，锦瑟画廊协办的 “意大利珍宝画展”在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开展，同日另一场名为“水”的画展也在锦瑟画廊开展。晚上烟花在朝天门盛开，重庆直辖十周年庆典开幕。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0期——“重庆直辖”

文/贾樟柯（北京）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三峡工程由来已久，从民国孙中山时期开始提议到1992年最终通过决议修建，它一直是中国人关注的焦点，甚至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国际性事件。它牵动了一百多万人口的移民，也牵动了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长江沿岸历史城市的拆迁，牵涉到那么多的文物和古迹，在人类历史上这都是空前的。但这个空前的事件在一开始对我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我出生在山西，又长期居住在北方，在中国南方修建一个水电站，感觉和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对这个事件本身的理解也是抽象的，正如所有的媒介报道，都从宏观层面对它进行读解。“100万的人口移民”在一个国家里、一段历史中都只不过是一组抽象数字的书写。如果我们只是通过数字和媒体报道而不是通过普通人真实的生活展开的叙述，就很难去体会到这个巨大的变革给个体所带来的影响。而现在所存在的个体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描述的，因为恰恰是这些数量巨大却被抽象概括的现实生命才离我们的生活最近。

【三峡】

在2005年我第一次去了三峡，亲眼看到了三峡沿岸城市的移民和拆迁。那次采风带给我的一个巨大改变就是摆脱了这些数字下的麻木。当我看到上万人聚集在鹅卵石河滩上等待移民出航的轮船，向亲人挥手告别的身影，握手、拥抱、哭泣、微笑……这些画面蕴藏的力量直接刺激了我的神经。在拆迁现场，用当地的领导的话来说就是“两千六百年的城市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拆掉了”，这句话里提示了一种速度，这个速度既是中国当下城市建设、更新和发展的速度，同时也意味着无数的普通人的生活在瞬间发生改变——我们——所有普通的人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中。这正是现代启蒙中的“民生”问题。在一个社会反差较大的国度，存在着多种现实，让另外一群人了解另外一种现实，记录和描述普通民众真实可感的记忆，构成了拍摄《三峡好人》这部电影的动力。

2006年的时候，画家刘小东开始策划以三峡库区移民和拆迁为背景创作一组组画《三峡温床》。电影《东》就是拍摄这件事情的记录片。《东》以画家创作作品为线索，拍摄记录了拆迁工人的生活。但是仅仅有纪录片是不够的。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发现被记录的人物角色在面对摄像机镜头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人际关系并不是那么的真实，它会有所回避或有所夸张，于是《三峡好人》这部电影以故事片的方式同时进入拍摄。通过重新建立故事的叙述来把这些隐性的东西重新展现出来。这两部电影，一个纪录片和一个故事片，是通往叙述现实的两个方向。

【奉节】

在拍摄之前，剧组对三峡库区各个城市都进行了考察，而最终选择了在奉节县拍摄。一个原因是当时奉节县还剩一半以上的旧城未拆迁完，这是有利的电影主题环境同时也是整个三峡库区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奉节有着其特殊的文化表征。从古诗中“朝辞白帝彩云间”到现在第五套人民币10元纸币背后的蘷门关，整个文化、历史、自然地理甚至经济在这样一个江边小城都有所提及——这是电影值得展现的文本。在拆迁的废墟中，当人们在忙碌他们的生活时，这些文化可能被屏蔽在能够注视的范围之外，但是它们一直都在被使用。长江游轮上解说员对三峡风景的介绍以李白的古诗为开头，韩三明和工友们交换欣赏人民币背后的风景。影片中这些片断联接了宏观文化和微观生活的缝隙，将这一时刻的现实放置在了整个连续的历史中：当站在奉节看蘷门的时候会想到刘备一定也看过，李白一定也看过，我们跟古人还在分享同样的东西。

【烟、酒、茶、糖的电影】

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有一种传统，即只记忆那些宏大的事物、重要的时刻、庞大的数字，重大的事件。这种传统使得整个民族的历史从不描写最朴素的生活，也从来没有涉及到最微小的物品。

“烟”“酒”“茶”“糖”是剧组在三峡库区拍摄时常常见到的四样物品。常常见到并不表示这些东西的丰富，相反正是因为物质的匮乏使得这些物品成为当地人交往中重要的沟通。剧组到一个民工家里去采访拍摄时，屋子里面家徒四壁，四根板凳围着一个煤炉烤火，他用啤酒来招待我们，但每瓶三块钱的啤酒对他来说是生活的奢侈品。朋友一见面，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先递根烟，烟是男性之间打交道的重要方式。茶和糖也同样在沟通着人际关系，有人生病送糖，朋友之间送茶叶……对于缺乏物质的民众来说，烟酒茶糖比细腻的语言显得更有力量，也更能表达情感。

同时“烟”“酒”“茶”“糖”这四种东西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国家重点调控的物品，而三峡工程本身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有计划的修建、有计划的移民，有计划的拆迁。作为一个国家的宏观计划，烟酒茶糖从一方面对应了一种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结构，也从另一方面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勾勒来自民间最朴实的感受。如果说三峡工程修建将百万移民的命运共同联系在了一起，那么“烟”“酒”“茶”“糖”则成为在这场漂浮命运变迁中联系所有人们感情的微小事物。它们成为《三峡好人》隐性章节的线索安排。

【飞来、飞去——神话、现实与未来】

生的被动移民，还有数量巨大的移民是自觉外出打工的移民。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外出打工不仅是解决个体经济问题的途径，也被当地人看作是体验和融入外界文化的主要方式。在对当地一家人采访时，女主人长久地注视着墙壁上的NOKIA海报，并骄傲地告诉我们她的女儿在这家公司上班。这个细节后来成为电影中常常出现的镜头。面对现实时的无所适从，使得他们将注视的目光放在未知的外界。长久的注视一张广告海报，或站在窗口向远处眺望，这种眺望和注视构成了他们对未来生活和远处生活的理解—— 一种符号性图景的描述。然而未来是未知的，对于那些在现实中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人们，未来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暗示和现实的同构，未知的漂浮的不能自我主宰的命运；另一方面暗示新的可能的希望，对未知的憧憬，仿佛应该有某种超越现实的神话在他们眺望或注视的远方。

三峡地区的文化中有很多神话故事。神女峰的眺望，巫山云雨的神话，天气变幻无常的种种奇幻的景象，这些故事从古流传至今。甚至当前的现实——在一年之内，百万人口将从这一地区消失不见——这一事件也带着超现实的色彩。这些故事赋予了这个地区很多神话的情绪，它们丰富了简单化的现实。

《三峡好人》这部电影中，主演韩三明和赵涛站在山头眺望远处飞来又飞去的飞碟——巫山云雨中的奇幻事物；移民纪念碑神秘的飞走——“一夜不见”的百万人口，这些镜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三峡地区神话气质的现实表达。神话不仅是古代遗留的文化，同时它们在对应实实在在的现实时还指向了未来——那个无数普通的人们眺望远处的未来。

【电影之后】

《三峡好人》拍摄完成在上海放映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当时移民到崇明岛的移民来观看这部片子。在放映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当电影播放到人们等待移民的场景，画面出现一个人紧紧抱住一棵橙子树，要把这棵树连同这些泥土带到崇明岛去时，一名观众泪流满面。这名观众后来告诉我们他的经历跟电影里面那个人一模一样，也是怀抱了一颗树苗，而当他把这棵树带到崇明岛栽到自家院子里的时候，一年之后这棵树没有活，死去了。他说：“我们所有东西都可以搬运，但是我们的天气，气候，土壤，我们的风水都是搬不了的。”这些细节都是非常可感的，来自民生的反应。

以三峡建设为背景来看这部电影，它是中国当代快速发展的一种集中表现。面对这个题材的时候，去考察在这件大事背后每个人的生活，对他们的生活保持敬意，记录在这个发展和变迁过程里面所有人民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我想这就是我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