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3期——唐人街
文/黎全恩（域多利）
昔日华人往北美洲淘金处处受到当地白人的压迫和欺凌，为了言语沟通和互相照顾的方便，华人聚居在一两条街道，在当地称为“唐人街”。其后人口增多、住宅与商业不断发展，但区内只有华人居民做生意，成立自己的团体和组织，好像是一个黄色孤岛漂浮在茫茫蓝海中，因此“华埠”在北美城市中，形成独特的外貌和文化形态。加拿大著名华裔学者黎全恩教授以加拿大卑斯省（British Columbia）首府域多利市（Victoria）的华埠为例，深入分析其社会组织及权力结构。
1858年，加拿大卑斯省发现金矿，三藩市（San Francisco）数位华人富商带领一班工人，于六月底首先到达域多利，聚居于海旁的一条街道，称为莫伦街（Cormorant Street），成为了加拿大第一条“唐人街”。工人安顿后，准备行装、粮食，便赴往内陆的菲沙河（Fraser River）金矿区淘金。1858至1860年间，数百华人，先后由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三邑（南海、番禺、顺德）、花县、中山等地，经香港乘船抵达域多利，再前往各地金矿区。
1860年代中期，矿产采掘锐减，淘金业逐渐没落，很多华人矿工返回域多利，转往乃磨市（Nanaimo)、坎伯兰（Cumberland) 等地的煤矿场挖煤，或前往制鱼厂、伐木场、木板厂工作，如找不到工作，唯有返回域多利华埠居住。
1870年代，全加拿大华人人口约3000人，差不多全部聚居于加拿大西岸的卑斯省，大约千余人居于域多利华埠，故此昔日华侨称之为“大埠”，新西敏（New Westminster）的华埠，华人人口约500左右，为第二大埠，故称为“二埠”。
【房口和善堂】
昔日域多利华埠，经济由数间大商户掌控，如广利的李祥、卢卓凡，泰選的董基、黄朝瑞，泰源的李奕德，广安隆的李祐芹，永祥号的徐礼，泰昌号的马秀等为当地侨领，埠内大部份是穷苦工人，差不多全部是单身汉，来加拿大工作只是暂居性质。为了节省费用及互相照顾，很多同姓同乡者，众人合租一间房共同生活。另外为便利与家乡书信来往，都会给自己房口起个名称，如“合 房”，“和福房”等，并选择一间商号代为接收书信。家乡来信，先写域多利的一间商号，后写房口。政府的邮局会将所有信件交给华埠各个商号。当地居民，便往自己商号查 房口的信件。当这些房口日渐扩大，便成为日后的宗亲或邑县侨团，如“合 房”多由姓李合居，渐渐变成“李陇西堂”，如“和福堂”，大部份合居者来自中山县，其后发展为“中山福善堂”。
昔日华侨，虽然离乡别井，去外谋生，死于异乡，但还保存“落叶归根”的思想，希望骸骨能运回家乡安葬。因此，同邑县的华侨便成立“善堂”，筹集经费，每隔七年，将同邑的先友骸骨运送回香港东华医院的义庄，然后通知家乡，来港领取骨灰返回家乡下葬。早期的“善堂”，唯一任务是运送骸骨返国，并没有完备的组织，亦无固 地址，只借埠中同邑商店为聚集地方。1870年代，域多利已有台山馀庆堂、开平广福堂、恩平同福堂、新会福庆堂、番禺昌后堂、南海福荫堂、顺德行安堂、增城仁安堂、中山福善堂、客家人和堂十大善堂。
【洪门组织】
清初，一些民间组织以反清复明为目的相继成立。抗清失败后，秘密结社继续进行反清活动。在福建省内，一些抗清英雄成立“天地会”，又称三合会，又称“洪门”，意是“漢”字除去“中土”，即是“汉无中土”便是“洪”，洪门兄弟，设五大部落，遍布中国，在广东、广西的“洪门”部落称为“洪顺堂”。昔日往美国及加拿大的淘金者，多来自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很多已是“洪顺堂”成员。抵三藩市后，“洪顺堂”又分裂为各堂所，如“秉公堂”、“协胜堂”、“致公堂”等等，其原本宗旨为“反清复明”，但其后会员良莠不齐，一般劳工多加入“洪门”以求庇护，亦有益于谋生。这些秘密结社渐渐变成黑社会，依靠赌场、妓院、鸦片烟厂为最主要收入，在华侨社会内争夺地盘，扩张势力，例如三藩市内，各堂所因争夺赌场及其它纠纷常引起堂斗，使华埠内治安不稳。加拿大域多利华埠，1870年代有“致公堂”和“协胜堂”两大洪门组织， 但因“致公堂”财雄势大，将“协胜堂”消灭，成为唯一存在的洪门机构。
华人全部集居华埠，市政府通常不会理会埠内的纠纷。因此，埠内好像没有政府管治。埠中数大商家担任代表华人与政府交涉压迫华人的条约，但没有权力平息内部的争执、打斗，而警察局如不发生命案也不理会。而警察局如不发生人命纠纷也不会理会华埠内的纠纷。
【中华会馆】
1881年，加拿大政府开始在卑斯省兴建横跨全国太平洋铁路的西段，当地铁路承建商由美国、香港等地招聘华工，1882年4月至6月，6500华工由香港乘船抵达域多利， 然后前往内陆修筑铁路。铁路在1884年将近完成，大批铁路华工被解雇，有些留在内陆工作，大部份工人生活无所依靠，艰苦徒步返回域多利。当地商人在1884年3月初呈禀三藩市总领事黄遵宪，讲述域多利华人情况，“迩年人数众多，习染日恶，其狡黠无赖者，结党横行，往往串通番人，鱼肉乡里，其老弱失业者，饥寒贫病，往往转死沟壑，周恤无人，加以娼赌日多，包庇攻击， 日滋祸患，此内忧日迫之大端也”。同时， 市政府及省政府施行排华条案，省政府于1875年通过法案取消华人选举权利（之后医学会、律师会等订立法例：如没有投票资格的人不准担任医生、律师等职，因此禁止华人从事行医及其它某些行业），同年，域多利市政府通过法案，市政府内的一切工程， 不得聘请华工，省政府于1878年也通过法案，省内工程，不准聘用华人。同年立案， 在卑斯省内华人居民，年满12岁以上，每三个月必须缴交人头税10元。域多利商民呈禀黄总领事，“种种苛虐案议，省政府欲次第施行，此外患日迫之大端也，愚拙无能，夙夜彷徨，罔知所措，屡集中再三筹议，咸谓祛外患，必先驳除苛案；消内忧，必行禁绝华娼；欲求忧患永无，则又必设中华会馆， 以联络众情，又必请设领事，驻签以办理交涉。凡此四端，似皆目前之急务。”
黄遵宪总领事立即派主事黄锡铨及通事戴永祥前往域多利，指导当地商人于三月底成立“临时中华会馆董事局”，授权管理华埠及加拿大内的华人，并批准“中华会馆” 于4月10日发出告示，要求各地华人至少捐助二元，作为会馆成立经费，如不捐助， 中华会馆将不会登记其姓名，不会提供帮助；他日要返回中国，如没有捐款收条，不准上船，必须缴交10元，才准乘船返国。中华会馆于7月28日颁布会馆章程， 并于8月18日在卑斯省注册为慈善团体， 英文名称为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中华会馆权力很大。
首先，当时加拿大没有清政府的领事馆，中华会馆由黄遵宪总领事授命成立，无形中代替清政府在加拿大的领事工作。其次，中华会馆代政府约束侨民，调解纠纷，并与加拿大联邦、省和市三级政府交涉对华人不公平的条案，并且禀呈驻英国钦差大臣郭嵩焘及三藩市黄遵宪总领事协助交涉。中华会馆的值理董事，皆是富商及店主，安排招募及雇用全省的华侨移民，并代为安排出返中国的船票及手续（因为昔日华侨不懂英语）。因此，中华会馆之董事拥有“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管治加拿大华侨。当地西人政府对华人不关心并有歧视，所以，不知道也不理会华埠一切的行政。案如中华会馆成立不久，立即自建一所“太平房”收容贫病临终的华侨，成为旅加华人自办医院的滥觞，一切费用由中华会馆自筹自给。所以，决定抽收侨胞捐药银2元，这张捐款收条及中华会馆捐款收条差不多是“出口票”，如没有这出口票便不准上船返回中国。每次当轮船启程时，中华会馆会派人在码头验查“出口票”，或收取10元的离境费。当地西人政府及船公司不会理会，只以为是中国人自己收欠债或其它债务而已。
【侨社经济和政治蜕变】
为“台山宁阳总会馆”，一部分中山人另立“铁城崇义会”，南海、番禺、花县人仕合组“南花顺三邑同乡会”，人和堂扩展为“人和会馆”。宗亲之“房口”，也发展为宗亲会，“李陇西堂”改为“李氏公所”， 雷、邝、方三姓人氏合组“溯源堂”，刘、关、张、赵四姓人氏，将“名义堂”扩大为“龙关公所”。这些邑县和宗亲侨团渐渐成为侨社的骨干，其主席理事开始加入“中华会馆”的董事局。因此，十九世纪末，会馆行政再不是由一小撮富商控制。
中国的政治分歧永远会影响华侨社会的团结。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再赴加拿大号召华侨助皇。于1899年在域多利创立保皇党，并在温哥华、多伦多各地创立会所联络华侨，又于1905年在温哥华创立《日新报》，鼓吹立宪政治，加拿大会员达6000人之众。孙中山先生于1897年，由英国乘船到加拿大，再乘火车转至温哥华及域多利，考察当地政治人情，此为孙中山在加拿大宣传革命的开始。1907年域多利若干知识青年组织“击楫社”，
以革命反清为宗旨。1908年年底，中华会馆接获美国砵崙（Portland）领事梅伯显来电，下旗哀悼光绪及西太后逝世，（当时加拿大并无领事馆设立），“击楫社”极力反对，在哀礼中与一些保皇党及守旧派发生冲突。1909年，清庭开始在渥太华设领事馆，此后域多利中华会馆再没有代表清政府在加拿大的领事工作。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后改组洪门致公堂，使其由秘密会社变为公开革命政党，与当时革命党合作。1910年孙中山再次来域多利、温哥华等华埠，筹募革命经费。民国政府于1912年成立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内有洪门致公党党员。国民党在加拿大各华埠建立支部扩张势力，引致与洪门致公党不和。1915年洪门实行清党运动，建立达权社，为洪门中坚分子的组织，凡洪门致公党党员，如有参加其他党成为党员，便不能为达权社社员。1910至1920年代，国民党与致公党对立。
【会馆权力减弱】
二十世纪初，邑县和宗亲氏族团体日渐扩大，职业性侨团也开始建立。域多利商人先后创立昭一公所和公一公所，其后两公所合并为“域多利侨商总会”。华埠内工人也组织“买菜工会”、“华人农业合作社”、“洗熨工会”、“华人板业工会” 等。此外，业余性的团体也先后成立，如“闲园”、“乐园”等俱乐部（主要是打麻将玩乐）、“民声阅报书社”、“扬扬音乐社”、“声韵
社”等。“华人美以美教会”、“华人长老会”、“华人圣公会”等社会组织先后成立。1923年加拿大实行禁止华人入境后，华埠人口日渐减少。而第二代及第三代华裔，在加拿大成长，与西人同学交往，建立“同源会”，争取土生华侨在加拿大的权利，后又成立“华生体育会”参加埠内及埠外的球赛。这些侨团需要会员捐助，因此中华会馆的捐助收入日益减少。中华会馆更没有权力平息国民党与致公党的斗争，这反映了此时中华会馆再也没有能力调解华埠内部的纠纷了。
以往中华会馆董事及理事由埠上有名望的商人委任或担任，但参加的理事人数日少，中华会馆理事于1916年要求每个邑县团体选派两位代表出任理事，自此开始，中华会馆理事会由埠内各邑县侨团代表担任，再不由商人负责。其后，中华会馆欠交会馆楼宇和坟场地税，面临破产危机。“维持中华会馆委员会”于1920年议决任何侨社或政党每捐款100元可派一位代表为理事，国民党捐200元可占两席位，其他侨社如致公党、台山会馆等只能捐100元故只有一席位。1921年中华会馆由12位理事负责，代表埠内11个侨团，因工作人数太少，于1922年各代表侨团多派一代表， 理事会便增至24人。代表中有许多是厨师或板厂工人等。因此，中华会馆内的理事再不是由富人独占。1940年代，会馆理事会由62人组成，代表埠内31个团体。
【抗日及战后新社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会馆召开全侨会议组织“抗日救国会”，团结同胞，齐心抗日。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扩大捐款救国工作，如演戏筹款，义卖筹款，游艺会筹款等，鼓励义捐。八年抗战，域多利“救国会”经手筹募约75万元加币汇回祖国。抗战期间，中华会馆领导全侨，但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拿大各地中华会馆，皆受国民党影响，对反共比当地工作更关注，引起一些同胞不满，认为中华会馆不能代表全侨。
1967年，加拿大政府实行不分种族的移民政策，以学历、工作经验、语言等为批准移民的资格。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到香港，引起1966年暴动，再加上中英谈判香港回归条件，很多香港人，恐怕香港他日不能保存原有的自由，大批财团、投资家、医生、律师、教师等申请移民往加拿大、美国、澳洲等地。这批新移民知识水平比昔日旧华工移民高，要求也不同。他们抵加后， 多居住大城市的郊区，发展华人商场，建立新唐人街。因此很多战前的唐人街人口逐渐稀少，经济也不景气。
1970年10月13日，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域多利一班工人成立“华侨联谊会”，高挂五星红旗，洪门致公党改称为洪门民治党，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政府，也挂五星红旗。但域多利中华会馆因有左右派之分，议决不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和五星红旗，保持中立。因此，每年祖国国庆及领事或中国领导人到访，皆由“华侨联谊会”洪门达权社和洪门民治党举办迎接及晚宴节目，中华会馆只是嘉宾而已。其他地区，如温哥华，有承认台湾的“全加中华会馆”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温哥华中华会馆”，爱民顿的“中华会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温尼辟及多伦多的“中华会馆”则保持与台湾的联络。
1990年代，大部分中国移民来自中国大陆，来自香港及台湾等地的日渐减少。大陆华侨多居住在多伦多市及温哥华市，创立自己的侨团，如“山东同乡会”、“湖南同乡会”、“中国专业人士协会”，这些说普通话的新侨社，与讲广东话的邑县和宗亲公所甚少来往。此外，更有越南华侨的“越棉寮华人协会”，台湾华侨的“文化交流协会” 等等，数之不尽。
【结论】
十九世纪时，华侨社会皆由域多利中华会馆管理，1909年满清设领事后中华会馆不再替清庭管理华侨工作。四年后，民国政府成立，但北京政府由军阀控制，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南方政府，因此，华侨对当时的领事馆，无所适从。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全国总算统一，国民党员在各地中华会馆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华侨社会分为左右两派，加上由香港、台湾、大陆、东南亚、南美等各地移民的华裔，文化教育背景各不相同，华侨社会也如联合国一般，同是华裔，但思想、兴趣、生活习惯皆异，埠内台湾人民，也有主张台独及反对台独，也有统一两岸的组织。在各地华埠，没有一个真真正正统领全埠华侨的组织。在大城市如温哥华华埠，每年的新年庆会及游行，由中华会馆、中华文化中心、中侨互助社、华埠发展委员会、华侨商会等共同筹办。在小城市，如域多利市，中华会馆名义 上代表全侨，但很多决定需要洪门组织、台山会馆、龙岡公所、中山福善堂等数大侨团的协助。号称代表全加拿大华侨之组织有二，全加华人协进会（俗称平权会，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和全加华人联合会（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 Canadians）。但很多华侨，也不认同他们之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