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ban China

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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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迷失:城市发展模式危机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8期——“危机出没注意”

 

文/袁媛 [城道研究中心]

 

 

中国没有桃花源

No Eden in China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正见》一书中这么写——“我在几乎所有的中国画中,都看见一个孤独的人影,在山中竹林之下,我想这是许多中国人的梦想。”

 

“中国式的逃逸”自古就有,而梦想终归是梦想,矛盾的中国人鲜有真正出离的勇气,这和中国儒家的实用主义思想有深远的关系——中国基层社会呈现的不是“散沙”型、而是“蜂窝”型的社会结构,一人发财、全家不饿,现代中国人的个体单元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个体单元都要庞大。欧美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而中国人可能会有着一个庞大血缘关系的主干家庭甚至联合家庭,由此导致中国家庭的个体成员背负的是别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压力。正因为这样,在国人心中,危机感也是极为显著的。如果危机感与幸福感、安全感成反比的话,那么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没幸福感和安全感的人。

 

对于这样的中国人来说,一个山林中的小房子不是逃避现实的梦想,而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第二居所”——能为自己提供安全感的固定资产,并且那个房子的物业、地段以及升值潜力等诸多的附加值必须是相当有保障的。也因如此,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这个角度,中国式危机的产生和消解都离不开房地产,并且是首要的。

 

GDP与GNH的博弈

The Battle between GDP and GNH

 

过去的十年是中国GDP迅速膨胀的十年,是中国房地产的黄金十年,同时也是中国的人群结构从橄榄型向哑铃型逐步转变的十年,它“成功”地引发了中国式财富积累怪圈的马太效应,并为此怪圈稳步快速前进提供了无穷动力。房地产让更多的中国人坚信那句香港人的祝福方式——祝你不劳而获;而坚定不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如果再提前十年,大陆人看林奕华的《等待香港》一书中《刘德华还是周星驰?》这一章,读到“香港人有种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听过的祝福——祝你不劳而获,香港人羡慕的是周星驰电影里那些不费功夫就获得非凡武功的人”,或许会觉得很有意思;而十年后,当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当中国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坚定不移地追随周星驰式的致富论。

 

将这一逻辑稍作停顿,重新反思基本面的问题:如果 GDP(国内生产总值)带来了国家的富强,却没有兼顾经济良性增长和协调发展,那么,人民收获的就不是幸福而是痛苦。从这层意义上,中国缺失的正是GNH(国民幸福总值)。真正让国人恐慌的不是GDP带来的贫富差距,而是GNH缺失下的道德沦丧——因为在信仰缺失和物质至上的当下,一无所有的人很难尊重生命和文明,很难对社会抱有真正的责任感。人心更容易倾向不满和愤怒时,暴力或将成为最简单直接的宣泄方式。

 

巴西还是不丹?

Brazil or Bhutan?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在《中国模式有多独特》中有这么一段话很有意思——“话说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该国政府储蓄率在六年之内增加了1倍;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该国基尼系数是0.45;该国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资;该国在政治上没有竞争;它对外资非常开放;工业化速度非常快,十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三分之一。”如果你认为这是在讲中国,你没有全错,但实际上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巴西:经历了从上世纪60年代起保持GDP11.4%高速增长的“奇迹年代”(与中国非常相似),而在80年代却陷入了GDP增长接近零的“丢失的十年”。

 

从尊重历史的角度看,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时代》前编辑)所说的“中国特色”——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或许只是山寨了上个世纪的巴西。然而后者的发展过程,却让里约热内卢成为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而随着贫富悬殊出现的暴力事件、毒贩、黑社会、无作为政府、腐败的警察以及快速城市化形成的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正是国家片面重视GDP而忽视GNH形成的社会痼疾。

 

而今日的中国或许还有另一种参照,就像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国家:它拥有75%的森林覆盖面积,居亚洲之首;全国只有1%左右的人口抽烟,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禁烟的国家;那里出国留学的年轻人,99%选择回国;那里有免费的医疗和学校,穷人有医疗补贴;98%的人拥有土地;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98%的人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就是被世人誉为“离世界最远,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宗教小国不丹。正是不丹首次提出了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的“不丹模式”,成为替代GDP衡量人类进步的工具,在让全球经济学家侧目的同时,也打造了亚洲最幸福的国家。

 

城市发展的幸福危机

The Happiness Crisis of Urban Development

 

如果幸福对于一个人都是相当困难的,又何况是一个国家;个人所失去的,往往正是这个社会在发展中所缺失的。如果如休谟所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那中国最大的危机或许是幸福危机。应对这样的危机,需要的不只是针对某种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能力,而是要重新审视今日的发展观念、模式和目标。中国这位长期处于“全球经济模范生”光环之下的“泥足巨人”,在跨越危机的发展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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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是城市发展的一项重要目标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41期——“理性低碳观”

 

 

文/邹德慈[中国工程院院士]

 

 

【城市化带来的资源消耗和短缺催生了低碳问题】

 

低碳在中国为大家所关注和认识还是较近时期的事情,从城市规划建设这个领域来讲,我国经历了一段高速城市化的时期。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比较快速的发展,经历还不到20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相互影响的。城市化不可能脱离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单独发展。建设低碳社区这个概念在21 世纪初才被提出。在此之前,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谈得更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联合国对人居环境方面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那时并没有集中在低碳方面。生态城市的提法更早,学者们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城市规划要考虑生态因素,还提出发展生态城市(eco-city),“田园城市”等。

 

这几个理论概念有一致的方面,也有各自的重点。如果把它们结合起来看,方向都是要求人类节约资源、能源的使用。大背景是人类对资源、能源的消耗量太大,引起了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并且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因为消耗很大,排放也越来越大,造成的污染对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环境危机显现,人口增长,全球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20世纪初,全世界只有13-1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20世纪末,城市人口几乎占全球人口的一半;20世纪初的全球城市人口只有几个亿,到了21世纪初城市人口将近30亿,全球总人口约为63亿。城市人口所消费和消耗的资源和能量远远大于农村人口。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中国城市人口消耗的资源和能源比农村人口高三到四倍。因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一样,农村只是农业生产,城市是工业生产,各种产业都要发展。

 

资源消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地球很大,资源总量也很大,可是这样的一种趋势,让地球负担很重。问题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很大,非常的不平衡。美国人消耗的资源和能源,比全球人口平均消耗的大几倍。有学者研究说,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能源和资源的话,要五个地球甚至八个地球才能养活现在的全球人口。所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环境学者首先提出要关注资源环境问题,引起了国际关注,联合国召开会议提出要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来指引各方面的工作。中国接受这个思想,而且认真地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京都议定书》开始提出降低碳排放。关于碳排放引起气候变化,是气候学家和环境学家提出来的命题。全球气候现在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原因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过量了,起因在于能源的过度消耗,主要是二氧化碳。专家们说现在世界平均气温升高了,冬季平均气温按具体数据能够测算出增长的幅度。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碳排放影响气候变暖这一判断的科学根据还不是很充分,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气候变暖有其自然规律,并不是由于碳排放过大造成的。我个人看法是,科学研究虽然一时还很难对这个问题做出透彻的判断,但是碳排放量的增大总是不利的,它对环境有污染,对人类生活、生存的持续发展有害。

 

我国提出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和低碳的要求方向是一致的,政府也是很重视的。概括来说就是“节能减排”。据我所知,几乎每个大城市的政府工作目标中都有节能减排的要求,不过完成情况并不理想。温总理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我国其他指标都完成得不错,只有环境指标完成得不理想。城市或地方每年要在现有基础上节约一定百分比的能源,减少一定指标的排放,有些城市因为过分追求经济指标、GDP增长,不重视节能减排而完成不了。高速发展时不但刹不住车,指导思想也不够全面。这两年出现的低碳目标,只是把这个过程更加集中、明确地提了出来,因此我认为这不是突如其来的新概念,而是过程的延续。

 

 

【城市规划要将低碳融入到理念当中】

 

低碳这个概念被提出来,对城市规划设计工作具有重要的影响。首先,我认为现在的城市规划要融入低碳的理念,而且不仅是理念,应该融入到城市规划的目标、指标体系和行动计划的方方面面。虽然现在对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但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城市规划是有前瞻性的,应该看得远,不能因为今天刚开始研究低碳概念,理论还不成熟,就忽略这个概念。近两年住建部领导很重视,主管城市规划工作的仇保兴副部长发表报告谈低碳生态城市,讲得比较全面,他提出要把低碳和生态结合起来,建设低碳生态城市。

 

我认为,低碳城市首先要体现低碳经济。一个国家的能源消耗很大部分是发生在城市里面的。产业的能耗绝大部分都在城市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是要消耗能源的。这方面要降低能源消耗,要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节约能源。第二,城市中的建筑有必要,也有可能大大降低能耗。建筑是一个很大的耗能用户。据统计,城市中建筑能耗占到城市全部能耗的25%-30%,来自多个方面,包括采暖、制冷、照明等。第三是交通的能耗,主要是机动车。它的能源现状已经开始改变,用混合动力、电能等新能源、清洁能源代替传统的能源。科研方面有很大进展,已经开始小规模使用,不过普遍使用还有距离。这类科技创新,一是要产业化,二是要降低成本。中国是一个石油短缺的国家,每年的进口量很大,未来不能再消耗那么大量的石油。第四是低碳生活方式,这方面细化的内容就更多了。

 

低碳涉及到城市规划建设的模式问题,而且与生活方式关系很大。首先是空间布局要合理。空间布局是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这些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城市热衷于道路宽、布局分散,不紧凑。城市是否紧凑和能源消耗、碳排放关系很大。所以低碳城市的空间布局必然应该是紧凑型的,分散对土地资源是很大的浪费。大城市交通问题很严重,其复杂性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布局不合理造成的。比如居住区远离就业岗位,必然拉大交通距离,增加出行交通量,意味着要多消耗能源。如果布置得合理,交通量减少,就可以节能减排。集约型的发展模式、紧凑的布局形式,是在保证一定的通风、开敞空间、绿地面积的前提下搞紧凑型开发,这就要求我们提高城市规划的技术水平。比如北京向来是“排场”大,道路很宽,是不是真正需要,要作科学的分析。总的来说,低碳对城市规划的要求会更高,工作要做得更深入细节,设计水平要提高。土地的混合利用是国外比较主张的一种模式,不要截然地做功能分区,把所有工厂都安排在工业区,建很大的工业园区,居住集中在居住区,彼此的距离很远,即便地铁发达了,仍旧既不方便、也不经济。要主张有一些产业(包括大部分第三产业)可以和居住混合来布置,这方面可以做很多文章。总的来说,低碳城市规划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涉及很多方面,不过这些问题并不是新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有些是一直以来就这样要求的、就应该这样做的,可是没做到,或者说是做得不够。当前低碳问题提出来以后,对规划业者的要求更高、更具体了。

 

 

【认识城市的本质才能建设好真正的低碳城市】

 

现在对于城市的目标提法很多,生态城市、两型社会、低碳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等等,我们中国的特点是每隔两三年就会有新的提法出现,城市规划建设行业就会受到影响。初步了解国内目前提出建设低碳城市的已经有十几个了。上海做了不少工作,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都有所建树。目标方面上海往往很领先。北京现在也提出打造世界城市(global city),这是城市规划的最高端了。生态城市方兴未艾,中国已经有几十个城市正在建设或提出发展目标。现在又有低碳了,可是城市的本质并没有因为这些目标的变化而有根本性的变化。

 

城市的本质,最基本的还是1933年《雅典宪章》提出的四个基本职能:工作、居住、交通和休憩(recreation)。首先,所谓工作就是让人在城市中有就业的岗位;其次,居住是最基本的需求;第三是交通,既然是城市必然有流动;休憩也很重要,人不能一直工作而不休憩,recreation这个词英文直译是”再创造“。只有得到一定的休憩,包括文化、教育、娱乐等等,人才可以恢复被消耗的能量,才可以持续发展。1933年离现在很远,可是宪章提到的是很基本的东西。生态城市也需要工作、居住、交通,只不过是内部的结构、布局,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等比较符合生态的特性。低碳城市也不可能没有居住、生产、交通、休憩这些功能。城市最基本的功能在任何时期都是不变的,只不过当今对它的要求有所不同,有所发展。

 

关于城市的本质的第二个基本内涵是,我们今天所规划和建设的是现代化的城市。因为建设现代化国家仍然是我国一定历史阶段的基本目标。城市不管叫什么城市,都应该是现代化城市。生态城市不是古代的,低碳城市也是现代化的城市。两型社会也是现代社会。可能更复杂的一点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城乡统筹,不能只考虑城市的建设,要推动城乡一体化。这是社会发展提出的要求。所以,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总目标我们现在还在完成当中,虽然有的城市比较现代化了,但是仍然有不在少数的城市还算不上现代化城市,要努力把更多的中国城市建设成现代化城市,拥有相应的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住房、公共服务设施等等。而低碳生态只能是让城市发展得更好,更符合生态、宜居、更符合资源和能源的节约、碳排放的降低,成为更理想的现代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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