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思全+焦保松（天津）
【“龙头”：历史赋予天津的重要使命】
如果从19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的兴起开始算起，中国的工业化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如果根据每平方公里拥有的GDP量绘制中国的经济地形图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经济地形图恰好与其地理地形图相反。与地理地形图的西高东低不同，经济地形图恰恰是西低东高。中国一百多年工业化过程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而且存在着两个最高峰：南部的上海和北部的天津。上海和天津分别是带动中国南部和北部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19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的兴起，使天津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1900年以前，在天津，包括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在内的所有工厂，没有一家能赶上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的规模。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等官办军工业对天津乃至整个北方近代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造就了北方最大的近代工业中心；第二，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第三，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铁路运输枢纽；第四，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把加快工业发展放在了主导地位。由于原有的工业基础较好，加之国家计划的支持，天津市发展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形成了综合性工业基地，为新中国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借鉴苏联工业“成组布局”、以铁路专用线作为主要对外运输方式的工业布局理论，天津先后在市区边缘的京山铁路、津浦铁路及陈塘庄支线沿线规划建设了土城、陈塘庄、白庙、东南角等四个大型工业区。又在当时的中心城区外围建设了新开河、铁东、程林庄、西营门外、北仓、西站西、天拖等工业区，并将杨柳青、军粮城、咸水沽等地确定为近郊的工业卫星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天津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进一步向中心城区外围扩展，在加快杨柳青、军粮城、咸水沽等近郊工业卫星城建设的同时，又先后建设了永红（大南河）、大港等一些新的工业区。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天津经济又再度兴盛。1993年到2005年天津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12.9%。“十五”期间，天津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更是高达13.9%，这都远远超过同一时期中国GDP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天津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显著上升。工业结构明显优化，形成了一批国内领先的行业，制造业综合地位处于全国前列。天津工业培育发展了电子信息、汽车、化工、冶金、医药、新能源及环保六大支柱产业，形成了以优势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目前，高科技、能源、原材料等产业已成为推动天津工业增长的主导产业。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天津经济作为带动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龙头”，是历史赋予天津的使命。
对这一历史趋势的科学把握，是制定天津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石。
【“引擎”：时代赋予滨海新区的重要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圈的形成。2006年环渤海地区五省市地区生产总值之和达到54775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6.16%。同期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生产总值之和为60984亿元，占全国比重为29.12%。三大经济圈的进一步壮大和竞争优势的发挥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
但是如果从人均生产总值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其他两大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是滞后的，这里面的原因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从经营环境看，环渤海经济圈的行政干预力量过强，区域一体化不足；二是从企业结构看，环渤海经济圈的大型国有企业比重偏高，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严重不足；三是环渤海经济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个真正的增长极。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十一五”规划把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试图通过增长极的打造推动环渤海地区快速发展，带动中国北方经济的全面提升，可以说，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是时代赋予天津的一个重要责任。
2006年7月27日，国务院于当日批复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将开发天津滨海新区列入“十一五”国家的战略布局之中，通过开发滨海新区带动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发展，进而改变我国经济“南快北慢”的不平衡局面。国家批复指出：天津市的发展建设，要按照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滨海新区的发展为重点，不断增强城市功能，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将天津市逐步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科教发达、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自2005年天津滨海新区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开始，中央政府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和具体政策的推动实施。
1、滨海新区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
2005年6月24日至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天津考察时指出，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环渤海区域及全国发展战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走好这步棋，不仅对天津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施全国总体发展战略部署、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宏伟目标，都具有重大意义。
2005年10月1日和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专程到天津滨海新区考察。胡锦涛指出，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统筹区域发展。要推动全国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加快发展，以带动区域发展。滨海新区要牢牢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坚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开发建设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把滨海新区建设成为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的现代化新区。
2、开发开放纳入“十一五”规划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200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国家从最高决策层面，正式做出了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这一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的重大决策，将滨海新区的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确立滨海新区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
3、批准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2006年4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意见，决定批准滨海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会议指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于提升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先行先试，任重道远】
从中央政府积极推动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各种政策举措来看，滨海新区肩负着带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责任。同时，作为一个先行先试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滨海新区也肩负着新时期国家战略中的多重发展目标。
1、探索中国改革的新方向
当前，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目标基本实现，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不断出现。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度，人均GDP已经超过1700美元，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世界制造工厂、消费大国、外贸大国的地位已基本确立。在这样一个全新的背景下，中国改革的未来方向何在？应该如何推进？都是需要探索的重大问题。滨海新区发展战略应运而生。通过发挥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窗口作用，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探索新的思路和发展模式，可以为全国提供有益的经验。
2、探索对外开发开放的新路径
随着入世（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将在更大程度上融入国际经济，并受到WTO规则更加严格的约束。原来特区和开发区等实施的一些优惠政策将逐步淡出，中国需要超越以往单纯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以劳动力和资源低廉优势换取出口的旧模式。在新形势下探索中国经济对外开发开放的新路径。在这一背景下推进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要坚持高起点和国际视野，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特点，用新的思路和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区域创新发展的新路径。
3、推进综合配套改革的实验
作为新时期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方案早在2007年9月就已上报国务院，历经十几个部门的沟通讨论，经过几百处修改调整，这一方案终于在今年3月份获得批准和公布。滨海新区综改方案包括十个方面重点内容，即企业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社会公共服务改革、农村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循环经济等。
4、寻求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
在先行先试的综合配套改革体系中，滨海新区还要承担中国发展资源节约型、循环型经济的引领作用。滨海新区将重点建设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整个新区的建设也要运用循环经济理念设计新区整体规划和布局，并逐步扩大到整个滨海新区的循环经济建设当中。由中国和新加坡共同合作的亚洲首个生态实验区——天津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将于2008年7月正式开工。生态城的基本原则是建立一个生态环境良好、资源循环利用、社会和谐友好、新型的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可以预见，滨海新区在循环经济政策制度方面的试验，会对全国建立循环经济政策体系产生积极的示范意义。
5、寻求改革试验区质的飞跃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探索之路上，有三个里程碑式的试验区，即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它们代表着中国改革试验区的发展历程。深圳特区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改革开放的拓荒者，在某种程度上其历史意义已大于现实意义；浦东新区是上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改革开放的攻坚者，在当时背景下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而滨海新区则是新时期综合改革的推进者，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的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政策创新，在下一轮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实现试验区的再次创业和质的飞跃。
【滨海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
滨海新区所取得的成绩令人骄傲，未来发展的潜力和趋势也令人鼓舞。但是向未来展望，滨海新区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面临着诸多挑战。
1、如何保持发展优势
首先，在资源禀赋方面，天津市拥有的多为“比较优势”，而非竞争优势。这些优势在环渤海其他省市并不鲜见，在战略机遇期内，比较优势会充分体现，但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国际市场的波动，比较优势大多会弱化乃至消失。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一度出现的产业结构老化、腹地萎缩、商务成本增加等问题，务必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创新发展中引以为戒。
其次，滨海新区的现有优势多为资源类硬优势，而非可持续利用的软优势。“硬优势”如土地、海岸线、油气资源等，基本上是刚性约束。“软优势”则靠制度环境的营造，如市场准入、人才集聚、科技扶持、风险防范、民企成长和金融生态环境。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滨海新区能否在战略机遇期内尽快将约束性的“硬优势”转换为可持续的“软优势”，是天津市面临的重大课题。
2、如何发挥服务功能
滨海新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过港口辐射、产业传递、人员流动等方式，促进了区域的发展，但与服务京津冀、辐射环渤海、面向东北亚的目标定位相比，还存在诸多不能回避的问题。
首先，滨海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还难以适应未来新区发展的要求。目前天津市和滨海新区在管理职能定位、提高管理效率、改善区域环境等方面，还未形成有力的服务、管理体系以及畅通无阻的协调能力。这也是阻碍滨海新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机制原因。
其次，滨海新区的服务业发展不够快，人口聚集的能力不够强。从产业结构来看，滨海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大大高于全国各大城市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30%，明显偏低。
第三，滨海新区与环渤海地区通达能力还不够强。如滨海新区通往中西部的铁路、高速公路等陆路通道尚不畅通，港口集疏能力不强，潜力未被充分发挥。这使得滨海新区的发展效益不能及时溢出到外围地区，同时也增加了外围地区要素进出滨海新区的流动成本。
3、如何应对内部竞争
以环渤海地区的港口竞争为例，可以充分说明滨海新区所面临的区内竞争。
滨海新区最大的发展优势之一是港口。天津及滨海新区要建设中国北方经济中心，具体可概括为一个基地（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三个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和北方金融中心），而这些一直以来也都是环渤海及东部沿海地区诸港口城市梦想达到的目标。
滨海新区被纳入国家战略之后，各港口城市的反应大部分不是认同，而是不服。特别是在港口航运方面，竞争反而加剧。在环渤海三大港口中，青岛港的地理位置最佳，离国际主航线最近，加上水深条件好、腹地货源足，因而集装箱运输发展很快。大连港的地理位置介于青岛港和天津港之间，又是东北地区的出海门户，其自然条件也优于天津港。正在开发建设中的河北省曹妃甸港，依托天然深水良港的优势，定位于我国北方沿海地区国际性能源、原材料集疏大港、世界级重化工业基地、国家商业性能源储备和调配中心、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是我国“十一五”期间最大的项目群和河北省“一号工程”。一旦曹妃甸港建成投产，环渤海区域内港口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4、如何实现区域合作
目前，国际上已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区域贸易协议（RTA）已有179个，多数WTO成员至少都参加了一个以上的区域贸易协议。东北亚地区中日韩之间的贸易总额在本世纪前5年中已翻了一番，但由于中日韩都有争当地区盟主的野心且各不相让，且东北亚地缘文化和经济一体化的优势不断被地区政治、军事冲突所削弱，因此在该区域一直缺乏像东南亚地区东盟（ASEAN）这样的区域性贸易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尚停留在较低层次。
与广西在中国参与东盟合作中的龙头地位不同，黄、渤海沿岸各城市似乎都在争做中国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龙头。尽管天津外向型经济对日韩的依存度极高，但由于距离日韩俄相对较远，与大连、青岛等市相比缺乏区位优势。因此，滨海新区的海外战略目前只能做出“面向东北亚”的模糊定位，尚缺乏实质性举措。
【提升滨海新区“引擎”功能的几点思考】
“十一五”期间，天津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纵观全局，全国各地竞相加快发展，国际国内竞争日趋激烈。天津市面对的形势是前有标兵、后有追兵、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的情况下，滨海新区如何发挥“引擎”和“带动”功能，如何承担起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的第三增长极的引领重任，是天津市急需思考的重要问题。我们提出了几点突破性的思考，以呼应天津市正在开展的“解放思想、干事创业、科学发展”的大讨论活动，并希望在区域内外、全国上下引发更深入的思考和更广泛的讨论。
1、是集聚中心，还是共享平台？
按照区域发展的理论，一个区域之所以能够成为核心（或称龙头），在于该地区通过市场机制对于周边地区的要素资源形成一种集聚效应。但是在现实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地区之间实力相当，难分上下；“中心”之争，“龙头”之争屡见不鲜。事实上，区域核心或龙头地位的产生并非单纯依赖市场竞争，也可以通过协调战略，依靠重新配置资源（重新洗牌）来实现。其中包括，联合其他地区共同把区域市场的“蛋糕做大”；将本地具有优势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政策资源）与其他地区分享；通过整合与盘活存量使可利用资源增大，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滨海新区“核心”、“龙头”或“引擎”地位的获得，与其说要在“群雄争霸”的竞争中拔得头筹，毋宁于通过建立一个共享平台来实现。
2、是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
通过港口的案例可以得知，环渤海区域各省市之间、各城市之间，以及各港口之间竞争大于合作。各个地区都想在区域中充当“老大”，争当“龙头”，过度竞争导致区域大量资源处于耗散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滨海新区如何能够鏖战群雄，真正发挥出区域发展的“引擎”地位？显然，继续采取砸项目、堆资源、占空间的单纯竞争策略已经收益递减，而一种新的“竞合”策略的选择就成为必要。所谓“竞合”策略，首先就是要化对立为友善，变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我们认为，滨海新区要真正获得区域长期发展的动力，必须依托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河北、山东和辽宁等省市的资源、要素和市场，特别是京津两市的科技资源，与区域内其他省市形成分工合作，完善分享和补偿机制，惟其如此，滨海新区的发展才能够形成后劲，“引擎”地位才能逐步突显。
3、是单兵突击，还是“集团”作战？
面对全国各地竞相加快发展，国际国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一个地区单枪匹马地参与竞争已显势单力薄，集中区域的群体优势打“集团”战已成为趋势。欧盟最终形成了一体化，为区域协同合作做出了一个经典的示范。在国内，珠三角的区域联盟越来越泛化，长江中下游各省市纷纷要求加入长三角，其中的原因不是规避内部竞争，而是形成群体优势。假如其他区域联盟已经形成，那么没有形成联盟的地区就处于竞争的下风。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重新思考滨海新区的“引领”和“带动”功能。不能再靠单兵突击实现“引领”，而要将整个区域“带动”成一个群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滨海新区任重道远。
4、是你争我夺，还是和谐共生？
透过环渤海港口竞争的案例已知，环渤海各个地区都处在强势上升阶段，无论是通过竞争机制，或是通过政策手段，短时期内都不可能出现实力悬殊的局面，即某一地区占据了绝对优势，而另一地区处于绝对劣势，导致所谓的“优胜劣汰”。当一个区域内部各地区之间不可能“你争我夺”，那么和谐共生必然是有效的策略选择。实现和谐共生的原则有三：一是协作分工，形成优势互补；二是协同行动，争取合作收益；三是合理分配，使各个成员都能够合理地分享合作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