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34期——“中国人居”

 

《尉缭子》中借姜太公之口说:“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过冬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暖和,但是御寒需要的不是猛药,根本在于强健的身体。面对金融危机的整体性挑战,面对日益分化的社会阶层,着实以民生为大计,以藏富于民为指归,才能迎来在春暖时勃发的又一派生机。

 

2008年的冬天,因为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而显得特别寒冷。在进出口萎缩的形势下,扩大内需成为了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措施。位列国务院出台的十项扩大内需措施之首的,即“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在国务院投入的4万亿“过冬”资金中,将有9千亿元投入保障性住房建设。建设部官员的说法是:中国计划在3年时间内增加200多万套廉租住房、400万套经济使用房。另外,还将对220多万套林业、农垦和矿区的棚户区进行改造。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我国保障性住房的发展和现状,再来探讨这一政策的利弊。

 

中国的保障性住房始于1995年开始推出的安居工程。由于该项建设资金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故而一直未能顺利推行。至1998年住房改革全面推进后,安居工程逐步被经济适用房取代。经济适用房指已经列入国家计划,由城市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建房单位建造,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房。在历经了酝酿(1991年)、启动(1998年)、高速发展(1999-2004年)、全面质疑(2005年-2006年)等不同时期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就发展到了既不经济又不适用的地步:高房价、高档次、大面积使得中低收入阶层望而却步,而高收入阶层则可突破资格限制、购买囤积。2006年8月,建设部称:“经济适用房将一改以往出售的形式,面向低收入人群出租。租赁型经济适用房将是未来发展方向,廉租房、租赁型经济适用房及限价商品房三者将共同组成实物型的住宅保障。”这实际上已经宣告了经济适用房这一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在中国的失败。经济适用房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制度设计的失误,即没有对社会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进行区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过后,住宅商品化改革和住宅产业被作为拉动内需的重大举措提出,这使得经济适用房建设并不全是为了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它还承载着拉动经济增长的市场任务,其结果就是在政策房和商品房之间摇摆振荡。权力与市场的不同运作机制,政策房与商品房的价差,资格审核制度的不严密,使得经济适用房的真正需要者们最终只能以彻夜排队拿号的方式逐步远离这一保障其居住条件的举措。而面对中国中低收入家庭占人口70%-80%的现实,建设部要求各地70-80%的住宅建设用于经济适用房的规定,最终以10%不到的市场占有量,在住宅商品化的市场中化作了一纸空文。

 

随着经济适用房的普遍失效,姗姗来迟的廉租房在2007年起成为了“居者有其屋”的又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廉租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廉租房唯一的功能是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着力解决的是“有房住”而不是“有房产”的问题。1999年5月,中国开始实行“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其目的在于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解决城乡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各国政府在廉租房的推行中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由政府发放租金补贴给住房困难户,由他们租赁社会房屋居住;二是由政府出资建好后,低租金给住房困难户。美、法采用的是前一种方式,意在减少政府的行为环节。中国目前主要是后一种方式,并且由地方政府负责具体制度和实施,而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廉租住房保障办法》正式实施的2007年12月,全国只有80.2万户家庭获得了廉租住房保障,而其需求量至少为1000万户。面对只占住房开发总量0.5%的事实,廉租房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以及执行过程的监管。因为廉租房的保障资金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付的单一来源,而发展廉租住房既要承担解决“房源”所需的资金,又要长期不断地负担房屋维修和住房租金补贴,此外廉租房供给每增加5%,就会迫使房价下降3%—4%,这样一来就必然地影响到当地的土地出让金收益和GDP增长速度,加之没有明确的问责机制,地方政府建设廉租房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我们再次审视2008年金融危机的寒冬之中,国家的保障性住房举措:政府注资4万亿过冬并将其中的9000亿投入保障性住房,从表面上看这是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情:既拉动了内需,又解决民生问题,还对建材、钢铁、建筑、装修和家电等上下游产业起到了拉动作用,并且能够解决相当数量的就业。然而在房地产严重滑坡,存房量严重滞销的情况下,这一举措必将改变商品房市场的供需关系。在商品住宅本来就供大于求的形势下,将更为整体地影响到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另一方面,在没有保障性住房的政策与执行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这些住房哪怕修建起来了,也仅仅是救了那些参与其中的生产机构,而对于整体民生依旧是隔靴搔痒。对比时隔11年的两次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在住房问题上的对策,我们不难发现“病急下猛药”的特征。这样的猛药以治标不治本为主要疗效,让你得以暂时御寒却依旧体质不佳,时常还要担心顾头不顾腚而加重病情。在面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实际困难时,如果各级政府仅以政绩作为驱动力,在“应保尽保”的大口号下拨着GDP和既得利益的小算盘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如果社会阶层的金字塔底层难以稳固,那么在丧失社会普遍认同的同时,整体社会生产结构必将在资本和利益的自由冲击之下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