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建嵘（北京）
长期以来，政治被视为精英们的事情，因为它从来都是与权力、统治和管理这些公共领域的上层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底层无政治——这种精英主义政治观一直在影响着人们对当今世界政治领域的分析和判断，也主宰着政治学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视角。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正在向这种主流的“政治观”提出挑战。
十多年来，我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底层社会。为此，我写了《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和《底层政治——对话与演讲》这些著作。我想表达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底层社会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底层社会有自己的政治逻辑，国家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底层社会。
长期以来，政治被视为精英们的事情，因为它从来都是与权力、统治和管理这些公共领域的上层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底层无政治——这种精英主义政治观一直在影响着人们对当今世界政治领域的分析和判断，也主宰着政治学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视角。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正在向这种主流的“政治观”提出挑战。这其中印度的庶民学派所提供的研究成果正在颠覆传统政治学的观点。在以帕萨·查特杰为主的印度庶民学派看来，以欧美历史经验为主所延伸出来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分析框架并不足以描绘与解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真实状况。现代国家在治理的过程中，发展出了针对不同“人口”群的治理机制，这个治理机制提供了弱势人口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中创造非主流政治的民主空间。这些人口不是国家的也不是公民社会的主体，他们的存在甚至被认为是非法的，或是要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清除的，也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正轨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最多不过成为社会精英动员的对象，在权力分配完成后，继续被统治。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不断地与国家和公民社会周旋。在这个周旋过程中，他们的目的不在夺取国家机器，也不在于取得公民社会的领导权，因而开启了一个介于两者之间极为不稳定的暂时空间，称为政治社会。这些来自下层人口的抗争其实是后殖民时期主要的政治活动，只是国家精英不以“政治”来对待他们。实际上，底层民众的抗争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民主的进程。
我对底层政治的关注始于对农民维权抗争的研究。十年前，我在湖南农村调查，了解了许多由“减负代表”或“上访代表”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让我感到十分的惊讶甚至是震憾。因为，它们与主流媒体和学界所宣称的农村形势相差甚远。已有的学术训练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促使我开始关注这些事件，并感到下列问题需要回答：这些“减负代表”、“上访代表”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领导农民与基层干部进行抗争？他们是如何组织起来又是如何运作的？基层干部为什么要打击迫害他们？村民们为什么宁愿冒着风险不惜采取集体行动冲击会场营救他们？他们被打击后是否还会继续从事减负上访活动？前面这些问题是有关事实方面的。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我想进一步回答的理论问题是，当代中国出现的这些农民抗争活动的根源、动态过程和结果是什么？有组织的农民争取权利斗争对农村的治理和政治稳定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可能的影响又是什么？为了防止中国农村踏上通向深刻政治危机的道路乃至引发不可控制的动乱必须引进哪些制度变革？于是，我对这些农民维权代表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调查。正是这些调查，我提出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依据的是底层社会的政治逻辑，因此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在我看来，底层民众并不是一群愚昧得不能分辨得失的群体，现代社会应该容许有底层政治的存在空间。
这之后，我还调查了安源煤矿工人。我的这项工作主要是文献研究和观察性访谈。文献工作主要是收集和分析有关安源工人历史过程和现实状况的文本，此外，为了能够将安源工人这样一个群体置于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社会背景之上，我还研究了与主题相关的全国性的历史资料和学术文献。观察性访谈实际上是研究者直接记录的口述史。安源工人的坦率和见多识广使这些访谈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这些表述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中国普通劳动者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理解及对未来的希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验证中国民间言论。我的研究发现，由于中国工业化独特的道路，中国产业工人自产生起就因受到帮会组织的控制而欠缺自组织经历和阶级意识认同。因此，当他们成为革命党人反抗旧 体制所依靠和动员的对象后，他们的阶级意识就被赋予了许多超越其阶级本来意义的政治理想，其组织化程度也因受到政治动员的制约成为了高度政治化的革命工具。在革命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工人阶级又成为了主流政治话语中的“统治阶级”被政权逐渐组织结构化。中国工人阶级正是在被赋予了无比的神圣性的同时，最终成为了一个因革命动员和政治斗争而迷失自我的阶级。
我一直认为，对底层社会与政治的研究不仅仅是学理方面的。实际上，底层政治与现实政策密切相关。近年来，执政者逐渐认识到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并提出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目标。但是，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在我看来，当前最主要的就是要改变执政理念，树立全新的底层立场。在制定和实施政策规则时首先要考虑底层民众的意愿和需要，从底层民众的处境去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多关注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对此，我不妨以城管和小商贩的关系为例对底层社会和政治进行简要的分析和说明。
这几年，城管和小商贩的恶性暴力冲突事件时有发生，比如前几个月发生在某农业大省的果农手推车被城管暴力踢翻、100斤草莓成果酱的事件；某沿海特区发生的街道综合执法队与街头小贩“同归于尽”式的冲突，等等。这些事件的发生固然与某些城管的素质低劣有关，但从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们制定和实施政策规则时的理念存在一些问题。从制度方面来说，城管队或综合执法队之类的组织，对违反城市容貌、环境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绿化、风景区、市政设施、爱国卫生、犬类管理、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是现代城市管理之需要。这些执法者也不全是恶人，而且在他们看来，其行为不仅有法规依据而且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可从这些小商贩的角度来看，他们在街头、路面摆摊贩卖，也多为无奈之举。一般来说，假若他们有能力开大超市，也就不会去练地摊；假若能开大饭店，就不会在街头摆小店；假若有能力住宾馆，也就不会呆桥洞了。这些在街头讨生活的人，不是失地失业的农民工，就是城市里下岗失业者，或是临时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对他们来说，所做的一切，不是有意与体面人的生活环境过意不去，也不是有意破坏政府制定的各种规则，而仅仅是为了生存。
在我看来，城市的环境整洁是需要的，认真执行各种规则也很正当，而让底层民众能活下去则更为重要。特别是在目前没有为农民工等社会群体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我们就没有理由为了追求某些人的高尚舒适的生活、某些城市似画的优美风景，而把这些底层民众自助性的非正规就业视为非法，也不能以有碍市容为由把他们赶出城市。目前各地之所以产生了这些问题，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城市主义和精英主义在主导社会秩序和规则肯定是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各级政府能否在城市管理、社会公共利益和穷人的基本生存权之间找到基本的平衡点，不仅是一个执政能力问题，更是一个执政理念问题。
而这些，正是底层社会的政治逻辑。它表明，政治精英常常视主导国家政治为其政治权力，知识精英则视社会权利为其主要的政治诉求，而社会底层群体最为现实的诉求目标则是具体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决定了底层政治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场域，它一方面受国家政治和公民社会政治的掣肘，另一方面它又具备自身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底层政治的直接目标既不是为了夺取统治精英所把持的国家政权，也不是试图主导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社会底层群体所进行的政治抗争表现为在国家政权主导下，利用公民社会的力量，试图谋求某些具体的利益。关注真实的民生是底层政治真正的意义。但我并不是说以民生为首意的底层政治不会上升到公民政治，甚或国家政治的层面。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是很可能发生的，正如我调查发现的中国农民和工人的抗争那样，当具体的经济利益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会从公民权利甚至政治权利的角度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