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采访 / 黄正骊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设计 / 李鑫
李翔宁：我们和歌德学院共同举办的这个“都市论坛”实际上是为了在9月份要举办的一个展览所做的前奏和准备，这个展览叫做“更新中国”。在这里“更新”有两块内容，一个是指中国自己不断更新的过程，第二个就是世界上对中国的认识可以得到一个更新。许多人讲到中国，就说到上海或北京这样大城市，说到霓虹灯下的繁华景象还有奢华的建筑；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人们却不大关注。我在给学院的国际学生上课时就给他们看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让他们不要把中国仅仅定位于一个崛起的国家，要看到更多复杂的社会问题。电影里讲到移民问题，山西的煤窑问题，还有拐卖妇女儿童等等，都是中国社会非常真实的现状，里面有非常复杂的感情纠葛。我希望我们在讨论可持续的问题的时候也能够对这些问题有一定的关注，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议题。
李翔宁：我们选择的案例大致有两类。一类关注的是建筑师怎么给穷人造房子，比如说王晖的希望小学；还有一类就是抗震救灾——比如刘家琨的再生砖项目，这是一个突发状况中如何面对那些处于弱势人群的问题。平时呢，建筑师算是一个挺令人羡慕的行业：一方面有比较多机会赚钱，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独特的作品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在面对这些复杂社会问题的时候，最根本的人文关怀就跑到最前面来了；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再去想可以收多少设计费，或者可以怎样名扬天下。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作品，从形态来说可能不是漂亮得能登杂志的，但意义很大。比如谢英俊到了灾区以后，造价需要一压再压，但是地震以后运费很高，他要解决这个矛盾；朱涛曾经做过一个小学，他不仅要设计，同时还要帮校长筹钱，自己还要捐一点钱，并且控制住钱的使用；再比如王晖的希望小学，要克服当地根深蒂固的思想去说服他们，但又不居高临下，而是要让他们感觉到是真正从他们的角度进行考虑的；吴恩融的毛寺小学，最后变成一个旅游景点，一方面说明建筑设计很好，一方面也创造了建筑的附加价值；刘家琨做的胡慧珊纪念馆，虽然在学校在地震中坍塌了以后政府没有去追究责任，但胡慧珊纪念馆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了。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比较缺的一个方面——对人性的关怀。中国以往建这种博物馆都是给名人建的，或者是给一个抽象的群体，比如四川的知青博物馆，对普通个体的存在我们过去关注得很少。胡慧珊是非常具体的一个人，这个博物馆带给你的是宏大叙事中无法触及到的那种细微的、点点滴滴的感动。这也是这么多年建设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方面。
UC：您认为建筑师在介入社会问题时，应该采取怎样的身份定位呢？
李翔宁：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建筑师的角色是非常微妙的，有各种姿态。在论坛上，我们看到刘家琨的那个视频，因为拍摄角度的问题就被王群老师批评了，因为电影给人的感觉建筑师像是一个施救者。但是像谢英俊他就对自己的身份做出很好的定位。一方面他作为建筑师，帮助村民建设家园，保护当地的历史文化；但同时他又保持一个有限的介入。他知道如果对村民的房屋设计采取大包大揽的态度恐怕会有问题，所以他设计到一个适当的程度，比如说房子框架弄好以后墙和窗都让村民自己去设计，一方面保持差异性，另一方面村民的主动性可以得到很好地提升。建筑师和村民建立了平等互动的关系，在过程中村民的想法很可能会改变建筑师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最近我们在参与Holcim可持续建设大赛，里面出现一个智利项目也很好。同样是给穷人造房子，但是他考虑到这里穷人很多，在有限的资金下如果每户都百分百地造完那就只能造很少的单元，于是建筑师给每家留了一个平台，最基本的需求解决后，通过自己挣钱加建的方式，出来的形态每一个都不一样，很有意思，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反响。我觉得谢英俊的作品，虽然在外形上效果不同，但是从社会意义上是有同样效果的。
UC：论坛上的声音似乎主要来自中小型运作的建筑设计公司。但是国内建筑行业还有另外的模式比如大型的建筑设计单位。那么是否说明了在目前中国，这些中小型或独立的建筑设计公司，仍是担负和回应社会责任、推广和执行平价技术的主要力量？
李翔宁：我觉得也不是这样，这可能跟我们选案例时的视角有关。很多大型的事务所也参加了这些项目，比如四川震后西南院就做了一个新的规范，他们也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但是区别在于，首先这些设计集团它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而是一个大的系统运作，运营成本等等各方面都要匡算，它不可能变成一个慈善机构；其次他们的运作方式是不一样的，面对同样的重建问题，他们很可能是设计一个模式快速地造起一大片。这种工作也是需要的，灾后重建不可能只靠独立设计师来支撑。这和我们做展览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独立建筑师是因为他们的实践更有代表性、更有特点，另外他们可以突出那些大型设计院没法体现出来的细小关注点。我觉得不能抹煞大的设计院的贡献。只是如果大的设计院的视野能够转化一下，可能会更有价值。因为我们的城市大部分是由像华东院、北京院、建设部院这样的大院作出来的。他们的理念对城市的面貌的影响，可能达到80%甚至90%，同时他们也有经济实力。如果能够促进这些大型的设计院以后参与到这个里面来，比如分出一小部分人来做这个事情，这对社会会有全面的价值。
UC：在发言人当中，不少建筑师都有西方的教育或实践背景。您觉得这些背景对他们推行社会责任及平价建筑，是否有很大的影响？
李翔宁：实际上并非都有西方背景，可能只是占到一半，当然他们同西方文化接触也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些人不仅能够学习西方的思想方法，同时能辩证地看待中国的问题。他们并不是那种讲起来乌托邦、思维理想化的事务所，他们在社会中游刃有余，跟政府协调关系、并且也做好自己的宣传，同时跟房产商甚至三教九流都能够相处得当。他们对社会现实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能够综合考虑各方面问题，比较好地说服别人。我觉得在中国做建筑设计，主要的难点不是创造很好的理念，更难的是你怎么把你的理念贯彻落实下去。比如现在很多青年建筑师都说我的方案可以和库哈斯做的一样有革命性。但是世界上只有一个库哈斯，他知道在中国这个现实状态下怎么把理念推行下去，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建筑师的库哈斯非常成功的一面。这个和评价当代艺术是一样的，如果你能达到最大化的公众效应和接受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价值的一种体现。建筑师不是纸上建筑师，如果你能够造出来，而且最初的好想法不要损失掉，这是对建筑师最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