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匡晓明 《城市中国》总编
2008年9月，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并于2009年4月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继而，中小煤矿被“关、停、并、转”，资源和财力重归国有，并集中掌握在少数几个国企手里，由此掀开了一场煤炭行业改革的序幕。这不仅是为了应对煤炭生产安全以及利益分配机制严重失衡所采取的策略性调整；对于一个在产业上以煤炭独大的省份，这更意味着其在国家资源版图中退居一般性地位，并正视经济结构转型的迫切需要。
2010年12月1日，继设立8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国家发改委在岁末推出第九个综改区，即“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也是国家首次将整个省份列为体制改革实验区。巧合的是，30年前《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尽快把山西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能源基地”的社论；两年后，国务院成立“山西能源基地办公室”，此举将山西省推至国家煤炭基地的位置。反观今日体制性改革实验区的建立，不啻为30年国家经济政策和区域战略转型的强力写照。
从省内行业调整到建立综改区，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118个资源依赖型城市将会组成一个改革和转型的序列。
处于队列前段的辽宁阜新，黑龙江伊春、大庆市，甘肃白银市，河南焦作市等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城市产业复兴上已经具有先行试验效果。而在改革刚刚启动的山西省设置综改区，其意义则在于将转型的战略意义提高至更高的地域层面；可以预见到这将引起更大尺度、更多层次的产业转移和资源协调配置等连锁效应。而在改革序列上位于后端的内蒙古自治区、新疆自治区等，他们在不远的将来是否能与“先行先试”的试点省份或城市齐头并进，抑或是成为下一个“煤炭基地”，下一个经济弱势区域？这是下一阶段改革的一个预警。
山西的综改区设立固然只是国家区域战略和体制改革序列的篇章之一，但国字头文件中“转型”“发展”与“改革”三个关键词的指涉范围已远远超出“资源型”城市或省份，而将问题投射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条块分割”、各行政层级间的利益分配、城市与产业的发展关系以及区域政策等多维断面之上。
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在目睹了20世纪战争、饥荒、经济危机、意识形态对峙以及无数次分裂和重组之后，21世纪的这最初十年可谓是一个转型的十年；对于经历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高速发展的中国城市，转型更是一个紧迫和沉重的课题。环境污染、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分化严重——一些列问题考验着我们如何在一个目前的资源耗竭型、劳动力密集型、区域不均衡的发展模式中窥见一条可持续的未来发展路径？
迪拜成功从石油输出国成为旅游胜地和高端会议接待目的地；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法国的洛林大区以及英国曼彻斯特等前工业城市也凭借国际资本重组步入后工业化时代。这些案例都不失为城市间经验借鉴的途径，然而要真正促进成功的转型，建立根植于地方资源和体制路径的改革方案，还需从地方的根本利益出发，减少区域间不平衡流动，提留更多的资本和资源供资源输出地进行基本建设和积累。只有在基本建设和民生问题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在认清极端单一的产业结构的现实基础上，才能将高附加值、高技术甚至是创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产业升级策略引入传统的资源性城市，使其具备初步的区域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