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087期)《中国海外产业园》出刊上市!

产业全球化的时代扑面而来,与走向国际化的中国企业正面相迎。生产链的一端从“世界工厂”的珠三角向外延伸,在“走出去”、“产能合作”、“一带一路”等一系列倡议的引导下,“中国投资”和“中国制造”在世界各个地区落地生根,与之相携的是中国境外产业园区的崛起。

海外产业园在数量上的崛起反映的是全球生产链格局的变化、后发工业国家对结构转型的需求、以及中国的产业升级。林毅夫教授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指出,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正在悄然发生,“雁行理论”中第三梯队的后发工业国家利用第二梯队国家的产能转移,可以有效地实现工业发展。工业园基于政策优势,追求集群优势,减少交易成本。东南大学王兴平教授团队在最近的“一带一路”产业园区丛书中指出,发展产业园区在各个大洲都成为发展工业的重要手段,其中在东南亚,种类各异的产业园区数量超过1500个,南亚超过500个,中东及西亚超过1800个,非洲超过370个。

中国的产业园区发展有着丰富、独特的历史进程,拥有许多经验,其中重要条件包括中央与地方对产业园区互相协同的政策支持,以及因地制宜的产业发展本身所发挥出的巨大能动性。中国在海外投资产业园,带动产业集群“走出去”,成为全球资源调配的重要手段,不仅帮助后发国家持续获得发展红利,也能帮助接收国获得外来资本,以便根据其自身的资源禀赋更好地获得发展的机会。不过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园区管理者也第一次面临一层重要的身份转换:在中国,政企合一的管理模式是政策福利和发展动力的双重保证;走向海外,园区管理者作为外来投资商,需要与本地政府斡旋,也要与入园企业之间协同,也就是说,园区企业在走向海外、拓产营商的过程中,获得了全新的身份,也面临崭新的挑战。在许多政治不稳定的国家,运营产业园区所面临的的政治阻力常常会抵消产业的能动性,降低投资的效率。中国投资者作为外来投资者的身份与工业园对政策的依赖存在天生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得许多投资者无所适从。

《城市中国》本次将眼光投向了中国投资者在海外辛勤营造的诸多产业园区,并将这些投资、建造、运营一体化的行为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发展议题之下:首先,中国的产业升级成为驱动产业集群走出去的动力,而海外工业园的主体性也随着产业园区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其次,产业营造与园区营建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而园区的发展与本地人文(劳动力)地理(资源禀赋)环境密不可分;在许多后发工业化国家,产业园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人口移动和城市景观变迁,在特殊的边界、宗教环境下,中国的产业园建设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产业国际化与产业链的革新时时冲击着产业园区的定义与功能,而中国经验、劳动力本地化、特殊的地缘政治又重新约束、塑造着产业园区的发展。

我们从中国西南的边境出发,途径印度尼西亚、中东、埃及、东非直到西非,从矿业到制造业,邀请各方专家探索中国海外产业园区的构思、设计、规划、建造和运营,以及这些产业园区与全球产业链的关联、对中国经验的反思以及对本地发展的影响。在这些案例中我们看到中国投资者不倦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也看到海外产业园的推进所依赖的多重条件。海外产业园的成功需要精确的前导设计,同时也要经历不断的孵化、培育与试炼。这些宝贵经验将凝聚成“走出去”征途的指路明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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