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的地产人生》，任志强著，中信出版社，蓝狮子图书，2011年10月，45元。
十年前中国地产业乱象初现，至今各种乱象也未见头绪。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针对地产界的问题，撰写多篇文章厘清乱象，结集为《任人评说》一书，十年之后此书再版，展现了任志强十年来对中国房地产业的全面观察和系统性梳理。书中文章对房价评价方式、政策得失、房产物权、物业管理、旧城改造等各方面进行剖析，呈现任志强这位快人快语的地产人对中国房地产业的思考。
应主办方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之邀，本刊于11月5日参加了在上海龙之梦万丽酒店举办的新书发布会。《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作为对谈嘉宾，与任志强畅谈城市化背景下的房地产业现状。在发布会中，任志强对当前热议的限购令的话题作了评述，他还尖锐地指出，中国银行业监管手段过于重视资金安全性，造成市场资金利用效率低，对地产业的发展影响巨大。
零点集团在2003年和2011年分别进行了针对城市居民早餐行为的调查。结果显示，8年间城市居民的早餐行为有三个主要的变化：
一是坚持每天吃早餐的人群比例出现小幅下滑，由64%降为58.4%；
二是早餐更讲究快速高效，近四成人选择早餐时最看重是否节省时间；
三是辅食种类选择更加传统，粥类取代牛奶类成为新的辅食之王。
数据来源：2003年和2011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国人饮食结构”系列调查。
变化一：坚持每天吃早餐的人群比例出现小幅下滑
调查显示，与2003年相比，城市居民每天都坚持吃早饭的比例出现了小幅下滑（64%→58.4%），相应的经常吃早饭的比例上升（17.7%→25.5%），从来不吃早饭的比例基本不变（2%→1.7%）。
总体来看，年龄越大的群体越能坚持每天吃早饭（18-29岁：44.4%；30-39岁：55%；40-49岁：60.4%；50岁以上：74.5%）。而且不论在2003年还是2011年，30岁以下青年坚持每天吃早饭的比例都是各类群体中最低的（分别为52.5%，44.4%），而且纵向上看比例还出现了下降。从职业上看，白领和管理人士坚持每天吃早饭的比例明显较低（54%，46%）。
变化二：早餐更讲究方便省时
2003年调查中发现，城市居民对早餐的营养价值和安全卫生最为看重（36.3%，23.4%）；进入2011年，这两个方面尽管仍比较重要，但却输给了方便省时，方便省时的重要性由2003年的21.3%上升为2011年的39.5%。高节奏的城市生活带来了更高的时间重要性。2011年的调查还发现，在那些没有坚持天天吃早饭的人群中，仅有41.3%表示愿意牺牲半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来吃早饭。
在2011年调查中，白领相较而言更重视早餐的营养性，提及率超过三成（31.5%），而其他职业从业者对营养的提及率相差并不大，均在两成左右。从性别上看，女性表示看重营养的比例（30.4%）也比男性高出5.9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2003年和2011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国人饮食结构”系列调查。
变化三：粥类取代奶类成为新的辅食之王
2003年的调查发现，牛奶、酸奶和面包等西式餐点正在侵占城市居民的早餐餐桌。但在2003-2011年的8年间，由于牛奶等系列安全事件的发生，及人们更加追求食品有机的心态影响，牛奶的食用比例出现了下滑，由2003年的第一位次降到了第3位次，而传统的粥类成为新的辅食之王。但在上海和成都两地，牛奶的食用位次还是在粥类之前，济南和武汉人则是选择传统的豆浆最多（21%，23.2%）。
在主食类的选择上，2003年和2011年间变化不大。当然我们注意到了不同城市居民的不同主食选择。除了北京人选择包子（31.2%）、西安人选择肉夹馍（22.8%）、武汉人选择热干面（71.9%）、济南人选择油条（32.4%）、沈阳人选择米饭（22%）之外，其他五个城市都是选择面包最多。
相较而言，在2011年的调查中，中老年人比30岁以下年轻人更喜欢早上喝粥，比例均超过三成；女性比男性更偏好于面包（20.9%）与牛奶（24.4%）等西式餐点的选择，提及率均比男性高5个百分点左右。
注明：2003年调查为限选三项题，2011年调查为限选两项题。
数据来源：2003年和2011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国人饮食结构”系列调查。
技术说明：此次调查使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于2011年6-7月针对上海、北京、成都、沈阳、西安、广州、武汉、大连、厦门、济南10个城市的3247名18岁及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了入户访问。数据结果已根据各地实际人口规模加权处理，在95%置信度下本次调查抽样误差为±1.02%。
本文选自：《思想库报告》
孩子能否安心上学是对执政者责任心的考验，贫穷人家的孩子是否有学可上，是对执政者的良心的考验。很多地方的执政者通过不了这样的考验。比如，自6月中旬起，北京市大兴、朝阳、海淀三区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关停通知，所涉学生近3万名。可以预料，其中相当部分孩子讲无学课上。
政府有关部门关闭这些学校，总会找出很多理由。比如，这一次，各区给出的理由就是，这些外来人口子弟学校没有办学许可证，没有房产证，校舍为违法建筑，存有安全隐患等。
听起来蛮有道理。问题是，这样的规定整个儿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办学要有办学许可证，不错。问题是，如某学校校长所说，从2006年开始，区里就没给打工子弟学校发过办学许可证。这样，无证的学校将永远不可能有证，也就永远处于不合法状态。因此，他们也就难以对未来有长远预期，也就不可能增加投入，租赁质量较好的校舍。结果他们的校舍就可能是违法建筑。然后，政府就有很充分的理由关闭他们。但仔细回头这个因果链条就会发现，政府关闭他们的理由，其实是政府自己一手制造的。
当然，在关闭这些学校时，有官员承诺，将会妥善安排这些学生，让孩子有学可上。但完全可以预料，这些学生中的不少人将不大可能获得妥善安顿。比如，官方要求学生必须“五证”齐全才可以上公立学校，而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不少家长是菜农、商贩、临时工，甚至靠拾荒为生，也就无法做到“五证”齐全。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孩子在北京将无学可上。
官员们也许会说，这些没有资格在北京上学的孩子，可以回家成为留守儿童。不少北京户籍居民也是这样期望的。但如此一来，这些孩子也就会成为留守儿童。笔者前不久到湖北某地农村，眼见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相依为命的惨状。没有父母照顾、监管的留守状态，对于儿童少年的身心成长极为不利。长远来说，也将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然，城市官员可能会说，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这些父母完全应该回去——至此，图穷匕首见。或可大胆推测，这正是城市政府大规模关闭外来人口子弟学校的终极目的。城市当局关闭外来人口子弟学校，就是为了把城市政府认为对城市没有用处的低等级的外来人口驱赶出去，以减轻城市的人口压力。有很多专家曾给政府出过这样的主意，政府也确实陆续采取了诸多经济、社会手段，控制外来人口在常住本地的规模。
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的自私，而在过去十几年来，几乎所有城市的政府都做过类似的事情。其实，不光是从事低端行业的外来人口子弟上学存在难题，即便是白领、单身为外来人口，其子女上学，也存在很严重障碍。笔者为此也写过至少十几篇文章，从各个角度讨论过这样的做法是如何地不正当、不合理、不合人情。可以说，道理已经讲完了，以至于再次面对这样的新闻，已经没有再讲道理的必要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城市政府不欢迎外来人口及其子女，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毕竟，按照现有法律，地方政府确实只有责任服务于本地户籍人口。因此，解决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治本之策，乃是从根本上改革户籍制度。就此而言，重庆的改革可供各地效仿。今年，重庆大约会有三百万农民工获得重庆户籍，当然也就解决了其子女的教育问题。
同时，教育财政投入模式应当进行重大改革。目前基础教育投入主要依赖区县一级政府。外来人口如果大规模跨省区流动，一律进入公立学校，就会导致流入地地方政府的教育财政负担压力较大。因此，解决此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调整政府的教育投入结构，增加中央政府对基础教育投入的比例。中央政府的投入按照各地实有学生人数拨付，这样可以缓解地方政府对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财政负担，让地方政府没有借口不给外来人口子女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
当然，这两项制度的变革，均牵涉广泛。但是，这样的改革已经到了必须进行的时候。一群孩子，仅仅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城市里没有户籍，而他们的身份比较卑贱，就无法获得跟随他们的父母一起生活、一起接受教育的机会，让他们在没有父母陪伴与无学可上之间进行残酷的抉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财政制度的耻辱，也是这个国家的法律、人心的耻辱。一套制度或许可以找出各种现实的理由，不平等地对待孩子的父母，但不平等地对待孩子，任何人也找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
读《慢食运动为什么食品要讲究优良、清洁、公平》有感
文/钟芳 转载自SRI月刊29期
由于起源于盛产奢侈品的意大利，加之慢食协会附设的美食科技大学的精英教学模式，慢食运动在国内往往被视作少数有钱有闲阶级的新爱好。《慢食运动为什么食品要讲究优良、清洁、公平》一书在国内出版之后应者寥寥，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慢食运动的倡导者卡罗佩特里尼在2005年出版的这本书，既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亦不是轻浅的消闲读物，从食物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以及饮食人类日常生活的基本核心谈起，佩特里尼论及了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方方面面，最终，试图构建起一门源于古代、实则全新的美食学。剥离其涉及的这些枝枝叶叶，美食学的核心乃是：食物应该是好的（buono，good）、干净的（pulito，clean）、公平的（giusto，fair）。从这三个关键词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发现食物背后所蕴含的意义，进而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人类的发展模式有一些更深的理解。
“好”是一个涵义复杂的词汇，中文将buono翻译为优良似有不妥。在意大利语语境中，赞赏食物的“好吃”常用“buono”。“优良”着重于品质而忽略口感。英译的“good”又似乎过于宽泛，因其往往带有伦理意义上 “善”的意味。可以说，在佩特里尼看来，美食学的基础乃是：好吃的食物。 “好吃”，是一个极为个人化的判断。有西谚云：趣味无争辩。若问食物的好吃与不好吃，相信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答案。湖南人热爱的臭豆腐，欧洲人嗜吃的蓝纹奶酪，旁人或许避之唯恐不及。而现今的城市儿童，大都无法抵制油炸鸡翅的香味，因其“好吃”。
因此，佩特里尼认为，“好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它具有历史性：人类在不同的阶段往往偏好某一类型口味；它具有地域性，欧洲人、泰国人、非洲人各有不同的定义。但如同康德对“美”设定其公共性一样，佩特里尼认为“好吃”同样具有客观基础，那就是天然食物本身的、具有辨识性的味道。食物来源于自然界，其最初的味道是构成人类味觉的基础。在烹饪技术中，无论强调原味与注重创新如何交替争锋，若没有对食物本身的认知，则缺乏“美食”的基础。味觉与知识两者共同构建了“好吃”的判断。而与“美”一样，“好吃”本身是没有差别的。钻石与贝壳的美是一样的，鱼子酱与用剩菜做成的意大利饺子的美味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不羞于承认无法抵挡炸鸡翅的诱惑，但如果从来不知道家养鸡肉的口感，则是被现象（口味）蒙蔽而使“真”缺失。遗憾的是，大规模的食品工业为食品制定各种标准、定量，看似科学，但却是对“真”本身的误读和偷换。这一点，在下文中还将继续谈到。
相对于“好吃”， “干净”的概念要容易理解得多，一个可接受的公认的标准是：清洁、无污染、无害。沾有土壤的蔬菜是清洁的，因为可以简单地用水冲洗；而看似清洁却残留过量农药的蔬菜是不纯净的，因其有害。但在食物本身之外，其生产、加工及运输过程的无害性，则要复杂得多。
在佩特里尼看来，“干净”一词意味着符合永续（sustainable）发展的生产方式，而非掠夺资源型发展。单一的大规模种植，即便其生产过程本身是无害的，但却是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因而对环境而言，不可持续性的。如世界银行为帮助当地人摆脱贫困，在印度海岸推广养殖明虾，却带来无法逆转的生态灾难。此外，佩特里尼提出了之前不为大众关注的“食物里程”概念。所谓“食物里程”，指的是食物本身从生产到消费之间的空间距离。对于有经济实力的美食爱好者来说，来自挪威的深海三文鱼不仅好吃，而且清洁。但是在没有实行碳排放计量的交易体系中，消费者并没有为长途运输为环境带来的影响买单。从这点来看，“干净”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判断，它意味着对“永续”发展的价值认可。是“真”与“善”的统一。
再谈“公平”。 在古典经济学中，斯密基于“经济人假设”而建立起“自由市场”经济学。在斯密看来，经济活动起源于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人们在利己心的支配下做各种劳动，构成了私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的源泉。但显而易见的是，在全球贸易的背景之下，“自由市场”从来没有达到其理想条件，地理、历史、政治及经济环境的不同，使得世界各区域发展极不平衡，此时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是对未来不负责任的做法。在食品链当中，消费者对于生产者利益的尊重，对其劳动价值的公平交易，才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前提。这是好的、干净的食物之后所要求的另一项“善”。
《慢食运动》一书中收录了佩特里尼写的十篇美食日志，都是他在欧洲工业化晚期背景下，对农业或者食品行业的敏锐观察与批判性思考。作为读者，在体会这些细节之后，不妨问一问自己：到底什么才是食物？ 是处于生物链之中，人类这一等级之下的所有生物体？ 是包含若干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微量元素等的综合有机体？ 是挑战与满足人类欲望的“物”的一种？ 如果将人类作为生物链的一个元素来考察，其数量上的急剧膨胀，随之而来的无限制的索取，正是对生态系统最大的破坏，而这种破坏的后果正日渐展示在人们面前。 而将其看做各种分子与元素的组合呢？科技的发展使得自然逐渐去魅，人们对食物成分进行分析、重新组合，提高其产量，改进其质量，创造新的食用产品，这正是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工具理性”的完美体现。科技以求“真”为职责，但科技的进步往往意味着对以往成果的否定，可见“科技”本身并非“真”，它永远都只是“真”的某一个片段。科技本身追随自然，而无法窥其全貌，更无法预测自然。在人们享用基因技术所带来的巨大成果之时，是否能对其带来的后果确信无疑呢？
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与“工具理性”共同造就资本主义奇迹的“清教精神”（马克斯韦伯），却随着“工具理性”自身的发展而逐渐让位于“消费主义”。“人”、“神”与“自然”这三者当中，只剩“人”以及人造的“物质世界”。将“自然世界”所带来的食物视作“物”的一种，追求食物之稀少与珍贵，才会有非理性的对鱼翅等的消费，这更是脱离了食物本身应有的意义。 食物并非是可供无限索取的低等生物，不是各种有机物与无机物的简单组合，亦不是驾驭人欲望的“物”。食物来源于自然，可为人类提供生存所必需的能量。因此，佩特里尼认为，美食，意味着食物在人类生活中重回至核心地位。只是，在现代生活当中，人们往往愿意压缩食物的成本以及制作食物的时间以享受人生。有中国女性坚持吃咸菜以攒钱买LV包；百分之七十的新加坡人外出就餐，之后看电影或购物以度过闲暇。但食物本身不应该是最廉价的，因为产生食物的自然资源干净的阳光、空气、水，也许比LV包更加珍贵而稀少。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和任何一项知识一样，人们必须付出时间精力以学习和实践；它还当是家庭生活的核心之一，如此有关食品的知识才有可能代代传承。而这样的食物，才有可能是“美食”。
在康德看来，人类实现自由的状态称之为“美”，它是“人”、“自然”与“神”这三者的和谐共处的标志。“人”、“自然”与“神”不是互相奴役，而是彼此平衡与节制。“美”是基于“真”与“善”基础上的最高境界。或许在当代背景下，需要补充“人”与“物质”的平衡，也就是对“匮乏”与“欲求”的辨别与取舍。投射至“美食”这一具体对象，同样必须是“真”与“善”的统一。如果以时间为维度，它必定是“慢”的，唯有“慢”，人们才可能发现、选择、反思其间的“真”与“善”，欣赏与回味其间的“美”。 食物如此，艺术、设计、旅行、金钱、爱情，以至于生活本身也必当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