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7期——“文化遗产”

文/冯原（广州）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祠堂竞赛所遗留下来的标本，已经变成现代社会极为宝贵的建筑遗产。当权力和利益的角逐纷纷退场之后，没有人会在意它们的原初功能，从过去社会中族群重新划分、争夺权力和利益的筹码转变成怀旧的乡土建筑的典范，祠堂的历史真相怕也要如过眼烟云一般消失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之中了。

虽然生命的生死是个最古老、也是最“客观”的事实，但是生物学意义的死亡定义则是很晚近才出现的观念，追溯到久远的文明之初，如何体认和祭祀死亡可能是最具有多样性的文化观念之一。对于生者而言，祭祀再造了死亡的社会性，正是从社会整合的意义来看，死亡必须被仪礼化和空间化。《礼记》有言：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由此可以得知，借助祭祀的仪式能够建构出等级分明的社会。除宗庙之外，处置死者的场所还有坟墓，两者都源自于久远的祖先崇拜观念。事实上，宗庙和坟墓的出现与演进使得中国人在处理死亡问题上的方式迥异于世界上其它地域的种族文化，其物质和精神形式也构成了中华文化中的基底部分。

如果说宗庙祭祀是建立权力正统性的来源，并为帝王所垄断，那么从墓葬的经验中衍生出来的堪舆术适时填补了万民的生死观，并把单向的死亡再造成某种在代际间传递的能量循环圈，把逝去的个体重新拉回到生者的社会世界里。堪舆术有三个要素：分别是死者的肉身、自然之气和死者后代的福利。这样，在它的解释系统中，丧葬的主要学问在于如何在山川地理中发现藏风聚气之处，这些地方被拟人化地想象成穴位——深藏在地下的自然经络的“点”，由于优良的“点”总是稀缺的，所以，堪舆术指导下的丧葬便成为一种投资，把死者的肉身准确地葬入某个穴位，便取得了穴位中蕴藏的自然之气的代理权，最后，投资总是要追求回报的，由死者占有的“气”最终会返回或作用到拥有死者直系血脉的子孙身上，从葬入穴位到“气”的返回，达成了一个阴阳两界的能量循环。撇开“气”这个神秘主义的核心概念不谈，堪舆术的解释体系仍然有一个显见的弱点，与命相学宣称“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的观念形成互补，堪舆术宣称的穴位天然存在于自然界，无论命的贵贱谁都可以去占有穴位，也正因为如此，发现穴位的“素质”与穴位的争夺战实质上必定会变成由堪舆术引导下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斗争。

与坟墓这种祖先的肉身居所相比，祖先的灵牌居所——祠堂——更值得我们去探讨它的意义。而祠堂之繁盛，以广东为最。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的“祖祠”一条里说：“岭南之著姓右族，于广州为盛。广之世，于乡为盛。其土沃而人繁，或一乡一姓，或一乡二三姓，自唐宋以来，蝉连而居，安其土，乐其谣俗，鲜有迁徙他邦者。其大小宗祖祢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其曰大宗祠者，始祖之庙也。”这一段被广泛引用的短文揭示了不少有意义的信息。并间接指出制约宗祠建设的社会条件。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地肥沃，生齿日繁，更因为优越的地理条件强化了安土重迁的心理。从聚落的形态上，珠三角的村落基本上保持着聚族而居的传统。因此，以姓氏聚居的乡村即具有血缘上的认同，也具有空间上的边界，这个空间的焦点便是村里的祠堂。透过屈大均的观察，珠三角一带的祠堂数量是如此的密集，似乎超出了祖先崇拜的“正常”的需要，由此我们应该想一想，宗族无论大小都在祠堂上花费巨资、大兴土木，其结果无异于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祠堂竞赛。那么，我们自然有理由往下追问：明清时期发生在广东的这场祠堂竞赛，其用意何在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在坟墓与祠堂之间作一个简单的比较，与墓葬所制造的能量循环圈相比，祠堂起码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祠堂要比墓葬风水具有更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受堪舆术指导的墓葬追逐的是自然界稀缺的穴位，这个密码只掌握在风水师的手中，堪舆术安排的祖先坟墓虽然有着穴位选择上的机遇，但由于血缘上的排他性，再好的穴位也只惠顾以家为单位的直系子孙，这种“祖先期货”的投资即使很成功也并不能增进以宗族为单位的家族联合，这也就间接导致了社会整合的不足。当某些区域发生了更为剧烈的社会竞争时，以姓氏为单位的宗族比起以直系子孙为单位的家族而言，无疑会产生更大的规模和效益。如果相关的条件能够集中出现，正如在明清两朝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联合体的建构、维系和扩大就会成为极为现实的需要。只有获得了政治经济的支撑点，相关的象征空间才会被建构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祠堂是由宗族扩张的内在诉求形塑出来的空间形式和表征体系。

与堪舆术控制的坟墓相比，祠堂的另一项功能是祖先整合的灵活性。在穴位-肉身不能被虚构的前提下，祠堂祭祀则以祖先牌位的形式取代了祖先肉身；以更为显炫的建筑样式取代了神秘的“龙穴”，这种精神与形式的象征性更类似近现代用于整合民族国家精神的纪念堂。为什么是祠堂、而不是坟墓能够演化为宗族社会的核心？很显然，牌位祖先要比肉身祖先更能适时地应合需要。这种情况构成了祠堂竞赛的一个起点。当祖先并不取决于肉身，而是取决于修族谱造祠堂的行为时，通过对祠堂的扩大或是虚构祖先，祠堂祭祀能够整合更大的族群力量，并使得宗族权力制度化；此外，作为权力表征的祠堂与公田、族田等经济产业形成某种政治—经济的联合体，在后世更是演化成书院等，这种由象征空间转化出来的政治经济利益，实际上为族群角逐财富和功名提供了现实支持。

在前述的条件下，祠堂竞赛的结果自然是祠堂越多，其宗族越大，由宗族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利益也相应增加。清代以来，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豪门大族多数都拥有数量庞大的祠堂，以番禺的沙湾为例子来看，五大姓氏共建有100多座宗族祠堂。而最为显赫的何氏家族，就拥有祠堂87座。“沙湾何”当然也是珠三角（包括省港澳）一地声名显赫的旺族。透过这个现象，我们便可发现一个相互对应的多重结构：在客观的一面，强势的家族控制着最大规模的田产和收益；在象征的一面，大家族利用财力大兴土木建造宗祠。祠堂显然是物质财富堆砌出来的符号工具，同时又反身成为维护社会统治的象征力量。当“祖先的力量”成为弥漫于整个乡村社会的意识形态时，它一方面控制着弱小“杂姓”和“蛋民”们的屈从意识，又依靠客观性统治来限制他们兴建宗祠的权力。事实上的确如此，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居民既无本姓氏的祠堂，又无权参与祭祀活动。

祠堂竞赛所折射出的是珠三角特有的乡村统治模式：宗族想象维护着客观层面的现实利害关系。把岭南乡村中的等级秩序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以宗族区隔为中心的阶级对立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祠堂便是显炫宗族力量的空间符号。这样，在祠堂与宗族财力高度相关的前提下，兴建祠堂势必也会发展成一场谋求象征权力的争夺战。大量的金钱被投入到建筑行业，佛山石湾一带发达的陶瓷建材业多少都与岭南宗族社会的炫耀性竞赛有关。到了清代末期，延绵数百年的祠堂竞赛达到了顶峰，兴建于二十世纪初的广州陈氏家祠成为了广东祠堂的巅峰之作。广东全省陈姓共同集资的结果造成了这座集岭南装饰艺术之大成的建筑精品。然而，毕竟是由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控制着形而下的建筑工艺，陈家祠之所以被建造成一座象牙雕刻式的建筑，其根本的动因，还是因为精湛的工艺表征了所有者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展开这个道理，越是昂贵而华丽无比的宗祠应当越是会带来更多的现实收益；财富愈多就愈是需要兴建祠堂以增加象征权力。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一直延续到农业型社会瓦解的那个时刻，那也正是祠堂竞赛嘎然中止之时。

作为地下和地上的“祖先空间”，皇家宗庙、坟墓与祠堂建立了一个与生者世界完全对称的死后世界，并通过祭祀仪式把死者的力量反射到现实社会的斗争之中。在这个由祖先崇拜所操控的精神共同体中，死者从来没有真正的死去，借助于一系列精巧而肃穆的仪式，死者演变成生者扩张权益的玩偶。如果说坟墓界定了死者通往阴间的入口，也同时接通了庇护子孙的“气”；而祠堂却是社会权力的界碑，它的作用是借祖先之名来界定或扩张生者的权界，在祠堂的舞台上演的是象征与现实的双重游戏，进而去获取更大的真金白银的利益。与坟墓相比，祠堂更具有显炫的表象，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大的社会效用，因此，在某些社会条件集中出现的历史时期，如同在明清两代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社会中的祠堂竞赛很可能也会超过坟墓竞赛。在祖先的名义下，乡土社会中的祠堂成为一座座愈来愈华美的空间界碑。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祠堂竞赛所遗留下来的标本，已经变成现代社会极为宝贵的建筑遗产。当权力和利益的角逐纷纷退场之后，没有人会在意它们的原初功能，从过去社会中族群重新划分、争夺权力和利益的筹码转变成怀旧的乡土建筑的典范，祠堂的历史真相怕也要如过眼云烟一般消失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之中了。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7期——“文化遗产”

文/罗媛（广州）

故宫始建于公元1406年，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也是明清24位皇帝临朝为政和日常生活的地方，是人类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但伴随在故宫600多年历史中的，是不胜枚举的各种自然火灾、外敌攻陷、人为破坏、创业艰辛、国宝颠沛流离等风云变幻。

1925年10月，故宫完成了从皇宫到博物院的历史转变，成为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由此，皇室的威严让位于如织的游客；珍奇的文物被玻璃罩割断了历史；天灾和人祸造成的断壁残垣成为故宫昔日繁荣的一个悲凉注脚。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在现实的映衬下苍白无力，直到它通过一种特殊的影像再现术，再次回归“真实”。2005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了百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故宫》，借用3D动画模拟的特殊语法：梦幻飞行、向心旋转、超级缩放、时间切换、变速、轴向生长、反崩塌、大爆炸等再现了故宫建筑的原貌、文物的历史渊源以及人物的命运纠葛。就像纪录片开头两颗流星穿越历史隧道滑落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历史隐喻那样，通过一种特殊的影像再现术，故宫呈现了一种超越真实的真实。这种真实或许将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最后的命运。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6期——“平行世界”

编写：谭健宁 摄影：林舒

上海延安东路高架外滩下匝道，一度是上海新老天际线美景——外滩与浦东陆家嘴沿岸一览无遗的最佳视点，故被大众誉为“亚洲第一弯”。无论当地人还是游客，以一睹“亚洲第一弯”风光为荣的都曾络绎不绝。2008年2月23日零时，“亚洲第一弯”因“外滩改造”计划而被拆除，计划将建设贯通苏州河两岸的外滩通道工程，建成后部分车流将被引导至地下通道通行。外滩地下通道一旦建成，延安高架路的部分车流将被引导至地下通道通行，“第一弯”已经没有存在必要，同时，外滩地下通道的建设施工地点也正好位于该匝道区域，周边施工场地狭窄，只有将匝道拆除才能进行施工。外滩通道项目负责人透露，外滩下匝道的拆除范围从延安东路河南路口开始，往东段的延安高架路将全部拆除，长度达四百多米，这是本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项高架拆除施工项目。这段高架路拆除后，拆除处将向外滩方向继建一条140多米长度的车行引桥，引桥内设置两条车道，一条车道连接外滩地下通道，另一车道通往外滩地面。城市的记忆由各人在特定的历史空间中组织，“外滩第一弯”的功能连同上这个城市人们的视线而成为牢固的记忆，几许风光无限，几许嗟叹惋惜，上海市民眼中，“第一弯”确曾见证过这个城市最急剧最迅猛的发展轨迹。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6期——“平行世界”

文/丹尼尔·罗森伯格（纽约）

胡佛大坝是一个用语言难以描述的奇迹。晨光里，它宛若自科罗拉多河中升起，在抵达天际之时舒展开自己的身体；夜晚，又像光幕般徐徐降下，沉默、平静、庞然屹立。

不过，直到结束，大坝也不为种种期望所动。这儿充满了符号和文字。这里有雕像、浅浮雕、铭牌与标识；数十行关于天文学和光谱学的记载以黄铜字母镌刻在黑色闪长岩广场上；还有为“后人”保存的历史纪年表，纪录了金字塔建造的年代，当然还有这座大坝为年表贡献的光荣“瞬间”。

技术本身是一种永恒而普世通行的语言，大坝的设计者深受这种想法的蛊惑，大坝的设计便通过百种途径表达了这项雄心。在回应对自身工作的质疑时，有一位建筑师将自己比喻为美国现代主义诗人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他解释说，建造大坝不是修建而是启示。结构以其具体特性表述了观点。大坝就是大坝，或许斯泰因会这样说。若有大坝如是，必是胡佛大坝无疑。

大坝非常雄美：很早以前就有许多游客涌往黑峡谷（Black Canyon）俯瞰观察工地现场。仅1934至1935年间，就有75万旅客前来看它。有的专程坐火车来；有的则驱车在“狭窄的泥路上跑了数个钟头，穿越了一片荒凉的内华达州”，只是为了一睹真容。不过，据一位游客说，大坝的确是一道奇观，“就是要开几周的车也值得”。

他们看到的是许多“之最”的集合：落成的时候，胡佛大坝是当时世上最高和最重的大坝；在以危险与不可预知著称的科罗拉多河上，它创造了米德湖，世界上最大的水库，以及一个全世界发电量最高的水力发电厂。如果没有大坝，就没有水源供给洛杉矶，也无法调节拉斯维加斯的气候；没有大坝，就不会有好莱坞，不会有电影，不会有纪念碑谷。

但不要被混凝土的宁静给欺骗了。即使是现在，依然有无数说辞在大坝上盘旋，溢过水闸，拐过涡轮，从水渠中喷涌而出。大坝所释放的语言流同样磅礴浩大，仿佛来自身后的巨大水库。导游们深知这点。他们知道来这儿的游客脑子里都装满了关于大坝的故事。人们对于大坝有各种说法，最多的一种是，这儿埋了人。

人们普遍将大坝视作美国曾经征服并将永远征服自然的地方，也正因为此，美国人视大坝为一座坟墓。显然，真相并非如此。但传说却此起彼伏地涌现，仿佛拥有了生命。导游们发现，质疑，从建造它的那一刻开始，大坝就是舆论的热点。当水流穿过大坝的涡轮发出电流之时，也释放出各种各样的疑团。关于混凝土浇灌的质量问题，曾经因为一条裂缝而甚嚣尘上，后来又因为严格的质量审查而落幕。最大的疑团还是来自对于生态和环境的担忧，这也可能是所有与自然挑战的行为与生俱来的问题。这座足以改变地球重力的巨大水库会给中国乃至全球生态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未来？从自然生态上，那些回游的鱼类和珍稀植物将会受到何种影响？从社会生态上，重庆等城市会给水库制造出什么样的污染源？起码水利专家们相信，亿万年间流淌不息的泥沙和石块会突然沉寂下来，大量锐减的泥沙会不会造成下长江下游上海附近的长江口遭受海水回流的浸蚀？人类建造大坝过度攫取自然资源的恶性案例并不鲜见，已故的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的忠告仍然像警钟一样萦绕在人们的耳旁……

很显然，大坝带来了喜忧参半的结果，也把中国人分成了电力的乐观派和生态的悲观派两大阵营。我们不知道真相会是怎样，但种种预言却像拥有了生命一样不胫而走。也许今天的游客们在游览大坝和水库时，导游们一定会向他们介绍这个人工奇迹和它的光明的未来，不过这一定难以免除某些人心中的忧郁情绪。不过，他们所忧患的情景眼下是看不到的，日渐上涨的水平面正在把电力派的梦想变成现实。也使得舆论越来越采取肯定句的方式，看上去，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能源、经济、发展等词汇煽动起来的狂热想象力，没有人能看到沉淀在水底的泥沙和卵石；而人们更不能像鱼一样敏锐地体会到水质的变化，也许人们只会看到水面上飘浮着塑料袋等垃圾，但最后这些垃圾很快就会变成某种日常景象，谁没见过水面上的塑料袋呢？那仅仅只是些塑料薄膜而已。

要说大坝会给中国的未来造成难以企及的影响，那么它首先所影响的是世代生活在三峡地区的人们。他们的祖辈曾经见证过许多悲苦的迁徙，或许这些原住民本身就是“湖广填四川”的大迁移的产物。三百多年前，张献忠对四川一地大屠戮的结果，是大批的原籍湖广的居民变成了四川的原住民。成家族的、而不是单个人的迁移使得故土变成一个既真切又模糊的概念。经过若干个百年以后，当他们已经牢牢地扎根在这片险峻贫瘠的山地时，又不得不为了全体人民的福利安排再次踏上被安置的道路。这是一条与祖先西来完全相反的道路，成村的原住居民被安置在远离三峡大坝的地区，他们不仅要为大坝的预期水线“腾空”了自己的家园和土地，还要重新为子孙后代塑造一个新的故乡。可是，三峡水库没有为原住民留出多少空间，大坝本身也同样没有。虽然大坝所淹没的坡地和悬崖早已空无一人，却没有留下任何值得纪念的东西。他们的历史和无数的历史遗址一道沉没在百多米深的水库湖底，静静地等待着若干个百年后考古学家的挖掘和发现。

事实上，三峡大坝的工地早已变成一个人声鼎沸的城镇，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汇集了所有现代工业文明的手段，它所唤起的感叹既含义深远又自相矛盾。机械臂和推土机所要消灭的是世界上最壮观的自然景色之一，它曾经是许多传世诗篇的灵感来源；而混凝土大坝所传递的是新中国的国力，甚至也是人类在这颗星球上的力量的极致。最终，我们是要想驯服这条我行我素的雄浑大江，再把它转换成日渐增长的国力来源。在很多年以后，当大坝拦截的水流源源不断地产出的电力金子足以偿还整个大坝的总投入之时，就像“长江之水天上来”一样，大坝终于一跃为天赐之物，三峡水库也如同一个天湖，从泥盆纪到白垩纪，地质时代的鬼斧神工全部加在一起，也抵不过这个人工建造、却如同天赐一样的造物。

壮美绝伦的三峡将永远铭刻在李白的伟大诗句之中，“两岸一到大坝他们就得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他们便选择了用否定句开始介绍：没有人被葬在胡佛大坝下面。他们提供各种证据，解释混凝土是如何浇灌。不可能会有人掉下去。要是有人掉下去了，马上会被拉上来。即使没被拉起来，也会有人事后捞回来。虽然曾经在混凝土里发现过靴子，但最后却成了一个玩笑：那仅仅只是一支靴子而已。

不过大坝也确实曾让人陨命，过程却不尽相同。有的工人从悬崖坠下，有的从坝上落下。许多人被掉下来的工具或管道砸中。有些则遇到气枪走火或其他爆炸等意外。还有一些被卡车或晃动的电缆撞到。少数人触电而亡。在第一个夏季工期，有14人死于脱水。至1935年，已有114位工人在这儿丧命。但没有一个葬在大坝之下。

从一开始，人们就尝试了一切办法封存消息，但水坝如此庞大，种种话语、象征意义依然泄露了出来。大坝首要设计主题，是从比马印第安人编织篮子的方式抽象而出的模式。一部分是在向为西部历史书写了重要篇章的美国原住民致敬。但构思胡佛大坝设计方案的艺术家却另有想法。在他眼中，这些篮纹格式与大坝的工程图表间有强烈的相似性。他模仿美国土著设计风格的作品，本意是想表达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象形书写，原型与技术的融合。

大坝外部的浅浮雕上有美国土著的形象，与之并置的还有各种占尽技术优势、得以“重垦”资源者的形象。在这个混凝土群像中，“原始印第安人”形象的本意是凸显这个民族的价值，然而却没有为当代的美国土著留出多少空间。大坝本身也同样没有。虽然没有土著人葬身胡佛大坝之下，但大坝却淹没了数百英里属于派尤特族（Paiute）的领地，并让无数史前器物沉没在米德水库湖底，使得来自洛杉矶西南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在此奋战挖掘这些古代器物。

事实上，也有一些土著被雇用参与大坝工程。他们大多是阿帕契族的攀高者（Apache highscalers），在纽约或芝加哥的摩天楼建造工程中闯出了名声。就像在摩天大楼上一样，在大坝上，他们的胆识和技巧都极具传奇色彩。他们的受雇是个特例，却也反证了那条规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对黑峡谷工程现场的雇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这些阿帕契人是该项工程中直接雇用的唯一有色人种。

禁止使用黑人的规则虽然不成文，但却严重影响了雇用行为，与此同时，一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对外国劳工的禁令却被明确写进法规。同样又是在这里，话语穿过现代主义表面的裂隙，倾泻而出：1931年，这项工程启动的第一个夏天，每隔一天就有一名工人死亡，几乎都因炎热和脱水而致命。这促成了在沙漠中为工人建一座可居住的新城的决议。在联邦政府的规划与资助下，计划将博尔德城（Boulder City）建设为一个工业乌托邦和一剂拯救拉斯维加斯的良方。这里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最重要的是，这儿配备有温度调节设备，政府希望这一点可以满足美国白人，且不会有辱“劳动者卓绝持久的尊严”。

事实上，博尔德城变成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地方，超出所有人的想象。过去作为工人营地的“拉格镇”（”Ragtown”）——一张愤怒谣言的温床——在罢工中被毁掉，博尔德城取代了它，成为另一个传递美国社会怪异张力的地方，那奇异的张力竟神奇地播散到了内华达州沙漠的中央。

近年来，这些复杂故事因一场论争而无意重现世间，纷争起于30年代建坝老工人们镶在坝上的一块铭牌。上面有一条黑色的狗和单词“Nig”（黑鬼）。铭牌纪念的是一只陪伴建坝工人多年的狗，这个福神是许多言之凿凿的故事与梦幻里的主角。据老一辈人说，在30年代初，这条狗在施工现场到处巡游。他乘坐着运输车，“检查”人们干的活儿，完全无视人们需要遵守的规则。似乎在工程现场到处都能看到这只狗的身影，就好像他能穿越钢筋混凝土墙一般。甚至有些工人猜测，他可能是某种幽灵，也许是“转世的建筑僵尸”。

令许多老工人吃惊的是，1979年垦务局（Bureau of Reclamation）将狗的名字从铭牌上消去，以回应之前关于其名字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抗议声音，只保留了狗的照片和一块标记石头。对老大坝工人来说，这完全没有意义。他们表示，这只狗是所有工程参予者的朋友，不论黑人或白人。因此，当垦务局的工人在1979重新灌注新混凝土时，老一辈人又将名字重新划刻了上去，数年之后划痕依旧。但要辨识究竟刻了什么就很难了：特殊的回忆，备受争议的陈述，题字，涂鸦。

作为一个“转世的建筑僵尸”和话题的主角，坝上的那条狗和埋在坝下的工人何其相似。它暗中连通了不同的世界。没有工人被葬在坝下，但是却有无数故事埋在那里，镌刻在平静表面之下。

（全文见丹尼尔·罗森伯格《无人埋于胡佛坝下》一文，收入《现代主义：身体、记忆与资本》，纽约大学出版社，2001）（翻译/朱菲）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5期——“乌托邦”

文/曾翰+杨长虹（广州） 图/曾翰（广州）

拍摄这个系列，是从一些梦境出发的，那时我们在讨论的，是我们怎样通过摄影在一些源于历史的梦境中寻找自身的血脉根源。于是我们便找到了贵州的山庄里的地戏，我们希望通过用地戏这样一种被称为“中国戏剧活化石”的古老剧种，来重现不同朝代的古代战争场景，以及扮演者通过手中的面具与历史人物相通灵，让摄影成为一种时间机器，游弋于不同的历史节点。

但随着拍摄的深入，以及拍摄所得影像的慢慢浮现，我们的摄影已经不是某种简单的再现梦境或历史的时间机器，我们越来越发现摄影正像它刚被发明的时代，被当时的人们所认为的，是一种偷窃灵魂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可以控制灵魂的装置。在地戏扮演者手持面具的肖像中，脱下戏服就是普通农民的扮演者，在手持他所扮演的历史人物的面具面对照相机镜头的那一刻，他的眼神和表情竟然与面具所刻绘的完全相同，也就是说通过摄影的几十分之一秒的行为，不仅时间交融了，那些远古的灵魂更是在此刻穿透各种界限，与真实的人一起停驻在照相胶片中；而在将不同戏队同置于一个真实的当下的自然环境中，演绎不同朝代的战争故事的大场景拍摄中，那些远古的魂灵更是前所未有地从不同时间的节点出发汇集到一起。

地戏组照拍摄完成后，我们这个系列的摄影走向一个更有趣更开阔的方向。通过摄影，对历史和未来进行时间向度上的探询，对社会、文化、环境、政治之于人的影响控制探讨作为实体的人与灵魂之间的互为关系。于是，我们继续用同样的方式拍摄了COSPLAY（动漫角色扮演）组照，这次我们将镜头对准一群中国当代都市中的十几岁的年轻人，拍摄背景选择了与这些年轻人一样年轻的城市深圳。这些大部分都是在校中学生的中国小孩，自己缝制或定造服饰，自己化妆，扮演成外国漫画（绝大部分是日本漫画）角色，通过COSPLAY行为，自己就可以从一个普通人摇身一变为无所不能的漫画英雄（或恶魔），在某种强烈的心理和文化暗示下，超脱出日常生活环境的束缚进入一个可以任意想象为所欲为的虚拟世界。而这一行为的目的，似乎在他们面对照相机的那一刻已经得以实现。在一个近似虚拟的城市上空，将各个虚拟的漫画场景一起并置其中，形成了一个以现实的人与环境组合而成的超现实画面，在对现实与虚拟，当下与未来等各层面上关系的探讨和挖掘，展现了摄影这一艺术媒介的无限可能性。

在这一系列的影像实验中，摄影就像是“叫魂”，而它召唤的远远不止是一个小孩的灵魂，更多的泛指了历史、文化及人性等等。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最重要的代表作就是叫《叫魂》(Soul Stealers)，他描述了一场发生于1768年乾隆盛世下的席卷全国的妖术大恐慌，以“叫魂”事件揭示了所谓盛世下的危机，同时也揭示了传统中国走向近现代悲剧性命运的内在根源。当下的中国，似乎正在重新迎来一个盛世，但其下的危机同样不容忽视，就像在这两组照片中，地戏所处的农村越来越空心化，年轻人都涌向大城市，只剩下老人苦苦支撑传统，所谓传承几乎难以为续；而在城市，年轻的一代只关心全球化带来的潮流，对自身的历史传统一无所知并且不关心，那只所谓潮流偶像文化的巨掌掌握着他们的灵魂。

“叫魂”系列在完成了当下最迫切的历史与文化的反思后，将会更加延伸至人类自身根源乃至超人类的第三维空间，我们也将更加坚定选择摄影这一媒介进行探索，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摄影会被认为是吸纳灵魂的装置。

本文摘自《城市中国》第25期——乌托邦

文/伍时雄（深圳）

资本的涌入粉碎了798和圆明园的乌托邦梦想，而怀抱理想主义的年青人始终生生不息。独立、开放、多元的价值导向；自行决定生活与工作方式；由创意工作达到自我的认同……为了承载这一切而生的东村艺术基地，是否可以成为创意工作者们理想中的精神家园？

正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艺术家逃离纽约荷区的命运一样，本世纪初中国艺术家也纷纷逃离北京的“798”区。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欲望，再一次粉碎了艺术家乌托邦的梦想。

上世纪末，当代著名艺术家隋建国第一个进驻798厂区后，在十年间全国现代艺术家持续不断地“扎堆”建立独立的工作室，使原来一大片早被人遗忘的苏联援华建设的包豪斯式的旧厂房建筑，被注入了新时代的文化气息，渐渐变成了中国当代艺术与艺术品发源的热土。这十年，798凭着自然形成的文化因素让世界瞩目，是件了不起的事情。然而现在，资本的涌入导致地皮租金高涨几乎已成定局，798的业主完全把厂区变成纯粹的市场租赁之日，便是艺术家逃离之时。这种质变与颠覆，仅发生在十年之间，不能说长，令人感到始料不及的神速！

人们不禁在追问：现代艺术和创意产业曾经的萌发地为何将彻底演变成一个高级消费的大卖场？我们心里或许会再一次领教到人类物欲横流导致资本肆虐，艺术在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逐鹿中遭受强势的压迫；而在形而上的层面，却始终为文化精神与理想被无情地劫持却心有不甘，所以才会追问，反省与抗衡。

今天社会的基本经济生产要素，已不再是自然资源、劳力和资本，而是知识。知识的力量之表现形式就是创意！归纳起来，世界历史创意较多的时代与地点都有四大特点：专心致志的活动；智识清明的感受力；多样化的人种或人群；社会政治上的宽容与开放。在国际化与多元化的新世纪，现代乌托邦不一定维系于一种共同的宗教或信仰，但他们却具有独立性、价值性、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共同价值观。尊崇个性，独立自主，不对权威言听计从，抗拒旧制规范的这种取向令他们集多重创意于一身。他们是行动派，狂热地工作，具有将创意付诸现实的崇高目标和理想。在生活形态上他们总喜欢自己安排时间，穿着休闲服装在充满激情的环境中生活。抵制被强迫工作却永不放弃工作，甘愿牺牲条件保障去换取自由自主，除自身工作所需的技术之外，他们努力追求持续的学习与成长，自行决定自己的生活与工作方式，由创意工作达到自我的认同。曾几何时，圆明园和早期798都存在过这种高昂的精神特征，时过境迁，这种令人神往的理想似乎已成了残存的记忆。

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如何面对新生代乌托邦的理想诉求，让年青人的理想主义重获尊重与认同，便成了东村艺术基地开发理念上值得关心与思考的价值观问题。东村决意打造一个中国未来创意产业的优质孵化器，建立一个阳光创意的王国。

东村目前已开发出二万三千平米的库房，写字楼及招待所，待规划建设用地还有两百亩，将来整个区的用地将有二十万平米的范围，是一个完整的可封闭式的艺术社区。这种规模有利于对区内业态进行板块式划分与布局。东村艺术基地主要从四方面确定自身的开发模式：业态规划——艺术家创意工作室，划定比例为65%，约12万平米。会展中心、画廊占30%，约6万平米；国际交流中心占5%，约1万平米。为了区内进驻艺术家和创意产业的长期发展，工作室的比例将不会受其他业态的发展的影响而受到挤压，以确保东村作为艺术创意产业基地的主要特质不会改变。

入驻者定位——从事现代创意的艺术家、设计家和现代艺术推广、代理机构都可以成为东村基地的一份子，其多元性与现代性正是东村所关心的组合成份，与此无关的需求者，在东村不可能有立足之地。

高品质服务低成本回收政策——东村力求建立一个高效和高品质的服务中心，为创意产业入驻者在资源、信息、交通、物业、安防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做好贴身服务。区内已安装24小时电子监控系统。除了定点设置出租车呼叫服务站外，当社区形成一定规模时，将安排班车定时定点来往于市中心之间，设施故障确保五分钟内到场处理的紧急机制。信息中心将随时向每位入驻者发布艺术活动和展览信息，随时向东村造访者提供入驻者发布的艺术咨询或档案资料。区内将设有餐饮及小型超市服务区，专人负责保育绿化和环境保洁工作，工程部为入驻者提供室内设计及施工的纯成本服务。东村意识到：艺术创意者需要低成本投入，高效率产出的诉求，是个十分明智的抉择，为此在京城艺术区的性价比中，东村只会做到服务最好，而费用标准仅处在中等水平，相信只有这样才能达至与同业者持续共识，共赢与共享的运营局面。

整合资源，主导运营——“整合资源，主导运营”是东村有别于其他艺术区的运作主动脉，东村艺术基地服务中心将成为整个基地的中转服务平台，在为创意产业和个体艺术家提供低成本生产条件的同时，针对多元的创意产业特性，除区内设有推广中心和画廊之外，中心将通过资源整合，努力疏导国内外市场渠道，将入驻者个人的创意转化为社会的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东村将通过多个重点项目去开创主导运营的局面：创意驻留计划——基于创办东村的宗旨和理念，为扶持新一代创意产业发展，东村已建造了音像、摄影、金属加工、动漫造型、丝网印专业工作室，以及创意作品展示厅，通过专业手段将艺术家的创造力有效地转化为创意作品，进而向国际市场方向疏导，为“中国创造”的蓝海战略发挥作用。

一年一度的“0”突破观察计划——每年将从全国艺术院校毕业生中选择几十名入围者进驻东村基地，每人都有独立工作室。经一年的观察计划后，东村为观察艺术家举办作品公开展，出版作品集，组织艺评家、收藏家及代理机构进行观摩、评论和推广活动。其中优异者有机会升级为东村驻留计划艺术家。该计划将为有才华的年青艺术家打造一条时光隧道，创造条件让他们快速成长。

国际艺术交换计划——利用东村基地为平台，每年与国际著名艺术机构举办学者或艺术家交换计划，以等量条件，促成国际间文化艺术的深度交流和展览交换计划。为入驻者提供多元化、国际化专业平台，实现艺术创意国际化的目标和理想。东村艺术基地已于2007年底落户京城东五环豆各庄，期间接受了各政府有关部门和国内外艺术界精英的到访，他们对东村着力关注和扶持中国艺术新锐和创意产业发展的开发模式与自身定位，表现出莫大的赞许与期待，新建议之合作项目正在论证和策划阶段。东村艺术基地将加盟更大的文化机构，成为一体化运作机制中的产业环节，是一个势在必行的趋势。但她作为艺术创意的始发站和产业基地的独特品格是不会改变的，她将永远坚持奔跑在文化创意产业的马拉松之路上。可以肯定地说：东村不会是798！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3期——唐人街

文/冯原（广州）

在远离帝国朝廷的管辖和作为一个半自治社区的条件下，唐人街衍生出一种“堂口政治”的局面。当这种政治生态与某种价值观的表达高度结合起来时，便能在遥远的海外形成对发生在“中央之国”轰轰烈烈的革命的助推力。然而，一个由“海外中国”所推进的国家革命最终还是被发自于大陆内部的革命所取代，待到新中国重新书写海外华人和爱国侨胞的定义之时，唐人街越来越远离那个国家之梦。

广东新会，民国二年的某日，数十匪徒包围了邑城最繁华的南隅大街，开始逐店逐家地劫掠。是时警察沓无踪影，商家一片恐慌。有数贼涌入裕丰隆商号，“劫该店现银两斗箩，并摸店东金镖”，本是金山客的店东李杰勃然大怒，上楼取出他的十三响扑向贼群，在大街上连续放倒两名匪徒。不幸被一假装购物的小匪从旁偷袭，身中九枪而性命垂危……

事隔近百年，人们再来读这则地方小报上的旧闻，不仅对民国初年广东民情的混乱以及重建社会秩序之艰难有所体会，它还让人们看到一位金山客异于常人的行动，在所有商家恐慌躲藏的时候，这位金山客敢于孤身反抗数十匪徒，除了他拥有的洋枪之外，他的行为总让人联想到善于在漂泊中闯荡的勇气。今天可能已经弄不清楚“摸金镖”激怒店东的心理关系，不过，人们仍然有理由相信金山客更易动怒和自人卫护的深层原因。显然，漂泊在异国它乡以求生存要比留在故土的人冒更大的风险。如果把李杰的身世还原为一个普通华侨的系谱，那么人们大约可以猜测，第一个抵达金山的应该是他的祖父。在1860到1880年间，一个原籍四邑的农民即便不是奴隶般的“猪仔”，而是一个自愿的契约华工并幸运地踏上了去美国而不是去秘鲁的帆船，那么，从他踏上“征程”的那一刻起，海难、疾病、欺骗和事故也都将是他命运的组成部分，恐怕他做梦也不敢想象他的儿孙会变成邑城中的店东家。从基因繁衍的角度来说，那些侥幸生存下来的人，不仅有躲避灾祸的运气，还可能拥有比别人更机灵、或更有勇气的基因，才能积蓄财产、娶妻生子。累积财富和拼着命来保卫财富的基因可能共存在李杰的身上。从李杰的行为人们似乎可以看到他在加州修建西部铁路的祖父和在三蕃市的唐人街上参与堂斗的父亲的影子。当然，反过来看看那些匪盗们，他们身上的匪气难道是与生俱来的吗？或者它不过代表了另一种冒险犯难的求富之路吧。从十九世纪末叶一直到民国初年，随着金山客的陆续返乡，广东四邑一带早已沦落为盗贼和土匪们的乐园却是事实。同一年《新会醒报》的“四邑要闻”里充满了各种打家劫舍的消息，例如十一月的“金山客惹匪”一则：“井桁系九堡南朗近关之新村也，屋宇具属旅洋者所建造，栋宇辉煌，群居约有二十余家，昨有金山客同里，贼匪因此垂涎，于二十七号夜十二点钟时候，被贼搜劫一空，枪伤男妇各一，损失财物甚巨。”

所有这一切均起自于大洋对岸的那个地方以及针对此地的移民，它与家乡构成了一个地理圈，并随之派生出另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态圈：漂洋过海的农民及其后人回乡变成了金山伯，留守在家乡的忠厚农民却转行为匪，滋扰乡里、以抢劫金山客为生。这两则旧闻活脱脱地构成了吴思所描述的那个官、匪、民相变故事的四邑版本。广东乡下的农民像是蛰伏的蚂蚁社会中的卵，无以计数的卵将来要变成“工蚁”还是“兵蚁”，并不是生来注定的，而是要取决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巢穴和整个族群的生存状态。

孙隆基曾经为肇始于公元一千年的全球性变局描绘出一个大历史框架。其中一项变化是“中国政权的东北亚化和热带中国的诞生”，他说：“宋代以来的千年， 中国历史尤其生长出一个以闽粤民作先锋的‘热带中国’，十世纪，一位阿拉伯的世界旅行家马苏迪已记录中国逃避黄巢之乱的难民抵达三佛齐，中国之有海外华侨当不自此始，但公元第一个千年里纵有华侨，亦不具世界史的意义……发轫于北温带的古中国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开发了亚热带，在第二个千年里则进抵热带。这是世界史上最‘慢镜头’的帝国扩张，但也最稳打稳扎。”而这一时期也是东南亚国家相继崛起和南洋的岛屿国家回教化的过程。

中国龙向热带的缓慢进军虽然被孙隆基总结为一种帝国扩张，不过来自闽粤的移民族群似乎并不代表帝国势力或宗教渗透，这使得中国式的移民与印度人和回教徒有很大的区别，替代王权和宗教的纽带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其缓慢的过程也反映了以族群为单位的移民之艰苦卓绝。在此种情况下，人们尤其需要看重的是何种力量促成了这种持续而艰难的大迁移。就这方面而言，致力于研究海外华人史的孔飞力提供了一种视野，他把中国的海外移民史看成是整个移民进程的一个特例， 因此要“理解海外移民史，必须将漫长的国内移民史作为基本的背景”。这使人们看到，向海外的拓殖基本上属于大陆中国的“内爆”而衍生出的“溢出效应”，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迫漂移的农民在海外复制出一个又一个的定居点，它们与蜂巢一样都具有很强的结构特征——既有利于向内的凝聚力；也同时是极度排外和拒绝同化的。在这两种相互抵抗的拉力之间，排斥力与凝聚力的大小则要取决于特定区域中的竞争状态。例如，移民的社会单位总是从极内向而逐步走向融合的。以宗族和口音为表征的认同首先是生产出它的层级和结构，然后驱动着这一群落与另一群落发生争斗，乃至流血，千百年以来在华南地区上演的宗族竞争随着移民的漂移被扩展至所有移民地，在这方面，南洋的新加坡是个极佳的例子。

只有到了近世，人们才可以看到分属闽南、潮汕、广府和客家的蜂巢如何打破血缘和地缘的壁垒联接成较大的单位，其中，每一次融合都是因为外在的压力，最后终于压制出一个民族的观念来。如果要进一步来分析，面对外敌的流血冲突还不能算是主要的诱因，华人在马尼拉和荷属东印度大量被屠杀的历史并没有造就出一个统一的民族观念，这种观念的出现仍然是现代性的产物。

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萌生于海外的中国观念的出现既使并不早于清帝国的灭亡太多；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帝国的解体和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而在全球华人所踏足的范围内，孕育民族与国家观念的培养皿只有两个：南洋的华人区和北美的唐人街。

【堂口政治与民族革命】

与英帝国的海峡殖民地相比较，主要由广东的苦力和猪仔构成的美洲唐人街在族群结构和语音上要简单得多。这可能也是以洪门为代表的秘密会社在唐人街超过了各种宗亲会或同乡会，成为主要的组织形式的原因之一。堂口，陈国霖将之称为“第三种组织，不论成员的姓氏或籍贯， 均一律欢迎。”比起南洋的华人社区，唐人街更像是孤悬在白人主流社会之中的岛屿，因此，秘密会社作为华人在传统上的自人组织实际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在总体上降低了华人社会的交易成本、促进了交易总量，按照杨国桢的说法，这些秘密会社“继承了天地会的团结互助反抗强暴的斗争精神，介绍新到移民的工作，赈济贫困，赡抚孤寡，帮内和衷共济，排难解纷，劫富济贫。”另一方面，唐人街也被陈国霖称为是“组织涣散的社区”，因为它“不能履行及表达其居民的价值，由于区内缺乏文化及结构上的控制，因而导致犯罪次文化的涌现，当这种文化涌现后，它继续成为一个半自动的系统，有其独特的文化及紧密的结构。”把这两种看法结合起来大约可以勾勒出唐人街政治生态的双重性，其要点则在于价值的表达及其途径。所以，仅仅把唐人街看成是华人的栖居地显然是不够的，在远离帝国朝廷的管辖和作为一个半自治社区的条件下， 唐人街衍生出一种“堂口政治”的局面。当这种政治生态与某种价值观的表达高度结合起来时，这种情形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推行的近代革命，孙先生把华侨称之为“革命之母”，是基于海外的洪门组织对革命的大力资助和推动。同样，如果缺乏统一的价值观，堂口政治便会滑向以帮会为形式寻求经济利益的次文化。

中国步入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行列，美洲和南洋的华侨居功至伟。一些重要人物的出现可能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在香港出现了首位华人政要伍庭芳， 在新加坡出现了林文庆，在北美洲则出现了司徒美堂。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能完成建立民族国家的大业，与他巧妙地穿行和建构组织的才能密切相关，从洪门里的“红棍”到同盟会中的总理，他竭尽所能地获取各种支持力量。而民族主义的大业是否是每一个底层华侨所能体认的观念呢？对于那些目不识丁的小贩、洗衣店主和手艺人来说，把微薄的血汗钱捐出来，无论是用于实现一个民族国家的梦想，还是仅止于效忠洪门三十六誓，其行动和结果确实超越了他们习惯于“窝里斗”的祖辈。虽然没有人能够预言历史发展的轨迹，一个由“海外中国”所推进的国家革命最终还是被发自于大陆内部的革命所取代，待到新中国重新书写海外华人和爱国侨胞的人之时，唐人街越来越远离那个国家之梦。当好勇斗狠的青年华人在街头争霸， 那个陈国霖所言的“半自动的次文化系统”的影响竟然越出了华人区，通过大众传媒和渲染，“亚裔有组织犯罪”的指控与老华埠的夕阳景色混合在一起，为唐人街的百年历史划下了一个句号。

【海外中国与家乡中国】

无论如何，十九世纪末期的致公堂是令人钦佩的，十多万在唐人街谋生度日的华侨为孙总理的建国事业慷慨解囊，孙总理的每一次筹款行动都化解了革命的燃眉之急；而广东华侨为未来的国家梦想捐助了多少资财，就意味着广东四邑的乡间少建了多少栋宇辉煌的洋碉楼。不管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梦是否变成了现实，绝大部分的底层华人还是要节衣缩食地积蓄财产，以终老故里。

到了民国初年，走出帝国阴影的家乡看上去是越来越繁荣了，金山客依旧把积赚的“西纸”转变成江门堤中路和赤坎堤东路的骑楼商铺。金山客看重的商机也刺激了赌棍、骗子和强徒们的发财欲望。结果是唐人街的华侨以两种互不相干的方式对祖国和家乡都产生了影响，他们透过对堂口政治的效忠支持了新国家的立国，加入现代国家行列的社会秩序正是他们所期待的；然而他们又通过对家乡的投资再造了广东侨乡的社会生态，财富的涌动似乎正好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

这种情形把裕丰隆的店东家李杰和最贫苦的挑夫拉到了一起。同是民国二年的《新会醒报》有一则消息：“古井龙田有金山客赵根，由外洋回乡其夹马行李，亦随江门渡而回，担夫利外洋客工金之厚，莫不争先恐后，霞路赵某，意欲以担竿，提其行李，该船渡主由帐房而出，强施老拳，适中要害，登时晕眩倒地，负伤过重，未知有无性命虞否。”在李杰拼死卫护自家的财产之时，担夫赵某无非只是想多赚些资费，可是，当担夫的处境显然不及打家劫舍的匪帮。另一新闻则更令人叹息不已，也是出自民国二年十一月八号的《新会醒报》，称为“金山婆死得可怜”：“长乐乡有吴氏女，年方花信，貌极苗条，前年许字金山客黄某为室，过门后伉俪甚笃，黄去年六月往美洲，至今年余之久，吴氏在家，情思过步，因染神经病，日昨奔出村外，赤条条一线不挂，沿途唱歌，手舞足蹈，引动无赖蜂拥其后，更有不知羞妇女，走出观看，掩口而笑，后有一老媪寻至，强索该氏而归。氏复染寒疾，卧床数日不起，人请医调治，均谓此症难愈，除非其夫在家，可占勿药，昨闻吴氏已逝世矣，可怜哉。”

情形到底会怎样呢？侥幸逃过一死的李杰是否变卖资产重回美洲的唐人街？担夫赵某伤愈后是否也加入了匪群，在城镇的骑楼和乡间的碉楼间呼啸而过？人们不得而知，不过丧妻的黄某若是他日发了财自金山返乡，长乐乡只是又多了一幢栋宇辉煌的洋碉楼而已。在财东、匪徒、担夫和出洋者的轮回更替之中，那些位于北美的唐人街显得既近在咫尺；又无比的遥远。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4期——深圳再生

文字：邹波

海口火车站比海口机场更远，可能是世界上离城市最远的火车站，在更深远的郊区，但一直沿着海岸线，火车站就是一个荒凉的海港，在它与城市之间，有一段良莠不齐的海滩，其中只有一小段开辟为旅游度假区，更像避难所，如果你谈恋爱的时候，跨出这个区域，就会有椰林中的“兽人”出现。我才醒悟，朋友提醒过的那段危险的海岸，是在城市与火车站之间，不是在万绿园文明的海岸。火车站与城市之间据说有一个长流镇，吸毒者来打劫的多，深夜有怪诞的歌声，在椰子林中。半吊子黎话。

在空空的候车室，警察查所有人的身份证，因沿海跋涉来这荒地的坏蛋，必于所有人之中抢劫所有人，厕所却是个大漏洞，小蛮仔长得跟赵传一样，有一个高大的新疆人走来走去，其实他很容易被人记住，但被查了好几回，深夜的海风寒冷，人们拥做一团，对面的候车室更空旷，轮船比火车的汽笛更频繁，有9个业余选手在排练健美操，大腿粗壮的西北女子，是什么系统又在海岛搞活动，后来没了踪影，我又敲打了一下空旷的B候车室，没有回音，那趟去西北的车，已经先过海了。A大厅里有一个旅行团在玩杀人游戏，都是一些老年人，迟迟不能进入状态，像每次会议的开端，有人闭着眼睛当平民，却就那么睡着了，没有来得及睁开眼睛指证，导游小姐主持了几回，累了，老头们的劲头却又刚刚上来，她在一旁看手机，像有心事，却有一个老头提着裤子从厕所出来：“靓女，你起来呀，我们继续玩。”羊脂球。

看到列车过海的注意事项，停电，没有光，没有广播，没有空调，阅读灯这支蜡烛可以开到微光，不能下车，什么都不能做，这还真让人有点紧张。果然是这样，铁路在船的甲板上，来回进退了两次，第一次没有成功登船，又退回到海边的荒野里，直到另一列去上海的火车停在我们右舷，它的硬座车厢里，似乎有一个光着上身的小胖囡囡在过道里吹海螺。看不清，听不见。船上的铁轨要和中国的铁路线吻合，所以会有班次几列不同的火车并排过海，却不能使同一列火车折叠起来，排成三列纵队。木甲板同岛屿隆隆地撕裂开。

看不见大海，舷窗遥远而黑暗，但看见车外水手和船舱的内部。没有颠簸，今夜连海床也非常稳定，列车员下车，点烟，和水手交谈，自己也变成了水手的姿势，叉着腰，卷着裤腿，潮湿的裤腿，我记得上火车的时候，车票在车外就提前换成了小牌牌，列车员说：“要过海了，要过海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忙。”但现在他悠闲得像个捕鲸者。大海的标志——一只小玛瑙一样的海苍蝇，飞进车厢。通体晶莹。

船上，火车的上铺，最闷热的窒息时刻开始了，我开始在想，我上一次这样窒息是什么时候，什么样子，更无形的上一次，象征的心情，多少年前，失恋、前途暗淡还是思维阻塞……这次是实在地发生了。猪笼。杀人游戏竟然又开始了，老人们却更加兴奋了，杀这个，杀那个，把铺位敲得咚咚响，磕瓜子，这个旅行团的铺位包围了我们，而那个女子就在我的下铺，疲倦的女导游更疲倦了，手机映出蓝色面孔，趁着老人们更加忘乎所以地玩耍，在黑暗中，她独自睡去。半个小时以后，又有人开始喊：“靓女，靓女，起来，起来……”她已不省人事。

过海的过程据说只有一个小时，我的印象却是一直到我睡着，这闷热和窒息、老人的聒噪，嗑瓜子的声音就是那样渐渐消失的，第二天醒来已是肇庆，广东的青山和香火，村落老远就能看见旗帜一样的宗庙，鱼塘和水田，塘底的矿，有人从水中捞煤，沥青中的水鬼，生锈的楼房，农妇半人在田里，戴眼镜的黑皮妇人，背上孩子从稻田中露出一个脑袋，“中国最好的季节啊，南国也是秋天……”，窗外的货车车皮上用粉笔写着端庄的楷书：“剑外忽传收蓟北……”，标语：“不准在铁路上行走，卧轨，喧哗”——针对诗人；标语：“火从心头起，灾靠小心防”——心之火。车厢尽头有广东话在交谈，男人接着开始念一个广告：“修身，致美，求……真”（“真”的发音如“增”，很庄重，如“锃锃”的钟的余音），一个黑龙江采购员有着丰富的历史政治知识，谈到清朝末年满人效法英国的贵族制度，改造自己的纨绔子弟，还谈到民进党的乡土政策和他们真正的人数，是壮大还是在萎缩……列车始终有许多货郎来回穿梭，包括过海时黑暗闷热的几个小时，他们打着手电，卖越南三宝，穿着铁路制服，这趟漫长的南北列车，似乎被一个伪善的生意人完全接管了。我讨厌一个列车员对着一个婴儿兜售彩珠笔的场面，刺花了她的眼睛。由此我觉得车上将没有人主持正义。一个小说构思的缺口。在过道里充电，继续读着《克里希那穆提自传》，他一生无所事事，只想和人性的弱点交谈，但有一天面临森林中的老虎，他也很镇定。我想起西川写过：面对高原神圣的黑暗与寂寥，那少年“放开胆子但屏住呼吸”。

我的中铺是一个中年人，从床上下来，整个人好像都浮肿了，昨天我看他孤独一人，穿着知青的衬衣，皱纹，清瘦而有神采，背着迷彩的双肩包，穿过检票口，现在是一个臃肿的人，是什么使他一夜之间变老了，他起来的第一件事是买了一大包瓜子。

“买瓜子，你是想报复使你失眠的人？”我冒失又过敏地问。

“ 使不得， 可不能这么说， 小兄弟， 阿弥陀佛。”一夜浮肿的中年人机警地双手合了一下什。窗外正经过了一条广东与湖南交界的绿色大河，松林边是芦苇，山有偶尔的丹霞地貌，云气低垂，也许是武水。韩愈流放时经过这里。我们开始大声地嗑起来。后来纵声大笑。他是个复员军人，现在却容易为脆弱的东西击倒，后来他重新是一个爽朗的中年人。大笑直到中午，中午的光阴是湖南的树影出现在那些老人的被子上，隐约的婴啼，是上午从肇庆上车的孩子，喂奶之后是静谧，每过一次隧道就更静谧。连续大量的隧道又形成了夜晚的常态。

嗑了一夜瓜子的老头老太们继续做着白日梦，鼾声穿过隧道的时候发出回声，有时他们的手自然地垂落在被子外，令你忍不住想去把一把脉，又是什么使他们昨夜如此亢奋，是过海这件事吗？年老而放肆的人，无论有什么罪错，为他们的生命力而高兴。导游小姐悠闲地在窗边看着《青年文摘》。Eco说：“人生充满了空闲。”到了晚上，他们的空闲——9点以后，过了汉口，在餐车里，吃了饭还不走的乘客被善意地劝走，本来一个人趴着喝酒的列车长也开始带着化装的货郎、警察、女招待、厨子，玩起了他们的杀人游戏，他年轻，肥胖，但是干部队伍中的精干者。我离开餐车时，突然觉得我也能驾御这国营的火车，穿过岛屿、海洋和陆地，可以轻易取代这醉酒的列车长，我什么身份也没有，我视我的国家为粗浅的宇宙。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4期——深圳再生

文/袁奇峰+刘云刚（广州）

深圳还是国家的“经济特区”吗？因为均一税制，有人说“特区”已经不“特”了！那么，深圳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吗？地理上最接近她的东莞人说“深圳只是通道”！深圳究竟是什么？

“深圳经济特区”传奇

深圳是20世纪典型的中国式奇迹，从1979年以来短短28年的时间从一个边境小镇发展成为一个拥有800多万人口的特大型边界城市，这在世界城市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深圳确实是一个年轻的城市，目前深圳全市人口平均年龄不足29岁。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深圳人口从166.7万人猛增到700.8万人，十年增长534.1万人，增幅高达320%。但是增长的主体是非户籍人口，占了增长部分的90%。深圳经济特区一直是中国改革事业的实验区和“排头兵”，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对外交流的风尚之城。深圳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包括第一次提出土地所用权与经营权分离，第一次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第一次进行土地拍卖；第一次发行股票；第一次成立证券市场；第一次引入法定图则等等。

深圳不大，只有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发展很快，经济增长速度年均27.3%。2006年全市本地生产总值达到5684.39亿元；上缴中央财政收入达1180.34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500.88亿元；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6306.38亿元，跻身全国首位；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374.11亿美元，连续十四年居全国首位，约占广东省的45%和全国的14%；本外币存款余额（含外资）达10616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是中国两大资本市场之一。

1990年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金融业产值已经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而利润占全国四分之一，是城市的支柱产业。

“深圳市”面临的区域格局

普遍繁荣

[Pervasive Prosperity]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广州一枝独秀，其周边地区似乎是另一个发展体系，形成城－乡、工－农的二元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特征明显。而仅仅20多年，这一格局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深圳和珠海从两个边陲村镇(县)一跃变成新兴现代化城市，其中，深圳更是凭其金融业和高

新技术产业在全国的地位迅速提升，成为中国最发达的现代化国际性城市之一。

东部的东莞80年代主动承接香港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90年代后又成为台商IT产业转移之地，发展成为了一个国际性加工制造业基地；惠州也承接了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发展了电子产业，同时也经受了房地产和熊猫汽车城项目泡沫经济的重大挫折。

西部的佛山依托专业镇，培育出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区域品牌，形成了南海纺织、有色金属、禅城陶瓷、顺德家电等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中山一方面主动接受香港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原有较好的国有工业基础务实发展国有和乡镇、个体经济，并谋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江门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相对较低，但在家电、化工、纺织等方面也有了相当规模。

从珠三角各城市的经济总量来看，一种明显的多极化格局已经形成。另外，各城市的发展各有特色，显示珠三角已经了普遍繁荣的发展阶段。

分散决策

[Dispersive Decision-Making]

珠三角的发展最初是以港资为龙头，珠三角在与香港企业的合作过程中“干中学”，利用港资的技术、管理、营销、信息等条件“借船出海”，发展外向型经济。在这一过程中，“三来一补”的加工业得到大量发展，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济模式，但这种经济都是各城市和港资的单线联系，凭借的是各城市自身的亲缘、血缘或地缘联系，珠三角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相互之间在发展上也缺乏协调。

而另一方面，传统的区域中心城市广州由于历史原因，经济凝聚力和辐射力弱，对珠三角各城市发展的影响能力低，在产业上珠三角其他城市都基本以香港为核心，而广州则自成体系；在空间上，各城市均根据自身需要向沿海拓展，“开港出海”，广州也变成其中一员。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相互之间的衔接程度也很低。

多点博弈

[Multipole Game]

当城市或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距甚远时，示范帮助与学习的“单线模式”是它们联系交流的主要方式；当经济发展水平接近时，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与在同一市场的相互竞争将构造出复杂、多重的区域格局。九十年代以来，珠三角各城市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变化也体现于此。

[区域竞合]

最典型的变化是深港关系。之前的20多年，深圳在国家政策的引导支持下广泛吸收香港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及国际资本，在本土进行大胆试验，再把成功的经验推向全国，从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开放和发展。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香港是深圳经济发展的参照地。香港和深圳利用各自的发展优势，逐渐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使两地间形成互动互利的产业链条，双方都取得了极大经济效益。但是，随着深港经济水平差距的缩小，深港关系在逐渐的趋于复杂化。深圳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发展高端服务业，而这些也都是香港的发展重点，两地的目标市场都是包括珠三角在内的中国内地，因而引发深港关系 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惠州市明确表示要积极地承接来自深圳（而不是香港）的产业转移，这说明深圳正在悄然对其周边地区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还有近年广州的崛起。自1990年以来，广州历年GDP增长率平均高达20％，经济增长速度居全国十大城市之首。近年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城市景观建设明显提速，2000年花都和番禺撤市建区，同年广州提出了“东进、西联、南拓、北优”发__展方针，强化其中心服务功能。同时，在加快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广州也在为金融保险、商贸旅游、信息咨询、交通物流等服务行业的发展积极创造条件。广州的这种四面出击的动作，无疑对于周边地区已经趋于稳定的区域发展格局产生影响。

[设施竞建]

突出表现在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

目前珠三角有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香港、澳门7个机场，除佛山、惠州机场属于军民两用机场外，其余的5个都是国际机场。由于各机场的设计规模都以整个珠三角客货源为基础，近年已经出现了竞争的格局。其中，香港、广州、深圳是最有实力也是相互之间竞争最激烈的三间机场。深圳机场兴建抢占了广州机场的部分市场份额，业务增长量远远超过广州。香港和广州先后兴建世界级的大型国际机场，香港国际机场设计容量是客运是8,700万人次/年，货运为900万吨/年，目前是使用量只到设计容量的1/3，而广州新机场2004年投入使用后，每年可处理2,500万人次及80万吨货物;预计到2030年每年客、货量处理能力将达到8,000万人次和250万吨，它们的共同的市场对象主要是“大珠三角”，为此，将面临新的市场份额之争。目前，香港新机场优势是国际客运线多且价格较便宜，而广州机场在国内客货运上占据绝对优势。但随着国家三大国际航空港之一的广州新机场国际航线的增加，服务质量和效率提高，它的经营成本将可能降低，这对香港现有国际货运和客运优势将会构成较大的压力。

在港口建设方面，现在珠三角主要的港口有广州港、深圳港、东莞港、珠海港、惠州港、江门港和中山港等，其中广州港2002年吞吐量位居世界第8位，深圳港2003年集装箱吞吐量为为全球第4位，其它港口发展也较快。香港港的发展得益于珠三角外向经济发展，珠三角港口的业务有6-7%经香港中转，2003年香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全球排名第一。由于港口发展对当地外向型经济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所以，珠三角有条件的城市都建设大港口。这样的无序竞争日趋激烈，必将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影响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

[行业竞争]

目前最突出的比如物流业、会展业、金融业等等。在物流业方面，珠三角制造业高速发展，急需物流业支持，为此，珠三角各城市都规划发展物流业。

深圳提出把现代物流业作为深圳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成为华南乃至全国的物流中心；广州计划大力发展物流业，打造全国物流中心；东莞出台现代物流规划，建设珠三角制造业物料供应中心等。这些城市兴建的物流园区的规划货源与市场有很多重合，这就不可以避免地造成城市物流园区之间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无序竞争。

在会展业方面也是同样，广州的广交会，深圳的高交会，东莞的家具、电子和服装博览会，顺德家电、家具博览会，佛山陶瓷博览会，此外香港还有大大小小的众多展览。由于竞相建设大型展览场馆和积极举办各类相同相近的展览会，造成了展馆闲置和客商无所适从的趋势已经出现。

在金融业方面，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深圳是中国两大证券交易市场之一，而广州目前也在积极地兴建金融CBD，提升其在国内资本市场中的影响力。为此，珠三角金融业的竞争也会日益升级。

“深圳”的周遭关系

深港“双子城”

[SZ-HK Twin City]

深圳虽然地处珠三角的一翼，从地理上讲是一个珠三角城市。

但是深圳城市的辉煌并非得益于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而是来自于两股巨大的动力，一是国家特殊政策的直接倾斜；二是以香港为代表的海外投资和产业的进入。

在特殊的政治体制框架下，深圳实现了许多“全国第一”，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实践城市，但这些成就都和它邻近香港的特殊区位有关。深圳是香港进入内地的一道门槛，大量的境外资本通过香港进入深圳，使深圳在地理位置上获得先发优势。深圳虽然在地理上隶属于珠三角，但是在经济上主要发生联系的是香港。比较1980年与2004年珠三角城市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深圳在改革开发后的发展历程与珠三角其它城市存在着很大差异，其它城市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都是较为均匀的，GDP总量和人均值的相对变化不强烈，而深圳表现出强烈的非常规发展的特征。

深圳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香港经济转型的带动，这一点已有定论。在长期的发展中，深圳和香港已经形成了合作互补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至今仍左右着深圳的发展格局。但是，深圳的发展速度要远高于香港，这使近年的深港关系在出现变化。深圳目前已进入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发展转型期，而香港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也痛定思痛，为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而掀起了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高潮。在一些服务行业，深圳与香港的同构化发展的倾向也在日趋明显，二者由单纯的主从关系向学习-竞争的复合关系模式转变，使深港关系也面临更多不确定的因素。

但不管怎么讲，深圳和香港的关系要远重要于深圳和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关系，这一点毋庸置疑。

深广错位竞合

[SZ-GZ Staggered Competition-Cooperation]

广深两城同处珠三角地区，拥有不同的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

广州一直以来是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而深圳则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城市。广州的工业结构比较均衡，以汽车、石化、电子产品为支柱，重型化特征明显；而深圳工业结构较为单一，通讯与电子设备制造业首位度高，在现代服务业方面则发展水平超过广州。

在珠三角地区，广州是唯一能与深圳平等对话的城市，深圳也是对广州影响最大的珠三角城市。面对同样的国际资本和同一市场区，广深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具体产业市场的争夺上，但二者发展模式不同。

总体来看，两城的经济各有侧重，功能互为补充。广州对内的辐射范围更广，而深圳作为特区具有更高的创新示范效应。在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下，广深两城的功能互补，协调发展是主流。

惠州是腹地

[Huizhou is the Hinterland]

深圳和惠州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带来了城市功能的互补，而空间上的接近使得互补的作用得到发挥。惠州目前的发展需要来自深圳的产业转移，以及深圳在人才、研发等方面的生产服务；另一方面，深圳的产业空间拓展和资源瓶颈的缓解也需要惠州的支持，经济上保持密切的上下合作关系有利于两个城市的共同发展。惠州对于深圳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惠州是深圳向粤东北扩展区域腹地的重要门户。

西岸是争夺焦点

[The West-Shore is the Next Focus]

目前西岸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加上有珠江口相隔，陆路联系不畅，深圳与西岸各城市的联系目前也并不密切。但是，从发展的趋势看，西岸腹地的争夺将成为今后珠三角区域竞合的重点和热点。

广州目前在积极地加强同珠海、中山等地的陆路交通联系，香港则在加强同珠海在机场、港口方面的合作并在积极地推动港珠澳大桥的兴建，深圳也欲通过深中通道的建设加快进军西部的步伐。西岸是今后珠三角的潜力区域，因此，深圳与珠三角各城市的关系，也直接受到今后西岸发展趋势的影响。

珠海与深圳同为国家首批经济特区，其发展路径具有相似性。

近几年来，随着珠海重化工业的崛起以及省政府的支持，珠海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产业上，珠海提出工业要重点发展“一高一重”（即高科技产业和临港重化工业）、服务业要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物流业，这些除了重化工业以外都与深圳一致。在对外发展上，珠海加强与香港的合作，加快珠澳一体化发展，这些都将影响到深圳与珠海以及西岸的关系。可以说，未来深圳在珠三角的格局变动最大的变数就是西岸。

如果只以GDP论输赢，深圳在全国处于4、5之位，已经是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与苏州不分伯仲的国家经济重镇。但是深圳同苏州、无锡、宁波一样，虽然GDP很高，却不是国家省级行政中心城市系列，在行政上只能够是辖区的中心城市。如果只强调经济能力，深圳就只能同苏州、无锡、宁波、大连、青岛一样成为一个省级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果然，2003年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提出了“两个主中心（广州、深圳）加一个副中心（珠海）”的设想。果真如此，特区可能就不特了！

2007年5月广东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中心城市要逐步形成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强化集聚和辐射功能。广州要建成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都市；深圳要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化城市。”

所谓“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化城市”与广东省的关系究竟怎样？如果从国家体制改革的实验性基地回归区域，深圳能够成为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吗？旁边的香港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北边的广州则是华南的门户、珠三角的枢纽。位于香港和广州之间的深圳，迫切需要准确定位自己！

漂移的目标

[Drifting Goal]

自从1979年开始设立特区，深圳经济特区28年来几乎抓住了国家每一个发展的机会，先是通过贸易启动；然后是引进加工工业，轻工、服装、手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三来一补”工业；再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1990年代，深圳又一次抓住了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抢在教育和科研水平更高的北京和上海之前，率先瞄准世界市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国高新技术生产的重要基地。近年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金融业和文化产业优势地位不断巩固。

区域中心城市是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行政、经济、文化、商业和服务中心。可见中心城市不仅通过资源的聚集和经济的扩散、辐射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体和导向作用，而且在区域均衡和区域公共产品提供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

国家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是要进行改革实验，开辟窗口和试验田，而不是要在某个地区建立区域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和特区都是国家社会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但两者有着明显不同的功能和内涵要求，区域中心城市更多地承担国家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城市化人口转化的重要责任和义务，而特区则需要为国家探索改革开放，经济与体制改革起到开路先锋作用。

如果把特区更多地建成地区中心城市，首先特区势必失去改革特色，其次，面积较小的特区环境承载力也无法承担如此巨大重任。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与建设特区城市有着不同的模式。

深圳目前提出要加强“深港合作”、要做“先锋城市”、要做珠三角的“中心城市”，均是从自身愿望出发的“一厢情愿”。深圳的定位究竟应该是什么？

位于珠三角的“业务城市”

[An "Operation City" in the PRD]

深圳定位应该是一个业务城市！

业务城市的概念来源于日本1988年第4次首都圈基本计划。当时，东京周边有一些城市，比如横滨、川崎，它们发展速度很快，在某些功能（业务）上还要强于东京，但总体上却缺乏东京那样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中心功能，所以将其称为“业务中心城市”（简称业务城市），意指其偏重于某些功能（特色业务），但同时也是具有强大功能的中心城市。

与“业务中心城市”近似的是“副中心城市”，但后者主要强调城镇体系的等级结构。因为深圳并不是一个二级中心，所以“副中心”对深圳并不贴切。

深圳是中国的业务城市！

深圳突出的特色在于高新技术产业、金融、物流，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强大，周边地区对其有强烈的需求。2006年，深圳的港口和机场已经是全球第四大集装箱枢纽港和全国第四大航空港。“业务城市”应该是深圳的发展方向。

深圳是港深都市区的业务城市！

深圳是“因（香）港而生”的，深圳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香港经济转型的带动，这一点已有定论。在长期的发展中，深圳和香港已经形成了合作互补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至今仍左右着深圳的发展格局。

在新一轮总规修编草案中，深圳的城市性质是“创新型综合经济特区，华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大都会。”深圳市第一次在城市性质中提出“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大都会”，冀望搭上香港在全球城市发展序列中定位自己。

深圳还是珠江三角洲的业务城市！

随着珠三角内部产业升级和转型，制造业将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深圳应利用自身优势，加强对周边地区的生产性服务，提升自身的地位。特别是在物流方面，围绕环伶仃洋湾区的建设，稳固自身区域物流中心的强势地位。

深圳的区域战略应当基于联系港澳、拓展惠州、西岸，成为区域业务先锋。基于此，深圳的区域战略应有三个层次：一是强化深港关系，二是拓展深惠、深圳与西岸的合作关系；三是发展深广、深莞关系。

深港关系目前已经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母子”关系转变为“双子”关系，深圳正在努力摆脱对香港的依赖，而香港也正在寻求新的合作区域，这就要求深圳在与香港合作的方式上要转变观念。发展深港关系始终是深圳区域战略的首要战略，与香港携手构建服务华南和东南亚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或许是最佳选择之一。

西岸是深圳潜在的腹地资源，与之协作发展是深圳对内战略的首选。但是，深圳与珠三角西岸地区之间的联系一直受制于交通不畅，而即将准备建设的港珠澳大桥又排除了连接深圳的可能，因此开辟深圳与西岸地区的直接通道就显得非常迫切。目前提出建设的深中大桥是深圳一个最佳的选择，尽管这一大桥的建设尚未得到上级政府的明确支持，但深圳应当积极争取、加快推进深中大桥的建设。

惠州是深圳的经济腹地，可采取“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发展对惠州石化产业的相关配套服务；在港口领域，则发挥深圳集装箱物流优势，为惠州提供最大的物流支持。

广州、东莞与深圳的互补性较差，在这方面，深圳主要是以发挥其优势“业务”功能来推动与之关系。

深圳就是“深圳”

[Shenzhen is "Shenzhen"]

深圳有三个用得最多的名字，渔村时代叫“深圳”，1979年以后是“深圳经济特区”，1990年代以后是“深圳市”。在国家行政系列中，深圳市理应位于省会城市之后；但是作为国家的“深圳经济特区”，她又引领着改革开发的潮流；在铅华尽洗的今天，她开始在港深大都市区、在珠江三角洲、在全国重新定位自己。在区域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以自己对区域的贡献和功能来定位自己，深圳就应该回归“深圳”，一个功能性的城市——业务城市。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3期——唐人街

文/黎全恩（域多利）

昔日华人往北美洲淘金处处受到当地白人的压迫和欺凌，为了言语沟通和互相照顾的方便，华人聚居在一两条街道，在当地称为“唐人街”。其后人口增多、住宅与商业不断发展，但区内只有华人居民做生意，成立自己的团体和组织，好像是一个黄色孤岛漂浮在茫茫蓝海中，因此“华埠”在北美城市中，形成独特的外貌和文化形态。加拿大著名华裔学者黎全恩教授以加拿大卑斯省（British Columbia）首府域多利市（Victoria）的华埠为例，深入分析其社会组织及权力结构。

1858年，加拿大卑斯省发现金矿，三藩市（San Francisco）数位华人富商带领一班工人，于六月底首先到达域多利，聚居于海旁的一条街道，称为莫伦街（Cormorant Street），成为了加拿大第一条“唐人街”。工人安顿后，准备行装、粮食，便赴往内陆的菲沙河（Fraser River）金矿区淘金。1858至1860年间，数百华人，先后由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三邑（南海、番禺、顺德）、花县、中山等地，经香港乘船抵达域多利，再前往各地金矿区。

1860年代中期，矿产采掘锐减，淘金业逐渐没落，很多华人矿工返回域多利，转往乃磨市（Nanaimo)、坎伯兰（Cumberland) 等地的煤矿场挖煤，或前往制鱼厂、伐木场、木板厂工作，如找不到工作，唯有返回域多利华埠居住。

1870年代，全加拿大华人人口约3000人，差不多全部聚居于加拿大西岸的卑斯省，大约千余人居于域多利华埠，故此昔日华侨称之为“大埠”，新西敏（New Westminster）的华埠，华人人口约500左右，为第二大埠，故称为“二埠”。

【房口和善堂】

昔日域多利华埠，经济由数间大商户掌控，如广利的李祥、卢卓凡，泰選的董基、黄朝瑞，泰源的李奕德，广安隆的李祐芹，永祥号的徐礼，泰昌号的马秀等为当地侨领，埠内大部份是穷苦工人，差不多全部是单身汉，来加拿大工作只是暂居性质。为了节省费用及互相照顾，很多同姓同乡者，众人合租一间房共同生活。另外为便利与家乡书信来往，都会给自己房口起个名称，如“合 房”，“和福房”等，并选择一间商号代为接收书信。家乡来信，先写域多利的一间商号，后写房口。政府的邮局会将所有信件交给华埠各个商号。当地居民，便往自己商号查 房口的信件。当这些房口日渐扩大，便成为日后的宗亲或邑县侨团，如“合 房”多由姓李合居，渐渐变成“李陇西堂”，如“和福堂”，大部份合居者来自中山县，其后发展为“中山福善堂”。

昔日华侨，虽然离乡别井，去外谋生，死于异乡，但还保存“落叶归根”的思想，希望骸骨能运回家乡安葬。因此，同邑县的华侨便成立“善堂”，筹集经费，每隔七年，将同邑的先友骸骨运送回香港东华医院的义庄，然后通知家乡，来港领取骨灰返回家乡下葬。早期的“善堂”，唯一任务是运送骸骨返国，并没有完备的组织，亦无固 地址，只借埠中同邑商店为聚集地方。1870年代，域多利已有台山馀庆堂、开平广福堂、恩平同福堂、新会福庆堂、番禺昌后堂、南海福荫堂、顺德行安堂、增城仁安堂、中山福善堂、客家人和堂十大善堂。

【洪门组织】

清初，一些民间组织以反清复明为目的相继成立。抗清失败后，秘密结社继续进行反清活动。在福建省内，一些抗清英雄成立“天地会”，又称三合会，又称“洪门”，意是“漢”字除去“中土”，即是“汉无中土”便是“洪”，洪门兄弟，设五大部落，遍布中国，在广东、广西的“洪门”部落称为“洪顺堂”。昔日往美国及加拿大的淘金者，多来自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很多已是“洪顺堂”成员。抵三藩市后，“洪顺堂”又分裂为各堂所，如“秉公堂”、“协胜堂”、“致公堂”等等，其原本宗旨为“反清复明”，但其后会员良莠不齐，一般劳工多加入“洪门”以求庇护，亦有益于谋生。这些秘密结社渐渐变成黑社会，依靠赌场、妓院、鸦片烟厂为最主要收入，在华侨社会内争夺地盘，扩张势力，例如三藩市内，各堂所因争夺赌场及其它纠纷常引起堂斗，使华埠内治安不稳。加拿大域多利华埠，1870年代有“致公堂”和“协胜堂”两大洪门组织， 但因“致公堂”财雄势大，将“协胜堂”消灭，成为唯一存在的洪门机构。

华人全部集居华埠，市政府通常不会理会埠内的纠纷。因此，埠内好像没有政府管治。埠中数大商家担任代表华人与政府交涉压迫华人的条约，但没有权力平息内部的争执、打斗，而警察局如不发生命案也不理会。而警察局如不发生人命纠纷也不会理会华埠内的纠纷。

【中华会馆】

1881年，加拿大政府开始在卑斯省兴建横跨全国太平洋铁路的西段，当地铁路承建商由美国、香港等地招聘华工，1882年4月至6月，6500华工由香港乘船抵达域多利， 然后前往内陆修筑铁路。铁路在1884年将近完成，大批铁路华工被解雇，有些留在内陆工作，大部份工人生活无所依靠，艰苦徒步返回域多利。当地商人在1884年3月初呈禀三藩市总领事黄遵宪，讲述域多利华人情况，“迩年人数众多，习染日恶，其狡黠无赖者，结党横行，往往串通番人，鱼肉乡里，其老弱失业者，饥寒贫病，往往转死沟壑，周恤无人，加以娼赌日多，包庇攻击， 日滋祸患，此内忧日迫之大端也”。同时， 市政府及省政府施行排华条案，省政府于1875年通过法案取消华人选举权利（之后医学会、律师会等订立法例：如没有投票资格的人不准担任医生、律师等职，因此禁止华人从事行医及其它某些行业），同年，域多利市政府通过法案，市政府内的一切工程， 不得聘请华工，省政府于1878年也通过法案，省内工程，不准聘用华人。同年立案， 在卑斯省内华人居民，年满12岁以上，每三个月必须缴交人头税10元。域多利商民呈禀黄总领事，“种种苛虐案议，省政府欲次第施行，此外患日迫之大端也，愚拙无能，夙夜彷徨，罔知所措，屡集中再三筹议，咸谓祛外患，必先驳除苛案；消内忧，必行禁绝华娼；欲求忧患永无，则又必设中华会馆， 以联络众情，又必请设领事，驻签以办理交涉。凡此四端，似皆目前之急务。”

 

黄遵宪总领事立即派主事黄锡铨及通事戴永祥前往域多利，指导当地商人于三月底成立“临时中华会馆董事局”，授权管理华埠及加拿大内的华人，并批准“中华会馆” 于4月10日发出告示，要求各地华人至少捐助二元，作为会馆成立经费，如不捐助， 中华会馆将不会登记其姓名，不会提供帮助；他日要返回中国，如没有捐款收条，不准上船，必须缴交10元，才准乘船返国。中华会馆于7月28日颁布会馆章程， 并于8月18日在卑斯省注册为慈善团体， 英文名称为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中华会馆权力很大。

首先，当时加拿大没有清政府的领事馆，中华会馆由黄遵宪总领事授命成立，无形中代替清政府在加拿大的领事工作。其次，中华会馆代政府约束侨民，调解纠纷，并与加拿大联邦、省和市三级政府交涉对华人不公平的条案，并且禀呈驻英国钦差大臣郭嵩焘及三藩市黄遵宪总领事协助交涉。中华会馆的值理董事，皆是富商及店主，安排招募及雇用全省的华侨移民，并代为安排出返中国的船票及手续（因为昔日华侨不懂英语）。因此，中华会馆之董事拥有“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管治加拿大华侨。当地西人政府对华人不关心并有歧视，所以，不知道也不理会华埠一切的行政。案如中华会馆成立不久，立即自建一所“太平房”收容贫病临终的华侨，成为旅加华人自办医院的滥觞，一切费用由中华会馆自筹自给。所以，决定抽收侨胞捐药银2元，这张捐款收条及中华会馆捐款收条差不多是“出口票”，如没有这出口票便不准上船返回中国。每次当轮船启程时，中华会馆会派人在码头验查“出口票”，或收取10元的离境费。当地西人政府及船公司不会理会，只以为是中国人自己收欠债或其它债务而已。

【侨社经济和政治蜕变】

为“台山宁阳总会馆”，一部分中山人另立“铁城崇义会”，南海、番禺、花县人仕合组“南花顺三邑同乡会”，人和堂扩展为“人和会馆”。宗亲之“房口”，也发展为宗亲会，“李陇西堂”改为“李氏公所”， 雷、邝、方三姓人氏合组“溯源堂”，刘、关、张、赵四姓人氏，将“名义堂”扩大为“龙关公所”。这些邑县和宗亲侨团渐渐成为侨社的骨干，其主席理事开始加入“中华会馆”的董事局。因此，十九世纪末，会馆行政再不是由一小撮富商控制。

中国的政治分歧永远会影响华侨社会的团结。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再赴加拿大号召华侨助皇。于1899年在域多利创立保皇党，并在温哥华、多伦多各地创立会所联络华侨，又于1905年在温哥华创立《日新报》，鼓吹立宪政治，加拿大会员达6000人之众。孙中山先生于1897年，由英国乘船到加拿大，再乘火车转至温哥华及域多利，考察当地政治人情，此为孙中山在加拿大宣传革命的开始。1907年域多利若干知识青年组织“击楫社”，

以革命反清为宗旨。1908年年底，中华会馆接获美国砵崙（Portland）领事梅伯显来电，下旗哀悼光绪及西太后逝世，（当时加拿大并无领事馆设立），“击楫社”极力反对，在哀礼中与一些保皇党及守旧派发生冲突。1909年，清庭开始在渥太华设领事馆，此后域多利中华会馆再没有代表清政府在加拿大的领事工作。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后改组洪门致公堂，使其由秘密会社变为公开革命政党，与当时革命党合作。1910年孙中山再次来域多利、温哥华等华埠，筹募革命经费。民国政府于1912年成立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内有洪门致公党党员。国民党在加拿大各华埠建立支部扩张势力，引致与洪门致公党不和。1915年洪门实行清党运动，建立达权社，为洪门中坚分子的组织，凡洪门致公党党员，如有参加其他党成为党员，便不能为达权社社员。1910至1920年代，国民党与致公党对立。

【会馆权力减弱】

二十世纪初，邑县和宗亲氏族团体日渐扩大，职业性侨团也开始建立。域多利商人先后创立昭一公所和公一公所，其后两公所合并为“域多利侨商总会”。华埠内工人也组织“买菜工会”、“华人农业合作社”、“洗熨工会”、“华人板业工会” 等。此外，业余性的团体也先后成立，如“闲园”、“乐园”等俱乐部（主要是打麻将玩乐）、“民声阅报书社”、“扬扬音乐社”、“声韵

社”等。“华人美以美教会”、“华人长老会”、“华人圣公会”等社会组织先后成立。1923年加拿大实行禁止华人入境后，华埠人口日渐减少。而第二代及第三代华裔，在加拿大成长，与西人同学交往，建立“同源会”，争取土生华侨在加拿大的权利，后又成立“华生体育会”参加埠内及埠外的球赛。这些侨团需要会员捐助，因此中华会馆的捐助收入日益减少。中华会馆更没有权力平息国民党与致公党的斗争，这反映了此时中华会馆再也没有能力调解华埠内部的纠纷了。

以往中华会馆董事及理事由埠上有名望的商人委任或担任，但参加的理事人数日少，中华会馆理事于1916年要求每个邑县团体选派两位代表出任理事，自此开始，中华会馆理事会由埠内各邑县侨团代表担任，再不由商人负责。其后，中华会馆欠交会馆楼宇和坟场地税，面临破产危机。“维持中华会馆委员会”于1920年议决任何侨社或政党每捐款100元可派一位代表为理事，国民党捐200元可占两席位，其他侨社如致公党、台山会馆等只能捐100元故只有一席位。1921年中华会馆由12位理事负责，代表埠内11个侨团，因工作人数太少，于1922年各代表侨团多派一代表， 理事会便增至24人。代表中有许多是厨师或板厂工人等。因此，中华会馆内的理事再不是由富人独占。1940年代，会馆理事会由62人组成，代表埠内31个团体。

【抗日及战后新社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会馆召开全侨会议组织“抗日救国会”，团结同胞，齐心抗日。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扩大捐款救国工作，如演戏筹款，义卖筹款，游艺会筹款等，鼓励义捐。八年抗战，域多利“救国会”经手筹募约75万元加币汇回祖国。抗战期间，中华会馆领导全侨，但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拿大各地中华会馆，皆受国民党影响，对反共比当地工作更关注，引起一些同胞不满，认为中华会馆不能代表全侨。

1967年，加拿大政府实行不分种族的移民政策，以学历、工作经验、语言等为批准移民的资格。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到香港，引起1966年暴动，再加上中英谈判香港回归条件，很多香港人，恐怕香港他日不能保存原有的自由，大批财团、投资家、医生、律师、教师等申请移民往加拿大、美国、澳洲等地。这批新移民知识水平比昔日旧华工移民高，要求也不同。他们抵加后， 多居住大城市的郊区，发展华人商场，建立新唐人街。因此很多战前的唐人街人口逐渐稀少，经济也不景气。

1970年10月13日，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域多利一班工人成立“华侨联谊会”，高挂五星红旗，洪门致公党改称为洪门民治党，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政府，也挂五星红旗。但域多利中华会馆因有左右派之分，议决不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和五星红旗，保持中立。因此，每年祖国国庆及领事或中国领导人到访，皆由“华侨联谊会”洪门达权社和洪门民治党举办迎接及晚宴节目，中华会馆只是嘉宾而已。其他地区，如温哥华，有承认台湾的“全加中华会馆”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温哥华中华会馆”，爱民顿的“中华会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温尼辟及多伦多的“中华会馆”则保持与台湾的联络。

1990年代，大部分中国移民来自中国大陆，来自香港及台湾等地的日渐减少。大陆华侨多居住在多伦多市及温哥华市，创立自己的侨团，如“山东同乡会”、“湖南同乡会”、“中国专业人士协会”，这些说普通话的新侨社，与讲广东话的邑县和宗亲公所甚少来往。此外，更有越南华侨的“越棉寮华人协会”，台湾华侨的“文化交流协会” 等等，数之不尽。

【结论】

十九世纪时，华侨社会皆由域多利中华会馆管理，1909年满清设领事后中华会馆不再替清庭管理华侨工作。四年后，民国政府成立，但北京政府由军阀控制，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南方政府，因此，华侨对当时的领事馆，无所适从。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全国总算统一，国民党员在各地中华会馆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华侨社会分为左右两派，加上由香港、台湾、大陆、东南亚、南美等各地移民的华裔，文化教育背景各不相同，华侨社会也如联合国一般，同是华裔，但思想、兴趣、生活习惯皆异，埠内台湾人民，也有主张台独及反对台独，也有统一两岸的组织。在各地华埠，没有一个真真正正统领全埠华侨的组织。在大城市如温哥华华埠，每年的新年庆会及游行，由中华会馆、中华文化中心、中侨互助社、华埠发展委员会、华侨商会等共同筹办。在小城市，如域多利市，中华会馆名义 上代表全侨，但很多决定需要洪门组织、台山会馆、龙岡公所、中山福善堂等数大侨团的协助。号称代表全加拿大华侨之组织有二，全加华人协进会（俗称平权会，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和全加华人联合会（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 Canadians）。但很多华侨，也不认同他们之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