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2期-“中国教育”

文/潘天舒（上海）

萨拜因曾说“良好的出身、良好的教育、良好的社交关系、悠闲的生活等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和财富连在一起”，社会的分层在某种意义上说与人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文化资本成为一种势能，根植于家庭教育当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就是人们对于文化优势的自然地追逐。

儒家理想中的家庭教育可以说是实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人生终极目标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告诉我们，如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目的简单地理解成将后代培养成能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所谓“外圣而内王”的经世之才，未免失之偏妥。其实在中国家庭教育过程中，穷九经三史诸子百家的内在动力并不只源于道德教化和塑造人格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以通过科举考试（中国传统社会中少有的平等竞争机制）的成功，来达到光宗耀祖即维系传统中国家族垂直一体化这一实实在在的考虑。

在近现代中国，家庭教育在实践中逐步成了一种对学校教育中所积累的文化资本的制度化的充实方式。在这里“文化资本”是指将来自良好家庭的文化优势通过教育传导给后代，从而维持不同阶级差异的过程。“文化资本”的这一社会学概念，将统治阶层拥有的经济力量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文化资质加以区分，从而使我们对传统和现代中国语境中家庭教育作为生产、控制和传承文化资本的必要手段，有更为明晰的认识和理解。在社会学家眼中，阶级差异不仅在经济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而且还在物质和文化消费领域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文化资本似乎带有某些“遗传”特征，如人们的对于琴棋书画的精通程度和古典音乐的品味，通常被视为家庭教育质量的一个衡量标准。

那种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积累文化资本所形成的“惯习”(Habitus)，在不经意间成为自身生活实践的有机部分，甚至于变成一种身体语言。除了穿着打扮和举手投足之外，我们在各种场合说话时的遣词造句也在显示自身的社会地位，可以说是一种微妙的运用文化资本的方式。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英国，这种文化资本表现为一种“贵族气”的口音，腔调和优雅的谈吐，能够显示说话人的教养和教育程度（即文化资本的拥有量）。同样，在九十年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居住在上海棚户区苏北移民的后代，都以学会说一口带有宁波口音的沪语，来显示自己拥有与上海人（浙北和苏南后代）同样文化资本和社会地位。

我们在中文语境中常常使用的“没有文化”或者“没有家教”的说法，用社会家的话来说，无非就是由于阶级出身而导致的“文化资本”匮乏。作为古代中国家教经典而传颂的“孟母三迁”，其实完全可以被视作父母竭尽全力为后代获取文化资本而创造最佳就学环境的社会学来解读。据本人观察，在北美，来自大中华地区的华裔移民之中，就有不少类似“孟母三迁”的逸事。为了使在美国出生的下一代免受其苦，这些华裔们自己含辛茹苦，生活简朴，而在添置房产时特别注意选择上好学区。所谓好学区其实就是房价居高不下的中上收入阶层的居住区（上海人所说的“上只角”）。

在当今中国类似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家长们为了家庭教育之所以付出昂贵的经济代价，不仅是由于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价值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是在为后代争夺文化资本的一种奋斗手段。然而经济资本的多寡往往限制了其积累文化资本的能力。因而将家庭教育作为积累文化资本的“风险投资”，与延续父辈理想、洗刷劣根性、家庭暴力、代沟之间，必然会存在一种矛盾的关系。而强制性的文化基因输入，必然使家庭教育的模式更趋单调呆板（如由钢琴课、英语课、电脑课等组成的“家教”产业化菜单），与兴趣引导和因材施教等为古今中外有识士共同推崇的家教理念南辕北辙。

当我们以一种马克思式的目光来审视家庭教育与所谓“文化资本”的积累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意见。我们不难发现， 在当代中国，文化也被分成不同等级，与社会分层相互适应。那些担当精英文化代言人的文化大师们（恕不点名），通过媒体引经数典，对“文化遗产”发表高谈阔论。在表面上看，是在显示自身家教和学养的丰富， 而实质上不过是在将自己的文化资本不断转化为经济资本。另一方面，为弥补缺少“家教”、文凭或学术职称的不足，国内一些企业老总购买网上文凭、通过捐资担任知名大学的名誉博士，又何尝不是一种将经济资本转化成为文化资本的捷径呢？

选自《城市中国》第22期——“中国教育”

文/秦军校（深圳）

图/秦军校（深圳）+杜殿文（北京）

说起私塾，人们马上会联想到懵懂的小孩、老气的先生，还有“啪啪”打手板的声音。2004年，当湖南最后一个私塾——岳阳市平江县五峰私塾84岁的老先生宣布“封馆弃教”以后，中国最后一批私塾永远地消失了。

2004年12月6日，我驱车1000多公里从深圳到湖南平江县五角村和高坪村，去看望并拍摄了80岁的朱执中老先生和83岁的彭熊滨老先生(现已去世)。这两位老先生是我国目前仅存的教私塾的前辈，彭老先生因耳聋且年事已高已彻底闭塾（不再教私塾），而朱执中老先生也将在2004年年底闭塾。此组照片拍摄的是朱老先生和他最后的弟子。

平江私塾复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最鼎盛时一个自然村平均有一二所，多的有五六所。近些年，随着“教老书的”先生相继辞世，平江私塾的数量开始下降。

在平江，私塾教育被称为“教老书”。在过去的年代是个很平常的事情，四乡几乎都有教老书的，越是偏僻的山区，教老书的就越多。私塾的课本大致有《三字经》、《论语》、《孟子》甚至《左传》，以四书五经居多。很有意思的是，在朱执中老先生的课本中有他自己编的东西，如天文、望雨、岁时、朝廷、文臣、武职、祖孙父子、兄弟、夫妇、叔侄、师生、朋友宾主、婚姻、女子、老幼寿诞、身体、衣服、人事、珍宝等条目，分别解说，有的条目配有问答题。

朱执中老先生办的私塾，其实是同村里一幢低矮的旧农舍——三间用土砖砌成的老房子，前两间住着先生和家人，后一间就是先生教书、学生读书的课堂。从外面看，私塾先生的家与普通农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显简陋，这也说明私塾先生并非是农村中的富裕一族。据村民介绍，朱执中先生的私塾收费不高：每月30元，加一斤米；后来一斤米不收了。“有些家庭富有的，往往多给一些。也有一些读了书缴不起学费的，那也就算了。乡里乡亲的，给不给钱都无所谓。”

上私塾的学生年龄有二、三十岁的，也有十三、四岁的不等。主要是那些失去了进一步深造机会，进入社会，年龄又较小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生，也有个别小学生或高中生。小学生主要是假期来作短期学习的。大家念起书来摇头晃脑，七嘴八舌，朗朗书声交织一片。

进入二十一世纪，假如有人告诉你，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还能找到旧式的私塾，你可能不信，但这是真的。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1期——气候对策

1929年美国科学家赫斯博士指出：佝偻病是气候变化引起的一种疾病。

1962年 蕾切尔 · 卡逊在美国出版《寂静的春天》。引发关于DDT及其它化学物质污染的大争论。

1968年4月罗马俱乐部成立。俱乐部是一个由知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小团体，宗旨是促进和传播对人类困境的理解，同时激励那些能纠正现有问题的新态度、新政策和新制度。

1970年4月22日，美国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环保运动。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世界“地球日”。

1972年3月，米都斯领导的一个17人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一篇研究报告，

题为《增长的极限》。他们选择了5个对人类命运具有决定意向的参数：人口、工业发展、粮食、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污染。报告认为：“如果目前的人口和资本的快速增长模式继续下去，世界就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而避免这种前景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它又被称为“零增长”理论。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次地球峰会——“人类环境会议”。 经过 12天的交流、讨论，会议制定纲领性文件《人类环境宣言》（Declaration of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nment）也叫《斯德哥尔摩宣言》。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研究保护人类环境的会议。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 113个国家的130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1972年10月，27届联大根据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建议，决定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并正式将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1974年8月世界人口会议召开，通过《世界人口行动计划》

1976年联合国人类居住会议（HABITAT）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

1979年为减轻酸沉降的危害，欧洲和北美的许多国家联合签定了“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规定了减少硫排放与跨国流动的问题。

1981年四川发生特大洪水。导致土地裂陷，山体滑坡，泥石流横冲直撞达4 万余处，遍及80 余县，冲毁房屋38000 余间，被毁农田4 万亩，10 万人无家可归。

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任主席，以“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制定“全球的变革过程”。

1984年英国科学家在南极上空发现臭氧层空洞。

1985年3月 签订“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个定义鲜明地表述了这样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类要发展，尤其是贫困人口的发展；二是发展要有限度，并且以不危害后代人的持续发展为基本标准。

1987年9月 签订“蒙特利尔保护臭氧层议定书”。

1988年6月美国气象学家詹姆士·韩森于在参众两院的听证会上提出全球变暧的概念。当时他预测未来10年内全球温度会上升0.35℃，但是实际却只上升0.11℃。

198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警惕全球变暖”作为“世界环境日”的主题。

1989年在荷兰召开的首届政府间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通过《海牙宣言》要求各国重视温室效应气体增加引起的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问题，控制二氧化碳等排放量。

1990年2月，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负责协调、制定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和措施。

1991年6月中国政府在北京发起并主办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有41个国家的部长出席了会议，会议协调了气候变化公约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原则立场，通过并发表了中国起草的《北京宣言》全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利益，其观点几乎被后来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全部采纳。

1991年国家科委将气候变化问题列为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1992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建立在成本效益比较和审慎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的发展和环境政策，加强环境保护。”这个定义强调了建立环境政策，加强环境保护，从而导致福利的增加和可持续水平提高的基本思想。

1992年6月3日联合国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第二次地球峰会——“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即“人类享有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权力，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力必须实现。”要求发达国家应该采取行动使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通过了五个地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分约，即《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行动议程》《森林公约》，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公约上签字。

1992年7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决定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于1994年3月25日送国务院16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议程》（全称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个定义鲜明地表述了这样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类要发展，尤其是贫困人口的发展；二是发展要有限度，并且以不危害后代人的持续发展为基本标准。

1987年9月 签订“蒙特利尔保护臭氧层议定书”。

1988年6月美国气象学家詹姆士·韩森于在参众两院的听证会上提出全球变暧的概念。当时他预测未来10年内全球温度会上升0.35℃，但是实际却只上升0.11℃。

198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警惕全球变暖”作为“世界环境日”的主题。

1989年在荷兰召开的首届政府间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通过《海牙宣言》要求各国重视温室效应气体增加引起的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问题，控制二氧化碳等排放量。

1990年2月，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负责协调、制定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和措施。

1991年6月中国政府在北京发起并主办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有41个国家的部长出席了会议，会议协调了气候变化公约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原则立场，通过并发表了中国起草的《北京宣言》全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利益，其观点几乎被后来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全部采纳。

1991年国家科委将气候变化问题列为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1992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建立在成本效益比较和审慎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的发展和环境政策，加强环境保护。”这个定义强调了建立环境政策，加强环境保护，从而导致福利的增加和可持续水平提高的基本思想。

1992年6月3日联合国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第二次地球峰会——“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即“人类享有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权力，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力必须实现。”要求发达国家应该采取行动使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通过了五个地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分约，即《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行动议程》《森林公约》，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公约上签字。

1992年7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决定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于1994年3月25日送国务院16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议程》（全称

为《中国21世纪议程 – 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则成为我国政府为贯彻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精神，在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这是第一部国家级的”21世纪议程”。

1994年国务院批准中国气象局组建国家气候中心，以加强气候预测、气候变化研究的能力。

1996年3月，全国人大第八届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一次以最高法律形式把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并列为国家战略。

1997年,正式通过《京都议定书》。

1998年中国政府批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1998年 中国政府将原先设立在国家气象局的气候变化政策与协调办公室调整到到国家发改委。

2000年7月4日在柏林举行的“21世纪城市未来”国际会议发表的《21世纪世界城市发展报告》

2001年中国政府批准实施《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

2001年3月，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十五”计划纲要。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置于重要地位，完成了从确立到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历史性进程。

2002年8月26日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第三次地球峰会——“可持续发展峰会”。有100多位政府元首和领导人出席会议，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

2003年7月31日，地球观测高峰会议在美举行 计划建立全球观测系统。

2005年1月1日，欧洲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计划（The Emissions TradingScheme）”开始生效。该交易计划有助于欧洲达到《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目标。

2007年6月4日，国务院发改委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2007年6月１２日，国务院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由温家宝总理任组长。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社会的参与与抉择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1期——“气候对策”

文/赵行姝[中国社科院]

2007年5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指出，2004年，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比1970年增加了70％（以“全球增温潜力”计算）； 同期，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长了80％；如果温室气体排放继续按目前的速度增长，预计2030年，由能源利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0年增长45％～110％。未来海平面升高引发的洪水可能使1亿人被迫离开家园，冰川消融可能导致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口缺水。气候变化给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将会威胁全球未来的共同繁荣，因而成为全球所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

一、“相互依赖”：共同挑战的根源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气候变化之所以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种“相互依赖”的现实。既来源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地球环境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正是因为地球的整体性以及其间各子系统的相互依存性，才使得任何一国因使用化石燃料而排放的温室气体，都会提高全球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强大气的温室效应，最终导致全球变暖。当前的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于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的无约束增长，而如果发展中国家依旧采取传统的增长模式复制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那么，气候变化必将持续恶化，这并不是我们期待的未来。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气候变化的危害性更加突出。因为它对一国社会经济所造成的损害，可以从发源地迅速向其他国家扩散、传导，从而也给其他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各种生产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各国经济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依赖。《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达到9160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9％。《2006年世界贸易报告》显示，2005 年全球贸易额约增长6.5％，高于过去10年全球贸易额的平均增幅（不到6%）。

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增长，推动了世界的共同繁荣；但另一方面，“相互依赖”使得一国社会经济问题跨越国界成为可能，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途径影响其他国家的社会经济，从而引发世界性的经济波动甚至导致世界经济危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在给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居民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 引发国际石油价格不断攀升，最终通过相互依赖、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活动波及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二、国家利益：永恒的政策准则！

国家利益永远都是一国政策、目标的最高准则，这在气候变化领域也不例外。气候变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具有不平衡性。正如并非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平等的享受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繁荣一样，也不是所有国家都平等的接受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每个国家都是在衡量其行动的成本和收益之后，才决定是否参与国际气候协议。换句话说，一国在考虑是否参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之前，通常要仔细衡量本国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采取减缓行动的成本。

在一般情况下，一国的脆弱性越大，执行规则的成本越低，就越愿意参与国际合作，从而成为国际气候协定的坚定“推动者”。相反，如果一国对于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较低、而实施减排行动的成本较高，那么，它就会常常扮演“拖后腿”的角色。当然，如果脆弱性问题并不突出，参与减缓行动的成本也不高，这类国家常常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成为“旁观者”。而有些国家，虽然容易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且后果严重，但由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所限，其参与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成本极高，因此，这类国家常常成为谈判中的“中间力量”，随机应变。

正是因为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家利益存在差别，因此，他们的立场难以完全一致，国际气候行动的效果与人们的预期相距甚远。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始终坚持气候政策的灵活性；发展中国家还远远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因而强调气候行动的速度和范围取决于本国的发展目标；虽然欧盟积极推进通过京都机制减缓气候变化，但是，没有排放大国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质性参与，总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将大打折扣。事实上，迄今为止，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仍然在持续增加。

需要指出，气候变化并不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唯一的全球性挑战，更不是单个国家所关注的唯一的紧迫问题。因此，各国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所做出的政策选择，决不仅仅是单纯的减排行动的成本，而是要考虑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综合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三、越来越多的国际摩擦？

尽管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但同时，它也涉及到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因此，国家之间将围绕气候问题产生新的冲突与合作。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共同挑战，不仅不会自动消弭现有的矛盾与摩擦，相反，还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摩擦点。

摩擦之一：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摩擦加剧。

IPCC评估报告显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在未来几十年内继续增长，且未来排放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预计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量的2/3～3/4来自发展中国家。上述结论为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减排、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提供了科学依据。但是，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历史责任和人均排放等方面的差异，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能源需求将持续增长的事实，在现阶段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强制性减排要求很难被发展中国家接受。

摩擦之二：

世界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在能源相关领域的摩擦增多。当前，各国能源外交活跃，围绕能源资源、能源通道等领域的竞争进一步加剧，由此引发的矛盾与摩擦日益增多。预计未来20年，油气资源仍将在全球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油气资源事关各国核心利益，油气供给大国越来越趋向于以资源为工具，对其他国家施以政治影响从而提升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而全球的油气需求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印度等能源消费大国中，这些能源需求大国在中东、非洲和美洲等传统的油气产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同时这场争夺的战火还蔓延到俄罗斯、中亚和里海等新兴的油气产区。比如俄乌天然气之争、伊朗重炼浓缩铀等，都揭示出因能源问题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日趋复杂化。

摩擦之三：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之间的摩擦升级。未来究竟是“分工与合作”的世界还是“对立与冲突”的世界？国际贸易/投资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其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甚至冲突之处，这为部分国家利用环境壁垒实施保护主义提供了籍口。特别是伴随国际分工的扩大和加深，国际贸易/投资所涉及的环境敏感产品逐渐增加，对环境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以能源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因排放温室气体而导致的气候变化，客观上将对以共赢为目的、以分工与交易为模式的经济全球化产生深刻的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大量消耗能源并排放温室气体，由于中国制造品的出口价格并没有反映相关的环境成本，与其生产相伴而生的环境损害不得不由中国独自承担；而进口国在享受着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的同时，却不必对中国的资源压力和环境破坏做出任何补偿，并且对中国导致的环境破坏大加指责。

摩擦之四：

国内独立政策与国际统一政策之间协调的难度增加。

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国际合作常常比单边行动更为有效。一个政府的单独行动难以同时实现多重政策目标，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尤为如此，单个国家的利益只能通过集体行动来保障。但是，这种“相互依赖”显然限制了一国国内政策的独立程度，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对于气候，没有一个国家能要求主权。” 世界是一个整体，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正在全面加深，因此，人们必须学会用全球的眼光处理气候相关事务。其次，国际社会又是一个多元社会，由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价值取向的国家组成，国际社会对环境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尚有一定差别，因此，人们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彼此对话，共存共荣。上述事实给一国国内能源和发展政策与国际政策之间的协调增加了难度。

摩擦之五：

国际机构之间的协调成本与效率问题。

气候变化问题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贸易、投资、技术、生产、消费等各个领域。但是，由于与之匹配的综合性国际治理机制尚不存在，而现有的各种环境组织、气候组织在协调国际气候制度与贸易、投资等制度的过程中又难以发挥更大作用，所以，气候变化问题始终难以得到有效推进。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全球性或区域性组织、机构比如欧盟（EU）、八国首脑会议（G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亚太经济组织（APEC）等，都把气候变化问题列为当前国际议程的优先领域，拓展自身在气候相关领域的管理或协调职能。这种情况的一个可能结果就是，各种机构围绕气候问题的讨论甚至机构重组可能会占用过多的时间和资源，造成机构之间的重叠，增加协调工作的成本，降低决策管理的效率。

四、国际合作：通向未来之路

气候变化对世界的影响是双重的：它既加剧了世界各国的摩擦，同时又促进了全球环境合作。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而且“相互依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这种更高程度的“相互依赖”则进一步增大了协同行动的必要性。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如何在国家利益与全球责任之间寻求平衡，如何让全人类共同分担责任、分享成果，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国际合作因为其以往的成功经验和良好效果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只有合作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从而更有利于实现各国的国家利益。

当前，气候问题已超越了传统范畴，不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国际气候合作，也由纯环境合作逐步走向更广范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以促进全球环境与发展的“双赢”。中国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参与减缓气候变化行动与本国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在发展中解决气候问题。这不仅有助于履行中国作为国际社会成员之一的“责任”，而且还有助于推动本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中国在参与国际气候合作中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敦促发达国家率先减排。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仅仅依据于发达国家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历史责任，而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早行动、成本低、效果好”的结论无疑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谈判中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的谈判能力。如果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市场制度等方面具有优势的发达国家没有实现其减排目标，要求既无经济实力、又缺乏技术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是不切实际的。

第二，立足国内做好节能减排工作，促进发达国家转让先进技术。发达国家应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切实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承诺，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通过国际技术合作与转让，使全球共享技术发展所产生的惠益。具体来说，发达国家应消除技术合作中存在的政策、体制、程序、资金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障碍，建立国际技术合作基金，确保广大发展中国家买得起、用得上先进的环境友好型技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第三，进一步加强支持力度，积极鼓励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问题研究。目前，包括IPCC在内的国际研究多是围绕减缓气候变化的“市场效率”进行，对减缓气候变化中的“公平”问题关注不足。同时，IPCC报告以“全球”为研究对象，其结论未必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因此，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是一项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面前的艰巨任务。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0期——“重庆直辖”

文/张琪（重庆）

2007年3月20日，一场名为“从西南出发——西南当代艺术1985－2007”的展览在广东美术馆开展。这次展览展出了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20多年西南地区的重要艺术作品和文献；参展艺术家跨越了三个年龄代，他们都出自西南，而很多艺术家都已经驰名中外。这次展览从规模到展出内容上的时间跨度以及参展艺术家的数量几乎是对整个西南当代艺术的历史书写。

【从西南出发】

西南艺术以其反思历史，直面伤痕，表现乡土的突出走向，体现了作为人文艺术所应具有的独特的艺术品质和精神特征。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真正开端，’85美术新思潮的出现与西南艺术对现实历史富于直面和挑战的精神有着衔接关系。此后，西南的当代艺术表现为强调人文，关怀生命，以一种深切而敏感的内心体验和内在精神，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现实和生命境况。1980年在重庆沙坪坝的“野草”画展是一次民间自发性质的展览，却和同一时期北京“星星画展”一同被看作南北呼应的重要展事。参加那次展览的艺术家包括罗中立、罗群、张仁强等。他们的作品，和以及后来毛旭辉、张晓刚、叶永青为代表的“新具象”西南艺术群体，共同奠定了“生命流”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

西南地区有着独特的气质：既远离中原文化，又远离东部沿海地区的商业价值观，所以西南地区的艺术总是具有原生的力量，关注人本身和人的生命状态后来成为了四川美术学院一贯的主题。“从西南出发”意味着关注最具生命的力量，关注本土艺术的价值，这是我们之所以创办锦瑟画廊的文化基础，也是我们在创办锦瑟画廊至今最关心的东西。

【四川美院与重庆】

重庆直辖之初，有不少社会人士考虑到四川美术学院在直辖市重庆而提议将原“四川美术学院”更名为“重庆美术学院”，但后来川美仍沿用了以前的名称。

不久以前，许多媒体还称重庆为文化沙漠。排除夸张与不公正的判断，我们能够看到的现象是位于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培养出了大批的艺术家，但这些艺术家除了少数留在川美任教外，大都流向了其他地方。除了出国或去东部沿海地区的外，留在西南的艺术家，更多地去了成都、昆明、贵阳等城市。我们在成都有很多艺术圈的朋友，他们几乎都是在重庆接受的艺术教育。

究其原因，一方面成都有更休闲的城市气质，这种放松的生活状态是艺术创作的良好土壤，能够给艺术家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创作。而重庆快速的建设和相对快节奏的生活，不具备能够停下来思考的条件，往往表现出一种原始的生猛。生猛的力量塑造了艺术家原始的气质，但却给不了他们发展的土壤。另一方面，除了四川美院之外，重庆没有其他艺术机构为这个城市的艺术家搭建表达自己的平台。这个城市培养了艺术家，但却没有更好的途径使得社会去了解他们。我和姐姐张莉都毕业于川美，工作之后深深的感受到了这种境况的尴尬。我想这也可能是我们最初想创办锦瑟画廊的原因吧。

【锦瑟之初】

1998年我们创立了锦瑟画廊，那个时候重庆还没有画廊，甚至没有画廊这个概念。整个城市当时正处于经济建设的快速上升期，当代艺术对于大众来说是和生活毫不相干的异类的事情。普通市民们所关心的大多是怎么通过装饰使得自己的家变得漂亮一点。这样的背景促成了我们办画廊最初的想法：希望与城市家居布置结合在一块。

我们的第一家画廊选址在中天装饰城，它是重庆第一家超大规模的装饰城，当时进入的时候只有我们唯一一家画廊。按照最初的意愿，我们开始实践自己的艺术理想。画廊所展示的都是完全原创的陶艺及油画，我们为的就是让大众知道在自己的家里面也能摆上原创的艺术品，是独一无二的，而非批量生产的复制品。现今的消费更加趋向心理和体验的方式，而在当时这样的做法必定因其超前而充满了困难。

刚开始做画廊时，我们体会最深的就是重庆在当时完全是一片文化沙漠。这一方面说明这个城市还处在文化生产方式的初级形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她对文化和艺术潜在的需求。这部分需求马上被类似“大芬村油画”生产方式所填补。当时重庆还有两个大芬村油画生产企业的连锁店，一些名家的作品被粗糙地迅速复制，以远远低于作品真正价值的价格投放到市场之中。这类事情给刚起步的锦瑟画廊以巨大冲击，我们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适应当时的市场去批量复制艺术品赚钱，还是坚持走原创艺术的道路？无疑后者将更为艰难。最终，我们决定把画廊当作公益事业来做。

2002年我们开始在临江门的现代书城做自己的第一个原创画廊。在装饰城售卖装饰画赚的钱被用来支持这间原创画廊，并大量地参与到重庆市的艺术活动当中。其中包括起步时期的“重庆青年油画展”、“人民的艺术——吴冠中作品展”以及后来陆续进行的各种展览。这些原创展览在市民中的反响很好，在频率上也比重庆美术馆的高。虽然一直亏损，最多的时候我们用五家装饰画廊的收入填补锦瑟的费用，但画廊慢慢地和重庆艺术市场形成了越来越好的互动关系，并且收藏了很多画家的原创画作。

【人·人·人】

2005年春节我们搬到了位于重庆朝天门的市规划展览馆，结束了所有在装饰城开的画廊。搬来后，锦瑟画廊调整了新的思路，开始筹办一些更扎实、更专业、更高端的展览。2005年，锦瑟画廊和重庆的地产开发商“融侨半岛”合作举办了一次展览。我们邀请了一批在重庆也是很有名的画家，比如版画界泰斗康宁。这种和房地产商联合办展的方式具有更广泛的公众影响。因为在当下的城市中，地产商实际上是整个城市建设的实际执行者，他们对于城市的影响会直接地反映到文化和艺术上。与商业资本合作的方式，对于推动整个城市的文化建设而言是有效的。

到了2006年，我们自己也策划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展览，展览主题正是“人·人·人”。作为重庆的本土画廊，我们真正开始去发现立足本土和西南地区艺术的传统和力量。“人·人·人”的参展者大多是四川美院的资深艺术家，他们在艺术上各有追求，但不管是从装饰性的唯美倾向到粗砺化的表现主义，从宗教般的母体崇拜到世俗化的茶馆生活，从特征鲜明的农民形象到清色轻薄的青春女性，从异乎寻常的乡村景像到极度夸张的市井人物，每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总和这个时代、这个地域的“人”发生关系。这是四川美术学院的优良传统：关怀人文、注重深度。

锦瑟画廊就是把艺术家的作品介绍给城市、介绍给大众，连接艺术家和公众之间的一座桥梁。从2005年之后，画廊得到了从政府领导到普通市民各阶层人的关注。重庆从来不缺少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四川美术学院有中国最好的油画系之一，但在以前整个城市对他们作品的了解甚至比国外对他们的了解还少。因此，川美不少教授的作品都直接销往国外。但现在画廊能为他们组织展览，市民也能更多的了解我们自己城市的艺术。在关注本土艺术家的同时，我们也开始关注那些年轻的、还没有什么名气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非常原生、发自内心，本身就是对“人”很好的解读。到今年画廊已经签约了几个年轻艺术家，画廊就是他们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

【十年与未来】

画廊从1998年开始创建，到现在差不多快十年的时间，和重庆直辖的时间基本一致。在这段时间里，重庆城市的文化氛围越来越好，我们也面临更多的机会与更多需要努力去做的事情，也许这正是画廊和这座城市建立起的一种良好互动的关系。

今年6月，在川美外面一条长1.25公里，拥有4万多平方米涂鸦面积的街道，在经过300多工人、学生、艺术家近一年的日夜努力后，成为著名的“涂鸦一条街”。从政府到学院，从艺术家到市民都似乎加入到了各种官方的民间的文化活动当中来，希望这种活力不是一种短期行为，而是具备长期效应的、真正融入到全国乃至全球语境中的艺术。

2007年6月18日，由意大利新文艺复兴基金会、首届中国重庆文化艺术节办公室主办，锦瑟画廊协办的 “意大利珍宝画展”在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开展，同日另一场名为“水”的画展也在锦瑟画廊开展。晚上烟花在朝天门盛开，重庆直辖十周年庆典开幕。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0期——“重庆直辖”

文/贾樟柯（北京）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三峡工程由来已久，从民国孙中山时期开始提议到1992年最终通过决议修建，它一直是中国人关注的焦点，甚至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国际性事件。它牵动了一百多万人口的移民，也牵动了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长江沿岸历史城市的拆迁，牵涉到那么多的文物和古迹，在人类历史上这都是空前的。但这个空前的事件在一开始对我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我出生在山西，又长期居住在北方，在中国南方修建一个水电站，感觉和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对这个事件本身的理解也是抽象的，正如所有的媒介报道，都从宏观层面对它进行读解。“100万的人口移民”在一个国家里、一段历史中都只不过是一组抽象数字的书写。如果我们只是通过数字和媒体报道而不是通过普通人真实的生活展开的叙述，就很难去体会到这个巨大的变革给个体所带来的影响。而现在所存在的个体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描述的，因为恰恰是这些数量巨大却被抽象概括的现实生命才离我们的生活最近。

【三峡】

在2005年我第一次去了三峡，亲眼看到了三峡沿岸城市的移民和拆迁。那次采风带给我的一个巨大改变就是摆脱了这些数字下的麻木。当我看到上万人聚集在鹅卵石河滩上等待移民出航的轮船，向亲人挥手告别的身影，握手、拥抱、哭泣、微笑……这些画面蕴藏的力量直接刺激了我的神经。在拆迁现场，用当地的领导的话来说就是“两千六百年的城市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拆掉了”，这句话里提示了一种速度，这个速度既是中国当下城市建设、更新和发展的速度，同时也意味着无数的普通人的生活在瞬间发生改变——我们——所有普通的人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中。这正是现代启蒙中的“民生”问题。在一个社会反差较大的国度，存在着多种现实，让另外一群人了解另外一种现实，记录和描述普通民众真实可感的记忆，构成了拍摄《三峡好人》这部电影的动力。

2006年的时候，画家刘小东开始策划以三峡库区移民和拆迁为背景创作一组组画《三峡温床》。电影《东》就是拍摄这件事情的记录片。《东》以画家创作作品为线索，拍摄记录了拆迁工人的生活。但是仅仅有纪录片是不够的。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发现被记录的人物角色在面对摄像机镜头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人际关系并不是那么的真实，它会有所回避或有所夸张，于是《三峡好人》这部电影以故事片的方式同时进入拍摄。通过重新建立故事的叙述来把这些隐性的东西重新展现出来。这两部电影，一个纪录片和一个故事片，是通往叙述现实的两个方向。

【奉节】

在拍摄之前，剧组对三峡库区各个城市都进行了考察，而最终选择了在奉节县拍摄。一个原因是当时奉节县还剩一半以上的旧城未拆迁完，这是有利的电影主题环境同时也是整个三峡库区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奉节有着其特殊的文化表征。从古诗中“朝辞白帝彩云间”到现在第五套人民币10元纸币背后的蘷门关，整个文化、历史、自然地理甚至经济在这样一个江边小城都有所提及——这是电影值得展现的文本。在拆迁的废墟中，当人们在忙碌他们的生活时，这些文化可能被屏蔽在能够注视的范围之外，但是它们一直都在被使用。长江游轮上解说员对三峡风景的介绍以李白的古诗为开头，韩三明和工友们交换欣赏人民币背后的风景。影片中这些片断联接了宏观文化和微观生活的缝隙，将这一时刻的现实放置在了整个连续的历史中：当站在奉节看蘷门的时候会想到刘备一定也看过，李白一定也看过，我们跟古人还在分享同样的东西。

【烟、酒、茶、糖的电影】

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有一种传统，即只记忆那些宏大的事物、重要的时刻、庞大的数字，重大的事件。这种传统使得整个民族的历史从不描写最朴素的生活，也从来没有涉及到最微小的物品。

“烟”“酒”“茶”“糖”是剧组在三峡库区拍摄时常常见到的四样物品。常常见到并不表示这些东西的丰富，相反正是因为物质的匮乏使得这些物品成为当地人交往中重要的沟通。剧组到一个民工家里去采访拍摄时，屋子里面家徒四壁，四根板凳围着一个煤炉烤火，他用啤酒来招待我们，但每瓶三块钱的啤酒对他来说是生活的奢侈品。朋友一见面，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先递根烟，烟是男性之间打交道的重要方式。茶和糖也同样在沟通着人际关系，有人生病送糖，朋友之间送茶叶……对于缺乏物质的民众来说，烟酒茶糖比细腻的语言显得更有力量，也更能表达情感。

同时“烟”“酒”“茶”“糖”这四种东西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国家重点调控的物品，而三峡工程本身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有计划的修建、有计划的移民，有计划的拆迁。作为一个国家的宏观计划，烟酒茶糖从一方面对应了一种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结构，也从另一方面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勾勒来自民间最朴实的感受。如果说三峡工程修建将百万移民的命运共同联系在了一起，那么“烟”“酒”“茶”“糖”则成为在这场漂浮命运变迁中联系所有人们感情的微小事物。它们成为《三峡好人》隐性章节的线索安排。

【飞来、飞去——神话、现实与未来】

生的被动移民，还有数量巨大的移民是自觉外出打工的移民。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外出打工不仅是解决个体经济问题的途径，也被当地人看作是体验和融入外界文化的主要方式。在对当地一家人采访时，女主人长久地注视着墙壁上的NOKIA海报，并骄傲地告诉我们她的女儿在这家公司上班。这个细节后来成为电影中常常出现的镜头。面对现实时的无所适从，使得他们将注视的目光放在未知的外界。长久的注视一张广告海报，或站在窗口向远处眺望，这种眺望和注视构成了他们对未来生活和远处生活的理解—— 一种符号性图景的描述。然而未来是未知的，对于那些在现实中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人们，未来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暗示和现实的同构，未知的漂浮的不能自我主宰的命运；另一方面暗示新的可能的希望，对未知的憧憬，仿佛应该有某种超越现实的神话在他们眺望或注视的远方。

三峡地区的文化中有很多神话故事。神女峰的眺望，巫山云雨的神话，天气变幻无常的种种奇幻的景象，这些故事从古流传至今。甚至当前的现实——在一年之内，百万人口将从这一地区消失不见——这一事件也带着超现实的色彩。这些故事赋予了这个地区很多神话的情绪，它们丰富了简单化的现实。

《三峡好人》这部电影中，主演韩三明和赵涛站在山头眺望远处飞来又飞去的飞碟——巫山云雨中的奇幻事物；移民纪念碑神秘的飞走——“一夜不见”的百万人口，这些镜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三峡地区神话气质的现实表达。神话不仅是古代遗留的文化，同时它们在对应实实在在的现实时还指向了未来——那个无数普通的人们眺望远处的未来。

【电影之后】

《三峡好人》拍摄完成在上海放映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当时移民到崇明岛的移民来观看这部片子。在放映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当电影播放到人们等待移民的场景，画面出现一个人紧紧抱住一棵橙子树，要把这棵树连同这些泥土带到崇明岛去时，一名观众泪流满面。这名观众后来告诉我们他的经历跟电影里面那个人一模一样，也是怀抱了一颗树苗，而当他把这棵树带到崇明岛栽到自家院子里的时候，一年之后这棵树没有活，死去了。他说：“我们所有东西都可以搬运，但是我们的天气，气候，土壤，我们的风水都是搬不了的。”这些细节都是非常可感的，来自民生的反应。

以三峡建设为背景来看这部电影，它是中国当代快速发展的一种集中表现。面对这个题材的时候，去考察在这件大事背后每个人的生活，对他们的生活保持敬意，记录在这个发展和变迁过程里面所有人民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我想这就是我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的态度。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9期——“中国家庭”

文-图/朱晔（广州）

聪明和弱智是小学同学，

机灵和傻B是姐妹俩。

聪明在一家工厂干活靠卖体力挣钱，

弱智是个市场部经理专卖脑力赚钱。

机灵给聪明生了个儿子也叫弱智，她平时开个小杂货店也顺便带带弱智，

傻B是弱智的老婆是个人事干部，

弱智太忙她就负责接送儿子聪明上幼儿园。

后来，弱智经常帮机灵进货就和机灵好上了，

聪明和机灵离了，干脆就和傻B好上了。

过了一年，

机灵给弱智生了个女儿，叫傻B；

傻B和聪明也生了个女儿，叫机灵。

再后来，也不知是怎么的，

聪明和机灵原先生的弱智和聪明和傻B后来生的机灵好上了；

弱智和傻B原先生的聪明和弱智和机灵后来生的傻B好上了。

故事到这儿就完了。

再后来的事，除了

聪明、傻B、机灵、弱智；

傻B、机灵、弱智、聪明，

就没人知道了。

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9期——“中国家庭”

文-摄影/王子（北京）

这些照片是我2004年初至2005年在北京的前门地区拍摄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曾在SOHO（房地产公司）工作，过着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下班去健身房游泳或练习腹肌，之后在茶餐厅慢慢吃最后一顿饭。一周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星期五喝得醉醺醺地去DESTINATION找乐子，就像一只寄生在资本家私秘部位的阴虱，开心快活又渺小卑微。在打工期间，我只能利用周六和周日拍摄照片，周一至周五在办公室里正好将周末拍摄的照片拼接起来，这样我最后形成的作品可以和真实的物体等同大小或很多图片组合形成巨大的画面。

前门地区是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解放前这里是繁华的商业区，这里拥有中国北方最体面的院落和商铺，现在的前门却已经沦为贫民窟，曾经繁荣兴盛、寸土寸金的地段今天已经凋敝不堪，成为城市贫困人口的聚居地，如同繁华中的孤岛。破败平房、困窘生活与周围豪华高楼、繁华的都市形成鲜明对比。

前门紧邻天安门广场，在前门的各个角落，遍布着各种形式的文字与符号。这些文字与符号随着城市的新陈代谢不断变化。其中既有毛泽东执政时代的政治标语，80年代后期政府提倡经济建设的口号，还包含了小广告、“拆”、“办证”、奥运等内容。这些文字与符号本身并没有价值，甚至已经被书写者遗忘，它们的含义是含混模糊的，它们的实体存在是错误与错误的累积和运算。

胡同和四合院处在北京城的中心地带，居住在此的人有两类，权倾朝野的显贵、社会最底层贫民。我住在崇文门晓顺胡同2号院，这个小院曾经是北京地道的四合院，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居住的小院和很多民居的处境一样，年久失修和私搭乱建已经使它成了面临拆迁的“危房”，只剩下院中残存的一段回廊和我屋里两扇雕花隔扇。

贫民居住的四合院一个院子有很多户居民。大家公用院中露天的一个水龙头，水龙头下面就是一个石头砌成的污水池子，全院居民的各种液体废物和小便都会倒在这里。到了夏天还会有一些小虫子在这里安家，看来是不太卫生，但也正是这种不卫生拉近了居民之间的距离，水龙头边是一个院子重要的社交场所。居民们在这里洗菜、洗衣服，还会有路过的人来这里喝水，不过这种场景现在已经不常见了。

院内居民要步行几分钟去胡同里的公共厕所方便，在早上的“高峰”时期，公共厕所门口还会有人排队等候。院子内没有条件铺设完善的排污管道，所以无法修建厕所。如果要洗个澡，要去几公里外的公共浴室，北京市中心的胡同、四合院都是这样；现在有一些居民安装简易的淋浴设备，但由于多数居民的房屋面积都很小，人均不足5平方米，有些居民没法装淋浴设备，很多时候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就是最简单的洗澡的办法。

和我一起在胡同中长大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靠小生意维持生计，或在快餐店、超市打工。我们几个皮肤黝黑的男孩，赤裸着上半身，在胡同里踢球，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多少个无聊的下午，大家聚在一起抽烟、看毛片；早恋的男女手挽着手、哼着歌从身边经过；打群架受了伤的男孩在我家里一边喝“小二儿”一边上“红药水”…… 还没来得及准备好，我们都已经度过了那个疯狂的年代。

我自幼一直住在胡同深处的平房院落里，听着北京车站的《东方红》钟声，每天16次的钟声至今没有变化。我曾经无数次，半夜起来步行5分钟去上厕所：夏天的夜，胡同很静，一团路灯的光，一只花猫一闪而过，抽一支烟，一片灰蒙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