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ban China

独立创新——现代大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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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8期——“同济圈”

文/吴志强(上海)

一路过来,现代大学早早已经不是过去的修道院模式。从“洪堡”开始,大学就应该是和社会融合的。简单地说,“洪堡思想”的核心在于:大学不是一个象牙塔,办学的目的在于社会进步,人才培养和思想成果都是围绕着社会进步这一办学宗旨。为此,国家必须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思想创新,大学必须倡导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这一思想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

 

现代大学的目标就是为了社会的进步而办学,人在这里面是作为思想和智慧的载体来服务于社会。而传统大学只是培养了象牙塔里面的精英,造成一批精神贵族,现代大学和传统大学的最大区别正在于此。现代大学的目标是在外面的,人作为载体,从进来的第一天开始,目标就是将来带着大学里面的知识、带着大学的思想与精神走进社会、融入社会、并且最终改变社会。

 

我国以前对大学的认识存在着一种误区,认为就是求学。中国刚开始将西方办学模式搬过来的时候,当时中国传统文人思想的影响还是太大了,还是依照昔日书院师徒相承的培养模式,从来就没有将求学者看作社会直接改变者来看。如果学生跟着老师一辈子,那老师不是白活了吗?

 

中国探索现代高校办学道路走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一过程其实就是从传统书院走向现代大学的过程直到今天,才可说得上是真正打开了局面。而在这之前,大家都只考进大学看作是最终目标,而不是将改变社会作为最终目标。

 

进大学的要旨就是要迅速掌握各种知识、掌握大学里智慧、掌握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就是创新态度。拥有这种创新态度,学生毕业以后才能成为社会上一股充沛的动力,秉持着大学的灵魂,不断地将社会改造得更合理、更美好。

 

说到创新精神,这应当是现代大学培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素质。大学给予的应该是独立精神与创新精神,而我们过去的教育并有看重这点,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我们过去的大学还不算是真正意义的大学的原因。能形成这种创新精神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它是一种体氛围的熏陶,是一种“场”,而并不是像目前一些观点那样,简地通过所谓大学的公司化或者说产业化的模式可以达成的。

 

独立创新除了是精神态度上的层面,还有方向的层面,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是否成功所牵涉到的几个重要的瓶颈性问题之一:我们的现代化道路,不能简单地拷贝一些现代化国家走过的的能源消耗道路——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悖论,即认为我们应该以这些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是否实现了现代化。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人均能耗起码还要增加5倍到10倍,但这样的标准我们是无法逾越的。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智力去创新一种道路或模式,从而使得我们也能够达到种种现代化的核心要素?!比如说现代化条件之下的理性思维、契约模式、获得同等生活质量的能源消耗等等,而不是单单衡量有多少房屋建筑面积这些一些表象。

 

从外部来看,中国即将成为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的大国;从内部来说,我们的能源已经不可能完全靠内部满足。在这种前提下,我们更应该将创新精神引到这方面来,即:让社会各学科的人都去思考研究,怎样在中国现有的资源条件下去创造一种现代化的解决模式,去创造现代生活,从而实现社会发展的永续。

水平世界中的城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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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8期——“同济圈”

文/苏运升 设计/尤捷(上海)

 

在《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托马斯•弗(ThomasL. Friedman)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水平世界的未来。相对于等级化社的“垂直”,“水平世界”就是以往所说的“公平竞争环境”:科技、政治和经济革命的壁垒已经消除,跨域合作与共赢成为共同的选择。弗里德曼给我们列举了起到推动作用“十大碾平机”: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个人电脑的崛起、Netscape浏览器的出现、工作程软件、开放源代码软件、外包、离岸业务、沃尔玛式“供应链”、内包(利用外部组织提供内部服务)、信息服务(Google革命),以随身的个人无线技术。尽管作者的乐观大于深刻,但是谁也不会承认:一个交流成本趋向于零、数十亿人正试图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去的世界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由此而造就的新的城市空间成长机制,正使得城市内的各区域空处于不断的变化和重构之中。

 

我们可以列举以下关于城市未来成长模式的构想:

 

1、全球城市(Global City)

通过全球信息密集活动中心的辐射作用,全球城市得以成形成,决定它的不是人口规模,而更多地偏向政治和经济。萨(Sassen)于1991年提出了全球城市假说,并认为这类城市存在以下特征:世界经济组织总部高度集中;金融和专业服务公司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主导部门;产业创新的发源地;新产品和新市场的聚集地。

 

2、区域城市(Regional City)

由贸易自由化、无管制的远程通信所带来的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区域城市一方面是跨城市之间的区域合作,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大都市的郊区化。

 

3、国际金融中心(World Finacial Center)

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得金融活动的关键落实到其物理空间上,即由各大金融机构的落地促成金融中心的形成,进而往全球城市演化。

 

4、信息城市(Information City)

全球化的另一个特征即在于信息的全球流动。信息城市是信息经济的集散地,弹性的生产机制使得资本生产得以重构并转型,咨询和信息业的流动特征使得城市与区域发生结构姓的重组。

 

5、网络城市(Network City)

随着快速交通与通讯的迅速发展,城市成为网络态路径上的联络节点,它们共同形成区域化的弹性交流环境,并通过相互之间的渗透,进行重组、优化、垄断或分化。

 

6、电子农庄(Cyber-Farm)

因为互联网的作用,使得信息可以跨域地渗透,由此,在远离城市的郊区边缘,电子化的农庄以封闭的空间参与到虚拟世界的开放之中。

 

以上六种模式,可以供我们设想不太久远的未来,这样的未来,世界依旧“垂直”。因为真正的“水平”只有抽离政治、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地域等条件才能达成。而正如列宁所说“垄断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最终形态”,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资本的不断合并和垄断并作用于城市,使得城市空间在不断的更新中得以重构,这才是我们将要面对的未来。然而,世界是整体的还是割裂的,是一次性的还是可持续的,环境是资源还是整体的生命体,生态与技术能否为我们书写可预期选择的未来?按照协同学的观点,自然结构与社会事物之间有着相互协调的结构方式。不可否认的是:意识形态、资本、技术、城市空间、城市生态、人的行为将捆绑在一起整体协同进化,而等到世界真正平坦的那天,人类社会和他们的城市文明所面临的可能是比“平坦”更为不可预言的非流动性的世界——热寂的世界。

“我们城””W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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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7期——“人民城市”

 

李雪凇(北京)

Li Xuesong(Beijing)

北京红鹤沟通机构董事长

President of Flamingo Communication

 

致《城市中国》:

——什么是人民?

 

人民这两个几乎算得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汉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意是不尽相同的。近代的中国是个在国力积弱的国家,在国际上饱受欺辱,遭遇瓜分乃至濒临亡国。绝大多数国民生穷困潦倒,精神萎靡愚昧,无法获得作为“人”存在的基本尊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获得了全社大多数人的支持认同,得以代言群体、领导革命、执政并建立了新的国家政体。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定义的“民”主要指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等“敌人”的各阶级和社会团体。到建国时,毛主席将“人民清晰的定义为进入统一战线的四个社会阶级成员: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包括许多通过削而积累了大量财富的资产阶级。解放初期,党指引“人民”在“敌我”矛盾中与“敌人”,尤其是“反革命分子”划界线,并将其肃清。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剥削阶级被消灭,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产生——主要是官主义阶级的出现,这部分人也从团结一致的“人民”中分化出来。而另一部分没有被准确定义入“人民”的人,比如知分子,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下,得以“走向人民”——一个具有乌托邦理想的社会实践事实上致使“人民”内部趋于平等(甚至平齐),但是极端意识形态化的狂热的集体政治运动在扭曲“人民”人性和人格的同时,也逐渐使“人民这一曾经代表着大多数底层国民利益诉求和群体理想的词语彻底政治化空洞化。改革开放后出版的汉语词典中所定义“人民”: 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这个定义下的“人民”已经将绝大多数中国“国民”涵盖了进去。在与时进的今天,全球化互赢互融的浪潮中,“人民”的意涵进一步得以扩大,它应该指: 地球上的全人类——享有平等自由求生活幸福等基本权利,维护世界和平,维护自然生态物种和社会文化多样性,互助互爱,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公民”。

 

 

——什么是为人民服务的城市规划?

 

本着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政府职能部门对城市空间的研究和实施划(有时表现为充满智慧的“不规划”——因为懂得利用城市“自然生长的魅力”)。在现代社会,政府不仅要有能提供优质的城市空间,协调好各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还要为未来而设想——如何让城市更具魅力,尽可能缩小绝大数人之间的工作居住生活水平差距,努力保障个人自由建立社会公平机制包括相对均等的发展机会。为人民服务的城规划是“民本位”的,而非“官本位”的;是为了让“人民”栖居,而不是为了管控;是平衡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而以一切以经济利益为先的短视发展的规划。

 

 

——什么是你心目中的人民城市?

 

“我们城”(请允许我为她命名)有着美丽的城市天际线,茂密的树包围在城市四周,并伴随有鱼虾的小河流深入城市腹地……这个城市的功能并非是像你们所居住的城市那么整齐一,切分完整(我专门去过你们昌迪加尔),而是混杂多样,充满生命的奇妙。我们保留了来自历史传统的建筑物和人文遗拥有与其它城市不同的地方特色(北京筒子河和皇城根/澳门的老街区)。旧的建筑和新的建筑小心翼翼地长在一起,内在的尺度关系设计连接,让人惊喜和感动(在欧洲随处可见)……“我们的小广场”(记住不是可供全市人民站在上面的广场)是城市居民的聚集地,也是城市的中心, 广场四周有可供居民宗教信仰的教址、取自历史典故创作的城市雕塑、政局、电影院或戏院、艺廊、书店、博物馆、游客中心等公共设施和场所(歙县宏村/苏州同里/改造后的上海新天地),勤车站也位于广场小湖边的一侧(台湾日据时期的火车站),市政府办公楼低调朴实倒也不失体面(不像你们公仆的大高楼—豪华中心),几条可供步行和小流量车行的商业街、集中式商场和写字楼,位于底部的各种特色餐馆,高中密度夹杂、旧混合的住宅区围绕在四周。按照学生活动路径设计的校园和球场(我们的孩子不用天天做团体操,所以没有设操场)则于住宅区的背后——没有看到愁眉苦脸的孩子,有的是童年的快乐、少年的青春血性和青年的踌躇满志……在“我们城城市并没有那么干净,甚至有一点儿脏和乱(我并不是说这里垃圾成堆,我只是告诉你秀水街和张大力的涂鸦我们是会傻到去清理她的),尊重艺术和不同人的个性发展是让城市有创造力的条件(所以我们更不会傻到去“拆那”798、圆园村和树村)……商业街的宽度总是小于两侧建筑物的高度,可以聚集人流(丽江大研镇/北京后海烟袋斜街/香港港岛)。住宅区的街道则宽一些,可以在路边停下小汽车,两旁种上大树冠的行道树(北京丽都饭店周边/日坛路使馆区)。而到了污染产业发展区、外围环城和城际通勤才是大马路应该出现的地方。整个城市路网密,街廓小,四通八达,易于疏散,几不堵车(“我们人”每天平均比你们北京多活两个小时有效生命)…… 我们通过法律程序与政府、本地和各地的专家、里们一起商讨如何建设我们的城市家园,整体上的、局部的、长期的从历史角度出发的、短期的流行因素的……在这里没有大广场和政府大豪楼,没留下政府“内鬼”和丧失社会责任的商人勾结的空间,看不到“拱容积率”的攫掠意识和满语病、谎言的房地产广告,历史街区和艺术角落不会被拆除,老人可以不被垂直的机器空间冷落,孩子离开网络游戏补习班奔向小树林。感人的城市景观角落随处可见,每个人都可拥有属于自己的“地方芭蕾”,城市空间尺度的友善潜默化使人们间普遍更加友善和谐……

 

 

“我们城” 就是这样—— 一座真正属于“人民”的城市.

人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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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7期——“人民城市”

 

文/匡晓明(上海)

“以民为本”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也是立国之本,更是民主之道。

 

伴随着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市民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民主的进程也将随之前行,“社会建设”也在“物质建设”之后摆在城市面前。城市管理与城市规划已不简单是为城市建设服务,更主要的是要将社会建设的内容纳入体系中统筹考虑。从帝王造城到匠人营国是进步的表现,从官商合谋到官学共治更是迈进一大步。而今,我们的城市已经告别政治主导型政府,而当下经济主导型政府也已暴露出种种弊端,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城市治理模式,即建立一种所谓“共建型”模式,建立一个以民为本的人民城市。更现实一些,可能是一种由专业学术人员引导下,以学为媒、以民为本、官民共建的城市治理体系;更理想一些,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治型”模式。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同样反映在城市发展中,即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城市的管理体系有相应的变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发展了,GDP提高了,城市就更大了,环境就更美了,而面对这些千辛万苦干出来的政绩,许多市民的意见却越来越大。

 

在城市中可以通过市长与市民的两个方面的简单划分来反映这种矛盾的冲突。一方面,市民头上有“三高”:高房价、高消费、高学费,新的三座大山压得人难以喘气,而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贫富分化、食品安全、违法拆迁、违章征地等一系列问题在城市建设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下扑面而来。

 

另一方面,市长们也似乎忙得上气不接下气。通过以地生财、招商引资、筑巢引凤的城市经营系列运作,城市更大了、马路更宽了、建筑更高了、绿化更多了,GDP搞上去了,城市形象美化了,看上去成绩巨大,政绩显著,亦可谓苦心经营。

 

从表面上看,“市长意志”似乎是代表“市民意志”的,但细究其源,基本上是“市长意志”代替了“市民意志”,而且“市长意志”偏离了“市民意志”。在席卷天下的“政绩”政治下,大跃进式的发展不受市场规律与城市发展规律的制约,不考虑投入产出比,潜在的投资损耗极大。这就造就了GDP提高了而幸福感降低了、马路拓宽了而交通更拥挤了、街头绿化了而小商贩被赶走了、土地调控了而房价攀高了……种种扭曲的现象。在光鲜的另一面隐藏着不安定与不和谐的现象。

 

市长们似乎也没有错,作为世界上最忙碌的群体之一,他们早起晚归,费尽心力。但在GDP与政绩压倒一切的思维指导与决策惯性下,市长们的决策却过于集权或自我。从摊大求洋到比宽争阔,从拆旧建新到新城拔地,经济主导型城市在某些地方已经演变成为对自然资源和公共资源乃至部分市民的“掠夺”。曾几何时,市长们要亲自来确定城市的规模——一定要大,来制定城市的道路——一定要宽,来划定城市的广场——一定要阔,来设定城市建筑——一定要高,来指定城市的景观——一定要绿。城市规模自有其发展规律和国家标准;城市交通本身有科学的道路网密度,一路独大的结果就是把道路变为“停车场”;条条道路美化透绿,更是对城市多样性的扼杀。这种妄顾专业意见的城市独裁使城市建设的目标脱离了民生民本的基本思想,壮观优美的表象却无法承载真实人民生活的要求。试想城市建筑效果图如果都由市长亲自拍板,他们岂不是天生的艺术家?

 

从事城市规划设计工作的专家与设计师们在这种氛围中,一方面要在“求大”的规划思想下冒违反规定与规范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培养出揣测领导喜好的恶习。许多规划师在市长意见与相关规定、领导意志与公众利益之间左右为难,如果要左右逢源,就会成为打擦边球的冒险者或市长的绘图员。

 

一个城市空间或建筑单体本是为人民使用的,其好坏自然是人民或其代表说了算,但为什么市长们偏要于百忙之中对其情有独钟呢?关键还是这些事情能出政绩,不然怎么会众口一调地要求“一年要开工,三年见成效,五年建新城”的高效计划呢?苦了城市的计委忙立项、规划局催图纸、土地局搞指标,而设计师熬夜加班,施工队挑灯夜战。

 

城市的事情是谁说了算?回答这个问题要看城市属于谁,城市是属于人民的,当然人民说了算。也可以说城市规划的本质是为市民,而 。

 

一个城市的和谐发展有赖于政治、经济与社会三者的有机统一,而又相对独立。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小政府与大社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城市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已被提到日程上来。一个好的市长应该是一个服务者和仲裁者的角色,而不是竞争者和独裁者的角色,更不能以市民利益的名__义来侵犯市民的合法权益。不然,市长就会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形成的助推者和保护者,更使其中部分成为权钱交易的腐败者。当下,城市政府虽然可能在决策中采用了专业论证和公众参与等制度,但事实上,通常仍是市长动意在先,市民参与在后。政府仍是公共政策的直接制订者,而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在很多城市决策或城市规划中沦为民主的装饰品。

 

城市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最重要的承载空间,城市强盛则国家强盛,城市民主则国家民主。

 

中国城市是行政权力自上而下进行统治的节点,市长就是城市的权利中心,而美国自下而上的自治体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美国市镇是由自由人共同参与的自治,其整体治理体系即由市镇自治为基本单位,自下而上建构起来的。虽然不能说美国市镇的模式完全适合中国,但其公众参与、听取民意的方式是值得借鉴的。公众参与是美国近50年来城市规划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众参与通常包括3个要素,即: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和通过独立审查程序保证公平的权利。当然,公众参与费时费钱,但他们能得到合理与公正的回馈,得到的是市民的主人地位和幸福感。

 

表面上看,公众参与方式会带来慢速,而独断专行的决策尽管快速,但其长期损耗的危害性更大。更重要的是,随着市民权利的分化,使其不可能都认可政府的决策,更多的市民会保护他们集体的利益。比如,政府让市民搬到郊区去住,而市民不愿意;政府要拆迁市民的房屋,而市民要讨价还价;政府要禁止后半夜卡拉OK,而市民偏要唱;政府要禁止电动自行车,而骑电动车的市民坚决反对;政府要美化街道,而小商贩却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

 

对于这些扑面而来的问题,明智政府的选择应该是主动改变其治理体系。即当市民成为自由人的时候,政府的治理模式也必然为自由人而设。在这种模式下,唯一的方式是市长把城市交给市民,即每个相关利益群体都有机会与权利参与城市决策与城市规划,表达其利益诉求。而政府就是利益平衡的仲裁方,一方面,确定有利于多数市民的折中方案,另一方面,对于少数追求个人利益并损害公众利益的所谓“刁民”进行制止。

 

在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下,任何一蹴而就的改革都是不理性的,现实的模式是率先建立一种“共建型”体系,即在多数市民尚不完全具备公共意识与公众道德的时期,形成一种由专业学术人员引导,以学为媒、以民为本、官民共建的城市治理体系。而未来更理想的体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治型”模式。

 

城市是人民的,市长要为市民服务,这已经是我们的共识。但自上而下城市治理形式的转变还需要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目前,在城市治理中有三个角色:政府、专业和公众。其中专业的角色非常重要,他们广泛地存在于城市的各个领域中,比如城市规划工作者。他们中的一部分可以率先成为有识之士,并对城市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影响力,他们是城市发展方向的编制者与研究者,他们具有专业与领先的城市发展思想,他们也有能力决策或影响决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公众代表。在转型时期,专业人员应承担城市中“官民共建”媒介的角色,而不是市长的附庸或共谋者。

 

在大学里,老教授对我们说,城市规划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建设一个美好的城市。我们做规划要先听听市民的想法,如果市民要沿街开店、沿街设摊,我们为什么要担心上海滩成为“上海摊”?我们为什么要为街道的不整而“负罪”?我们为什么要为市长们带有病态的审美而扼杀多样性的城市活力?

 

城市是多样性的,是彩色的拼贴画,她是属于人民的。简 · 雅各布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城市多样性,这有点像温柔的谋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简单是口号,而是行动和机制。

人民城市就是人民做主。

人民城市就是和谐社会。

湖广填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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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6期——“移民中国”

[文/王暐(广州)]

 

从湖广地区迁移人口来“填”四川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前后共有两次,分别发生在元末明初和公元1 6 7 1 年( 清康熙十年) 至公元1 7 7 6 年(乾隆四十一年)的100年间,后一次清政府共向四川盆地移入623万人。

 

成都洛带,三国蜀汉时建镇,有着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之美称,也是保存最完好的古镇之一。镇上客家人占了全镇人口总数的91%。古镇建成区面积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中了一批晚清与民国风格的建筑群落,这些就是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的古会馆群。目前洛带现存的建筑精美、独具特色的几大会馆有广东会馆、湖广会馆等。其中湖广会馆的殿廊彩绘观音故事壁画技艺精湛,为人称道的是会馆内无下水管道,但再大的

 

雨天也不会淌水漫延,是该馆一大奇迹。广东会馆是由梅县填四川的客家人集资兴建,又名南华宫,是洛带镇的标志性建筑。它座北向南,主体建筑面积3310平方米。馆内石刻楹联条幅保存完好,联文取意及书法镌刻堪称上乘。其中“云水苍茫,异地久栖巴子国;乡关迢递,归舟欲上粤王台”一联最能反映客家先民拓荒异乡的创业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不但为广东籍的客家人提供一个空间的上凝聚,也在情感上、精神上巩固了客家人原乡文化。在这里,完整地保留着客家民居、方言和生活方式,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温习着过去。会馆也是乡土情结浓重的客家人的社交场所,他们在这里饮茶,访友,用客家话沟通,交流情感;同时还可以看到原乡的戏剧表演,参加对故乡神灵的祭祀活动,使得原籍文化香火不断,繁衍至今,这是属于他们各自的圈子。而在危难关头,会馆则将“壮我乡威”的职责担当起来,各地会馆内部互相帮扶、共御外辱。

客家人与京沪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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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6期——“移民中国”

文/朱大可(上海)

 

1841年仲春,英国气动铁甲舰“复仇女神”号领军的英国皇家舰队,击沉70多艘中国海军战船,摧毁沿岸的所有建筑,并剪去中国战俘头上的辫子,以此羞辱傲慢自大的帝国。这就是“鸦片战争”令人不安的结局,它提供了异族干预本土历史进程的范例。官方历史学家宣称,它就是古代史的终结和近代史的开端。一次外部的扰动,惊动了自闭而脆弱的帝国体系,令它露出严重衰老的病容。大英帝国的火炮,不仅捍卫了银本位的殖民经济体系,也击碎了辫子帝国的强盛旧梦,把它变成一堆可笑的亚细亚瓦砾。

 

这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次推动。广东爆发的军事冲突,并未在帝国北部引发强烈地震,却古怪地惊醒了一个蛰伏于南方的民系——客家人。这个在历史空间上曾经剧烈移动的民系, 从北方( 中原) 出发,行走了一千多年,在中世纪晚期抵达亚细亚大陆的东南端,被太平洋的海水所阻拦,沿着海岸线定居下来,仿佛沉睡了一般。但英国人的战舰惊扰了它,使它再度变得狂乱起来。

 

1836年,在“移动的民系”内部,一个叫做洪秀全的底层知识分子,在寻求科举仕途受挫之后,从美国牧师手中获得了思想反叛的资源。1843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洪开始仔细阅读一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基督教中文手册,听到了关于末世灾难的伟大预言。他从鸦片战争爆发的现场附近——广东花县,走向广西紫荆山脉,组织起一支名叫“拜上帝会”的庞大军团,而后开始了近现代史的第一次客家北伐,并在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它的乌托邦“天国”的版图,甚至扩展到了整个长江沿岸地带。这个集团的主要首脑,从洪秀全、冯云山、洪仁轩、萧朝贵、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到捻军首领赖文光等,都属于“移动的民系”客家。历史之手还设计了一个更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它任命另一位客家人曾国藩为帝国守护者。他们就此展开关于帝国兴亡的激烈争执。数百万人为此付出了死亡的代价。太平天国就是客家人的疯狂杰作。经过自杀式的内讧之后,它崩溃在19世纪远东最黑暗的黎明。

 

而“移动的民系”第一个成功的政治杰作,是孙中山缔造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广州军政府,针对北平国民政府与“帝国主义”的暧昧关系,它三度宣布北上征讨,甚至打算组织300万的军队进军俄国,并在1926年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是客家人继拜上帝会之后的第二次北伐,一个以“三民主义”为价值心的新政府在南京诞生,大批上层移民迁移南京及其附近的上海、苏州和杭州,改变了20世纪中国的权力地图。此后,另一个长于机动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客家人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和叶剑英人等的推动下,历经多年, 完成了第三次艰难的北伐——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农民政治精英在北平集结起来,接管了中国人民的命运。

 

“移动的民系”领导的三次北伐,跨越一百年的历史,三度改变中国的颜色,并彻底重构了整个近现代史的基本格局。这是一种令人唏嘘的历史叙事逻辑,它被同一个固执的民系所操纵, 而其内在的逻辑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永无止境的迁徙。移动,就是客家人的人类学宿命。

 

客家人是犹太人的一个远东镜像。我们已经看见,犹太人在全球范围内逃亡,历经数千年的苦难,借助强大的民族宗教的支撑, 重返大卫王和所罗门的“ 锡安山”(Mount Zion)祖地,此系保罗•蒂利希所描述的“时间民族”的本质。而客家是一种“时间民系”,作为中国北方汉人逃亡者的后裔,它借助强大的族谱书写体系,固执地保留了对祖先的文化记忆。为了一个最简单的信念,它耗费整整一百年时间,前赴后继地向北方进军,在殊死的北伐中,描述着旧家园的模糊轮廓。

 

不仅如此,它还要像犹太人耶稣和马克思那样, 营造乌托邦公社和存在的乐园。所不同的是,客家人是无惧死亡和渴望浴血的民系,它继承北方祖先的基因,不推崇宪政民主的政治价值。在我看来,似乎存在着一个启示录式的律令,它是关于种群命运的极度追问,以及走向新王国的强力道路。这项律令从未被记录在字词文本里,却直接演示在历史的现场,蔚成国家叙事的宏大格局。天国、民国和共和国,这三个按时间排列的国度,就是客家人政治梦想的尘世倒影。

 

经历漫长的移动之后,客家人完成了“ 流民” 向“ 居民” 、“ 客人” 向“ 家人”的文化转型。它是专政和拒绝宽恕的种群。军事征服,就是要为“家人”描绘一条尽可能漫长的国界线,它也是客家家园的道德边界。客家的领袖宣称,思想,必须统一在士兵的射程以内。客家人的信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更,在获得“天京”和“紫禁城”的家园之后,它走到了自己宿命的尽头,转而成为拒绝移动的民系。

国际:美国RTKL——“中国各个城市已经在全球的平台上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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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城市中国》第014+015期合刊——中国城市3

Answer:RTKL公司在中国拥有非常积极的商业策略,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从建筑概念设计开始,在中国已经有非常长久的经验。不同的公司面对中国会有不同的市场策略:有些设计公司以中国分部作为支持美国或欧洲总部的生产单位,或者执行来自总部的设计,或者在中国自行项目设计。根据不同项目类型和甲方,RTKL在中国会采用适合的方式,或者与总部、或者单独进行建筑或城市规划项目。RTKL公司在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宽广的工作平台。RTKL的设计哲学是为人类创造宜居空间。人类是我们设计的对象与主题,我们希望提供给甲方最佳的服务,也给员工提供最完善的工作环境。创意是我们设计公司的精髓,我们希望看到许多设计师在我们公司茁壮成长。

 

Question 2.WTO五年中国设计市场开放后,您对中国设计市场怎么看,未来有什么打算?

 

Answer:RTKL希望最终成为一个从概念方我设计到建设实施都能兼顾到的、全方位服务的设计公司,所以我们对中国设计市场的开放是非常看好的。

 

众所周知,目前的境外设计单位在中国都只有咨询资格,并没有项目实施的资质,我们当然希望未来能够拓展我们的业务领域。

 

Question 3.您对中国20年来的城市发展怎么看?

 

Answer:我认为未来的城市应该放在全球的尺度上去考虑:城市之间的竞争就是全球的竞争。显而易见地,中国的城市已经在资源上竞争,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等城市已经在全球化的平台上相互竞争。中国的城市领导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积极地改善各自城市生活环境,增强自己的全球吸引力。大多数的城市都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在中国城市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上其他的城市也在进步,所以我们应该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思考这些问题。中国城市还有必要更加开放,WTO的开放并不仅限于设计行业,这也是金融、信息及整体经济体制的开放:这都会影响到城市发展的!

 

Question 4.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中将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贵公司有什么样的策略?

 

Answer:建筑师通常只关注建筑单体层面的问题;规划师会整体地、宏观地去关注城市问题。因此,我们设计团队中都有规划师,规划师是我们团队的核心人物,致力于研究战略,甚至商业策划。规划师是城市设计远景的原创者。中国的城市设计与规划应该以人为本,或许之前的发展过于快速,我们是否应该减速?目前的城市建设过于机械化,是否应该更人性化?如香港或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实现复合式的、高生活质量的城市空间。我们在广州火车站周边城市设计项目中就尝试了这种概念地贯彻。

昆山千灯新镇规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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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4-015期——中国城市3

 

在城市结构的创造上,IBO希望能摆脱无处不见的方格网式的理性。一个有机的形态使得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和可识别性成为非常自然的事情。水在千灯的水乡老镇的城市结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样,在新镇中水也成为组织城市结构或加强城市意向的重要元素。力图避免城市肌理的均质性,千灯新镇的每个环线内的建筑密度和基本肌理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城市最中心唱主角的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建筑,而是自然。

 

造城运动中最可怕的就是没有休止符的连续强音。所以在新镇南北东三边都规划了生态过渡带,新镇生长在一个绿色基质上,这个基质形成了与工业区的隔离带,同时又成为欣赏新镇的前景。带状的绿色通道穿过工业区将新镇与生态保护区相连,绿色通道也可以成为员工上班的自行车道和生态保护区游人散步与游船的延伸路线。

 

千灯新镇地处昆山沿沪产业带启动区的核心部位,是昆山市区域发展的重点。这个4平方公里的小镇位于这个带状的产业区的北端,它如何能为约100平方公里的产业带服务,如何处理与千灯老镇和石浦镇的关系,又如何在工业区的包围中创造怡人的生存环境,是设计中需要解决的难点。人,城镇与工业在这个项目中被戏剧化地直接地组合到了一起,这三者的和谐共生是设计的目标。昆山千灯新镇规划方案受业主委托并在实施中。

ey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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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014-015期专题合刊别册——“eyes on ” new visual art exhibition

 

我们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图形化了。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 试想当今居住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年轻人, 他们从通过Internet 在线学习, 观看电脑动画, 参与游戏娱乐, 再到发送短消息和电子邮件, 大部分的时间都沉浸在一个以图形影像与声音并行的宇宙之中。我们当然也不难看到在过去的短短几年里, 绘画领域的出版物层出不穷, 让人们兴奋不已。我们不仅目睹创作数量的飞速增长, 同时也领略那些日趋大胆和新奇的想法。这看起来像是互联网解放了艺术创作的表现与传播。这些因素与生产方式的革新、新媒体的影响结合起来, 一起使得绘画艺术保持着自己的敏锐的洞察力, 始终出现在当代视觉文化交流的最前沿, 并源源不断地为世界各地的创作先锋们提供重要的灵感源泉。

 

本次展览汇集30 多位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年轻艺术家与设计师的作品, 着眼于当代新绘画及插图风潮, 探索种类繁多的文化意识与表现方法。这些由新兴或已取得一定成就的年轻创作者创作的作品均来源于艺术, 设计与时尚领域。不论抽象或具象, 不论比例大或小, 不论线条或色块, 都拥有高度的表述力与细节品质。延伸这个集多类创作形式于同一平台的深层意义, 其实是希望本次展览能够诠释图形绘画的复杂性、多样性、从而展现当今新视觉文化的优秀探索与实践。

 

与此同时, 展览还特别安排了其他创作领域的4 组专题展示,分别是:

Absolut Lomo 活动发布展,来自世界6 个国家6 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包括美国街头艺术家Dalek、英国摄影师Sacha Liliac 和中国艺术家黄岩等), 将利用LOMO 影像诠释自己对ABSOLUT 原创精神的独到理解。同时,借由展会开幕之际,ABSOLUT LOMO 活动也将在全国正式启动, 让本土创意先锋透过ABSOLUT 表达自我主张, 亦让世界透过ABSOLUT 看到中国的创意新生力量。

 

eyes on 特约艺术家作品展,部分影像声音艺术家将在开幕酒会上进行现场演出。

来自伦敦的动画短片交流展,英国年轻多媒体设计个人/ 团体的新近作品展示。

伦敦艺术大学学生作品展( 视屏) , 英国艺术设计教育界的最新成果,包括多位优秀华裔学生作品。

这些专题展示的内容涉及影像、音乐、时装、动画和雕塑等, 丰富了对平面绘画艺术的多层理解,也使观者的想象力得到更为广阔和有趣的延展。

 

另外,本次展览也是PLUGZINE 第二期新书的发布活动,关于参展的绘画插图艺术家/ 设计师更全面详细的作品与信息将呈现在这期杂志中。

 

DATES AND VENUES / 展览时间与地点:

BEIJING / 北京: 2006.12.9 – 2007.1.8 / C5 Art Gallery / 西五画廊

Opening: 2006.12.9 Saturday 8 pm / 开幕式间: 零六年十二月九日晚上8 点

Opening Music & Video art performances: ME:MO / Sheng Jie / 开幕声音影像演出艺术家: ME:MO / 盛洁

Add: No.5, Xi Wu Street, San Li Tun,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 地址:北京朝阳区三里屯西五街5 号

 

SHANGHAI / 上海: 2006.12.23 – 2007.1.7 / Bund 18 Creative Centre / 外滩18 号创意中心

Opening: 2006.12.23 Saturday 8 pm / 开幕式间: 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8 点

Opening Music & Video art performances: 8gg / ME:MO / Sheng Jie / 开幕声音影像演出艺术家: 八股歌 / ME:MO / 盛洁

Add: 4/F, 18 Zhongshan East Road (E1), Shanghai / 地址:上海中山东一路18 号4 楼

珠三角/深圳:10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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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城市中国》第013期——“隐秘珠三角”

 

文/瑞姆·库哈斯(鹿特丹)

 

Text/Rem Koolhaas (Rotterdam)

 

“大跃进”一词由于半个世纪前的那场失败的运动而染上了晦暗的色彩,然而它包含的大跨步发展的国家理想却从未磨灭,并且在多年之后以另一种经过调整后的方式得以实现。上世纪80-90年代,这一进程以对一系列南中国城市的开放开发为引子,开始了一场震动全球的经济大爆炸,对中国的城市面貌、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荷兰人库哈斯是最早以国际化的视野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建筑师之一,1996—1997年间,他所指导的哈佛“城市考察”课题组将目标设在中国的珠江三角洲,一个由围绕着珠江出海口的若干个城市组成的链状城市群。在中国共产党的严格控制下,珠江三角洲经历了一场西化和自由资本主义式的发展,这有效地摧毁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因而也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城市性质。考察的研究成果被汇编成《大跃进》一书,在一种理论性和批判性的语境中,该书探讨了这种强制性现代化的难以解决的后果,以及一套用于疏理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杂乱关系的全新体系。

 

今年是库哈斯进入珠三角的10周年,这应是一个重新审视珠三角的时刻——十年之后,它的轨迹有何变化?而哪些又在预期之中/之外?为此,《城市中国》特别邀请库哈斯为我们提供一份他对当年预期的检测,以作为《大跃进》一书的“后记”,同时也作为“隐蔽的珠三角”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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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城市中国》:
当时我预料到的现象:
——香港的相对不景;
——深圳的力量;
——澳门的愈发纸醉金迷;
——广州的持续活力。
我没有预料的:
——深圳走出粗放开发的状态,而变得更为成熟;它如今是中国经营得最为谨慎的区域之一;
——深圳也是中国和“外国”的建筑师将明显变得平起平坐的地方。
——深圳也是第一个拥有(相对)老区的新城;在它建成之前,这个城市都仍要进行自我再造。
惟一仍可能对这个城市(以及中国)造成破坏的东西就是金钱。中国想用有限的预算去实现复杂的野心。如今既然有了超常的财富,就应当投资于真实的质量。
深圳可能是中国的第一个……
瑞姆·库哈斯
2006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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